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
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著作比以往任何一个20年都多，而且涌现出一大批不同年龄段的，各有特色的中美关系问题专家。当然，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与对中国本身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而且只能在对中国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许多论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著作归根到底都可以起到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提供依据的作用，特别是80年代之后研究中国的改革的作品更是林林总总。但是本文必须限定一个范围，只能以直接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为范围，其余除个别有特殊需要提及者外都只好割爱。
这个时期美国出版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大体可以分为历史和当代两大类（姑且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线）。相对说来，80年代之后现状部分的研究更发达一些。历史部分又可分为通史和对特定时期研究，尤以二战中期到1949年这段时期为突出，主要着眼于重新审视美国在那个关键时期的对华政策，指点得失利弊，以便鉴往知来；就是一般地对早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未尝不是受当时中美关系新形势的启发，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所以总的说来或多或少都与现实的中美关系有关。
研究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的著作则更带有浓厚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其中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敌对时期的历史与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等等；一是直接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服务。后者的数量和影响远超过前者，所以本文以后者为分析重点。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学术性研究为范围，而美国有一批研究当代政治的学者的著作政策性很强，一般根据作品在学术界得到的承认或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加以取舍，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包括在内，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则一律不取。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个人回忆录，即使本人并非学者，却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起较大作用者，酌情论及。
横向来看，这个时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少著作还涉及相互的形象以及观念、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从80年代起，文化关系，特别是历史上美国传教士以及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研究难以纳入当代或历史，另列作第三部分。
一、历史研究
（一）一般的中美关系史
在这个领域内首先要提出的当属被称作美国当代“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主要在于把传统的“汉学”与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把与之有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都结合起来，建立了独特的“中国学”。他又是桃李满天下，直接、间接培养和推动了几代学人。费正清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著述甚丰，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更多是他组织课题，主编并写序，不论何者，都印有他的烙印。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在海峡两岸和美国学术界毁誉不一，但是其影响却是无法否定的。他本人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在美国成为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的必列课本。此书多年来不断再版，每一版的观点都有所修改。但是他有一点是一贯坚持的，就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是美国的对华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从这点出发，加深相互理解是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主题，而重点在于要美国理解中国。因为他认为造成中美两国失和和冲突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现实的无知和误解，而且，不论美国自以为动机如何，事实是美国向中国扩张而不是中国向美国扩张，美国人应理解中国为什么把美国看作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在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主动在西方，中国只是做出反应，这一观点被概括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
60年代在反越战的浪潮中涌现出一批青年学者，在美国史学界形成“修正学派”，反映在对中国的研究上则表现为批判费正清所创建和代表的传统，力图摆脱他的影响，最激烈的批评是称费正清所代表的学派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到70年代之后，激进的思潮已经过去，同时费正清的传统和影响也逐渐减退，直接对上述“冲击——反应”模式提出挑战的有费正清的学生保罗·柯文，他提出应以中国为主体研究中国历史。[2]费正清晚年也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西方进取，中国被动的那种场景必须放弃。[3]
由于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对他的研究本身也成为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一部分。比较全面的代表作是1988年出版的埃文斯(paul evans)著，《费正清与美国对近代中国的了解》。[4]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自成一家之言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作品和史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71年出版的孔华润(warren cohen)著《美国对中国的回应》[5]和1983年出版的韩德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6]两者都是通史性质，不过覆盖的时期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在对重大事件的分析，40年代之后占分量较多。书的命名可能是与50年代出版的邓嗣禹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一书相对应，内容主要是从美国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解释美国在每个时期对中国做出决策的背景和原因；后者则首先是一部史料丰富、翔实的历史，同时作者根据这些史料得出自己的独到之见，认为在美国流传已久的所谓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实际是不存在的：美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像自以为的那样对中国奉行“无私”的，“保护”中国的政策；而中国在受到列强欺侮时总有一些执政者把美国看作不同于其他列强，指望其支持和保护，结果总是失望。两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它们自己的误解和制造的“神话”的受害者。1979年出版迈克尔·沙勒著《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7]，更加鲜明地以批判态度叙述美国对华政策。这本书与韩德的书涵盖的时期基本上相衔接，角度不同而殊途同归，合起来即是完整的中美关系通史。到90年代仍有通史性质的作品问世，例如迪安著《善行与炮舰——两个世纪的中美交道》[8]，济兹著《美国在华史话》[9]等。迪安在二战时期曾在中国工作，在麦卡锡时遭迫害。他的书对美国干涉和侵略这一面揭露较多，特别有章节揭露中央情报局支持1959年西藏叛乱情况，为他书所无。除通史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其中尤以围绕“门户开放”原则产生前后的历史为多，韩德、马莉莲·扬、伊斯列、麦基等均有著作；还有安德森写1861-1898年间美国在华外交官的著作，等等，因篇幅关系不一一介绍。
舒美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10]一书全面地记载了自20年代来各类美国人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包括许多鲜为人知的早期接触。更主要是概述了每个时期凡注意到中共的美国人及书刊对中共的报道和描述。作者认为，与以后的情况不同，到1945年以前大多数与中共有接触的美国人都对它抱有好感，那是因为旧中国苦难深重，而中共代表一种新的时代，正好符合美国人的理想主义。
