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化与华人社会的调适
＊ ＊ ＊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的现代化是各个民族共同奋斗、相互协调的结果。列宁指出，外来移民“对美国的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1〕在美华人虽说数量较少， 但对美国现代化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正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所说的，“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之大，不成比例”。〔2〕那么， 华人社会是如何与美国现代化不断调适的？其调适的原因又有哪些呢？华人社会在调适中是否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入探讨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美国华人发展史，摆正美国华人的位置，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美国现代化：华人社会跨世纪的演进
美国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宏观体系，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是美国观念、经济、政治、教育等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在美国现代化浪潮中，华人社会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地使自身与现代化相适应，在实现自身跨世纪演进的同时，促进了美国现代化的进程。
观念的更新是美国现代化的先导和内驱力，也是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调适的根本内在因素。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讲竞争，讲合作，要求开放、交流、联合的社会，美国观念上的更新使华人社会传统的保守、封闭、与世无争、明哲保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转向开放、合作、勇于参与、敢于竞争，从古老的唐人街走出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我们可以从美国华人社会婚姻状况的变化来透视一下华人社会观念的转变。华人的婚姻观念历来被家族利益所制约，并对异族通婚持否定态度。随着美国的现代化，提倡婚姻以爱情为基础，自由结合的观念逐渐被接受。最近在纽约市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在“您对子女的婚姻态度”一栏里，有65％的人认为应由子女自己决定，只有0.2％的人认为应由父母决定。〔3〕这表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现代婚姻观已普遍取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国传统婚姻观。华人社会对异族通婚也基本认可，在同一次问卷调查中，85％以上的家长认为只要感情好，他们不加反对。〔4 〕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宋李瑞芳的研究表明，纽约市有27％的华裔与异族通婚，而夏威夷的檀香山及洛杉矶比率更高。“华裔与异族通婚增多，标示着华人传统观念的变化，也标示着华人逐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5〕
经济的市场化、开放化、一体化、高科技化是美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直接推动力。经济的现代化向华人社会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华人社会勇敢地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在就业结构、科技发展、拓展行业等方面获得实质性进展，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现代经济。首先华人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美国华人与白人在公、私营机构就业的情况如下表所示：〔6〕
占就业华人百分比 占城市就业白人百分比
受雇于私营企业 75.9% 77.7%
受雇于政府机关 15.9% 16.1%
自雇 7.2% 5.8%
家庭无偿劳动 1.0% 0.4%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1950～1970年华人就业结构比例的变化：〔7〕
职业分类 1950年 1970年
服务性工人、农民及其他 35.7% 23.3%
专门职业、技术、管理人员 26.9% 35.4%
工匠、操作人员 20.0% 20.2%
推销、办公室工作人员 17.4% 21.1%
由以上两表我们可以看出，华人社会不仅在各机构就业人数比例上与白人基本一致，而且在就业结构上有体力型、服务型部门比例下降，技术型、管理型部门比例上升的趋势。
其次，华人社会重视科技发展，在航空、物理、化学、机械、医学等领域取得可喜成绩。美国现有12万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中，华人占3万多人；美国机械工程协会12个分会主席中，华人占了一半； 美国电脑科研中心19个部级主任中，华人占了12席。〔8〕
还有，华人社会在保持餐饮业、制衣业、杂货业等传统行业优势的同时，积极向房地产、金融银行、珠宝首饰、旅游、娱乐业等新领域进军。从1958年到1988年，纽约市华人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的数目增加了80倍，进出口公司增加了18.22倍，会计事务、广播事业、旅游、 珠宝等行业都增加10倍以上。〔9〕从而，华人社会经济步入多元化、 外向型的新时代。
随着与美国经济现代化的不断调适，华人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美国商业部198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全美华裔企业年总收入超过61亿美元，比日裔企业的27亿美元、韩裔企业的26亿多美元高出1 倍以上。〔10〕华裔经济实力已稳居亚裔民族之首，从而为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全方位的调适提供了经济基础。
