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研究述评
一.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取向
中美关系研究的发展一直受到美国历史和对外关系史两个领域的影响.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第一代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人大多数是受战争影响的带有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取向的政治史学者.他们强调美国外交的持续性,支持美国势力的扩张,把基本注意力放在国与国、特别是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上[2].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已经起步,传教士可能是他们最早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显然受到民族主义取向的影响,认为传教士通过出版教科书和培养教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教育,传播了西方文化,因此把中国 "带入了与西方的接触," 使 "中国人获益 甚多."[3]
在二十年代,进步派(progressive)历史学家向民族主义观点提出挑战[4],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形成外交政策的知识的、经济的和地区的力量上.他们认为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是 "变化" 而不是 "持续";是 "相互矛盾",而不是 "观念一致"[5].但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 的研究并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现实派(realism)历史学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成为主流,与早些时候的民族主义学派一样,他们也注重于国家、决策者和为国家利益的权力的使用,注重美国外交的内部资源,重新使像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权力平衡以及战略决策这样一些内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费正清是现实派在东亚史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及他的那一代与其不能阅读中文原始资料而仅依靠二手资料的前辈不同,他们能直接接触中文资料并有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从而把中美关系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68年,费正清以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身分在每年一度的演说中,呼吁历史学家致力于东亚史的研究.之後不久,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就东亚史的研究举行了 一系列学术会议.美国东亚关系的研究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自从六十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一直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研究.但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学者单纯从"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入手,并未试图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动力,因此一些学者批评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反映了美国的政策需要.正如 m·亨特 (michael hunt)指出的 "坚持现 代化理论的最主要的危险是仍然以十九世纪美国人的知识框架作为历史学家的思维." 同一时期,"新左翼" (new left)历史 学家使用 "开放门户的帝国主义" 去描述 "美国的市场 渗透和控制." 但是,新左翼在使用 "帝国主义" 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作严格的限定[6].
在六、七十年代,那些受越战影响的修正派(revisionism)史家猛烈批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而把研究重点从欧洲和其它强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强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意义,强调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意识的重要性.然而因为修正派没有区分国内的各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制约、忽视美国在外交中为本国利益考虑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而受到批评.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七十年代末产生的后修正派"力图以现实主义的特点去取代修正派的观念."[7]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亨特应当被认为是修正派的代表.他这一代中美关系史研究学者不同于费正清那一代.尽管费正清写有极具影响的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但实事上他是以中国历史专家的身分出现的.相反,亨特这一代是从美国史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不过他们也具有直接阅读中文原始资料的能力.这样,当他们考察中美关系的时候,能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观察问题,使他们有能力去揭示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和美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实际上亨特也采取了"社团"派(corporatism)历史研究的取向[8].亨特通过一个较宽的视野去考察中美关系,揭示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两个国家文化、经济和外交相互作用的过程,指出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分离,使两国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不稳定.他的研究提醒我们,两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面对两个国家实体,而且是面对两个不同的社会和文化.
最近几年,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在美国史其他领域的影响下,日益强调像文化这样的与社会史有关的题目.在最近美国-亚洲关系的研究中,文化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心.许多 外交史学家开始强调 "国际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概念, "全部那些关于意识、象 征、大众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某些方面都纳入了国际史之中."[9]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国际系统中国家、人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上,试图揭示美国对外关系在国内和国外影响.一些人提倡历史学家应"行进在全球权力的边缘,"其意思是从第三世界(而不是欧美发达国家,即国际权力的边缘)去分析世界权力系统[10].在这一倾向影响下,中美关系的研究也进一步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
二. 早期中美关系
十八、十九世纪的对华贸易使美国不仅取得了商业成功,而且与中国有了文化接触.在 w·j·布宁克(william j. brinker)关于早期中美接触的文章中,强调了文化交往和文化理解 的障碍.在中美贸易的早期阶段,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制造品质量较中国的优越,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经常是出口质次的产品而把高质产品留在国内,这样使西方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错觉.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美文化接触就像这种对产品的理解一样,都是十分有限和不确定的,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仍然是支离破碎的.直至二十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仍一无所知.美国日益超越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使美国人认为了解中国并不重要,而且美国人还在种族和道德上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从中国人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学[11].