（二）二战时期与战后
对于二战时期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美国学者50年代就开始研究，不过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此项研究与“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交织在一起。
进入70年代之后，除了政治环境的改变外，大批40年代的档案刚好于此时解密，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在中美关系新突破的形势下，重新审视美国40年代的对华政策既有现实需要，又是对学者极有吸引力的一个课题，于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大量涌现出来，大体可分以下几类：
(1)一些学者致力于编辑出版当时的历史文件集、报告书以及有关人物的资料文献等。例如：《被遗忘的大使》摘录了1946－1949年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11]《司徒雷登日记》在80年代也由在美国的燕京同学会刊印了。曾任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官员，并曾参加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当时执笔的大量电文于1974年以《在中国失去的机会》[12]为题出版。斯赖克编辑出版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13]报告书是1946年马歇尔调处的完整记录。他在此之前还曾于1967年重新编辑出版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公布出版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斯赖克为两者都写了序，反映了重新审视这段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有代表性的观点。类似的资料汇编还有不少。
(2)亲历者的回忆录。较为著名的有：谢伟思的《亚美文件集》[14]，1944年担任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5]，也曾参加延安观察组的驻华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回忆录《抓住龙尾》[16]等等。他们都是因当时力主美国与中共也建立联系，反对美国片面支蒋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批著作的出版提供了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宝贵史料，作者的立意除澄清历史公案外，都在于提出当时中美关系本来存在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记者是亲历者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白修德的《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有相当的篇幅记载他在重庆时的经历。他与国、共人士都有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国、共的态度。1987年出版了一本别开生面的集体回忆录：《报道中国——1930-40年代美国记者的口述历史》[17]，这是战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曾采访过毛泽东的斯蒂尔(a.t.steele)牵头，于1982年在亚利桑那州召集部分当时在华的老记者及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开会的成果。这样一本书本身就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历史侧面的见证。
(3)分析性的学术著作：
从战时写起的著作有：沙勒的《美国在华十字军，1938-1945》[18]、威廉·海德的《美国在华驻足——1942-1948年间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瓦格的《门户关起——1936-1946年的中美关系》[20]等，它们覆盖的年代略有不同，取材也各有侧重，不过都是把美国对华政策放在大的政策背景下分析，指出其必然性。例如沙勒对赫尔利的作用的看法就与谢伟思不同，认为他代表当时美国政策的主流，而史迪威及其支持者却适得其反，不能把美国对中共越来越深的仇恨归咎于赫尔利的鲁莽行动。
对马歇尔使华的失败，多数学者也认为有其必然性。斯赖克在其编辑的报告书的序言中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马歇尔的失败不光是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矛盾之中。
关于对中美关系有关键性影响的“史迪威事件”，1972年出版的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21]一书叙述最详尽、全面，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作者指出，史蒋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两种目标水火不相容，蒋要保存实力打内战，而史要有效地打击日军。她还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就是根据只有蒋介石才能统一中国这一前提制定的，因此，只要这一政策不变，罗斯福在史蒋之争中就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的“脱身政策”问题，1980年出版的博格主编的《未定之秋》[22]是比较有分量并且影响较大之作。这是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组织的课题研讨会的论文及评论集，主要讨论1949-1950年为什么美国未能与中共达成和解，美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各种角度和不同看法都得到了充分表达。1983年出版的南希·塔克著《尘埃中的格局》[23]，详细论证了当时美国国内主张承认新中国的意见占上风，认为后来的敌对不是必然的。
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之一。1975年出版欧内斯特·梅著《杜鲁门政府与中国》[24]，对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政策，包括马歇尔使华，有独到的评述，其独特的角度是与越战作比较，说明美国当时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后来在越南那样大规模卷入。
此外，有关中、美、日关系和中、美、苏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也不少，比较突出的学者前者为入江昭(akira iryie)，后者为列文(steve levine)。他们的著作涉及历史和当代两个方面都有。
(4)揭露美国亲蒋势力在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的著作重要的有：罗斯·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25]，该书首次出版于1960年，由于亲蒋势力的压力，出版商被迫自行销毁一部分书籍，已出售的也被封存，到1974年才得以重新出版。此书详细叙述了40年代美国国会内外的援蒋势力和蒋介石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卡恩著《中国通》[26]为一大批在麦卡锡时期因为与中国有关而受迫害的外交官鸣不平，同时也披露了当时美国政治中的许多史实。加里·梅著《中国的替罪羊》[27]，是专写40年代曾任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范宣德的，他是参与对华政策的主要人物之一，一贯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意见未被采纳，后来也是麦卡锡主义受害者。
二、当代研究
这部分研究的特点是对策性强，几乎都是围绕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帮助决策者了解情况，析难解困，出谋划策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1969-1979，关系正常化之前；(2)自1979年建交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3)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此外，“当代历史——对50、60年代的回顾”另列，作为第(4)。
（一）1969-1979年
(1)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突破之前，美国学者以及精英舆论界对于转变对华政策至少已讨论了十年之久，这段时期不在本文范畴之内。[28]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总统，紧接着就有一批学者向当选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美中关系的备忘录。这批学者多数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杰鲁姆·柯恩(jerome cohen)、费正清、帕金斯(dwight perkins)、赖肖尔(edwinreischauer)、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汤姆森(james thomson)、艾弗格(ezra vogel)、鲍大可(a.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ne pye)等。他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进行了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提出这项政策建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值得注意的是，建议的各项具体做法多数与两年后尼克松政府实际所为十分接近。特别是其中建议美方主动与中方接触，进行试探，即使遭拒绝也没关系，具体办法是：“您应该认真研究以下可能性：安排中国领导人与一个你所信任的人之间作秘密的——甚至便于公开否认的——谈话。”[29]1971年基辛格果然秘密访华，引起国会反对派的非议，一位众议员在国会中提请大家注意这份文件（据说是由基辛格亲手转给尼克松的），作为政府对“共产党”“绥靖”的证据载入国会记录（因为当时“哈佛学派”的中国通是被保守派指责为“绥靖派”的）。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基辛格或尼克松的回忆录，或其他人的著作中都未见提及。这样一份重要的，众多一流学者有远见的思想结晶，却在中国和美国都鲜为人知。