政治民主化是美国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美国现代化的保障。正如拉福莱特所说，“真正代议制政府的核心，正是人民对政府事务的直接参与”。〔11〕华人社会随着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上升，适应了美国政治民主化的趋势，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在美华协会第十三届年会上，会长郑可欣说：“鼓励我们的会员和所有亚裔美国人去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协助亚裔当选及被委任公职，鼓励亚裔积极投票，……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12〕华人社会随着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在行动上也成立政治团体，发表宣言，争取参政权利。1987年3月，“华裔政治委员会”在洛杉矶成立；1988年，陈香梅等1000多名华人知名人士联合发出《华裔公民关于1988年大选政治宣言》。其次，参政成果不断扩大。仅以1990年华人社会参政成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活跃在美国政坛上的华裔人士有国会议员、副部长、市长、副市长以及8位州议员、3位联邦法官、3 位高等法院法官，以及一批厅、局长和市议员。在军界还有6名华人将军。〔13 〕据政治观察家分析，随着第三、四代华裔的成熟，以及华人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华裔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成果将更加辉煌。再次，参政地位不断提高。随着华人参政成果的扩大，美国政界对华人社会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重视。在1992年8月克林顿与布什的较量中， 布什委派美国白宫公共联络事务副助理邝朝贤访问纽约，转达总统对华裔的重视。〔14〕而克林顿也不甘示弱，于8月15日到加州圣迭戈市华人聚居区访问，并出席华埠餐会，承诺当选后扶助华人企业。〔15〕而且，出于对华人社会的重视，纽约州最高法院于1991年下令纽约市选举局，在华人众多的投票站，必须印备英—汉双语投票表格、英—汉双语文字介绍候选人资料，并有英—汉双语人员协助选民投票。〔16〕由此可见，随着华人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不断调适和融合，华人社会已成“政界必争之地”了。
教育的推广、普及、提高是美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基本成果。美国教育的现代化带动了华人社会教育的发展，华人社会教育走在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前列。1989年美国审计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美华人完成高中及高中以上学业者占华人人口的71.3％，大学毕业生占36.6％，高于全美的平均数66％和16.2％。〔17〕我们再看看1970年和1980年美国不同种族2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比较：〔18〕
华人
受教育平均年数(1970年) 12.4年
受大学教育占该族族裔25岁以上人数的比例(1970年) 25.6%
受博士级教育的比例(1980年) 7.1%
白人
受教育平均年数(1970年) 12.2年
受大学教育占该族族裔25岁以上人数的比例(1970年) 11.6%
受博士级教育的比例(1980年) 2.1%
黑人
受教育平均年数(1970年) 9.8年
受大学教育占该族族裔25岁以上人数的比例(1970年) 4.4%
受博士级教育的比例(1980年) 0.5%
华人社会不仅努力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而且致力于整个美国教育的普及与提高。80年代，在美华人只有80多万人，而从事教育、科研的大约有5万人，其中大学教授就有1500多人。美国著名大学中，有1 ／3的系主任是华人。〔19〕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和标志。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和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依附于工业，农村也失去了传统的独立性，成为城市的附属物，整个美国逐渐城市化。如今，美国全国人口中，农业人口仅占3.4％。〔20 〕美国成为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国家，这一过程与移民是分不开的。统计表明，80年代美国十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了4.7％；而倘若无移民流入，则有可能要下降6.8％。〔21〕这其中就有华人移民的一份贡献。1965～1980年间到美国去的中国移民，只有不到3％的人定居于农村， 而绝大部分人适应城市化的潮流涌向了城市，大大促进了美国城市化的进程。
由此可见，华人社会依靠自觉或不自觉的调适，他们的观念形态、经济实力、政治态度、教育水平、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演进。
二、调适的原因试析
两百年来的美国华人史是一部血泪史、创业史、奋斗史。 在这200年的历史中，华人社会经历了受欢迎——遭排斥——被接纳——进入主流社会的辛酸苦辣，最终在逐步现代化中的美国找到了自己的正确坐标，成为现代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其不断调适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华人社会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他们能不断适应美国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人民，而敢于冲破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强有力的家庭、宗亲、传统的束缚，历尽艰辛、漂洋过海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人则更是中华民族中誓与命运抗争的闯将。正如吕贝尔特所指出的，“外来移民带来了取得成绩的信心，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坚韧不拔的力量和冒险精神”。〔22〕然而，等待华人的并不是天堂。在不公正的待遇下，华人社会以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努力改善着自身的地位。在1882～1943年的排华逆流中，一部分人被迫返回家园，而留下来的人则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美国闯天下。他们从事白人不愿干的繁重工作，组织社团，兴办报纸，发起罢工，以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止，并在继续奋斗中取得了华人社会今天的成就。
