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学”挑战学校教育
为何不送孩子到学校去读书，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多数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是因为他们相信专业教师无论如何都比自己强。也有的人对学校的正统教育心存疑虑，却无力在家中承担自己子女的教育，很难想象他们自己，或他们当中的一个，能够为孩子的将来提供所有的准备。这包括进大学，成为合格的公民，步入社会，求职谋生。尽管如此，“家学”，这种看上去背离时代精神的教育手段在当今美国却日益成为“教育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reich 2002b），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过眼下争议很多的所谓“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 及“教育券” (vouchers) 。
希尔（hill 2000）指出，目前的“家学”运动意义深远，足以改变美国教育的性质。他认为，“家学”的发明和成功，是对公立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死守成规、回避风险、不喜创新的官僚作风的一种挑战。希尔乐观地认为，如果这种带着强烈反叛意味的教育方式更能适应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里的种种压力，那么就会迫使更多传统官办机构及产业面对现实，改进工作。与此同时，这种教育方式也带来了不少启示：家学是否真正暴露了正规学校体系的弱点，而不仅仅是某种个人喜恶的结果？家学究竟能否提高教育质量，而不会将一个狭隘的世界观强加给孩子？这种教育方式能不能帮孩子抵抗诱惑，而不会对他们加以不现实的保护？家学对整个社会而言，是补充其它教育方式的不足，还是对主流社会的消极反抗和抵制？
跟美国其它自发的社会运动相似，“家学”的使命也带上了政治色彩，代表了特殊的信仰和立场。本评论将要讨论的对立观点来自于美国的两位知名作家。在这个领域，他们的立场截然相反。
◎反对什么？
我们从萨缪尔?布鲁门费尔德（samuel blumenfeld）这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开始。他既是一位“家学”的倡导者，写了一本畅销书，用来给家长辅导孩子阅读与写作，也是一位有煽动性的政治评论家。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这场“家学”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潮流。这种潮流虽然被看作一种“基督教保守派，”但这里的“保守”者并不袭旧，而是把自己标榜为 “革命派。”政治运动的感召力来自其标新立异的的思想。布鲁门费尔德也是首先表示自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是个比美国人还美国的爱国者。在一次“家学”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时，他宣称：“我们美国人生来就与众不同。在我们的心灵和文化深处有一种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其它国家。事实上，美国人中有很多都极不信任政府，这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人都无法理解的。”(blumenfeld 1995)
把“极不信任政府”作为爱国主义的鲜明特征不能说不是一个精彩的讽刺。布鲁门费尔德的用意，当然是以此来反击对“家学”的批评，尤其那种视“家学”为一种对抗社会的运动的观点。事实上，在政治上美国人可以各持己见，唯独不能压制的是“自己动手”，不然就不太美国了。布鲁门费尔德在演说里提到的这种爱国主义颇有些悲剧的英雄主义味道，因为他赞颂的美国已经陷入衰退而不复存在，丧失了其最为重要的精神。美国曾经是“神领导的国度”，但是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还经常用“人道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些称呼来表达同样的意思）领导下“官僚化控制，教育上混乱”的国家。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翻“作为我们国家唯一的真正统治者的神”。
他说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世俗人道主义”，但是对于出自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传统家学，这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争夺性极强的宗教，能驱使美国官僚用法律手段改变孩子的信仰。“这样人道主义国家可以用义务教育法合法地绑架每个小孩，然后把这些小孩想关多久就关多久。”跟其他类似的反政府运动一样，作为宗教自由运动的代言人，布鲁门费尔德列举了一些法律案件，特别是1993年美国政府攻打德克萨斯州瓦可（waco texas）的“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s）”的悲剧，用以证明政府的干涉对家庭以及孩子不利。这种观点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被一般美国人接受。但是他往下讲的例子和逻辑逐渐接近一般美国人的观点。在这篇演说里，他的策略是先亮出他最离谱的观点，然后用人们容易接受的论据来支持。