1969年，刚成立三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主持了一场有关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的讨论会。这是学者与其他各界人士的混合讨论会，参加者代表极广泛的派别，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都与会参加辩论。会上意见分歧没有任何结论，由鲍大可和赖肖尔主编成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今后十年》。这也可以称是一次大规模的关于转变对华政策的初步舆论准备。
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出版了兰德公司研究员穆尔斯廷(richard moorsteen)和国务院官员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合著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与政府决策》。此书内容和口气都是内部政策建议性质，之得以公开出版是由于1970年美国国务院一项改革鼓励其官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公开的政策讨论。费正清为之作序。作者同样意识到美国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势在必行，但是其建议显然已落后于美国最高决策者当时的决心，对于即将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大约一无所知。不过关于台湾问题流传较广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即出于该书。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著作总的说来数量较少。1971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题为《对华贸易远景与美国政策》，由著名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主编并作序，全书由三篇长论文组成：(1)美国对华贸易禁运简史，作者为律师、经济法专家加森(john r.garson)；(2)中国法律与中美贸易，作者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罗姆·柯恩(jerome a.cohen)；(3)中美贸易前景，作者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顿伯格(robert f.dernberger)。本书的特点是资料详尽，每一篇都附有详细的附件和数字表格，包括历史情况和对80年代前景的估计。特别是美国对华禁运一章不但详细叙述这一政策的起源、执行过程及对双方的影响，而且还专有附件叙述美国历来有关对贸易实行限制的法律和案例，以及国会和总统的权限等。结论是对华禁运多年来对中国效果甚微，而且继续禁运已无法律依据。此书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托艾克斯坦主持的一个项目，是在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之前完成的，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政策建议，它从贸易这一重要方面探索打开僵局之路的意图和作用是很明显的。
(2)尼克松访华之后
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但是不久，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的原因，关系又停滞不前。同时，经过戏剧性的突破和开头几年的发展势头之后，许多固有的障碍和问题依然存在，双方都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这正是70年代中期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课题。其成果体现在几本重要著作：1973年出版的奥克森伯格和奥克斯南主编的《龙与鹰》[30]（以下简称《龙》）；1977年出版的巴恩兹主编，《中国与美国——谋求一种新的关系》[31]（以下简称《新关系》）；1977年出版的鲍大可的两部专著，《中国与主要大国在东亚》和《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32]。
《龙》与《新关系》两本论文集的共同之处是：都是有组织的课题——前者为“亚洲学会”主持，后者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持；都集中了一流的名家学者，老、中、青都有，有的年青学者当时还是初露头角，后来就成为这一界的骨干；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回顾历史，同时又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总体外交，特别是与东亚的关系的大背景下讨论；作者的观点、角度虽有所差异但总的基调是冷静而积极，既对推动正常化持积极态度，又不约而同地指出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障碍和问题，说明不可能一帆风顺，提醒美国人不要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主要的问题是中美何时并在什么条件下建交。这几本书总的倾向都是促进中美关系早日正常化的。其内容虽未见得事先有所配合，但题目却无形中各有分工。《龙》可视为这个时期集大成之作。选题本身就表现了组织者的眼力，每一方面以后都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各篇撰稿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有关专家，内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在美国对中国和有关问题的最前沿的认识。同时着眼于解释中国与美国的基本不同之处，说明中国之所以持某种立场之由来。这对当时美国一般人，包括精英界，可以说带有启蒙性质。
鲍大可的两本书，前者论述美国与中、日、苏在东亚的关系，重点是从战略角度谈美国应处理好与中国关系，以取得这四个大国在东亚的平衡。后者进一步论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步骤。总的观点是提醒当局：在当时形势下，中美关系不进则退，而退则打破战略均势，对美不利，因此大前提是：“在最近几年中改善美中关系是必要的、有益的、可行的，并应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主要目标”。[33]从这一前提出发，作者分析了中国方面的目标、态度和灵活的可能性与限度，以及美国的利害得失，建议美国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同时还对建交之后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各方面可能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预测并提出建议。当然，当时中国还处于正式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之前，所以作者对中美经济关系方面的分析比较保守。
《新关系》的作者也是一些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包括入江昭、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白鲁恂(lucian pye)、高立夫(ralph clough)等。题目自有特色，特别是高立夫作“美中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论述此问题甚为详尽。
1978年出版的萨特所著《观察中国——中美和解》[34]一书，初版在中美建交前几个月，简装版在中美建交之后，因此引起较大的注意。该书独到之处是作者自60年代起曾多年在中央情报局外刊部中国组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当时一般美国公众见不到的中国报刊资料和广播以及若干年后才解密的与美国政府公开宣传相矛盾的内部分析，因此对双方在各个时期的实际立场掌握较为客观、材料扎实。此书的基本看法是：肯定二战以来直到当前整个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中，战略考虑都是超过双边问题的主要因素，但是认为单纯建立在战略考虑基础上的关系是脆弱的。
(3)台湾问题