其次，华人社会在20世纪中叶的变化是加速与美国现代化调适的主要原因。美国华人与美国现代化大规模、深层次、广角度的调适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叶以后，这与华人社会自身的变化有相当大的关系。大体上说，华人社会的变化主要有社会构成和观念两方面。
从华人社会的构成看，20世纪中叶以后有3股新的力量出现。 一是美国化的华裔比例逐年上升。 本世纪初约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0 ％，1930年变为41％，1940年达52％，1950年达53％，至1960年则达61％以上。〔23〕这批华裔在美国土生土长，自幼接受美国现代文明的熏陶，语言能力强，就业面宽，而且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调适的中坚力量。二是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新移民的出现。排华法案废除后，美国在移民政策上规定对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才优先。据估计，战后到1980年的30多年里，总计约有10万名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定居美国。〔24〕三是大批留学生留在美国。1907～1920年，赴美留学生为2400名，1921～1940年则达5500名。〔25〕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批留学生留在了美国。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美和留学生留美提高了整个华人社会的素质，增强了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调适的能力，并加速了这一过程。
华人社会的观念在本世纪中叶以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 ）华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一种“自我的美国”心态。华人社会的奋斗史融合于美国的现代化，今天美国社会的一切成就都包含了华人的一份血汗。因而，面对现代化的美国，华人普遍产生一种成就感、自豪感。（2）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观念的转变。 随着亲人的团聚和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华人社会“荣归故里”、“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逐渐被“落地生根”的现代观念所取代。正如柏克莱加州大学族裔研究系主任王灵智在首届海外华人国际大会上所说，“海外华人在当地生根，与所在国融合，已成为新的潮流”。〔26〕（3 ）群体意识不断增强。长期以来，华人社会由于宗派、地域等矛盾而存在不团结现象，特别是在参政方面，互相拆台之事时有发生，被人视为“一盘散沙”，严重损害了华人形象和自身权益、社会地位。可喜的是，华人社会逐渐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群体意识不断增强。90年代初，新上任的美华协会会长吴仙标就以“共促华裔美人大团结”为主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呼吁“90年代应是造就美国华人团结的年代，是海外华人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年代”。〔27〕华人社会团结观念的增强有利于华人利用整个华人社会的力量去争取更大的权益，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现代化的调适。
第三，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变是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调适的客观外在因素。华人社会在美国历史上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出现了1882～1943年的排华逆流，但随着华人社会的斗争和美国现代化的发展，美国移民政策有了重大改变。1943年12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字废除了以往的一切排华法案，允许合法华人移民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华人社会因此迎来了大转折的时代。随后，《战时新娘法》、《美国军人未婚妻法》、《难民救济法》等一系列法案相继出台。1965年10 月6日，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并于1976、1978年两次修订，这一法案使华人移民条件与欧洲各国移民相对平等。本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大大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了华人的“旅居者”和“看客”心态。正如哈罗德·吕所回忆的，“转眼之间，华人也成了美国之梦的一部分了……我们觉得自己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了”。〔28〕正是由于美国政策的改变，华人社会才开始了主动、自觉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新时代。
第四，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为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的调适提供了背景。宋健在第四届地球共同体国际讨论会上说道：“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能指望继续在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中去享受现代化文明的全部赐予，而只能在开放的大系统中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形成既合作又互补的态势。”〔29〕随着各国现代化的发展，世界已经结成了一个整体，罗斯福在他的第四次就职演说中曾宣称：“我们不能独立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的繁荣有赖于远东其它国家的繁荣。我们学会了做世界公民——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30〕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种族歧视政策。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变，同时也为美国各族裔的相互调适、相互融合提供了背景。
