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危机》导读
1960年起，南方黑白种族的冲突日益恶化，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恩博士在1963年8月号召了十万群众由各地向华盛顿和平进军，林肯纪念堂见证了少数族群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示威。1964年「东京湾事件」後，美国在詹森总统的领导下开始轰炸北越，翌年陆军部队正式投入战场，越战情势全面升高。越战导致美国政府必须徵兵，但年轻的一代拒绝加入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各地抗议示威不断。大学生或者占领校园、捣毁学校与军方合作的研究机构，或者吸毒杂居、以反社会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愤怒与不满。1968年4月金恩被杀，两个月後甘乃迪家族的罗伯．甘乃迪又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遇刺身亡。美国的噩梦已经不只是折磨，而是战争、反抗、暴力与死亡。这个世代确确实实是美国共和的危机。
汉娜．鄂兰见证了这整个时代的不幸，就如同她在二十几年前见证了极权主义的浩劫一样。甘乃迪就任总统之时，她的兴奋期待不亚於当时的年轻人。她曾说：「甘乃迪的处事风格使他的政府截然不同於以往的政权，其差别并不在於各种政策的追求，而在於他对政治能有一卓然见解。」这个见解，用鄂兰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讲，就是摆脱一切既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全新的角度体悟政治行动之无限可能--政治就像人类生生不息的现象所召示的那样，是自由与活力的表徵。当甘乃迪遇刺殒命之後，她也跟多数美国人一样忍住椎心之痛目睹他的大殓。随後越战升高，整个美国社会被卷入一场道德的大辩论。在撕裂的美国心灵中，她有时呵护反越战、反兵役的学生，有时则痛责反抗运动的激烈化与暴力化。他的观察与反省落实於一篇篇的文稿，最後终於结集成为《共和危机》一书。
在这本书里，鄂兰收录了三篇长文与一篇访问稿。讨论的问题包括美国军方的越战报告、青年学生的反抗示威、左翼学生运动的暴力理论、以及理想的政治组织形态等等。就系统性与深度而言，这些论述无法与她的其他大作--如《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之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论革命》（on revolution）等相提并论；但这些文章所触及的都是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其分析的角度也都是直接出自她的理论性作品，因此它们反而提供一些最具体的范例，点明了鄂兰政治理论在现实上的活用性。事实上，鄂兰的著述风格一向是超越学院论文与专栏评论二分的藩篱，而以叙事性格鲜明的手法铺陈哲学理论。1963年的《艾契曼审判》（eichmann in jerusalem）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写作方式的启发性。因此《共和危机》所呈现的绝非一般性的专栏文字，而是处处闪现理论关联的「思想演练」（the exercise of though）。具体地讲，它们都是阐释鄂兰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信念的文章，而其切入的方式，则分见於「政治谎言」、「服从义务」、「契约论传统」、「政治权力」、「协议制度」等论点，我们也就可以一一指出其联结方式。
本书首篇文章是「政治中的谎言」，表面上讨论的焦点是「五角大厦越战报告书」（the pentagon papers）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诸如美国政府迷信一群问题解决专家（problem-solvers）以及公关形象专家（public-relations managers），以致越战政策的错误被掩饰、拖延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但是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於一般人为何会相信政府及专家的谎言。在鄂兰看来，人类普遍习惯於接受有系统、前後一致的说法。这种心理原本是理性推理所以可能的基础，但是如果失於省察，同样的心理也可以被利用来灌输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谎言。因为谎言也者，就是有系统、有条理的捏造与编织。这种编织出来的产物在许多方面都比事实本身显得更有系统、更前後一贯，结果人们反而宁可相信谎言，也不愿面对例外不断的真相。