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因此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不可能不以此为重点之一。除了在有关著述中都涉及这一问题外，还出版了一些专门论述台湾问题的书，例如：1971年根据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举行的一次学者和国务院官员共同参加的讨论会出版的文集：《台湾与美国政策——中美关系史的两难境地》[35]。1978年高立夫所著《岛屿中国》[36]一书则是全面介绍台湾的历史与现状的一部专著。此外，还有许多小册子和散见报刊杂志的文章纷纷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以上这些著作对台湾问题及美台关系都是采取重新审视的态度，力图找到出路，走出困境。倾向性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美国应及时转变政策这一面，有的强调不应“背弃”台湾这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鲍大可在1977年的《对华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中美双方可以让步的限度，以及设想美国政府在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中可以采取的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刚好与1978年底中美双方实际达成的协议和做法完全一致，有的连措词都相同。特别是对最困难的售台武器问题，作者建议采取迂回方式，不正面解决。并且预言，这样做法日后可能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但是为了能实现早日建交这也值得。[37]此书出版时还是福特当政，无法证明后来卡特政府的谋士们在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中是否参考过此书，即使是不谋而合，也足见其预见性。
反对美国接受中方建交三条件，反对“背弃”台湾的作品也不少。其中一部分是同情台湾的美国学者，一部分就是旅美的台湾学者发表的。例如，1978年中美建交前夕出过一本小册子，题为《两个中华国家》[38]，主编为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长马若孟，其同情国民党立场为众所周知。此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已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没有正面反对与中国建交，只是主张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接受中国的三条件而是把正常化过程化整为零，就个别双边问题逐个达成协议。本书的阵容比起前面的主流派来差得很远，其主张与卡特政府的建交政策有相当距离，但其主导思想却部分地反映在后来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
（二）1979-1989年
中美建交之后的10年中，两国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一些曲折。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有一些新的有利条件：一是开始了人员大规模、双向往来，互派留学生，美国学者也有了来华作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二是一批年轻的美国学者成熟起来，开始崭露头角，例如哈定(harry hardin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逐步接替老一代在研究、教学、组织交流、为政府咨询等各个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三是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和思想解放，中国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型的研究也急起直追，这样，就有了交流和互补。
1981年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论文集，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39]。此书为美国联合国协会“国家政策委员会”于1978年9月组织的课题，从开始到成书跨越了建交前后，主要是研究建交以后的问题和展望未来。本书撰稿人既有中国问题或亚洲问题学者，如卡格林(joyce kallgren)，李钟石(chong-siklee)，列文，斯卡拉皮诺，斯塔尔等；又有关心中美关系的银行界、企业界人士，退役海军上将，还有因对原子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奖金，并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过十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西伯格(glenn seaberg)等，阵容相当可观。该书的议题有：中国现代化与中美关系的关系；中美关系演变的战略后果，美中科学、技术、文化交流问题以及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法律考虑（主要指台湾问题）。
里根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一度紧张，虽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八·一七公报》，台湾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暗礁，其他方面也出现一系列磨擦。美国舆论又从中国热摆向严峻批评。中美关系在新形势下何去何从，需要深入思考，一批著作应运而生。分量较重的有两本综合性的著作，都是大型联合课题的成果，都与政策紧密结合。一本是由理查德·索罗门[40]主编的《中国因素——中美关系与全球形势》，1981年出版（以下称《因素》）；另一本是文厚主编的《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41]，1984年出版（以下称《十年》）。这两本书都有规模宏大，视野广阔的特点。两相比较，《十年》规模更大，政策性更强，而且由于出版靠后，有些问题已更为明朗，提出的意见也更具体、更明确。
《因素》一书是“美国外交委员会”与“美国人大会”联合主持的课题。这两个组织以及当时索罗门任职的“兰德公司”都是著名的思想库。撰稿人中有斯卡拉皮诺、白鲁恂、哈丁等新老中国问题专家，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 perkins)、政治学家海兰(william hyland)、格里菲斯(williamgriffith)等。该项目开始在建交伊始，所涉及的方面与《龙与鹰》有不少相同之处。如果说《龙》带有启蒙性质，内容较富历史感，较为概念化的话，那么《因素》在认识上更进一步，涉及领域也多为当前实际问题。
《十年》由“大西洋理事会”主持。从事这项工作的“对华政策委员会”有60余人之多，除若干分属各学科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外，包括一系列重要思想库的代表如“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协会”、“美中贸易理事会”等；还有前军政高级官员（其中有些后来又任政府要职）、国会有关专家，以及大企业和银行负责人。委员会主席是资深外交官阿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曾为中美大使级谈判美方代表），报告人为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务长乔治·帕卡德(george packard)，项目主持人为大西洋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文厚（不久后出任驻华武官）。前一本书的部分作者也参加了本书的撰稿或讨论。委员会还吸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内瓦国际问题学院、日本和平与安全研究所负责人、南韩总统府秘书长等美国以外代表。哈丁并被委派专门访问东南亚国家收集对中美关系的反应，写出有关章节。从这个阵容和做法就可见其权威性和延续性，同时也可看出美国当时对与中国关系的重视。这是在中美建交后又经历了一轮波折的形势下，进一步全面考虑以后十年的对华关系与政策，其视角和题材的涉及面也更广。
两本书得出的结论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概括起来就是：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美国有利，并且前途有希望，但是不可过高估计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中美有共同利益，但有一定限度，今后需努力开拓共同利益的领域。《十年》的总报告经过全体委员会反复讨论，最后得到19项政策建议。总的估价是：
一个经济上健康、稳定和安全的中国对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与亚洲欧洲的朋友和盟国的共同利益。为此，美国应把继续发展与中国的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促进与中国在发展其经济潜力中的合作，放在优先地位。[42]
应该说，在直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的这段时期中，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遵循这一思路，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也大体与建议相符。这是美国学者和思想库参与决策的典型范例。
这个时期中国在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人数激增。1986年出版的兰普顿等撰写的《恢复了的关系——美中教育交流中的趋势，1978-1984》[43]及时地对这几年的教育交流情况作出总结。此书是受美国新闻总署的委派而作的调研，与决策有紧密关系。其后，奥林斯又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托于1988年出版《中国在美留学生》[44]一书为其续。后一本着重谈中国留学生在美滞流不归的问题。
除了上述与出谋献策有关的研究外，各大学的有关科、系在这期间对中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也成为热门，师生的兴趣都显著上升。以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为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层出不穷。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也不例外。例如1983年出版一本书，题为《中美正常化及其政策含义》，是南伊利诺伊州大学教授吉尼·肖(gene hsiao)和密苏里州一名企业界人士维吞斯基(michaelwitunski)主编，也是几家高等院校和一些民间机构组织的一次讨论会的结果。除学者外，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都到会讲话，本书“中美和解过程：成就与问题”一章即由傅立民撰写。书后并附有中美之间的重要协议及双方领导人重要讲话、声明等。此书与前一类的著作不同的是着眼点不是为政府提政策建议，而是普及知识，探讨问题，是很好的教材。