a·o·阿尔德瑞奇(a.owen aldridge)对两国早期文化接触有不同的分析.如果说布克林 强调的是早期中美文化接触的消极方面,那么他的注意力则放在更早阶段的积极因素.他指出,从1706年富兰克林的诞生到1826年杰弗逊的去世这段美国的启蒙时期,关于中国信息的传播本身便是美国和欧洲启蒙的内容之一.在过去,美国人所知道的中国是从那些从来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想像中得来的."在伦敦或巴黎发表的关于中国具体信息,每一个特别的观念或因素都以某种形式在美国再现."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最老的帝国,而美国是最年轻的共和国;中国保守、传统和孤立,而美国进取、充满活力和富于扩张."因此,从两国交往的开始,就不是相互理解和合作的记录,而是不同文化在各方面的碰撞."[12]独立战争以後以及随着对华直接贸易的发展,许多美国人到中国并写下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在1785-1825年的四十年间,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在费城及其他地方出版,报纸和杂志也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发表.他还发现不少中国文化对美国思想家影响的证据,像富兰克林在费城报纸上分析儒家思想的文章,杰佛逊给他妻弟开的阅读书目中列有中国小说等.虽然阿尔德瑞奇强调了中美间的文化接触,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接触只限于少数精英.而且这个接触与更早时期的欧洲与东方的接触模式相仿,不是相互间的知识的交流,而是从东到西的单向移动.
十九世纪中美是怎样接触和理解的呢? w·i·柯恩(warren i. cohen)的研究不像布宁 克和阿尔德瑞奇基于文化角度的研究,他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基本上是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将研究集中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特别是不平等条约的影响.<<南京条约>> 以英国的胜利换来和平,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阶段:朝贡系统的结束和条约系统的开始."不幸的是,这个新的系统是基于西方外交概念的理论,是以武力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因而是不平等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美国以相对平和的姿态出现,因此中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希望很快落空.美国仍然享受违背中国人意志的特权."在被外力控制的范围内,美国寻求各国商品的平等待遇,使美国的出口能从中获益."不过,"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看来是相对友好而资利用."[13]虽然一些中国官员能觉察到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微妙不同,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西方包括对美国都是仇视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确不乏中国官员和政府把希望寄予美国的事例,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用中国人的话说是被美国人"出卖了".但这些事例也的确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缺乏了解.两国决策者有不同的动机.中国官员把民主政治的美国视为危险较少的外夷而可被利用来阻止其他贪婪的列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官员希望与美国合作,特别是在铁路和开矿方面;之後,中国政府又试图寻求美国的支持以抵制欧洲和日本的侵入.这都显示了中国官员对美国的误解.美国商人因未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而对此缺乏热情;而美国政府则不愿卷入与欧洲和日本的对抗,实际上美国对卷入也还缺乏实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接触的早期,相互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美国还处于工业革命前夕,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力量薄弱,因而美国紧随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以得利.美国认为最惠国待遇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而让英国去承担责任."这个政策对美国是最现实和令人满意的"[14],的确以最小的代价得到了最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却是以损害中美关系和违背美国奉行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而取得的.
三. 门户开放政策及其运用
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产生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对华政策虽然"具有推进中美共同利益的潜力,"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具体实施却令人失望."[15]这个政策的中心就是所谓的 "门户开放" 政策.
(一) 门户开放政策和 "关门" 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整个对华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美国外交和东亚关系间最重要的接触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主张门户开放政策的集团开始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商务、外交和传教的人士中产生.在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1898年的美西战争获得菲律宾以後,美国开始向一个世界经济、政治强国过渡.这个时期,美国反对进一步孤立中国,国务卿海约翰关于"门户开放"的照会便是"百多年来美国卷入中国的顶峰."[16]美国人懂得,中华帝国 的保存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j·瑞德(james reed)强调在门户开放政策制定过程中传教士的作用.许多在华传教士 与在美国政府中的同仁一起,主张以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作为抑制欧洲和日本在华扩张的工具[17].亨特则指出美国门户开放集团并没有达到其目的.商人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市场,传教士也未能使更多人皈依基督教,许多外交官、商人和国会议员发现整个门户开放政策不是毫无意义就是无法推行.[18]但是m·肖仑(michael schaller)肯定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 免于灭亡,而美国则得以 保持在华 市场,美国仅通过口惠而成功地达到了目的[19].
当门户开放政策作为外交政策产生之时,一个"关门"政策--即在美国排斥华人--却作为 国内政策而形成.门户开放政策与排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一些学者批评美国决策者对外鼓吹在华平等商业机会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对内却否定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权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移民到美国西岸就与中美关系联系一起."[20]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美国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实质是与中美关系一体的.