在越战期间，美国政府假问题解泱专家之助，凭空制造了一个「中俄共产集团联手向全球扩张」之说法，然後对中南半岛局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骨牌理论，」宣称越南若沦入共产党之手，则寮国、高棉、泰国等亦将连续失陷。这个理论完全无视当时越战只是越南国内内战的事实，也无视南越政府腐化不得民心的事实，结果美国在切断骨牌效应的驱策下介入越战，不仅使中南半岛局势恶化，也引发美国本土的长期抗争。当鄂兰著手写作此文时，越战仍未结束，但美国已兵老师疲，无心恋战。鄂兰叹息的是谎言永远比事实真相更具说服力。由於事实真相来自於人的行动，而行动的本质在於其不可预测、不可规约的创造性，所以事实总是充满意外，不是任何行为科学理论所能完全掌握。但是人类习惯听信系统严明的理论，这就给谎言制造者一个绝佳的机会，以真假混杂而毫无破绽的理论去解释过去的行为，并预测未来的趋势。由於他们彷佛已经发现历史的法则，所以他们的的说词就更能打动人心，赢得信任。荒谬的是：这些蓄意欺人的专家由於太过坚持理论的正确性，最後竟然转而要求未来的事实必须符合理论的预测。当中共还未插入中南半岛情势前，他们预测她一定会插手，因此为了促使这个预测实现，问题专家乃制造大量中共支持越共的证据，最後中共「果然」出来支持越共。民主社会中的政治谎言就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符合逻辑的命题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结果受害的是一般民众。
越战的是非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的争议，而首当其冲的则是适逢徵兵年龄的年轻人。认为越战乃不义之战的青年们走上街头，反抗徵兵。他们形成了60年代末期波澜壮阔的「公民反抗运动」（civil disobedience）。这个社会运动直接挑战了政府权威的正当性，几乎没有一个历经60年代洗礼的美国学者不会对此经验留下反省的纪录。麦可．瓦瑟（michael walzer）、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以及鄂兰都在他们的政治哲学著作中处理了这个问题。鄂兰认为公民反抗运动乃是「一群相当数量的公民，当他们相信改变现状的正当管道已不再起作用，而民怨也没人听闻没人理会；或是相反地，当政府一意孤行，决定采取某些行动，而其是否合法合宪却大有商榷余地时，」公民就会公然违背政府的法令，以表达他们的质疑、不满与抗议。拒绝应召入伍是违法的、未经同意游行示威是违法的、占据校园破坏军方研究单位是违法的，可是这些行动在「政府本身违宪」的前提下，统统变成理直气壮的公民反抗运动。
鄂兰明白区分「公民反抗」与「良心反抗」（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反抗是一个人为了宗教或信仰的理由（譬如不杀生），拒绝服兵役以及承担其他政治义务。但是公民反抗不是这种个人性的行为，它是一种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正当性为目的的社会运动。一般人以苏格拉底及梭罗为公民反抗之典范，因为他们基於良知之召唤，抗拒了国家的要求。可是鄂兰指出：以良知来合理化公民反抗是不妥的。因为第一，良知是非常主观的声音，某甲的良知不一定与某乙的良知吻合。当众人皆以良心为政治行动之依据，任何事情都没有解决的可能。第二，良知也是非常自利性的诉求。良知促使一个人内心取得和谐，但是个人内心平衡与国家福祉是两回事。政治行动必须著眼於公共领域的美善，而不是一己的解脱得救与否。在这个地方，鄂兰引用的是她在《论革命》一书中曾经揭示的原则：政治永远不应该受制於道德考虑，政治有政治的判准，如果放弃这些判准以就良知道德，结局若非伪善即是失败。
公民反抗不以良知为合理化的基础，就必须另寻出路。鄂兰提供的途径是契约论传统。她希望美国公民要记得政府的成立是基於人民的同意，同意不必然以明示的方式为之，但至少某种默示的同意（tacit consent）是存在的。根据契约论的推理，正是由於人人有权提出异议，适足上证明该政治体系获得了基本的人民同意。「异议蕴含了同意，它是自由政府的标志。」鄂兰以此精神解读公民的反抗运动，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已违背了人民对她的托负，因此人民当然有权利反抗。抑有进者，为求永远保障这种反抗权，鄂兰甚至还呼吁大家把抗议群众视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自愿结社，而透过增订宪法条文的方式，把这种抗议权利写进美国宪章里去。