这期间还出了一批另外一种倾向的著作，基调是说中国对美国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局及国际行为变化莫测，不应寄予太大希望；对台湾的成就大力肯定，强调美不应背弃台湾；批评美国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中让步过多等等。胡佛研究所出的《与中国关系》丛书第一本：《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格尔[james gregore]著）除表达上述观点外，指名对《十年》一书中有关“应促进与中国的合作”的政策建议提出质疑，认为根据不足，目的不明确。
直接支持“与台湾关系法”的著作有：1980年出版的施奈德(edwin k.snyder)、格雷格尔、张侠(maria hsia chang)三人合著的《与台湾关系法与保卫中华民国》以及1981年《外交季刊》发表的参议员贾维茨的文章：“国会与对外关系——与台湾关系法”。此外，国际法专家李浩(victor li)，也是对“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他提出了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实体”的提法，在斯塔尔主编的《美中关系的未来》一书中他负责撰写“正常化之后（台湾）的法律地位与政治前途”一章，对这一观点作了阐述。多数美国学者不一定都支持“与台湾关系法”，但是他们宁可避而不谈，正面反对该《法》的作品尚未见到。
（三）1989-1992年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挫折。同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也是一个震动。与中国问题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争端的同时，在学者中也出现了前几个时期所未有的分歧。但是比起政界来，由于较少牵涉到利害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步达成一个多数的共识。这个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表现在讨论会的论文、发言、政策报告等，而较少大部专著。
与前几个时期一样，每当中美关系关键的时刻，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常常联合起来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分析局势。“六·四”之后不久，就举行了几次这样的会议。当然许多会议并不发表公开文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美中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于1989年7月8-9日在威斯康辛州拉辛举行的会议，题为《动荡中的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含义》，后来写成报告，题目改为《紧接着天安门之后的中国与美中关系》，由兰普顿执笔。会议参加者有40人，几乎集中了所有研究当代中国及美中关系的学者，并有白宫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各大基金会、企业界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代表。这不是“六·四”以后的第一次这类会议，只是此次规模较大，讨论较深入，没有一致的结论。不过大多数在以下的基本点上有共同的看法：美国一方面应该强烈表达对中国政府最近的行动的反感，但与此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战略与经济利益；一个得到有效治理而不是被孤立以至于不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和广大国际社会的利益；贸易关系不宜中断，文化交流应有条件地继续；美国应抵制中国各种集团想把美国拉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企图……等等。换言之，即使在当时的情绪化的情况下，与会者仍认为应有条件地保持与中国关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避免采取以后难以逆转的行动。最大的分歧在于应在什么条件下保持与中国关系，对华制裁到什么程度。当时布什政府对中国做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与会者赞同，但是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制裁和压力恰到好处，而相当一部分人则认为还不够，无以平息美国国内舆论，反过来也使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难以推行。对派斯考克拉夫特秘密访华之举多数人认为不妥。
其后不久，在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主持下又开了一次讨论会，主要参加者都是前政府官员，如保罗·尼采、黑格、布热津斯基、伍德柯克、万斯、恒安石等共12人，这不是一次学者的会议，但是作为会议的讨论基础的工作备忘录是鲍大可写的。这份备忘录回顾70、80年代中美关系，历数其对双方带来的好处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特别强调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带来促进中国开放改革的良好影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备忘录警告称：美国对中国制裁过分，必然引起中国报复，如此循环将有使关系恶化到难以逆转的危险。这份文件总的精神是反对当时国会提出的对华强烈制裁，主张考虑中美关系的全局利害，等待中国再次转向“温和”政策。讨论会最后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与会者一致支持的，与鲍大可撰写的备忘录精神基本一致，比前一份主要是学者参加的会议文件更加积极，对中国的局势更加乐观。其中与当时实际政策最直接有关的是反对通过国会立法对中国进行广泛的制裁，而主张进行有限的、留有灵活余地的短期制裁，并给总统以主动权。实际上，是在布什总统与国会的分歧中对总统的支持。
考虑到以上两份文件出现的时间仅仅在天安门事件三个月之内，当时中国尚未解严、美国尚处于群情激昂之中，提出这样冷静的分析和有远见的政策建议是很不一般的。
有的学者在震惊之余曾为文自责，否定自己以及其他学者过去的认识。例如对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起过重要作用的奥克森伯格在1989年6月《新闻周刊》上为文，题为《一个中国观察家的自白》，说自己和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过去都为假象所迷惑，没有看到中国存在的深刻的问题，上层的政治改革只是极表面的，实际上还是个人和军队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应准备长期同反民主和反改革的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到1990年，奥克森伯格又发表文章称，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走向民主化，而是中国是否会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预测了几种前景，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一个专制的政治制度低效而腐败地延续下去”。[45]不过他仍认为中国太重要，美国不能忽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即使苏联发生了变化，中国对美国战略上仍然重要，“只有一个现代化的，稳定的，得到有效而人道地治理的中国才能在对美国重要的问题上履行它的义务”。[46]事实上，他的意见除个别具体方案外，基本精神与多数美国学者大同小异。进入90年代之后，这类意见在学者中占主导地位。例如哈定于1990年12月发表的政策分析中就建议美国对华政策应“走钢丝”，既不能制裁过分致使中国强硬派得手，又不应执行过分和解的政策使中方认为不必做出太多让步也能与西方照常做生意，从而使美国失去对中国的杠杆。[47]
90年代出版的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最有份量的是哈丁的《脆弱的关系》[48]。这是作者开始于80年代完成于90年代的力作。本书全面论述了自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和各个方面的利害关系，包括美、中双方内部政策分歧和决策考虑。是一部资料完备，条理清晰，参考价值很高的专著。其内容与书名相符，认为中美关系基础比较脆弱，同时主张应尽量保持中美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以维护东亚的安全，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了今后中美关系的几种可能出现的前景：①恢复战略联合以对付共同敌人；②中国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美国与中国的各个部分分别建立关系；③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建立伙伴关系；④进入第二个对抗时期；⑤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冲突、竞争、合作兼而有之。作者认为在当前和近期，⑤的可能性最大，同时不排除恶化到④；从中期看，③的前景有可能增长，但条件是邓以后的领导人应是一代青年改革家，既致力于经济改革又致力于政治改革。如不发生特殊变故，①、②可能性最小。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美国对华做法的建议，其特点是面面俱到，总的态度与前述论文相同：既要保持正常关系，又不要期望太高。