布鲁门费尔德强调家庭的权威，他引用了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神学家rusas j. rushdoony的一段话:
"简单的回顾一下经文赋予家庭的基本权力,首先就是对儿童的控制。控制了儿童就控制了未来。这种权力既不属于教堂也不属于国家和学校，而属于家庭。”
布鲁门费尔德指出，如果家庭不走制度化学校这条“捷径”，“基督教家庭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把孩子引上敬神的道路。”争取这种自由，无异是对中立和世俗社会发出的独立宣言。这种“神圣的”道路“跟美国国父们的原则和价值是一致的。这些儿童会塑造美国的未来，在我们的政府里重新建立上帝的权威。”这场正在明确推进的运动被称为“政治觉醒”，目的在于培养选民来支持基督教保守派进入国会和州的立法机构。
部分倡导“家学”的人并不支持布鲁门费尔德这场“文化内战”，而且会反对他建议的“神圣道路”。决定一个孩子在家学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包括左翼和右翼的拥护者。而且具体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时家长也会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选修课，教材以及课外活动。网络加强和拓宽了“家学”的可能性，减少了它的边缘性，成为了一种更加有力的社会实践。然而从哲学意义上来看，“家学”揭示出了个人、家庭、国家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很多无意卷入文化战的家庭可能仍然会同意布鲁门费尔德对学校里发生的社会化过程的谴责：
“如果你想让孩子吸毒，最好把他送进公立学校，那里不仅有美国毒品的主要市场，同伴间的压力也足以使他上钩。如果你让孩子生出轻生之念，不妨送他去公立学校，因为那是死亡频频出现的场所。如果你想让孩子有活跃的性生活，那么就给他详细的性教育，从幼儿园教导如何使用避孕套开始。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失去宗教信仰，那么向他灌输进化论，让他离经叛道，独立思考，批判你的亲朋好友和宗教。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戴鼻环，在眉毛和肚脐上戴别针，那么送他去公立学校，同学会说服他自残是一种美。”
虽然布鲁门费尔德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有所夸张，但是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一个普通儿童身上。虽然有人反对他极端主义的宗教观点，或认为他对学校环境的描绘夸大其词，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他所强调的一点，那就是一个健全的家庭，其成员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共处。他写道：
“家学的最大好处可能就是让家庭重新掌握自己的时间。时间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东西。一个家庭用于改善和娱乐的时间越多，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好处就会越多。学校浪费了家庭生活里最好的时间，剥夺了家庭成员一起学习，玩耍和创新的时间。国家需要用这些时间来灌输一种标准，但是时间原来是属于每个家庭的”。
布鲁门费尔德在这里描绘出来的画面的确让人伤心。作为人们抵抗冷漠坚硬的现代社会的避难所，家庭应该温暖、亲密、熟悉。但如果其成员没有共处的时间，这种理想的家庭就无法成为现实。相反，现在家庭，其成员本时成天忙碌于上班挣钱，上学念书，周末也不得喘息，还要驱车送孩子参加各种文体和社交活动。这种家庭就连坐在一起吃顿晚饭的机会都不多，就无从侈谈在成员间更为亲密深入的关系。
在家教育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专门知识，尤其是要创造“新的人力资本”（hill 22: 2000），原来，这些人力资本都属于正规官僚机构。“学校时间”包括课后部分，并不是发生在制度真空里面。孩子们在学校里，他们的父母在工作（有些父母的工作正是教育别人的孩子）。但是，基督教保守派的教育就是要求母亲跟孩子一起呆在家里。米切尔（mitchell stevens 2001）在相关研究中观察到在家教育孩子给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种很有挑战性，很有意义的工作”。一位敏锐的评论家坦尔伯特（margaret talbot）将这个现象放在了女性、工作和孩子这个更大范围讨论。她指出这些女性跟世俗社会里的同类一样，都是女性主义的产物。在家教育孩子使“家务因为更多的收益和尊重而变得更有吸引力”，所以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孩子或者社会，而是这些女性。
◎产出什么？