第五，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移民政策的逐渐开放化，为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的调适提供了有力的后盾和保障。对早期移民而言，他们是被清政府所抛弃的人，而垂死的大清帝国也根本无力给美国华人什么保护，使华人不得不发出“而我们中国人却要遭到驱逐，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弱才这样？”〔31〕的悲叹。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迅速发展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华人社会有了强大的后盾，祖国的兴盛为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融合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后方支持。新中国在成立之初，由于东、西方阵营处于冷战状态而关闭了国门，在“文革”中又错误地打击所谓“海外关系”，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有失误。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也成了国际社会的一员，在移民政策上也走向开放，1986～1990年申请出国的获准率达93％。〔32〕中国移民政策的转变一方面使海外华人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逐渐扩大了海外华人的队伍，提高了他们的素质，加速了他们与所在国的融合。
正是由于主体华人社会、客体美国现代化以及国际环境三方面的综合影响、交互作用，华人社会才不断与美国现代化调适，逐渐融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三、调适不等于熔化
美国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不断接受并同化异族的“大熔炉”。约翰·伯纳格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与移民经验》一文中指出：“移民被结构性地吸收到主流社会中去，无论在工作、居住地、婚姻中，原来的族裔特征都消失了。”〔33〕我们认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融合绝不等于熔化，正如纳塔·格里塞和丹尼尔·帕切克·莫尼汉在《越过熔炉》中所提到的，“熔炉的突出之点是未能起熔解作用”。〔34〕卡尔·戴格勒对移民的同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一种文化的人民进入另一种文化时，他们常常像剥洋葱一样，得剥掉一层又一层的旧习惯。”〔35〕但是，他又特别指出：“剥洋葱往往是剥到最后什么都不剩，不过对移民来说，这种危险并不存在，他们的大多数还保留着一些传统习惯。”〔36〕华人社会正是如此，在与美国现代化的调适中，他们并未丧失自己的民族情感和传统文化。华人大多要求子女必须学中文。每逢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节日照例要庆祝，戏剧、评书、快板在华人社区依然大受欢迎。有的老华侨在美三四十年，依然乡音不改，近来，更是兴起一股“寻根热”。华人纷纷兴建记载、展示、纪念华人移民奋斗史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展馆、碑刻。美国纽约兴建了全美首家华埠历史博物馆，推出永久性的“纽约唐人街沧桑”展览；美国西海岸的天使岛也在筹办（亚裔）移民博物馆；加州橙郡侨社也选定了5 个地点筹建早期华工纪念碑。〔37〕吴洪芹先生认为，“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是对种族和文化的认同”，〔38〕它与华人社会对其所在国的效忠并不矛盾，相反，还有促进作用。正如安德鲁·格里利所言：“在社会生活中，民族性决不是一种导致冲突的力量，它应被视为一种建设性力量。”〔39〕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民族情感和文化特征作为一种意识和文化现象具有延续性，不可能因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的调适而马上消失。其次，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建设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继承过程，它需要以以往的文明成果为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它民族。”〔40〕而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华人社会中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美国现代化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再次，华人社会的民族认同心理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贞，而这种感情随着华人社会观念、地位的变化，与美国现代化调适的加深，更多的是表现于对现在的祖国——美国的热爱和忠贞，把美国作为自己“最初和最终的选择”。新加坡是一个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经济、政治实力上华人都占压倒优势的国家，但李光耀在谈及华人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以新加坡以及新加坡利益之观点考虑问题，而不是以中国以及中国利益的观点考虑问题。”〔41〕同样，已经认同美国的华人社会考虑问题也是首先以美国和美国利益为出发点，华人社会的民族认同心理与对美国的效忠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伴随着美国现代化，华人社会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加速了相应的调适，一方面加速了美国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华人社会自身的发展，从而步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代。至于华人社会与美国现代化调适的原因，则应从华人自身素质的提高、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变和国际环境三方面综合分析。但调适不等于熔化，华人社会在调适中依然保留了不少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华人社会的这种民族认同心理与对美国的效忠并不矛盾，相反，它还是促进美国现代化的一种积极因素。