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是把过去中美关系研究只注意官方关系转移的非官方关系的一个极好的突破口.亨特首先系统地把美国的中国移民与美国开拓中国市场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移民问题的产生加剧了中美间的分离,"虽然中国移民在美国较之美国人在中国安分得多,但他们的肤色和抵制同化引起强烈的排华运动."[21]科恩分析,中国移民所得到的教训是意识到他们不同于欧洲移民.肖仑认为十九世纪中国移民遭到的是公开的仇视和欺侮,结果美国种族主义者损害了中美关系[22].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工业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却受到粗暴对待.美国控制了这种关系模式,而中国政府在保护移民问题上却无能为力.在中国移民问题上,不是移民政策而是移民本身成为研究的中心,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能提供了美国看待中国和中国人丰富的资料.
(二) 美国对二十世纪初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反应
一些学者以二十世纪初美国对一些关于中国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二十一条" 和巴黎和 会的反应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关于辛亥革命,学者们有不同的观察角度.d·m·科瑞 (daniel m. crane)和t·a·布鲁斯林 (thomas a. breslin) 认为美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其意义不在于 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从中表现出的美国社会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取向.1909-1916年间的中 美关系是由塔 夫托 (william h. taft)总统、罗克斯 (philander c. knox)国务卿等 的金元外交决定的.美国人从一开始是同情孙中山革命的,但当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政府便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在各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支持袁世凯而背叛了进步的孙中山.在威尔逊 (woodrow w. wilson)任总统期间,拒绝支持国民党的反袁 活动.袁世凯的称帝实际上也受到美国的鼓励[23].瑞德发现,中国在1911-1913年的事件第 一次使中国事务成为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在是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的矛盾,实际反应了国内政治上的矛盾.科恩却指出,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使其有必要在中国保持武力,但美国并不想这个武力威胁到其他列强[24].美国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另一原因是谋求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因为日美在反德国问题上结成联盟.1917年,美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利益.
瑞德还从两大事件入手来看"传教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是美国是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一是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两个事件中,美国的对外政策专家支持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在新的中国政府证明能保护外国在华利益后才表示外交承认.这些专家认为二十一条对美国没有损害,因而建议美国应避免与日本的野心相冲突.然而,那些决定威尔逊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像总统本人、国务院外交顾问 r·兰辛 (robert lansing)以及负责远东事务的 e.t.威廉姆斯 (edward t. williams)等却在 "传教思想" 的影响下认为应支持中国的共和,反对二十一条[25].根据 d·特纳斯克 (david trask)的分析,一战前后中国的革命和衰弱、日本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的野心和理想主义都在相互作用.一战以後,威尔逊十分担心亚洲的和平,他倾向保持中国的独立和支持整个亚洲民主的扩展.但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和日本事务的现实、东亚稳定和世界秩序的关系使威尔逊改变了他的初衷.他低估了日本的扩张倾向.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外交官力图使他们在一战中的既得利益得到肯定,试图以此测试美国的政策并向中国的权利挑战;中国的代表却想依靠美国去抵制日本的野心.但威尔逊和他的助手们在巴黎和会上并未充分觉察到亚洲的秩序和进步已受到严重威胁而没有给予中国充分的支持[26].
因此,从美国对二十世纪初一系列关于中国主要事件的反应看,美国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消极的.对于美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下节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 "特殊关系"
大多数美国东亚史专家都认为美中之间有一种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关系".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强调中美间的"传统友谊",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是"善意的,寻求赐予和获得."p·瓦格 (paul varg)虽然承认在两国的官方和政府层次没有 "特殊关系",但美国民间对中国 的态度是真正友好的,强调两国人民间的友谊[27].但是一些学者对"特殊关系"这一观念提出了疑问.科瑞和布鲁斯林认为这是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产生于中美关系的早期阶段,其意思是美国恩惠于中国、中国的感恩以及两国的互惠[28].