“家学”的儿童在测试的时候，学习内容一般高于他们的同龄人水平，考试成绩也高于全部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但是这些可以得到的数据来自于相当有限的家庭样本，这些家庭大多数都自觉性很高，在教育和经济两方面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hill 37）。几乎不可能测量那些在家里被忽视或者家长忌讳参与调查的孩子。
“家学”是对很多压力的反应。最激进的那部分人认为这是一场文化战争中的革命力量。广义上看来，这反映了很多家长的不满：死板的官僚机构，跟父母的希望背道而驰的社会压力，对建立家庭关系所需要的时间的竞争。也反映了女性的困境，她们作为一位母亲和一个挣工资的人的责任感和满足感。
从长时间来看,“家学”会对孩子、家庭或者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吗?在一些网站上能找到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安感觉,即“家学”会被宣布为不合法。除开这一点，很难找到一位学者严肃公开地反对“家学”。家学符合美国文化的主流态度，从个人自治到怀疑权威和官僚，到对职业女性和贤妻良母两种角色的兼顾。事实上，任何对“家学”的限制和要求都带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家学”的倡导者可以有效的利用这种防御性的热情。（关于“语音认字”和“理解全文”这两种不同的基本读写方法的讨论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支持国民教育体制的人怎么样来辩护呢？怎样证明学校不只是为忙于挣钱的家长提供一种看管小孩的劣质服务？
瑞科（rob reich），一位教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就站在这一立场上发表见解。在《家学带来的公共危机》一书中，瑞科认为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可以独立操作的教材，家长的确可以选择和控制孩子接触的每个方面。“通过’家学‘为每个孩子设计教育内容反应了教育领域的一种消费者理念的胜利，即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家学”是父母对孩子教育控制的巅峰。”（reich 2002a: 58）正如瑞科指出的那样，很多在家教育孩子的父母宣称主流教育里流行的这种消费主义现象正是他们决定离开学校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个选择的过程不能为将来的公民做好充分准备，可能对孩子以及社会都造成不好的影响。民主社会里的公民要求个人学会处理其他人的选择，尤其是当别人做出跟自己不同选择的时候。“学校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教育机构之一”，他说，“在那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孩子们可以学会共同的价值，比如得体，礼貌，尊重。”
瑞科还反对那种认为家庭是孩子教育的唯一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在《对父母教育权限的检验：家学的案例》中他描绘了孩子、父母和国家这种“利益三部曲”，其中任何一方也不能剥夺其他两方的权利。（reich 2002a:4）“家学”的问题在于：当父母拥有几乎全部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时，孩子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能不能实现？瑞科认为三者都要求孩子发展最低水平的独立和自治，但是具体的利益不一致。孩子的教育权利可能最有意思，又是最难捉摸的。儿童一旦成年后会避免“伦理上的奴性”，即过分屈从于国家或者父母，但在受教育过程当中还没有学会表达自己的立场。瑞科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困难。瑞科认为父母抚养孩子的目的虽然也很难确定，但不可避免会成为父母自我人生“意义的体现”，而跟孩子本身的成就无关。国家的利益比较明确，需要确定个人将来可以成为雇员，可以投票或者参与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即使他们选择不参与，国家的合法性也要求它的成员都“自愿地认同国家得以建立的公正原则。”这需要他们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理解并且进行批判，对不同的选择没有深刻地理解，就不配作选择。而瑞科认为，在学校的教育应该更加有力地提供这方面的训练。
孩子本人的成长难以预测。父母和学校可能都会指控对方主宰了孩子的意愿。目前缺乏对孩子的连贯性研究，父母和学校之间的辩论成为一种争夺监护权的战斗，双方的利益针锋相对。不管是提倡“家学”的人还是像瑞科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家学”的人这样称呼他们）都很少在讨论中对学习场所进行实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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