（李其荣、易小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昌，430070）
注释：
〔1〕《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15年）， 载《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2〕转引自邓蜀生：《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几点思考》， 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1期。
〔3〕参见薛素珍、陈静英：《美国纽约华人家庭》， 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31、43页。
〔4〕同上。
〔5〕参见宗欣：《美国华裔与异族通婚呈长势》， 载《华声报》，1990年5月22日。
〔6〕参见刘汉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 华人社会的变化》，载《暨南学报》，1987年第1期。
〔7〕参见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 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69页。
〔8〕参见筱江：《令人叹服的美国华人人才群》， 载《华声报》，1991年1月11日。
〔9〕周敏著、 鲍霭斌译：《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14～116、77页。
〔10〕参见筱江：《令人叹服的美国华人人才群》，载《华声报》，1991年1月11日。
〔11〕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12〕仲欣：《以“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为主题美华协会举行第十三届年会》，载《华声报》，1991年7月9日。
〔13〕参见麦子：《一九九○：美国华人参政的丰收年》，载《华声报》，1990年12月28日。
〔14〕参见仲欣：《美白宫华裔官员访问纽约，转达布什总统对华裔的重视》，载《华声报》，1992年8月25日。
〔15〕参见美侨：《克林顿出席华埠餐会，承诺当选后扶助企业》，载《华声报》，1992年8月28日。
〔16〕参见伊东：《美国华人争取政治权利取得重大胜利，纽约选举局将为华裔选民提供双语服务》，载《华声报》，1991年11月1日。
〔17〕参见仲欣：《美国华人艰辛创业境遇改善，收入、就业、教育水平接近全美均数》，载《华声报》，1990年9月14日。
〔18〕参见徐雪筠：《试析战后美国华人地位变化的相关因素及其前景展望》，载《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
〔19〕参见刘汉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载《暨南学报》，1987年第1期。
〔20〕参见卢瑟·s·利德基主编、 龙治芳等译：《美国特性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21〕参见黄兆群：《熔炉下的火焰》，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22〕李其荣：《从美国科技的发展看外来移民的作用》，载《华中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23〕参见刘汉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载《暨南学报》，1987年第1期。
〔24〕参见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69页。
〔25〕参见麦美玲、迟进之著、崔树芝等译：《金山路漫漫》，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7、120页。
〔26〕宗欣：《“落地生根”已成为新的潮流，首届海外华人国际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载《华声报》，1992年12月8日。
〔27〕华联：《美国华人呼吁加强团结》，载《华声报》，1990年8月17日。
〔28〕麦美玲、迟进之著，崔树芝等译：《金山路漫漫》，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7、120页。
〔29〕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超越国界——第四届地球共同体国际讨论会文献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4页。
〔30〕陈依范著、朝有毅等译：《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1〕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32〕参见周敏、鲍霭斌译：《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7页。
〔33〕薛素珍、陈静英：《美国纽约华人家庭》，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176页。
〔34〕潘琳著，陈定平、陈广鳌译：《炎黄子孙——华人移民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307页。
〔35〕卡尔·戴格勒著、王尚胜等译：《一个民族的足迹》，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7页。
〔36〕卡尔·戴格勒著、王尚胜等译：《一个民族的足迹》，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7页。
〔37〕参见海夏茵：《海外华人“寻根热”及其缘由》，载《华声报》，1991年6月11日。
〔38〕吴洪芹：《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辨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9〕黄兆群：《熔炉下的火焰》，东方出版社，1994年， 第150页。
〔40〕《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1844年9—11 月），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
〔41〕潘琳著，陈定平、陈广鳌译：《炎黄子孙——华人移民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2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