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體制與美國冷戰知識份子
從亞里士多德到啟蒙思想家乃至亞當斯密和穆勒父子，西方歷史上的社會思想家向來有強烈的「政策取向」（policy-orientation），在很大程度上把政治家的問題作為他們自己的問題。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後期，社會知識的生產確立了科學主義的原則和信念，社會知識通過學科分化和進入大學而形成專業化、制度化的科際體系，取得其作為科學的合法身份。科學主義之「客觀」和「中立」的工作倫理要求新生的各門社會科學保持其對權力領域的合理距離和相對自主性。在這個「社會科學」形成的知識運動中，社會知識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中斷了西方歷史上綿延不絕的「偉大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經歷了一個根本性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過程，即力求擺脫價值／道德判斷、棄置對政策問題的關注、脫離政治權力領域的過程。新生的各門社會科學和政治決策之間、知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知識份子）和權力階層之間在總體上發生了深刻的疏離。1 根據一種廣泛的世俗化現代性觀念，知識和權力的分離是更廣泛的社會分化即各社會領域取得相對獨立地位的過程的結果，也是現代社會政治生活應然的常態。
但是知識和權力作為兩個相對分離、互不從屬的獨立領域的圖景或許只是存在於觀念中的理想類型。現代社會思想和社會科學其實從未間斷其對民族國家的權力體系和意識形態施加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而從馬克思到福柯（michel foucault），許多思想家對知識的獨立自主存在的可能性不斷提出質疑和挑戰。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知識和權力之間在現代社會政治中的制度性共生關係，而且也發現，歷史在不斷地塑造和再造著知識和權力關係的具體形態。
知識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即知識和權力的複雜互動和張力關係問題──的研究已被許多學科和領域引入。在新冷戰國際史運動中，科學和意識形態在國際鬥爭中的影響也受到更多的關注。在這個基本問題意識之下，本文要考察的是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一種情形：在冷戰的特定歷史情境下，在先後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所塑造的特定的制度結構中，一群社會科學家廣泛深入地介入了政治權力和國家政策，建立了自由民主政治中罕見的知識和權力的高度共生關係，建立了社會科學家和政治權力階層在理念、目標和行動上的高度一致性。這種特定情形的制度和政治條件可以從「國家安全體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這個概念出發加以闡發，而這些社會科學家可以被稱為「冷戰知識份子」（cold war intellectuals）。
一
「國家安全體制」是一個並沒有得到很廣泛運用的術語，但這個概念其實有著重要的分析和啟發價值，能夠標示和凸顯戰後美國政府體制、特別是其對外政策的制度機制的基本特性。就其最初和最基本的含義而言，「國家安全體制」指的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初期美國政府機構的重組，特別是經過1947年《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後形成的與對外政策相關的聯邦政府官僚機構的總體。這一國家制度設施的理念基礎是內涵比「外交」和「國防」都更廣泛的「國家安全」觀念，基本目標是以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核心，在政府內政治、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情報等各職能部門之間實現政策制定的集中統籌和全面協調。與「國家安全體制」形成過程相伴隨的是「帝王式總統制」（imperial presidency）特別是總統在對外事務上的權力擴張，情報部門的政策影響力的上升，以及常規外交職能部門（國務院）實際影響力的下降。2
戰爭具有塑造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巨大力量，「國家安全體制」的許多要素正是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全面動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與其國家政策的孤立主義特性相適應的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職能總體上偏重於內政，外交和防務機構的規模都維持在很低的水平，而且這兩個部門之間缺乏充分的協調和合作。3 作為一場「現代全民戰爭」和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總體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美國外交國防政策的基本內容和風格，最終使美國徹底擺脫孤立主義而確立了全球主義的對外政策體系，而且對政策制定的組織形式和制度結構產生了劇烈而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戰爭從來就不局限於軍事，那麼二戰比以往的任何戰爭都具有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的內容。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地球上多個戰場、多個國家展開，不僅要求在軍事上對廣泛和複雜的戰爭行動實施高度集中化的運籌和計劃，而且要求克服各軍事部門和官僚機構的本位主義，要求軍事、外交和政治諸領域政策和行動的密切協調。戰爭要求在國內進行經濟動員，以為戰爭提供物質保障。它還要求科學和智力資源的動員，實施各種綜合性的研究、開發活動。特別是戰爭極大地提升了情報的收集和分析工作的地位，並促使美國的情報活動超越傳統的純粹軍事性質的戰場戰術形態，而演變為高端、更具綜合性質的戰略情報模式。4 而社會科學家在戰爭中膨脹起來的「情報共同體」（intelligence community）中發現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的廣闊空間。繼受大蕭條衝擊，聯邦政府在新政期間迅速擴大規模及其經濟和社會職能之後，美國的政府體制和國防體制又在因應這種全面戰爭挑戰的過程中發生新的擴張。以其行動主義的領導風格，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不失時機地擴充了總統在外交和防務決策上的權力，增進其對政策的統籌協調能力，相應地在機構和程式上採取了一些特殊的和臨時的行政安排（如強化白宮幕僚的地位，在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之間建立聯繫協調機制）。後文將顯示，二戰中美國政府和軍方的目標、活動和制度安排對美國的社會科學的生態和運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戰爭結束以後，在美國對外政策的全球主義特性已經無可扭轉的情況下，戰時旨在強化部門協調和整合的多種制度安排獲得了繼續存在下去的條件，而實際上這種基本取向在戰爭結束後很短的時間內就以更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方式被固定下來。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的是1945年9月由艾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主持下的一個研究小組提交的題為「陸軍部和海軍部的整合以戰後的國家安全戰後組織」的報告。報告著眼於美國政府如何建立合理的整體性對外政策體制的問題。艾伯斯塔特報告追溯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軍事政策和組織方面的基本經驗，指出戰爭期間雖然美國各軍事部門在純軍事行動上的協調和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但在軍事政策與政治活動、外交活動和經濟活動的協調統籌方面卻有待做出重大的改進；在動員和結合科學研究方面，在情報的有效處理方面所，在民眾動員、物資採購、後勤保障以及軍事教育和訓練方面都存在嚴重不足。總結起來艾伯斯塔特報告認為，美國的二戰經驗顯示其傳統的政府官僚體制無法適應當前規模和深度的對外政策活動，缺乏全面協調國家安全政策的必要制度機制。報告申述了在各軍事部門之間以及在軍事、外交、情報以及其他部門之間實行更大程度的組織結構協調的必要性，明確提出「在國家安全方面實現整個組織結構的一體化」即建立單一的國家安全體制的綱領性主張。5