天安门事件之后，在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出现的笔战主要是围绕着“民主”的普遍性问题，亦即一派人认为根据基本的“民主”和“人权”的标准，已证明中国现政权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因而不值得美国支持。他们反对“中国特殊论”；另一派人则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一插曲，原因及过程很复杂，中国领导人处理错误，但中国有特殊国情，仍将沿着自己的改革道路发展下去。当然，这两种意见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关于“民主”、“人权”哪些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原则，哪些是视东西方国情不同而定；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与中国历代政权相比的功过得失等问题的看法，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平之见逐步占主导地位。
综合起来，在20多年中，在中美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上，主流派学者的观点大体如下：
台湾问题：前面提到的穆尔斯廷等的著作中的名言：“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到70年代之后，极少有人主张搞两个中国，但也不主张美国断然断绝与台湾关系。他们本意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最好能维持与台湾的半官方关系；但是在中国政府坚持三原则的情况下，认为可以让步。对让步的程度看法不一，但几乎无人主张完全对台停售武器，同时多数也不主张售台先进武器。
经济关系：一方面认为不要期望太高，一方面力促缔结贸易协定，取消或降低对华贸易歧视，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逐步放宽高技术转让。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对于对华“制裁”的程度有不同意见，但都不主张取消最惠国待遇，经济学家对把“人权”问题与经济关系脱钩的主张尤为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持此主张。
战略关系：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双方政府的主要考虑都是共同对付苏联威胁，但是多数学者对过分强调联华反苏始终持审慎或保留态度。他们不反对美国利用中苏矛盾，但不赞成把这作为中美关系唯一的基础。8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松动后，他们认为这不一定对美不利。关于中美关系在亚洲的地位，一些主要著作自始至终强调美中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代替美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停止越战后，整个70、80年代学者们几乎一致主张美国不能因改善对华关系而过分收缩在亚洲的力量。他们还一贯强调美国应照顾其他亚洲国家的疑虑。
军事关系：8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考虑与中国发展军事关系时，学者多数比官方保留更多。80年代后期，中美在销售武器以及核不扩散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学者大多主张在这方面对中国严格要求，并对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做法不放心，对中国是否信守诺言缺乏信任。但是对于布什在“六·四”之后宣布中断与中国军事关系，许多学者不赞成，认为这样给自己造成被动，为以后恢复设置人为的障碍。
以上是指的主流派学者的主张。他们是大多数，参加各种大项目、会议以及政府咨询等活动也最多。另外在两个极端都有少数学者，其观点前面已经提到，不再重复。
（四）当代历史：
关于50、60年代美中关系的研究，既是历史，又是现状。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有关朝鲜战争以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也跟着问世。
1972年出版的福斯特·雷·杜勒斯著《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49]是最早全面论述这段历史的学术著作。作者虽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堂弟，但观点不同，书中对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杜勒斯国务卿本人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倾向都有客观叙述。作者在此书出版前即于1970年去世。1980年出版古托夫与黄秉默（译音）合著《在威胁下的中国》[50]是论述台海危机的。与多数美国学者不同，作者认为中国炮打金、马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性举动。
华裔学者张少书在研究这时期的中美关系方面是后起之秀。他写了一批有关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肯尼迪与中国的核武器等文章之后，于1990年出版了《友与敌——美国、中国与苏联，1948-1972》[51]。该书提出的新观点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决策者从未真的认定中国已无可挽回地“丢”给苏联了，也从未放弃过利用中苏矛盾的意图。与他们公开的言论不同，杜勒斯其实并未认为中苏是铁板一块，而尼克松早在任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期间就已建议过要对中国采取务实的政策。这一离间中苏关系的考虑对美国在朝鲜战争、金门马祖危机中的行动，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以及干涉越南的决定等都有影响。同时作者认为美国领导人确曾不止一次考虑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90年还出了一本孔华润与入江昭合编的论文集：《大国在东亚——1953-1960》[52]。这是“美国外交史学会”下属“美国与东亚关系委员会”于1987年在意大利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的论文汇编。其特点是中、苏、美、英、日学者在一起讨论艾森豪威尔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直接关于中美关系的论文约占全书一半。
三、关于文化教育与相互形象的研究
（一）传教士与教会学校
70年代以来，关于在华传教士又成为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包括费正清等，均投入这项研究。70-90年代，全美召开过几次讨论会，均有论文集出版。同时还出版了一批专著。一般历史书中也有对传教士的大量论述。其中教会在华办教育问题又是研究的重点。此外，工具书的编撰也有很大成绩，例如凯瑟琳·路德威克1986年为《教务杂志》作了全面详细的索引。该杂志创刊于1867年，停刊于1941年，是反映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材料，索引的问世解决了它数量大，难于查阅的困难，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53]
过去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多为宗教意义上的总结，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客观的历史分析，因此在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时，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成为重新评价美国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关系的一部分。另外，与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解冻的同时，文化关系也开始恢复。过去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医院、出版机构等大量文化事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何经验教训，自然成为双方学者关注的问题。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也兴起了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在卢斯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中美两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已经举行过四次联合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的论文集于1991年出版，由章开沅与美国林蔚(arthur waldron)主编，题为《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纵观美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传教士在华活动总的评价，不同于50年代赖得烈(kenneth s.latourett)等的著作的全盘肯定，70年代以后趋于客观化。1972年由美国历史学会的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有柯文、刘广京、韦斯特(philip west)、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isinger,jr.)等。会后出版论文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54]，费正清为之作序。费正清认为从1840到1940的百年间，传教士是中美民间交往中的主角，从受洗人数来看，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在出版、教育、医药等方面却作出了贡献。施莱辛格则肯定了传教士是“文化帝国主义”之说，而且认为美国的所谓“传教士传统”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冒险的一个因素。
