为什么美国资本主义运转不灵了？
新观察家（以下简称n.o.）：安隆（anron）、世通（worldcom）、安信（anderson）……为什么美国资本主义运转不灵了？
史蒂格利茨（以下简称史）：因为它被串通作业、混□利益以及缺少透明度给蚕食了；变成了一种帮会资本主义，一种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们相信市场可以自动调节的“无形之手”理论。可是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这种自动调节完全是一个神话。经济界太不透明了，太复杂了。要想让资本主义保持高效和“廉洁”，须由国家制定一些规则并予以严格执行。1906年，美国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发表一部叫做《屠场》的长篇小说，书中描绘了芝加哥肉食加工过程极不卫生的骇人听闻的情况。这部小说引起很大轰动，导致整个美国罐头食品一时间销量剧跌。您知道当时肉品加工行业是怎样反应的吗？他们要求联邦政府给他们制定严格的卫生标准。在他们看来，这是让美国人恢复信心、重新购买牛肉罐头的唯一办法。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让持股人放心，国家应该颁布新的规则，当然不是新的卫生条例，而是会计条例，尤其是有关企业股票的条例。在我看来，企业股票问题是最近金融风波迭起的主要原因。
n.o.：您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时，就已建议过推行类似改革……
史：是的，当时我就说过，企业股票不列入企业正式账目是不对的。这笔钱虽然不出现在资产账目里，但它毕竟是有来源的：它来自股东们的荷包！而且，某些受惠于企业股票的企业管理人并以不发展本企业为第一要务，而仅仅是想方设法怎样让本企业的股票在股市升值（这样做固然是必要的，但也是非常人为的），而他们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资本。当时，华尔街的银行家正得势，加上我们美国财政部的压力，那场战役我打输了。
n.o.：那么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您认为会严重到危及整个体制的地步吗？
史：不，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市场经济的基础很牢固。只不过它需要一个更有约束效力的法律框架。
n.o.：总的来说，您认为某些大企业扮演了损害公民的角色吗？
史：是的，尤其在这些大企业插手政治决策程序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国家都有，包括我们美国在内，美国的某些公司借助提供兢选资金向华盛顿施加过份的影响。此外，这种危险也来自小部分渴望权力的商人对电视的控制。譬如俄罗斯的情况就是如此，几个控制了电视的财阀在1996年成功促成叶利钦再次当选。在许多私有化仓促胡来的前共产党国家，视听权力集中落到几个人的手里，在我看来是这些年轻的民主国家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是它强迫前东欧集团实施这种著名的“休克疗法”，结果是导致某几个人暴富，大部分人则一无所有。
n.o.：在您刚刚出版的那本很有趣的新作（指史蒂格利茨的新书《大幻灭》）里，您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高级职员描绘了一幅可怕的肖像，并把他们称为“这些自由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们”。您指责他们被意识形态蒙住了眼睛，参与制造了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混乱和悲剧。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种狂热主义的？
史：那是1997年3月，也就是我到了世界银行之后一个月吧。我当时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埃塞俄比亚，在那里我第一次领教了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人员的工作方式。
n.o.：在此之前您不是已经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批评了吗？
史：当然，我知道有人指责他们强迫实施过份的财政撙节措施，但在详察他们的工作方式之前，我想他们开出这种强泻方子必有一定理由。但是在埃塞俄比亚现场，我吃惊地发现，除了意识形态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埃塞俄比亚虽然是个很穷的国家，但它的宏观经济管理却堪称典范：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可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些官僚们的眼里，在那些市场布尔什维克们的眼里，这么杰出的成绩还不足以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而这个灾难重重的国家，刚刚从可怕的内战走出来，刚刚结束了血腥的暴政，它是多么需要开放它的基金融市场啊！可他们却说，不行，必须经过那一关！你们知道吗，埃塞俄比亚的全部银行系统加起来还不如美国的一个小城市，当时紧迫的事情是让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自由化！经过艰苦而漫长的战役，我和世界银行的同僚终于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些人后退了一步。只此一遭，下不违例。后来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暴，我又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些极端分子捍卫一些没有道理的立场，但这次还是他们嬴了。
n.o.：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史：1997年底，一切迹象都显示东南亚将陷入经济萧条，必须采取扩张型（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来设法阻止这一势头。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在他们看来，只有强泻型财政撙节措施能够挽救这样的局面，尤其是确保（东南亚国家）按期偿还外债。在我们之间，我很快就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些人萦绕脑际的主要想法就是这个，因为他们首先要捍卫的是国际私人大银行的利益。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的g7和亚洲主要国家财长会议上，我直截了当地跟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老板康德苏斯（michel camdessus，法国人）说了我的看法，我把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些建议的不好看法都说了。他反驳说，要让一个民族在经济上重新站起来，必须先让它“喘口气”。于是我问道：“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接受这种痛苦，既然没有这必要，而且也违反生产力？”我当时还补充说：“你们的措施不可避免要导向暴乱，而暴乱永远都是反生产力的。”康德苏斯冷冷地回答：“如果我们发现错了，我们会撤回。”我于是问：“什么时候？要过多少年？到那时就晚了。有些痛苦是没法补救的：等到一个孩子饿到不成样子，或者离开了学校，那大错就已经铸成；等到一个企业破产，不是一两天就可以重新把它扶起来。”说实话，这种冷漠，这种无力把握经济问题中的社会和人性方面的姿态，令我非常难过。再说，您也许注意到了，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指数中只有外汇储备或通货膨胀率，从来没有贫困者数字……我输了这场战役，东南亚尤其印尼也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悲剧处境；而那些西方的大银行得到了还债，至少部分得到偿还。至于我本人，我决定辞去世界银行的职务，以便能够公开表达我的意见，批评国际金融机构的失误。
n.o.：听您说话，就好像听一个反全球化活动家在说话……
史：您错了！我认为全球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契机……如果是由民主的国际机构来引导，而且是在大家都执行的游戏规则框架之内。话虽这么说，反全球化大众运动，如人们在热那亚或西雅图所看到的那样，在让人意识到问题的视野内，还是扮演了一个完全积极的角色。当然罗，反全球化活动人士中有一些极端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这类人我是加以谴责和反对的。但大部分人还是善意的，他们知道全球化按现在这个方式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n.o.：您是说“民主的”国际机构吗？
史：是的。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应该明白国际金融机构并不是“美国的东西”，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应由各方，包括发展中国家，来共同讨论，不应该在华盛顿第十九街的办公室里秘密裁决。
n.o.：对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政治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史：很多人私下振奋，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我完全有道理，认为应该改变规则。但是在国际会议上，他们还是不敢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n.o.：这种胆小心态这么解释？
史：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就等于反对美国财政部，也就是反对靠否决权实际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国家财政机构。有哪一个欧洲政治家愿意与美国财政部较劲呢？
n.o.：所以不会有人去质疑这种只有美国独家拥有的否决权？
史：有人想过……但只是私下里想一想而已。因为公开提出来，就等于引火烧身，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场重大外交危机。谁又愿意去冒这个险呢。（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