科瑞和布鲁斯林比较了威尔逊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其对墨西哥及俄国革命的态度,发现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试图证明中美间"既没有积极的,也没有消极的"特殊关系.美国对待中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什么态度取决于国内政局.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是美国卷入中国的先决条件,由于中国内部事务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此保持其秩序、稳定和外国的控制就是美国社会、政府和商人集团最强烈的要求,所以美国支持的是袁世凯而非革命党.在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很重视中国,但是商人集团因中国不稳定的经济和未卜的政治局势而不愿贸然涉足,因而对华投资十分有限[29].与科瑞和布鲁克林的观点相反,科恩指出在世纪之交,虽然商人和传教士强调中国事务的重要,但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亚洲事务不再感兴趣,因为他们面临更严重的国内问题.瑞德则从经济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不是美国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从这一地区的进口双倍于出口,贸易的种类基本上局限于农业品[30].但是他指出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对美国不重要,批评那种认为在海外贸易和投资中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比东亚更重要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误导.而亨特发现威尔逊对中国的关注重点并不在政治或经济,对发展对华贸易不感兴趣,重视的是美国对在中国 "推动民主、法制和基督教这个现代三位一体的责任."[31]
从近代中美关系的考察来看,如果说中美间的确有一种特殊关系的话,那并不是互惠的关系.中美特殊关系的本来意思应是友谊、理解和互惠,但追溯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中美关系的起缘和发展,可以发现这种关系从未存在于两国之间,而是这两个不同文化和地理位置国家的不断的冲突.中美人民也是误解和错觉的受害者.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美建立"特殊关系"的最好时机,那个时期中国试图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然而,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对二十世纪初中国主要事件的反应却没有能推动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四. 传教士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传教士可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进一步的了解.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影响下,东亚研究的哈佛学派强调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传教士当然也被视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在六十年代,刘广京 (kwang-ching liu)便赞扬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是 "西学的最好的源泉,"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重建的先驱.认为他们理解中国人民的问题和需要[32]. 在七十年代末, d·w·特瑞哥德(donald w. treadgold)重新肯定西方传教 士在中国的贡献,认为他们推动了中国改良者和革命者思想的形成[33].然而在六、七十年代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些观点提出疑问[34],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便指出传教士 并非"急于帮助中国,而是为他们自己."他们在中国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价值.总的说来,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既没有接受基督教也没有接受西方民主[35].这些对传教士活动的不同解释证明了研究这一课题的困难和复杂性.显然,那些强烈同情近代中国命运的学者把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来批评,而那些相信宗教文化交流总是对社会有益的人则予以积极的评价.
(一) "传教思想" 与对华政策
在七十年代,一些学者便提出历史学家应揭示传教运动在其国内的根基;八十年代,有学者发现美国对华政策极大地受到传教士的影响.瑞德便通过他称之为"传教思想"对外交政策形成作用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讨论的新方向.像其他许多新一代美国-东亚关系学者一样,瑞 德用文化、社会和经济史的方法揭示新教怎样形成美国公论和对华政策的,从而使人们重新考虑"外交史"的传统的定义.在瑞德之前,已有学者意识到东西方两个世界冲击的两个侧面.a·施莱辛格(arthur jr. schlesinger)在考察传教士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角色时指出:"传教士 对美国人民思想的冲击比对非西方人的冲击更为深刻."[36]而瑞德却强调"传教思想"对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影响.什么是"传教思想"?这是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道德责任的一种综合的共同意识."[37]基督教文明是一种复杂的表现,它包括若干层次,交织着情感、带有具文化偏见的宗教信仰以及部落狭隘意识的世界观.瑞德发现大部分商人、银行家和企业家把他们自己局限于经济事务,他们的"商务思想"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于宗教集团.由于瑞德并没有分析"传教思想"的性质以及其具体在中国的运作,因此我们对这种思想在美国和中国的交互影响仍知之甚少.
(二) 传教士与教育
教育可能是传教活动在中国最成功的事业,邵玉明 (yu-ming shaw)最近关于司图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的研究便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事实.美国传教士曾在中国建 立了十余所大学,培养了当时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的大学生.他们还资助数百所中学和几千个学习中心[38].这些机构都成为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司图雷登参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传教士活动的整个过程,随着美国在华的传教浪潮,司图雷登的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顺利.邵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美国和西方在华传教士中,司图雷登是最富色彩的和充满矛盾的.
司图雷登在华的第一个职位是牧师(1905-1908年),然后执教十年直至1919年任燕京 大学校长.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育活动是他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体的影响,在他的管理之下,该校成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作为一个教育者,他既因教育的成绩而受到赞扬,也因服务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受到批评.但邵认为,燕京在教育上是成功的,燕京给中国的年青人提供了当时一流的现代教育条件和精神环境.从邵在书中对传教士活动所采取的态度看,他仍继承了哈佛学派关于传教活动的基本观念.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一些传教士比另一些更成功?三十年代洛克非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农村重建活动和传教士参与的像新生活运动这样的改革都失败了[39].司图雷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拯救灵魂,而且关心人们的社会处境.许多传教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没有强调两方面.他的成功还可能在于他与中国人较密切的交流.由于在中美交流中缺乏对中国有直接了解的人,传教士的活动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在中美的宗教接触中,司图雷登试图把基督教神学、伦理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传统综合起来[40].他了解中国宗教和文化的价值和力量,因而并不想向儒家价值和中国宗教观进行挑战.