(2) 为什么传教士在中国遭到激烈反对？美国学者如柯文、韩德等都倾向于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解释，认为传教士都坚持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人，正是这点使中国人感到威胁。但是他们对近代中国的特殊政治背景较少提及，即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传教士是在帝国主义炮舰保护下的，在华享有特权，其中也有欺压中国百姓之辈，这也是时常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
(3) 多数学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莫过于办学。教会学校在农业、新闻、医学、社会学等方面都居领先地位，并为女子教育之先驱。1971年出版的杰西·卢茨[55]著《中国教会大学史》对此有较全面的叙述。1976年出版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56]认为燕大是植根于新教事业和中国精神的世界主义理想的真实体，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超越。1980年出版玛丽·布洛克[57]著《美国的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虽然不是直接谈教会的，但协和医学院最早还是教会开办的，而且在华教会学校都得到过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书中介绍美国对洛氏基金会在华活动有三种评价：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转变（即改造中国文化）、美国科学向中国移植。布洛克倾向第三种观点。
(4)关于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论者说法不一，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1983年出版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所著《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58]选择了威尔逊总统执政的特定时期。他认为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的联系此时达到了顶峰，美国实行的是“利益均沾”政策，对辛亥革命持怀疑态度，本不承认民国，由于传教士的努力才承认中华民国。书中大量叙述了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尽管有学者戏称威尔逊外交为“传教士外交”[59]，即使在那个时期，这方面影响也是有限的，例如在巴黎和会上美国不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决策就足以说明。如保罗·柯恩指出，在1927-1932年间，在对待国民革命、修改不平等条件等问题上在华传教士与美国国务院有分歧，因此对政策几无影响。[60]
(5)关于20年代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卢茨继《中国教会大学史》之后又于1988年出版《中国政治与基督教会》[61]，专门论述此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本有反基督教传统，而20年代的运动的新特点是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结合，用学运形式出现。20年代末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更离不开国、共两党的作用，同时也为两党未来的干部提供经验，在学生中培养自己的生力军。作者还认为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是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和北伐的一个方面。
（二）相互形象
关于两国人相互看法与形象问题在这期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1958年出版的伊罗生(harold issacs)所写《浮光掠影——美国心目中中国与印度的形象》一书于70年代再版，影响很大。由于从80年代初起，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就开始起伏不定，美国舆论对中国看法摇摆幅度很大，伊罗生提出的美国对中国如钟摆一样的“爱恨情结”说流传甚广，至今不衰，几成定论。不少学者据此著文批评这种不客观的走极端。[62]
相互形象和观念也是费正清的著作中经常的话题。他1946年出版的《对中国的观念》[63]一书多次再版，再1974年又根据新情况修订再版。该书主要是要美国人理解中国为何把美国看作和其他列强一样的帝国主义，而美国却自以为出自善心。他强调美国人应“知己知彼”，既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又要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与所宣布的原则相矛盾的。
1979年出版格雷森主编的文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64]，精选了自1984年到1978年底美国各类有代表性人物对中国的评论共43篇。以随“中国皇后号”快船来华的商团团长山缪·肖(samuel shaw)的初次访华日记开始，以卡特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声明作结，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确实客观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正面与负面的看法，从中也可看出美国人所共有的对中国的心态。书前并有编者写的长序，概述200年来中美关系史，是一本参考性极强的著作。
1981年出版汤姆逊(james c.thomson jr.)与另二人合著的《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美国在东亚的经验》[65]是一部别具特色，寓意深刻的著作。汤姆逊是传教士之子，童年在中国度过，后在哈佛、耶鲁学习，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并曾在政府任职，负责对华政策工作。本书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历述200年来美国在东亚的经历，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的关系，也涉及中、美、日关系。如费正清在序言中所指出，并为作者一再强调的，写此书的动机是痛感美国对东亚的无知。作者着力描写美国源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的心态——自以为是一种崭新的文明的代表，是“文化的刀刃”，怀着以“化”天下为己任的冲动——以及这种心态与中、日乃至整个亚洲的现实、文化背景、民族要求和人民心理状态的矛盾，说明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注定要受挫。作者认为从广义上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过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因而称之为“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此书完成于1980年，如作者所说，是中、美、日三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和谐之时。为此，作者于结尾处特别提醒美国应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低估中、日的民族主义和亚洲国家社会发展与美国的巨大差异，重犯一厢情愿，以改造亚洲为己任的错误；特别对中国不要重复过去屡犯的那样，期待过高而导致幻灭，于是摆向另一极端。证诸以后事态的发展，这是颇有见地的。
1991年出版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著《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看美国，1972－1990》[66]则论述当代中国人怎样看美国。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他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事这项研究，主要是论述他称之为“美国观察家(america watchers)”的这部分中国人如何看美国。作者称这项研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了解中国领导人对美决策的“知识氛围”，也就是他们所赖以决策的情报信息和所得到的政策建议。他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能从这一“精英圈”得到相当详细的有关美国的情况，因此，一般说来，决策是在掌握信息情报下做出的。但是，大部分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不论其对美国本身看法如何，即使是比较“亲美”的，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也都脱离不开“偏见”——认为是霸权主义的，是要以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征服世界。因此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合作只能出于策略考虑。对中国人说来，美国始终是“美丽的帝国主义”，对两国关系不能期望太高。姑不论其概括中国学者的论点是否全面准确，作者立论的出发点是把学者的知识和看法与官方的决策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鉴于中国的国情，这一前提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在这段时期，尽管费正清已至暮年，不久即逝世，但攻击者仍以他为主要对象，认为他开创了为中国共产党辩护的中国当代研究，对整个美国公众起了“误导”作用。攻击他实际是攻击几乎美国整个的当代中国研究。马若孟等一些老一代的同情国民党的学者一贯持此论调。在新的人中当前特别突出而活跃的是莫什(steve mosher)，他1984年在中国农村蹲点因行为不端而被中国政府勒令出境，原来在美国学术界并无声望，但在天安门事件后应运而起，受聘于弗莱芒大学，负责中国研究项目，并成为政府咨询对象之一。他于1990年出版《对中国的错误观念：美国的错觉与中国的现实》[67]，书名显然就是与上述费正清的《对中国的观念》一书针锋相对的。该书以伊罗生的著名“爱恨情结”的说法为主题，认定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中国研究界要为这种现象负责，因为是他们不断向美国人灌输有关中国的神话，从而屡屡使他们在中国的现实面前失望。作者主要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批驳美国学者对中共肯定的论述，指责他们是中共的辩护士，甚至称他们为“文化掮客”。他集中批驳费正清的“历史传统”说，认为这是把共产党的错误都算到祖先身上，是有意为中共开脱。莫什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大多数严肃的中国研究界学者，在学术界还是比较孤立的。