艾伯斯塔特報告為戰後美國的國家安全體制設計了藍圖，而這個藍圖符合美國關於自己的全球角色的新定位，符合日益明顯地浮現出的遏制共產主義的冷戰戰略目標，也符合執政的民主黨強化和擴大國家職能、建立「大政府」的政治理念。6 當時美國政府在杜魯門（harry truman）主持下正在醞釀全面的重組，以使美國不僅能夠應付戰爭而且能夠應付充滿戰爭風險的和平，艾伯斯塔特報告得到政府上下的廣泛支援。1947年國會通過旨在「確定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政策和手段的統一體制以及各部、局、政府的職能」的國家安全法，7 最終把艾伯斯塔特報告的主要建議固定為法律，將戰時成立的「國務院-海軍部-陸軍部協調委員會」改組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並建立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央情報局。
全面貫徹了艾伯斯塔特報告的精神的1947年國家安全法確立了戰後國家安全體制的組織制度框架。它不僅是對戰時經驗的總結，而且也是為適應當時業已展開的冷戰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這種新組織體制的核心，其法定的職能是「就涉及國家安全事務的國內政策、對外政策和軍事政策諸方面的統籌協調向總統提出建議」，促進政策程式和組織的協調，並就長期政策進行規劃。其最初的法定成員包括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資源局長等，但實際上中央情報局長也往往出席會議。雖然該機構因為歷屆總統對其倚重程度不同而地位有所變化，但它的存在對於強化決策程式的一體化和制度化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 作為獨立的政府機構並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對總統負責的中央情報局的建立，改變了此前國務院、陸海空三軍、國際經濟機構以及戰略情報局（oss）各有其獨立分散的情報活動的局面，具有提高情報工作在決策程式中的地位和加強總統對情報工作的集中領導的雙重作用。9由此延伸出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強大的情報界和社會科學家群體的聯繫的加強。
國家安全體制不僅是一種強調部門間政策統籌協調和組織一體化的政府組織制度形式。就其創建者更深刻廣泛的目標和效應而言，其意義還在於：為了贏得已經展開的冷戰國際對抗和預期中新的世界戰爭，而對美國全社會中各個領域、各種形式的力量和資源實施全面深入的動員和統籌。艾伯斯塔特報告確立的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新的核心理念的「國家安全」概念綜合了「外交」、「國防」、「內部安全」（internal security）等方面的內容，成為一個具有廣泛包容性和內在擴張性的概念。報告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相比，『國家安全』這一用語在內容和範圍上的變化是明顯的」，而戰後美國「已經極大地擴展了自身的國際責任，反映出我們現在的國家安全觀念是以世界安全的概念為基礎的。」它還強調指出，鑒於美國在當代世界的特殊地位及其所面臨的危險，美國應該做出持久的準備，建立「一個敏銳的、運轉順暢的和高效率的機器」，以使全部政治、軍事和經濟資源都可以被用來應付未來任何可能遭到的進攻。10 實際上在艾伯斯塔特報告中得以確立和初步闡述的國家安全理念不僅反映在新建立的政府組織的結構和程式中，也體現在美國冷戰的總體戰略、政策和行為的方方面面。1950年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政府內政策討論和演變的總結，也是冷戰的綱領性指導文件。該文件所號召建立的是一個舉國冷戰體制：「……更快地積累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並由此加強自由世界的信心，是唯一與實現我們的根本目標的步驟相一致的路線。」11 杜魯門後來寫道：nsc68「意味著一種和平時期的巨大的軍事努力。它意味著將我們的預算增加兩到三倍，意味著高稅收，意味著實施各種經濟管制。它意味著我們和平時期行事方式的巨大改變。」12
「行事方式的巨大改變」當然不僅僅會涉及美國聯邦政府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為冷戰而進行的動員涉及到美國社會的諸多領域，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性狀。杜魯門沒有提到，而後來的許多研究不斷證實的是，美國的教育和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的體制和生態也受到冷戰的巨大重新塑造。任何政府體制都會以制度和非制度的方式將其觸角伸向更廣泛的社會領域。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在實際的運作中，國家安全體制都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政府制度的範圍。要全面深入地理解美國冷戰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要理解冷戰的國內政治的和制度的基礎，特別是要達成本文的目的──即說明社會科學家與國家政治建立聯繫的方式和途徑以及社會科學家在冷戰政治中的作用，那麼僅考察政府體制是不夠的。通過上文和下文的論述我們應該能同意這樣的做法，即在不失其應有之義的基礎上對這個概念進行合理的擴展，即由一個政府政治學概念轉換成一個政治社會學概念，用來指稱和說明戰後美國建立的全面動員和協調國內政治、經濟、軍事資源以及意識形態和知識資源的舉國冷戰體制。
二
冷戰知識份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出現，在該國歷史上有深刻而長久的淵源，可以說這是美國國家特性的歷史展開的結果。相對於歐洲的情況而言，受一種獨特的美國式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影響、不喜抽象哲理思辯和宏大理論的美國學術向來有更強烈的現世精神，更關注現實生活和政治問題。13 用科學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農業和資源利用問題，自建國起就是美國人的目標。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美國社會科學形成獨立體系和世界地位的關鍵時期，而當時適逢進步主義運動聲勢浩大地展開，在反對保守主義且具有強烈科學主義思想和社會批判意識的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家中出現了將社會科學的技術手段引入政府政策制定、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自覺意識，形成最初的「科技治國」（technocracy）思潮。而這種思潮成為美國社會科學中具有鮮明美國特性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宗教領域的改良主義運動（社會福音運動）也推動著相當一部分社會科學家去將「教會、政府和科學的力量」結合起來解決實際社會問題。1890年代，威斯康辛大學校長巴斯克姆（john bascom）倡導大學專家通過與政府部門進行合作來實現科學服務於國家的「威斯康辛觀點」（the wisconsin idea）。以反對放任主義著名的經濟學家埃利（richard ely）及其門徒、美國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歷史學家特納（frederick j. turner）等傑出學者以威斯康辛大學經濟、政治和歷史學院為基地，對這種主張加以身體力行和宣傳推廣。1900年，著名進步主義政治家拉福萊特（robert m. la follete）當選為威斯康辛州州長，向威斯康辛大學的學者大開參與州政之門，使這所名校一時成為社會科學介入政府事物的平台，以至於時人誇張地稱其為「一所統治著一個州的大學」。進步主義運動中興起了廣泛的社會調查運動，其主旨是探索用專門化的科學知識和方法達成社會改良的目標。1907年塞奇基金會成立，開創了現代公益基金贊助社會科學的先河，將社會調查運動推向一個新的水平。14