(三) 传教士与外交
许多在华的传教士力图去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这样基督教和传教士就能受到欢迎.在那时,传教士和商人是可以影响舆论和政策的集团,但是他们的目的经常是不同的.传教士反对许多商人所持有的中国不可能实现共和的"商务思想",而持这种思想的人更倾向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瑞德相信"传教思想"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其他思想("商务思想"、"外交政策思想"等)都缺乏一种持续的愿望和影响舆论、外交政策的传播系统.一般来讲,传教士总是与外交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从他们的往来信件和报告中历史学家得到的大量关于外交事务的信息证明,他们对外交有极大的影响力.瑞德强调,传教思想对外交政策"发挥了极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传教思想形成了美国外交的整个过程[41].
但是,当我们考察传教士怎样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时,我们因当考虑到传教士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西方国家用武力迫使中国承认他们自由传教的权利,因此传教士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是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一部分发挥着作用,因此他们不仅是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极有可能也是这种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但是许多最近的研究却忽视了这一问题.
(四) 传教士与中国政治
由于不是平等条约给予外国人在华广泛的特权,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各国传教的中心,传教士也随之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施莱辛格便承认传教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和其政府控制中的工具,他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只有在文化侵略上,"传教士才可能找到最合适的位置."[42]但瑞德却分析传教士对中国政治影响的积极方面.对于传教士来说,辛亥革命无异于是他们梦想的实现.一些传教士甚至参加了革命活动,他们的卷入实际上使美国外交官感到难堪.传教士为在全美传播中国革命的好消息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从这个革命的一开始,美国人民就有相当的了解,这也归于传教士的宣传之功[43].
司图雷登不仅是一个传教士、教育者或中美文化的中介,他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根据邵玉明的研究,司图雷登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反对日本侵华,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以至于日本人称他为"在中国最危险的白人."但最后,"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一直为国民党所不信任,为共产党所不容,也没得到美国人的青睐."[44]他在华的最后三年帮助马歇尔将军协调国共两党争端,但未能完成外交使命而于1949年离开中国.
学者们一般都忽视传教士卷入中国政治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意识和宗教方面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与中国人的冲突.而且他们随着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一同扩张,因此,他们自然成为中国人民发泄愤恨的目标而酿成层出不穷的反教事件,从而也不断造成中外间的外交纠纷.
五. 中美关系研究的展望
以上评述的这些成果显示了中美关系研究的新发展,为进一步理解一个世纪间中美关系的性质做出了贡献.不过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上都仍然存在需要加以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对此,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也有觉察而不断提出新的设想. w·赫芮齐斯 (waldo heinrichs)提 出,除了经济的、文化的研究取向以外,东亚关系史的学者 还应强调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双边框架",即具备充分运用中文和中国历史的语言能力;二是"多国框架",即把着眼点放到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三是比较研究,即对不同国家的对外 关系进行对比考察;四是综合分析,即分析国家的一般的对外政策,也就是不只局限于美国的对华、或中国对美政策,而应结合总体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45].而亨特提出的中美关系的度量应是:从两个国家的国内和国外事务的视野去考察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一方面他认为应把中美关系放进贸易和投资的世界系统中;另一方面他强调社会、经济史与外交史的结合[46].学者们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国际史并不是分别研究有关外交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领域,而是这些形成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各种因素的综合研究.这些新的看法对扩大研究者的视野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美国,中国历史研究一直是"西方中心"占统治地位[47].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到 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都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近代中国史,而把中国视为一个消极的角色.他们经常忽视那些可能对中国自己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最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强调中国内部动力的"中国中心"观[48],这个新的倾向显然也影响到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例如,人们开始试图回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怎样影响中美关系.其实,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存在的问题犹如这个课题本身一样,也是一个中美在学术上的"关系"即相互交流和理解的问题,包括在学术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我想,目前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应该强调对地方和地区层次与外交关系的研究.正如许多学者所同意的,对外关系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外交史,因此当研究所谓"国际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以及怎样起作用.必须注重中国和美国的国内因素,特别是对中美关系有潜在影响的地方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例如对美国的中国移民的研究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本身,追溯他们在中国的根和地方史,去找到他们移民到美国的动机、移民模式的改变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又如,在地方和地区的层次上,地方主义与外国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冲突总是存在的,这类地方和地区的冲突实事上也影响了中美关系.