「论暴力」一文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此文在1969年单独发表时，就已是脍炙人口的作品，鄂兰在这篇文章中反省左翼学生运动所标榜的暴力理论，结果发展出一个区分暴力理论与其他力量的重要分类。她首先批评学生运动受到黑人民权运动极端派的主导，扭曲了原先抗争的合理对象，转而沈迷於各式各样的暴力理论。接著她指出暴力并不是政治行动的本质，政治行动的构成法则是权力（power）。暴力与权力的区别在於：前者属於工具性的范畴，後者才是目的性的存在。我们一般以为权力是「命令-服从」的宰制关系，而暴力则是其中最激烈的表现方式。鄂兰说这种想法对错参半，因为暴力确实是「迫使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种工具性力量，但是权力则与此无关，它是「一切政府的精髓要素，」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暴力的行使要靠其所追求之目的来合理化，而权力则不需要合理化（justification）。权力自始存在於政治社群的本质之中，它所需要的只是正当性（legitimacy）。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所以暴力的理据指向未来即将达成的目的。正当性来自最初成立的宗旨，所以判断权力运行得当与否要回溯至过去人群聚集成政治团体的时刻。
鄂兰所说的权力令人听来迷惑，这是因为她的权力观念完全不同於一般流行的见解，而是根据古代希腊罗马共和思想所整理出来的一种概念。她说：「权力不仅相当人类的行动能力，而且是指协力合作的行动能力；权力绝不可能专属於某一个人，它是属於团体所有。只有当团体聚集在一起时，权力才能够维持存在。」她对权力的定义其实与她在其他著作中对「行动」与「自由」的界定息息相关。权力萌发於人际之间，是人们集体行动的徵象，也是促使公共领域存在的因素。这种权力概念必然是变动不居、无法衡量的。只有当言语未流於空洞欺人，而行动也未沦为摧残世界的残酷工具时，权力才算以其原始面貌真实呈现。它不是宰制关系，它是政治之所以为集体行动的一种质性。
权力不仅与暴力不同，而且与「力量」（strength）、「势力」（force）、「权威」（authority）等概念也有差别。鄂兰认为在当代功能主义的思考模式下，上述几种概念都被化约为达成统治的相类似手段，然而这种不加细分的作法非常有问题，因为这样会抹煞各种现象的精义，而使人类的生存经验与思考能力趋於单调。因此，鄂兰对它们也做了严格的分判。她说：「力量」是属於个人的东西，是内在於一己体能或人格魅力的存在，虽然它也向别人展示，但基本上与他人之存在与否无关。至於「势力，」应该是指自然的势力或环境的势力，也就是经由物理过程或社会运动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常常把它与暴力相提并论，但这样并不妥当。「权威」的特色则是无需压迫强制，也无需说服沟通，自然而然使人尊重并愿意服从的力量；它可以归於个人，也可以归於（政府）机构，甚至於来自传统。
鄂兰担心学生运动误以暴力为权力，其结果将会导致运动本身的毁灭。她同意在某些情况下，无言的暴力是展现义愤、伸张正义的正当手段，但是当义愤指向错误的对象（譬如以摧毁大学本身来反抗政府），其非理性就无法得到谅解了。因此她极力批驳马克思（marx）、索雷尔（george sorel）、柏雷图（vilfredo pareto）、柏格森（henrie bergson）、尼采（nietzsche）以及法农（frantz fanon）等人对暴力的提倡与合理化。在乱世之中，她期盼仍然有些了解政治行动的真义在於自由权力，而不是无限增长的暴力。她的希望终究落空，但是她的反省却以文字流传了下来。
本书的最後篇是访问稿。鄂兰在访谈中所讨论的问题多半与前述主题有关。这些问题包括学生运动的本质与兴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与社会主义的剥削性、欧洲各国的政治情势、以及理想国家的概念为何。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鄂尔第一次讲出她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组织形态。她先是批评了「主权」概念，认为这只是虚幻的发明，然後她提出了一个取代民族国家的政体形态--协议制度（council system）协议制度是参与式民主的落实，它的建构方式是由下而上、人人参与讨论的一种金字塔组织。在每一层级的协议聚会中，鄂兰希望由开放自由、充分的讨论，自然而然形成政治意见的领袖。再由这些人代表其他人进入上一个协议层级以及表达众人之见解，如此一直上推到顶端。鄂兰的协议制度诚然是忠实於其政治理论的设计，但是其实践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任何向往共和主义精神的人，都不能不严肃思考鄂兰所留下来的问题，否则激进民主只会停留在口惠的阶段。
鄂兰是 20 世纪最具创意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阅读她的作品永远是一种乐趣。《共和危机》中文版之发行，有助於读者领会她惊人的创造力与想像力。至於有心深入鄂兰思想体系的人，或许可以从《人之处境》、《论革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等三书下手。我们也期待这些作品早日有中文译本出现。crisis of the republic ，作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译者：蔡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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