誠如繆爾達爾所說，「社會科學的動力更多地來自改善社會的迫切要求，而不僅僅來自工作中的求知欲。」15 進步主義運動在「社會知識與社會行動之間」生成了「一種富有創意的結合」，為美國形態的社會科學確立了一個重要的傳統。1920年代以後，社會科學家和社會公益機構（特別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和塞奇基金會）開發出「社會智慧」（social intelligence，即把理論和行動結合起來）和「社會技術」的概念，繼續有意識地推進把知識活動和政策制定結合起來的實踐和組織活動。16 而一些政治家（特別是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胡佛〔herbert hoover〕兩位總統）也曾致力於將社會科學家的知識引入政府決策過程，並發出政府贊助社會科學的最初號召。
新政時期羅斯福大批吸收知識界人士進入白宮，在美國歷史上首次在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科技治國」，從此「智囊團」（brain trust）一詞流行起來。回顧起來，羅斯福的這種做法並不完全是創舉，而是以「威斯康辛觀點」和拉福萊特的州政為其歷史原型。17 但是，新政仍然代表了社會科學和政府關係的狀態以及社會科學自身狀態的重大轉折。因為，儘管進步主義運動中有種種在政治和知識之間建立聯繫的號召和實踐，但進步主義並沒有終結存在於美國的社會科學和政府權力之間基本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疏離。
在大蕭條以前，社會科學的學術活動和學術制度基本上仍在按照自身的邏輯演進，而沒有受到國家政治的明顯影響，兩者之間關係的基調仍然是疏離而不是匯合。在大約從1900到1920年間對美國社會科學發展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一個事實是，大學逐漸成了學術生活的中心制度，而社會科學在這一時期演進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學發展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科學研究的其他傳統載體（民間學術社團、圖書館、政府研究機構、學者間的非正式網路等）地位相對衰落，形成了大學壟斷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和專業人才繁殖的局面，乃有「大學之外無學術生活」或「大學之外無知識份子」之說。而大學制度發展的一個伴隨物和必然結果就是學術的繼續深入分化和制度化，不同系科內部形成獨立的專業文化和話語形態。這對知識份子參與專業和學術以外的事務是一個有力的制約。18 教學是社會科學家的首要任務，而獲得學術地位的熱望、對方法論和理論發展的強調，以及對科學精神的追求都傾向於把社會科學家限制在大學範圍內。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植根於大學、追求「純」科學傳統的德國社會科學對美國的影響十分巨大。19
自進步主義運動以來，社會科學家中固然有涉入政府事務者，如參加政府委員會，向一些政府機構提供諮詢，參與各種政治改革運動。但總體上這些都是零星和例外的情況。西爾斯（edward shils）說：「彌漫在美國各大學的認為政治不乾淨的流行觀點中，威爾遜作為政治學教授和美國總統是一個偉大的例外。」這種態度實際上也是進步主義運動中參加改革活動的知識份子的普遍觀點，因為對他們來說，「改善政治等於消滅政治」的城市管理運動。20 總的看來，專業社會科學家對掌權者持懷疑、輕蔑和懼而遠之的心態。對進步主義運動中參與社會改革的知識份子來說，介入社會政治事務的主要方式是提供知識技術和進行社會政治批判，而不是與政治家建立共同的思想和行動基礎。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社會統計、經濟學和農村社會學等方面，政府和大學聯合推進社會科學研究的情況很少。社會科學家傾向於把收集和分析社會經濟狀況和公眾態度的資訊作為社會科學家所能夠向政府做貢獻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說，社會科學家主要承擔一種「情報功能」（intelligence function）。1922年著名評論家李普曼提出了一個很能反映當時主流傾向的建議：在每一個政府部門中設立一個永久性的情報部門，由社會科學家充任工作人員，但不參與決策和行動。雖然政府和大學社會科學家在情報資訊工作方面有交往互動，但很少有聯繫兩者的正式制度機制，特別是沒有後來的研究合同和直接贊助的機制。大學社會科學學者為政府做貢獻的通常方式是離開大學，成為聯邦政府的雇員。主要的例外情況是二十世紀初開始建立的農業實驗站，它們向大學提供資助，進行農業經濟學和農村社會學的研究。在1929後，胡佛政府曾建立了一些總統委員會，如「總統社會趨勢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主持進行了一些以大學為主體的研究活動。但這些研究都是私人出資進行的，說明政府還沒有承擔起直接推動學術研究方面的職責。21
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美國歷史上空前嚴峻的兩大危機在根本上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科學的關係。在實施新政的過程中，具有干預主義和行動主義的政治信念，並且對官僚機構懷有不信任態度的羅斯福總統組建和倚重作為白宮幕僚的「智囊團」，以此作為其擴張聯邦政府職能和總統權力的一個部分。22 當時的觀察家評論道23：
「智囊團」的影響完全蓋過內閣。人們都知道它對總統有著更大的影響。……它把教授們從各學府中招來，而教授們把內閣成員們擠到一旁，使他們只充當部門領導和高級職員的角色。日常行政事務你不妨找內閣成員，但對涉及政策和高層政治的事，你得和教授們商量著辦。
羅斯福新設了一些行政機構（如國家復興管理局、工程振興署、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並建立了各種總統委員會，而充斥著這些機構的除了工程師之外就是社會科學家了。活躍於政府中的社會科學家的人數由1931年的680人迅速增加到1938年的2150人。24 社會科學家往往並不直接掌握行政權力，但已經在某些領域建立了巨大的政策和政治影響力。
新政使作為「消費者」的政府對作為生產者的社會科學家提出新的需求，產生了實施社會科學家所熱衷的「社會工程」的機會。緊急基金被用於社會科學研究，開啟了政府對社會科學的制度化贊助。而社會科學家也由此對自身群體在政策和政治中的作用也有了新的估計。「新政採取的那些措施讓知識份子和社會實驗家感到高興，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步驟之所以被採取不是因為專家喜歡它們，而是因為某種更廣泛的體制需要它們。」25 社會科學家介入政府的趨向最突出地表現在經濟學中。大蕭條中出現了「新一代經濟學家，總的來說，他們在知識和意識形態上的裝備都更加完好，因為計劃和控制的任務已經落在他們肩上。」26 但其他學科也在不同程度上變得開始關心現實，在1933-1938年的美國社會學學會的歷屆年會上，所有的主席演講都是以某種方式談論社會學在公共政策和社會行動中的作用問題。林德（robert s. lynd）自1938年來就提高社會科學的工具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務於解決現實問題在普林斯頓大學發表了一系列演講，產生了廣泛影響。27
