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与五十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一）
两次台海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极为深远，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引起中美学术界的浓厚兴趣。美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大致经历了"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三个主要时期。由于台海危机的研究不仅涉及战后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冷战政策、美国危机决策的过程，而且更与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特别是核武器对美国军事战略和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密不可分，所以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并随着研究角度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政府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美国学者的研究层次也不断加深，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或必须批驳的。中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大致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从中共党史和单纯的战史研究向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同时，由于中国学者在研究时已经有美国解密的档案文件可资利用，因而研究起点相对较高，对中美两国的决策及其影响都做了较为客观的论述，但在研究视野、研究深度以及研究的系统性等方面尚存在差强人意的地方。另外，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系统的档案文献，有关中国决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廓清。
美国外交史学的"传统学派"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
关注和研究最新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美国外交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则是这一传统的充分体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整个七十年代是研究的第一时期，也是"传统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激发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直接动因是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美国学术界试图由此研究来探究台海危机的起源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但五十年代末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对危机的"叙述"，尚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进入六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实质以及中国炮击的原因等问题着手，对第一次台海危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传统派史学家在研究中首先强调了杜勒斯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迪恩·赫勒（deane heller）和戴维·赫勒（david heller）在《约翰·杜勒斯----和平的战士》中，称杜勒斯是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支配着决策；他们认为杜勒斯坚持美国必须保卫沿海岛屿，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杜勒斯主张要坚决反击，以证明美国不是"纸老虎"，敦促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保卫台澎和"相关地区"，说服国会加快批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反对英国要求美国压蒋撤出沿海岛屿的建议。弗雷德·格林（fred greene）同意上述结论，认为美国在危机中是坚持保卫沿海岛屿的。[2] 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从美国冷战政策的背景出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将国际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将新中国视为"莫斯科的附庸"，因而美国决策者希望利用危机对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在决策过程中，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左右着政府。[3]哈罗德·欣顿（harold c. hinton）在《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中，详细论证了中国炮击金门的原因：第一，国民党占据沿海岛屿并对中国海岸线进行封锁，"当中国开始发展同非共产主义集团的贸易，并将其工业投资的重点从内地转向沿海的时候，这种封锁比以往更为有害"；第二，当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及军队现代化尚处初期阶段之时，国民党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使中国有理由担心美国正对其进行战略包围，它希望采取行动防止国民党进一步稳固它在台湾及沿海岛屿上的势力；第三，随着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台湾海峡成为中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压力的唯一地区。因此欣顿的结论是，中国炮击金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这一论点为后来的大多数修正派学者所接受。[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台湾问题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学者们力图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因此台湾问题就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第一次台海危机则无疑是研究的典型个案。另外，由于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美国前驻台"大使"卡尔·兰金（karl l. rankin）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杜勒斯有关文件的解密，美国学者对危机的起源、危机过程中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对沿海岛屿的政策以及危机的影响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国的资料（主要是报刊方面的），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在《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中开始注重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认为"总统推行的是中间路线"；然而，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表明，一旦中共进攻沿海岛屿他将如何行动"，但他在危机后期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不使美国承担协防沿海岛屿的义务。同时，福斯特·杜勒斯还注意到公众舆论和国内政治对美国决策的影响，他指出，国会和公众在当时都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政策能有效地保卫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当时美国国内压倒一切的反共情绪不允许有任何后退，因为美国如不打算从东亚完全撤出，就必须支持国民党。 [5]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台湾海峡危机的两部重要著作：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合著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和卡利奇(j.h.kalichi)的《中美危机的模式》。这两部著作由于视野开阔，运用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在当时堪称最全面的研究资料，因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它们一经面世，便好评如潮，《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还获得了美国史学界的大奖——班克罗夫特奖。乔治和斯莫克在研究中运用了威慑理论，并使用所谓的"结构集中比较法"对危机发生的宏观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致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在1982年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告别演说"中称："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不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所有的外交方式和问题。" [6]
