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佳作的遗憾——《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编校差错百出
据笔者初步统计，《美国社会》编校错误（不包括语法错误和表义不清）几近600处（该书共487个页码）。其中：标点错误（包括漏用标点和明显多余标点）171处，错别字233处，明显漏字85处，明显多字48处，字（或词）序颠倒11处，排版格式错误10处，英文字母应该用大写却用小写的24处，空铅4处，英文单词之间应该间半格距而未间隔的2处，一个英文单词中字母之间不该间隔而间隔的1处，字型用错1处[2]，正文与脚注之间缺少注脚线1处（第75页）。这些错误之中，不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者。
例一，该书第2页注①第5行，982年误为“1982年”；第194页第2行1900年误作“1990年”，并漏了“1963”；第199页左栏第15行1961—1970年误为“4961—1970年”。诸如此类，一个数字之错，就是相距几十年乃至几千年。
例二，该书第19页第4行爱德华·布朗误作“爱德华8布朗”，令人不知所云。第110页脚注第21行昆西·琼斯误作“昆西、琼斯”；第289页脚注第1行约瑟夫·菲茨帕特里克误作“约瑟夫、菲茨帕特里克”，同页脚注第3行埃琳娜·帕迪利亚误为“埃琳娜、帕迪利亚”。如此之类，一个标点错误，便将一个人活生生分解成俩人。
例三，该书第76页脚注①第4行阿根廷误作“巴西”；第60页第15行、第84页第8行英国误为“美国”；第124页倒数第7行、第134页倒数第2行“犹太人”系“犹他人”之误。诸如此类，张冠李戴，足见有关编校人员的责任心和文化素质之差。
例四，该书第91页第3行“南部奴隶”系“南部奴隶主”之误；第305页倒数第5行“德雷德·司科特次定”系“德雷德·司科特案的决定”之误。一字或几字之漏，含义便有霄壤之别。
例五，该书第40页第4行“他们”误成“它们”；第287页第15行“她”误作“它”。一字之误，人而非人矣！
“已”“己”不分，“侯”“候”不辨，“徒”“徙”不区，“未”“末”不别，如此之类，错讹脱漏之多，令人吃惊。更有甚者，该书竟然出现4处空铅，即第62页第17行末“狭隘”一词缺“隘”字，第340页第8行“完善了的欧洲文明”缺“的”字，第386页第20行“切中肯綮”缺“綮”字，第409页第17行英文单词“national”缺后一个“a”字母。这不能不说是有关编校人员的一种极为严重的失职。
秦牧曾在《校雠之难》一文中说过：一篇文章“错字不断出现，我们读来，就像吃饭不断咬着沙子一样”[3]。一篇文章尚且如此，一部书更是如此。
《美国社会》一书编校质量之差，反映了当前图书出版界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在图书出版界，流行着这样一种形容书籍质量不高的说法，即“无错不成书”。有的是明显的事实或史实错误，有的是审稿把关不严而在政治理论上出错，但更多的是技术性错误，即编校、印刷和装订等方面的错误。有的图书投入市场之前不得不附上一份《勘误表》。这固然表示了编者的一种责任感，但实际上已经给读者带来了不便。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社会》一书在编校上质量如此之差，却连一份《勘误表》都不提供，编者之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
在图书出版界，人们常说：“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一些论者也撰文指出：“对读者负责，对后代负责，用不是粗制滥造而是精心创作的优质图书供应读者是出版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如果向读者提供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有各种差错的图书，应该看作是一种失职，甚至看作是一种耻辱。”[4]从《美国社会》一书编校质量之差，我们不难看出，有关出版工作人员显然没有真正树立起“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在思想认识上亦显然没有把图书出版工作看成是一种神圣的、光荣的、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业，更不必侈谈什么“责任感”、“耻辱感”了。
《美国社会》是黄兆群博士几年心血的结晶，在学术上堪称品位很高的一部佳作。然而，由于该书的有关编校人员的不负责任而在技术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差错，不仅大大降低了该书的质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亦将有损于我国图书出版界的声誉。据笔者所知，黄兆群博士与不少美国历史学家有良好的私交，《美国社会》一旦出现在美国学者之手，此种影响将在所难免。笔者惟愿《美国社会》一书的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及其编辑人员引以为戒，并好好进行反省，认真吸取教训，为净化图书出版界的空气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注释：
[1]黄兆群著：《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2]出现在该书第153页“续表一”中的“怀俄明”栏。
[3]转引自黄璋尊：《文坛佳话“悬赏找错”》，1994年6月8日《新闻出版报》。
[4]边春光：《出版研究与图书质量》，《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114页。
（此文原发表在《中国出版》199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