與二戰延續和強化新政中政府職能擴大的趨勢相一致的是，新政所開啟的社會科學家大規模參與政府事務的趨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得到加強，而且這種參與的範圍顯著地擴大到軍事、情報和外交領域。政府在戰爭緊急狀態下進行的動員幾乎是無所不包的，「人們模模糊糊地感覺到，為了贏得總體戰，各種類型的頭腦，甚至學院型的頭腦，都是必需的。」 28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在武器研發中確立了新的重大作用和顯赫地位。在諸如曼哈頓計劃和麻省理工學院放射實驗室進行的戰時大規模、大投入和大協作的科研活動中，建立了科學研究和開發辦公室（osrd）等專門機構，形成了的「大科學」模式及政府組織和贊助科學研究的例制。一位曾在陸軍情報部充當領導人的社會科回憶道，社會科學家們「象他們的自然科學的同事一樣，也希望在問題涉及其專業領域時能出謀獻策」。29
總體戰的確也需要社會科學家，儘管其程度不如對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的需求。戰略情報局（oss）下屬的研究分析處（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在哈佛大學人類學家蘭傑（william langer）主持下招集社會科學家組成團隊，就敵方的後勤和經濟系統、戰略轟炸的目標選擇和效益評估，以及國內軍工生產的規劃和組織等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戰後冷戰知識份子中的著名人物如歷史學家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社會學家西爾斯（edward shils）和英克爾斯（alex inkeles）、政治學家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經濟學家梅森（edward mason）和羅斯托（walt rostow）都曾參與其事。該團隊的工作直接促成了後來所謂「行動研究」（operation research）領域的興起，對冷戰時期的軍事規劃和全球軍事戰略產生了重大的影響。30 而美國第一個地區研究機構遠東學會即由oss於1943年組織建立。31 陸軍情報局（owi）海外部則專門從事海外宣傳和心理戰的研究。這裏的心理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和記者從事的研究包括了從敵我雙方軍隊的士氣和對軍人標準化心理測試，從對敵國和盟國的民意情況到有效的宣傳手段，乃至於一種更具綜合性的「國家性格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國家性格研究中最著名的成果、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正是基於其1943年後在陸軍情報局對日本文化的研究，該書在1946年出版後對美國對日佔領機構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32 社會科學家大規模進入政府特別是軍隊，心理學家、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佔據了傳統上由軍人佔據的地位；而在對外政策領域內，外交史學家和國際法專家佔據了由傳統外交官佔據的位置。在軍事方面，「硬」科學研究建立了獨立的軍事研究和開發機構。社會科學家在新武器研發規劃、軍事行動和軍事組織管理方面取得了越來越大的發言權。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科學家的抱負擴大了，不再滿足於簡單的情報收集和描述性的資料分析，而力圖開展更具綜合性和規範性的研究，以使其工作獲得更高的學理水平。33 一些在政府和軍隊機構佔據了較高職位的學者又把他們在大學裏的同事和學生帶進來，致使其中的許多機構實際上成了大學之外的新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平臺。在鉅額財政支援之下，社會科學家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大科學」。
二戰也開啟了美國政府對大學社會科學的大規模、制度化的財政支援。1938年，政府對社會科學尚沒有任何直接資助（對自然和物理科學也只有1400萬經費資助），但在1940到1946年間，僅哥倫比亞大學就和10多個政府機構簽訂了118項各類研究合同，經費總額達4300萬美元，超過當時該校此前的主要經費來源即學生繳納的學費。34 「大學知道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對於這個世界以及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它想要取得自己的發言權」，35 於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從整體上開始對政府採取更加積極和合作的姿態。實際上，來自政府的財政支援使得以前反對接受政府經費的私立大學領導人也開始改變態度，因為如果割斷了戰時和聯邦政府建立起來的聯繫，則想恢復戰前的正常狀態而不可得。大部分投身戰爭的大學社會科學家從此成為在政府和學界之間「進進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s），通過他們政府和學界之間建立了穩定而不斷擴展的紐帶。
在美國通過新政建立福利國家、特別是在二戰期間通過全面戰爭動員形成國家安全體制的過程中，美國聯邦政府開闢了新的活動空間，而這又增加了社會科學家研究工作的領域和介入政府活動的領域。新政福利國家和國家安全體制可以分別表示戰後美國國家體制對內和對外的兩個基本方面，而社會科學在國家體制中新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當時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變化趨勢。社會科學形成了對政府的高度依賴，連接大學和政府的制度機制和人脈紐帶也建立起來了。政府政策及其對社會科學的動員影響了許多社會科學家的研究興趣和方向，創生了新的研究論題、研究領域和研究形態，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二戰重新塑造了社會科學的科際體系和整體生態。十分突出的是，戰前美國的對外國的研究（特別是對歐洲以外的國家地區）規模很小，而以戰時的情報活動為孵化器，形成了最初的以地區研究為基本範式和制度格局的跨學科國際研究群體。36 同樣重要的是，許多社會科學家建立了對美國的世界作用的全新認識，確立了對美國國家目標的穩固認同，相應地對自身在國家政治和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冷戰時期許多主要的社會科學家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取向、行動風格和工作習慣是在這一段時期內形成的。應該說，冷戰知識份子因冷戰而得名，其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的發生卻是在此前的美國歷史當中。
三
不難理解，冷戰知識份子的歷史生成，與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新的國家形式」（或可曰「管理型國家」）形成、現代科層制和「科技政治」深化發展的長期趨勢有深刻關聯，也是社會科學的學術化論說與社會建制之間的交互作用深化發展的結果，反映了與二十世紀民族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之間產生密切而複雜互動這一趨勢密切相關的一些共同特徵。37 同時，冷戰知識份子群體又是一種具有鮮明美國歷史特性的知識社會學現象，它深深植根於這個國家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國際關係史之中。在相當程度上，冷戰知識份子代表了二十世紀美國歷史變遷中的一些關鍵要素，是美國對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的本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其面臨的長期內外危機所做出的反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激蕩的國內和世界歷史風雲中趨向政治化的美國知識/思想界達成相當程度的自由主義政治和意識形態共識的結果，是國家動員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家為反共和冷戰目標而進行自我動員的共同後果，是美國建立的全面動員的國家安全體制的一個歷史和制度派生物。