乔治和斯莫克在书中指出，当时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基本观念是：中国是国际社会中"无法无天的侵略者"，中共在大陆的统治是暂时的，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主张以"两个中国"解决国共冲突尚不成气候；相反，政府主要成员则要求改进国民党的攻防能力，使之对中国大陆构成威胁，以便时机成熟时允许并帮助国民党"光复大陆"。这样，中国的"基本政策是消极地等待，还是采取非挑衅性的行动防止局势中这些潜在危险不至于出现，这种选择就要求以细心的、可控制的刺激措施不时地采取行动，以此产生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压力，从而可能以更为有利的方式来消除局势中的不明朗因素，或起码削弱国民党和美国强硬派共同图谋反对中国的能力"，这就是中国炮击沿海岛屿的主要动机。关于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明确承担了对台澎的防卫义务，随着危机的发展和加深，美国虽含糊其词，但还是将承诺扩展到了金门和马祖。尽管协防沿海岛屿存在着明显的困难，美国仍如在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那样做出了承诺，而威慑因素是美国决策的主要动因，尽管艾森豪威尔非常不情愿这样做。除决策层内部的辩论外，艾森豪威尔还面临着来自国会、国内舆论以及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盟国等方面的压力；"显而易见，政治上的考虑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压力的反应，影响了这些决定"。从上述分析中乔治和斯莫克得出结论认为，从威慑方面讲，第一次台海危机是一个既包含成功也包含失败的个案；其成功的一面在于"北京并未对金门和马祖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去考验或削弱美国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的威慑"并没有阻止北京依据自己的意愿采取规模较小的行动，以施加可以控制的压力来考验（如果可能并削弱）美国的承诺"[7]。
卡利奇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决策理论运用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关于中国炮击的动机，卡利奇对其他学者的论点不以为然。他指出，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希望增加自己在亚洲大陆的影响，并计划在沿海侧翼进行试探，因此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必须从战略和外交方面加以解释，因为"中国人感到有能力占领国民党控制下的沿海岛屿而不致引起美国的干涉"。另外，中国担心帝国主义势力正重新纠合起来，试图以武力占领中国领土。这样，炮击金门就可以起到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表示反对美国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它既影响了中国进行试探的时间，又影响了中国的决心"；二、试探美台关系的密切程度；三、试探沿海岛屿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卡利奇高度评价了杜勒斯在决策和危机处理中的作用，认为他"对一些可以产生相对成功之结局的因素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保持了美国在沿海岛屿政策上的灵活性"。卡利奇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国的危机决策，断言"中国没有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没有迅速动员起来，在美国对国民党的承诺具体化之前对沿海岛屿造成既定事实。" [8]
除注重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研究还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注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1973年出版的《中国与台湾问题----文献和分析》和多卷本的《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系普雷格出版公司的"国际政治和政府政治专题研究丛书"的一种，收录了研究台湾问题（包括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论文四篇，有关史料100多件，出版后反映颇佳，并于1979年修订再版。而后者的第四卷专门收录了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史料，其中不少涉及五十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这两部史料集成为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前期研究台海危机必备的参考书。[9]
第二，随着冷战史研究中"修正学派"力量的不断壮大，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了重评艾森豪威尔的决策地位和作用的论著，"修正学派"的主要论点初露端倪。[10] 曾在约翰逊政府内担任要职的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在《魔鬼与约翰·杜勒斯》中就中国的动机和美国的目标等问题对传统学派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胡普斯认为，中国的目标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表明中国并非消极接受美国通过同国民党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强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另外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的军事能力，炮击并不是进攻台湾的序幕，甚至连封锁或进攻金门的打算都令人怀疑。至于美国的政策和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胡普斯基本上否定了传统学派的论点，他赞扬美国以"警惕和决心在绥靖和全球战争之间那条狭窄而危险的地带中涉险过关"，艾森豪威尔全力以富有技巧的路线指导政府的决策；"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更为开阔，保持着出色的协调能力，设法保持对政府的控制，包括控制政府内部那些同总统的和平目标相左的强有力的因素，尽管这种控制有时是不稳定的"[11]。
第三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呈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参与研究的学者已不仅仅囿于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他们利用其专业特长，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角度，并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从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政治心理学》杂志（political psychology）、《政治学季刊》杂志（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季刊》杂志（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等刊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下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