四、几点结论
综观20余年来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以下一些特点：
1.有一些学者一直在紧密跟踪中美关系的发展，其研究的课题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又有很强的现实感。这些学者大多在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领域，多属一些名牌大学，而且师生代代相传，有连续性、继承性，又有变化和发展。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又可分为偏重于历史的纯学术研究和紧密结合现实政治的研究两大领域，但有时也互相交叉，互相配合。
2.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除一部分在大学外，多任职于一些研究机构，他们同时与政府有关部门、国会等接触比较频繁。有的任职于国会研究部门，有的亦学亦官，出入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还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则先后在与对华交流有关组织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的联系。
对华政策的研究比较突出的做法是组织联合大项目。每一个时期都有机构出来组织，有基金会资助，有时政府部门也给予一定支持。骨干力量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在不同情况下略有变化。而且往往学者与政府官员和企业舆论界人士共同讨论，有关机构中最突出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大西洋理事会。这些“联合攻关”项目都是在关键时刻进行的，而且尽管各述己见不受约束，却总能得出一些大体的共识，虽不一定百分之百与当政者所实行的相吻合，但一般相去不甚远，是在美国的政治条件下行得通的。其对决策的意义不可低估。
3.与政策研究紧密结合的学者中可以隐约看出一个主流派。他们的倾向主张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不同于美国多数政界、国会议员一味单方面强调美国的要求，他们比较强调应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思想方法。指出中国方面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让步的限度，敦促美国采取现实的态度。一般说来，在关系比较顺利时他们多指出存在的不利因素，在关系紧张时他们比较能冷静分析形势，找出路。
②一般说来，这批人的观点比较持平。在各个时期基本上持促进中美关系的立场，有时比美国当局前进一步，但不脱离太远。与40年代和60年代不同，尖锐批评美国现行政策的不多（“六·四”以后一批学者对布什政策的批评除外）。批评也多是在做法和策略上而不是在原则上。
③在这20年中，总的趋势是对中国的感情色彩日益减少，冷静的，乃至严峻的观察和分析渐占上风。这是年青的学者与老一代学者很大的不同之处。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一般说来对中国有感情，在为美国利益着想的前提下不希望中美关系破裂；另一派同情国民党的，也带有感情色彩。新一代的学者更多把中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或是把中国的某一领域作为自己专业的一个实例来研究，对中美关系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
在不同的学科中，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从而对促进中美经济关系态度较为积极；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评价略低，对中国发展中的不定因素分析较细，保留较多。
4.这个时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仅对策性的成果累累，历史研究也很发达，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新的突破。美国的史学，特别是外交史的研究，随着档案的开放而逐步推进是一个特点，美国的完备的档案开放制度为学者提供了优越条件；研究历史文化较少受局势的影响，但是研究的角度明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形势分不开。例如重新审议美国40年代的对华政策，重提当年的政策辩论，包括从新的角度观察整个中美关系史等等。这一类的研究貌似与当前政策无关，但的确对增进美国人，首先是精英阶层对中国的了解，如费正清所强调的形成某种观念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姑不论从更广阔、更长远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就是对影响决策和两国关系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5.题材和方法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另一特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例；还有对在华美国记者、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和美国的中国学，以及相互形象的变化，等等。研究方法也多样化，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并收藏的包括顾维钧等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人物的口述历史系列、普林斯顿大学的杜勒斯档案及口述历史等都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由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学者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到中国来作现场调查和访问，取得第一手材料和感性知识，这是以前任何时期所未有的条件，对此项研究的纵深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总的说来，应该说，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比中国要发达得多，一则历史悠久，有连续性；二则主客观条件也不可同日而语。关于直接与政策有关的研究，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究竟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根据本文所述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各个时期学者研究的课题、结论和政策建议，其主流与政府所关心的和实际执行的往往距离不太大，只是时间有先后。究竟谁影响谁，则难以分清。在不同时期学者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能够畅所欲言并得到倾听的机会和程度比中国学者要多得多，因而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产生的影响也大些。当然对这点不可过分夸大。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战后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我国的档案管理制度不同，往往只能凭美国档案一面之词，引用多了就成定论。中国学者虽立场、角度不同，但大量材料来源也只能凭美方档案，这种片面性越接近当代就越明显。正如一位美国人士指出，中国与美国档案开放的这种巨大差距，最终吃亏的是中国，因为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以美国的材料为依据，从长远来看，历史将对中国不公平。这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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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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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例如 harry harding,"from china,with disdain,"asia survey,oct.,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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