本文認為，國家安全體制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制度性共生關係是把握和觀察冷戰知識份子的一個集中、切近和有效的途徑。作為舉國冷戰體制的國家安全體制的建立意味著一個「國家官僚-軍事-工業-科學複合體」的形成，而戰後美國的科研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國家安全體制的延伸制度體系。實際上，戰後建立國家安全體制的過程也是在二戰經驗的基礎上建立政府動員和利用社會科學的複雜制度機制的過程。二戰末期，許多國會和杜魯門政府中的民主黨人即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支援科學研究的執行機構，直接導致1946年國會通過法案建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在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方面，國家對科學的支援和統一領導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國家實驗室體系的建立。38 由於當時國會和政府內尚有人對社會科學的價值持有懷疑態度，國家科學基金本身對社會科學的資助一開始並不積極。但二戰時期形成的政府和社會科學界的各種聯繫交往的制度和機制在冷戰展開的過程中延續下來並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擴張，儘管政府對社會科學的支援和集中化管理的程度似乎不如自然科學之甚。實際上，與其國家政治體制的基本特性相一致的是，戰後美國科研體制具有某種 「分散多元」（fragmented and pluralized）的特徵，39 政府對社會科學支援、動員和利用是通過多種制度設施和複雜的機制進行的。
情報和軍事機構對社會科學的大規模支援和利用開始得最早，態度也最為積極。1946年7月，在籌組統一的情報體系的過程中，當局者明確即提出「統籌利用非官方社會科學研究」，40 並宣稱：「……在經濟學、科學、生物學、地理學、社會學等」許多領域中，「國家安全要求基礎研究和分析活動以集中統一的方式進行，以服務於中央情報當局屬下的各情報機構。」41 而1946年到1950年，海軍研究局（the office of navy research）實際上成了一度是「聯邦政府資助學院科學研究的主要聯邦政府機構」。正是通過海軍研究局的運作，聯邦政府形成了一整套贊助大學研究的管理機制，而且既資助「純粹為了增長知識」的研究工作，又扶植「具有潛在應用價值」的專案。42
實際上，美國戰後科研體制突出的變化不僅在於國家的大規模介入及其在管理上實施一定程度的集中化，而且在於其以各種方式和途徑越來越有效地動員私人機構（特別是私立大學）和資源服務於冷戰的國家目標。在政府對社會科學的直接資助中，行政性研究合同（administrative research contract）是主要方式，成為「獨特的動員社會資源以服務國家需要的美國體制的核心」。43 貌似「非集中化」的政府合同體系使得美國的政府和科學界的動員和聯繫體制更加便捷有效44：
當政府需要將這個國家裏最傑出的科學家納入戰爭計劃時，這個過程變得更容易順暢了，而且給所涉及的各種職業之間的關係帶來的麻煩減少了。在這種體制下，政府與現存的公司和研究機構建立協作關係，而不是將個體的科學家吸收為其雇員。……合同體系使得政府研究工作也可能在私人部門中進行，而用不著政府部門的官樣文章，也不用顧忌人員限額，但是卻有更長期的保障。……這種體制……給了聯邦政府以更大的靈活性和創造性。
通過與政府簽訂的合同，「意識形態攻勢」、「心理戰」、「政治戰」、「低烈度戰爭」、「特徵戰爭」、「心智競爭」（the minds race） 「發展研究」、「民族國家建構」等課題和政府資金一起進入大學，由此引致與政府專案有關的研究中心紛紛成立。空軍和中央情報局最先扶助了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俄國研究中心，其後政府合同又在各大學催生了一大批亞洲和中東的地區研究機構。其中的一個突出例子是，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國際研究中心（cenis）的建立直接歸因於1950年開始的一個大規模心理戰研究計劃「特洛伊計劃」（project troy）。45
的確，冷戰是二十世紀社會科學史之隱秘的一章46：
在某些情況下，國家安全機構的介入對學術領域的發展演變──也就是說，對學術制度的建立、文本、方法論和知識本體這些被認為是學術事業的基本要素的東西──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十分明顯和重要的情況是，政府吸納和利用社會科學的制度化安排成為戰後社會科學自身制度化的重要動力和內容。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基本趨勢即跨學科研究和「大社會科學」的趨勢即與政府的作用密切相關。現在已經十分清楚的是，在冷戰前期，大型社會科學研究的經費中的大部分來自美國軍事、情報和宣傳機構，而政府推動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資助那些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內容廣泛的各種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政府專案的派生效果，1945年以後興起了諸如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地區研究（area studies）、交往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行動研究等主要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戰後初期也是私人公益基金對社會科學特別是國際研究的贊助迅速膨脹的時期。洛克菲勒財團一向熱衷於此，到1951年對國際研究的投入已超過600萬美元。1946年卡內基基金會新任總裁約瑟夫斯（devereux c. josephs）宣佈要確立新的宗旨即幫助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變得更明智並建立更成熟的情緒」，次年開始對10多個大學的國際研究進行資助。到1951年卡內基對學院國際問題研究的投入達250萬美元。1947年老亨利．福特（henry ford）去世後，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扭轉了福特基金會先前的「反智主義」，轉而對學術和高等教育的贊助持十分積極的態度。福特二世向基金會董事、mit院長康普頓（karl compton）就基金的用途徵詢意見，後者則推薦他先前的mit同事、蘭德公司主席蓋瑟（h. rowan gaither）組織委員會進行專門研究和廣泛諮詢。1950年該委員會向基金董事會提交了題為「福特基金會政策和計劃的研究報告」即「蓋瑟報告」，最終使該基金會確立了大規模資助社會科學研究的工作目標。47 福特基金會在戰後的轉型也體現了這個最主要的私人公益機構與政府和主流社會科學界在政治觀點和目標上的趨近。致力於贊助社會科學事業的私人公益機構在整體上成了舉國冷戰體制的一個方面，也成了將社會科學研究引向冷戰目標和公共政策事務的一個重要渠道。
在國家安全體制之下，在共同的冷戰國家政治目標之下，在大學、私人公益基金與國家官僚機構、軍隊之間，結成一個以各部分之間穩定的制度聯繫和頻繁密切的人員交流為突出特徵的龐大聯盟。在這個聯盟中，許多社會科學家建立了自己專業研究工作之知識和政策的雙重導向，力求使自己的科研產品具有超越學術專業領域之外的「公共知識」品質。針對當時美國社會中對社會科學的科學屬性和政策效用尚存的一些懷疑和輕視，社會科學家們堅持認為客觀的社會分析能夠提供用以改造美國和世界的重要工具，並為自己的研究領域的實用價值而進行論證和遊說。美國社會科學的領袖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出面指出，社會科學研究是一種服務於國家政治目標的「資源」；問題已經不在於是否要進行社會科學研究，「而在於如何對其加以利用和發展。那些仍在討論科學地對社會生活進行研究是否可能的人已遠遠落後於時代。」48 而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冷戰知識份子，發展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羅斯托則在政治和學術的雙重生涯中致力於「以一種高度互動的方式」將「歷史學、發展理論和政策」結合起來。49 社會科學家中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冷戰知識份子群體，不僅是國家權力動員社會科學參與冷戰的結果，也是已經在長期思想史運動和長期國家危機中政治化了的社會科學家自我動員的結果。對政策和政治的參與和貫注，對國家政治目標的高度認同，對權力階層的自覺輔佐，正是冷戰知識份子精神和行為的最基本特徵。
冷戰知識份子的形成，在更廣闊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中有堅固的歷史依據。在二十世紀世界範圍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三大社會政治思潮的衝突激蕩中，美國的主流社會科學界做出了一致而堅定的政治抉擇，而這種抉擇符合缺乏激進主義的社會思想土壤、而又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傳統的美國國家特性的歷史演變趨勢。50 在美國現代自由主義的演進中，進步運動中具有強烈社會政治批判精神、與國家權力保持疏離的自由主義通過新政而壯大，轉換為長期控制聯邦政府的當代民主黨自由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總體上素有「左翼傳統」（以美國式的政治光譜看）、傾向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份子階層與權力階層逐漸趨向一致，建立了更大程度的共識，而其中又以社會科學家對民主黨自由主義的支援最為廣泛。193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社會科學教授中持新政派觀點的比例達84%，為各類人群中最高。1955年對大學社會科學家的調查也顯示了對民主黨極高的支援率。51 而新政時期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也更多地認同民主黨的自由主義而不是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施萊辛格在1955年看到：「近數十年來自由主義似乎勢如破竹。聰明的年輕人總是自由派，而博學深思的教授們通常也都是些自由派。」52 被認為是冷戰知識份子的人當中固然有傾向共和黨的保守主義者（如基辛〔henry kissinger〕格和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但其主體正是自由派社會科學家。這種趨勢也正反映了從193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自由派處於強勢，而保守派處於相對守勢的總體趨向。常春藤名校既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基地，又是盛產冷戰知識份子的淵藪，正可典型體現冷戰知識份子賴以形成和存在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史情境。在1950年代初，作為極端保守主義對新政自由主義的一種反動、且具有反知識份子傾向的麥卡錫分子調查和圖謀打擊的物件中不乏冷戰知識份子，而終究對這個群體沒有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損害，也正說明了冷戰知識份子在國內政治和社會思想中實際上有著堅固的地位。美國社會和知識界的意識形態構成在西方各國中向來最為單一板結，在冷戰高潮中並沒有出現類似於法國分別以薩特（jean-paul sartre）和阿隆（raymond aron）為首的左右兩大知識份子陣營的那種程度的分裂對峙，53 儘管美國也有冷戰政治的異見者和批判者。帕森斯作為美國社會科學在戰後初期的領軍人物典型地體現了美國知識份子的政治抉擇。以往帕森斯對美國社會和美國自由主義的看法中不乏批判的成分，但作為一種面對冷戰政治而做出自覺反應，1950年以後的帕森斯把「恢復和詳細闡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是它的新理論誕生的偉大道德責任」，在學術論述中呈現出「一種非常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的風貌。54
冷戰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穩定群體的最終形成，或許應該以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施萊辛格一部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為標誌。1949年，年僅32歲，但已在學界頭角崢嶸，且在二戰期間的政府部門中積累了政策經驗和人脈關係的施萊辛格發表了《至關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一書。55 他宣佈，經過偉大的新政運動，左翼和右翼的極端主義在美國國內政治生活中已經歷史性地失敗了，但在世界範圍內則由於共產主義集團的壯大而使「自由社會」處於持久的危機之中。他斷言，建立在對人性和人類社會的可靠洞察之上的「美國激進主義」傳統已經在新政和二戰中獲得新生和復興，承擔起在國際和國內「維護個人自由和對經濟生活的民主控制」的歷史使命，將構成領導美國和全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強大中堅力量。這部激情洋溢、筆墨酣暢的著作體現了美國知識和政治生活的多方面特性，反映美國政治史和美國自由主義思想史長期演進的一些基本趨勢，反映了戰後美國思想界和社會科學界業已達成的冷戰共識，也反映了冷戰知識份子一些基本的思想要素和精神風格特徵。
1950年，中央情報局開始以極為秘密的方式贊助一項對西歐的文化宣傳計劃，其主體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施萊辛格、貝爾（daniel bell）等美國知識份子和阿隆、波拉尼（karl polanyi）等歐洲右翼知識份子都曾參與其事。56 在1955年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在義大利米蘭招集的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起了聲勢浩大、有濃重反蘇反共意味的關於「意識形態的終結」問題的大討論。一個國際性的冷戰知識份子共同體昭然浮現。
在冷戰知識份子內部，以及其作為一個整體與政府之間，在國際政治問題上所達成的一致明顯地高於對國內政治的共識。而這種支撐美國的全球主義對外政策體系及其在冷戰中的領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在美國被稱為「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其核心觀念可以表述為：美國的生存和利益與自由民主政體在美國以外的世界範圍內的存續密不可分。戰後自由國際主義的核心是一種極其固執的「反共主義」。57 自二戰以來，社會科學家在總體上就是自由國際主義最堅定的論述者和倡導者，他們實際上曾經針對普通美國人對外部世界知識的匱乏和心態的狹隘而發動了一場敦促全體美國人認識並承擔其「世界責任」的自由國際主義的公民教育運動。58 戰後冷戰知識份子最初的一個重要思想行動就是離棄和批判在政治上更能代表羅斯福新政傳統、對蘇聯採取溫和態度的以亨利．華萊士為首的民主黨派別。59 在冷戰展開的過程中，自由國際主義中的反共主義成分迅速促使其中的國際公正和反殖民主義成分淡化和邊緣化。自由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理念突出地表現在冷戰知識份子的一個強大堡壘即福特基金會中，上文提到的1950年對福特基金會有重大影響的「蓋瑟報告」最為重要的作用正是確立這個基金的自由國際主義的思想宗旨，開啟了該基金會為冷戰目標而贊助社會科學，並為開展冷戰國際主義和冷戰自由主義的國民教育而進行的各種努力。60
冷戰知識份子的美國式自由國際主義其實可以被看作美國更為久遠的歷史傳統和國家特性在冷戰歷史情境下的投射和再生。與美國式自由主義相輔相成的是美國形態的社會政治哲學中的四個潛在的假設：變化和發展是自然的和不困難的；好東西一起來；激進主義和革命是壞的；權力必須被分割而不是集中。對美國社會科學和對外政策的考察顯示：這些關於人類社會的「正常」狀態以及社會進步的正當方式的美國式觀點深深浸透到美國社會科學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和論說當中，也滲透到冷戰知識份子影響下的對外政策行為當中。61 在美國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和美國式的「慈善帝國」（benevolent empire）觀念對冷戰知識份子顯然還有某種隱蔽而又深刻的影響。冷戰知識份子傾向於在學術和政策思考中使國際和國內的界限模糊起來，對美國作為現代社會的典範的意義，對美國和他們自己改變世界的能力抱有十足的信心。
興起於冷戰中的「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研究」是典型的美國式社會科學形態，也是「美國精神」（americanism）的以科學論說的形式的再現。而正是這個主要針對第三世界的研究專業成為冷戰知識份子最為密集地存在的領地之一，也成為他們的政策影響最為明顯集中的一個領域。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從戰後到1960年代初美國形成了作為整體的對第三世界政策，而正是這個政策領域是受社會科學影響最為深重的一個對外政策領域。62 甚至可以說，是社會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
冷戰知識份子的精神世界中同時夾雜著對自由主義前途的自信樂觀和極為深重的時代危機感。施萊辛格在1940年代末認為，他們所處的是一個「充滿麻煩和焦慮的時代」，是一個「好則是轉型、壞則是大災難的時代」，「任何維護和平和自由的道路都是狹窄而危險的」，西方民主瀕臨「失敗的邊緣」。63 而羅斯托在1960年代依然認為「自由的事業看起來處於守勢」。64 在信念和危機感之下是一種知識份子特有的、精英主義色彩濃厚的使命感和行動主義，一種極富進攻性和戰鬥性的精神狀態，一種急於使自己的理論付諸實施的迫切心情。1961年，與東部學術界交誼深厚、注意延攬學界精英的甘乃迪（john f. kennedy）入主白宮，許多和他一樣年輕、也和他一樣「不僅渴望佔有權力的世界，而且也渴望佔有這個世界的思想領域」的學者教授成群結隊地進入政府部門和白宮幕僚機構。65
冷戰知識份子可以被簡單定義為：高度認同冷戰的國家目標、以高度自覺和積極的方式介入冷戰政治和冷戰意識形態塑造的一種特殊類型的「公共知識份子」。66 其中有少數人主要是因為論證美國冷戰目標的正當性和參與制造冷戰的公共輿論而被列入是冷戰知識份子（如貝爾和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行列中，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中大多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政策和政治的實踐經驗。這些政府和軍隊中的學者教授們賦予他們所製造的情報分析、備忘錄和政策建議以濃郁的學術內涵和理性氣質，也往往不乏深遠的立意和綿長的思緒。換句話說，他們在從事政策思考時往往不就事論事，不單純從即時性對策出發而更願意從長遠歷史和政治觀點著眼，因而也更多地具備「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思維取向。他們對的因循守舊、缺乏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工商階層的「富豪統治」（plutocracy）感到厭惡和蔑視。67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介入政策制定可能而且的乎對軍人和外交家的短期的、狹隘的觀點構成修正和制約。他們在政府中的存在無疑有助於加強政治的知識基礎，提高政策的知識含量。然而他們的思想習慣又往往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而意識形態使他們傾向於在終極原則和具體的政策問題之間建立過於簡單化的聯繫，以簡單、「純淨」的觀念模式去照觀複雜的世界，以簡單的方案去應付複雜的問題，使信念和事實、現狀和預期、美國和外國之間的界限模糊起來。
與許多人在二戰中的軍事經歷有關，又或許與國家安全體制本身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很強的軍事化特性有關，不少冷戰知識份子具有一種特別的好戰尚武之風，信奉軍事手段的政治效力。羅斯托特別強調軍人在第三世界的積極意義，認為「我們必須擺脫美國自由主義觀點對軍人政權的厭惡」。68 1950年代末以來，冷戰知識份子首先倡導在第三世界進行反叛亂和反遊擊戰的實驗，在這個過程中有時他們熱衷於軍事路徑的方案的程度比軍官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羅斯托以其對軍隊的尊崇而被比他更溫和一些的同事施萊辛格戲稱為「手持機關槍的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而後來又由於其對戰略轟炸非同尋常的熱情而被譏為「空軍上將羅斯托」。1967年，連不少軍人都已經感到在越南的空中轟炸不可能奏效，但羅斯托則仍然是當時約翰遜政府中對此信心十足的極少數文職官員中的一個。69 到1968年，對越南戰爭的悲觀情緒已在美國社會中彌漫開來，但年輕的現代化理論家亨廷頓還是堅持表達了極為樂觀的態度。他認為「美國很可能已經在越南不期而遇地發現了對付『民族解放戰爭』的辦法」，通過將「戰略村」之類的「強行規劃的城市化和現代化」與戰爭手段結合起來，美國終將挫敗「毛澤東主義激勵的農村革命」。70 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冷戰知識份子所推動的，而美國冷戰政治的這一最大失敗也在很多方面標示了冷戰知識份子在知識和政治方面的雙重失敗。1960年代末以後，越戰引起美國國內政治和學術界的重大分化，冷戰知識份子受到新起的美國左翼最猛烈的批判。在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說的公共知識份子的整體「衰落」之前，冷戰知識份子已先行衰落了。
對冷戰知識份子的考察留給我們的依然是那個歷史上被一再提出的問題：在真理和權力之間、在高度專業化的學術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現代民族國家政治之間、在知識本身的價值和知識經常要延伸出的社會政治關懷之間，知識人將何以自處？
註釋
1 參見edward a. shil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elisabeth t. crawford and albert 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case for a 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john willey & sons, inc., 1969), 34-37。
2 從政府官僚體制的角度界定「國家安全體制」的著作是：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anthan theoharis, ed., the truman presidency: the origins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anfordville, new york: earl m. coleman enterprises, inc., 1979)。耶金（daniel yergin）的著作對「國家安全體制」概念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3 羅斯托（walt w. rostow）著，北京編譯社譯：《美國在世界舞臺上：近期歷史試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頁14、47-59。
4 丹尼（brewster c. denny）著，範守義、秦亞青譯：《從整體考察美國對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頁50-55。
5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213-14; 註4丹尼，頁59-61。
6 參見john f. walker and harold g. vatter, the rise of big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1997), 59-75.
7 《美國國家安全法》（1947年），見梅孜編譯：《美國國家安全報告彙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頁295-309。
8 關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簡要介紹，參見miroslav nincic,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and tradeoff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8), 118-120；關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創建及初期的活動情況，參見約翰．普拉多斯，封長虹譯：《掌權者--從杜魯門到布希》（北京：時事出版社，1992），頁9-43。
9 關於當時官員對組建中央情報局的目標的考慮，參見 188. memorandu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special assistant for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 (eddy)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acheso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fur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81_189.html.
10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 unification of th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and postwar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to hon. james forrestal, secretary of the navy, 79th cong., 1st sess.,(eberstadt report), 1, 3-6, 44, 轉引自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213-4.
11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nsc68.htm,（另見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i），尤見該文件ix章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d節 "the remaining courses of action-a rapid build-up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free world".
12 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7th revised 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112.
13 托克維爾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就指出具有上述基本特徵的「美國式的哲學方法」（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of the americans）；而歷史學家康馬傑顯然也持類似看法。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3-8; 康馬傑（henry s. commager），楊靜予等譯：《美國精神》（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頁33-36、147-156。
14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fpf, 1963), 198-204; 如恩斯（olivier zunz）著，閰循華等譯：《為什麼20世紀是美國世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39-47；楊辰起：〈二十世紀美國科技治國思想述論〉（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1995），頁2。
15 gunnar myrdal, value in social the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methodology, ed., paul streeten (new york: harper, 1958), 9.
16 如恩斯前引書，頁47-71。
17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9.
18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51.
19 elisabeth t. crawford and albert 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4-5
20 edward a. shil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elisabeth t. crawford and albert 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37-8.
21 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5-7。
22 參見arthur schlesinger, jr.,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214-215, 408-409.
23 literary digest, vol.cxv (june 3, 1933), 8, 轉引自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216.
24 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7.
25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217.
26 gunnar myrdal, value in social the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methodology, 27.
27 這些演講後來結集出版為：robert s. lynd,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8).
28 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8.
29 leonard w. doob,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1947): 469.
30 參見david g. armstrong, "the true believer: walt whitman rostow and the path to vietnam",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gust 2000, 108-160.
31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163.
32 christopher shannon, a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3-4; 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note, 156-7.
33 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9.
34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122.
35 william boardman, columbia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95, 轉引自mccaughey, 122.
36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66-7,
37 參見比約恩．維特羅克：〈社會科學與國家的發展：現代性問題論說的變化情況〉，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19。
38 peter james westwick, "the national laborato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7-1962",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9.
39 aaron l. friedberg, "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1 (winter 1996): 108-9。
40 154.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ouers)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authority,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45_154.html.
41 156.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vandenberg) to the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45_154.html.
42 harvey m. sapolsky, science and the navy: the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轉見aaron l. friedberg, "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1 (winter 1996): 108-9.
43 aaron l. friedberg, "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1 (winter 1996): 111.
44 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12.
45 參見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allan needell, "project troy and the cold 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159-182, 3-27.
46 christoper simpson,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xii.
47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132-146.
48 parsons, "social science: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samuel klausner and vicotor lidz, eds.,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41-112, 轉見michael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48-49.
49 walt w. rostow, essays on a half-century: ideas, politics, and ac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2.
50 關於相關問題最著名的討論，參見桑巴特（werner sombart），賴海榕譯：《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
51 參見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著，張紹宗譯：《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297-302。
52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38.
53 參見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陳偉譯：《20世紀的兩位知識份子：薩特和阿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54 亞歷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賈春增等譯：《社會學二十講：二戰以來的發展》（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頁18、54。
55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9).
56 參見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
57 參見羅賽蒂（jerel a. rosati）著，周啟朋等譯：《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360-63。
58 參見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122-127.
59 關於冷戰知識份子對「華萊士運動」的批判，參見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37-43;
60 gregory k. raynor, "engineering social reform: the rise of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old war liberalism, 1908-1959",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00, 143-149.
61 robert a.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8-20.
62 參見michael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david c. engerman, etc., eds.,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zabeer baber,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1, no.1 (2001): 71-85.
63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1-10, 156.
64 羅斯托（walt w. rostow）著：《從第七層樓上展望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頁12。
65 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仲宜譯：《一千天：約翰．菲．甘乃迪在白宮》（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134-37。
66 全面研究美國公共知識份子的波斯納即把冷戰知識份子看成是一種公共知識份子。參見波斯納（richard a. ponser）著，徐昕譯：《公共知識份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頁202、242-262。
67 參見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1-10, 16-25.
68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42.
69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155, 161-63. 鮑爾斯是以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自由國際主義主張而聞名的民主黨政治家。
70 huntington,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6 (july 1968), 64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