其次,作为以上问题的逻辑发展,即应该注意非官方因素的研究.在过去,美国学者注意美国官方的外交及其政策,但是忽视了非官方和非外交的接触.因此必须把"国际史"既放入国际又放入国内的背景中,以使对外关系的研究有更广阔的视野和不同的层面.学者们不仅应考察国家的角色,而且应考察非国家的角色;不仅应研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应研究那些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像移民、商人和传教士等.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政治家、官僚、实业家和传教士等都是中间积极的角色.
最后,美国学者有必要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熟悉这一领域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应当承认,中美学者之间存在鸿沟,相互间缺乏了解,中美关系的研究应该通过扩大交往来填补这个鸿沟[49].对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来说,除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外,还必须了解中国人对美国、美国人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态度.还应该克服语言障碍,直接接触中文资料,直接与中国学者交流.这将有助于中美学者间的相互了解.这样两国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有可能建立一个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 "特殊关系",以推进中美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本文考察的时限基本上只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但也有个别问题延伸到稍后.
[2]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1991.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 以下凡征引同一资料仅注明作者姓、出版年和页码.
[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967.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p. 843.
[4] 这里"进步"并不是相对 "落后" 或 "保守" 而言的,而是指积极评价美国 "进步时期" (progressive era, 1890-1924)改革计划的历史学家.
[5]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p. 2-3.
[6] michael h. hunt, 1983a. "new insights but no new vistas: recent work on cultural affairs since 1900." in warren i.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9, 20, 22.
[7]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p. 4-5.
[8] 这个取向注重所谓 "功能精英"(functional elites),而不是握有实权 "操纵阶级" (governing classes);注重社会团体,而不是国家政权对外交的作用,并提出了一套解释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经济、社会和意识影响的分析框架.
[9]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 29.
[10]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p. 36-37, 27.
[11] william j. brinker, 1978. "commerce, 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the beginnings of sino-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omas etzold ed. aspect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784.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p. 21.
[12] owen a. aldridge, 1993.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8, 9. [13] warren i. cohen, 1990.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6, 53, 25.
[14] cohen, 1990. p. 24.
[15] michael h. hunt, 1983b.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303.
[16] cohen, 1990. pp. 53, 41.
[17] james reed, 1983.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 hunt, 1983b.
[19] michael schaller, 1979.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frederick b. hoyt and eugene trani, 1978. "chinese in america: the nineteenth-century experience." in etzold, 1978. p. 25.
[21] hunt, 1983b. p. 300.
[22] hunt, 1983b; cohen, 1990. p. 31; schaller, 1979. pp. 19-22.
[23] daniel m. crane and thomas a. breslin, 1986. an ordinary relationship: american opposition to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china.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pp.160, 2.
[24] reed, 1983. p. 3; cohen, 1990. p. 47.
[25] reed, 1983. p. 106.
[26] david f. trask, 1978. "sino-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in etzold, 1978. pp. 75, 76, 100.
[27] john k. fairbank, 197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02; paul varg, 1968. the making of a my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97-1912.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121, 129.
[28] crane and breslin, 1986. p. ix.
[29] crane and breslin, 1986. p. xx, 162.
[30] 其实日本比中国更依靠对美国的贸易. 见 reed, 1983. p. 43.
[31] hunt, 1983b. pp. 217-225.
[32] kwang-ching liu ed., 1966.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
[33] donald w. treadgold, 1979. "the problem of christianity in non-western cultures." in james d. whitehead, yu-ming show, and n. j. girardot, eds. china and christianity. notre dame: center for pastoral and social ministr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p. 186-189.
[34] 实际上,在中美关系研究的很早阶段,就有一些学者批评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如二十年代杜威 (john dewey)就不同意当时西方流行的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的观念,并反对把西化和基督教化作为中国理想未来的观点.见 yu-ming shaw, 1992.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5.
[35] jonathan spence, 1969. to change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p. 292.
[36] arthur jr. schlesinger, 1974.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72.
[37] reed, 1983. pp. 3, 1.
[38] shaw, 1992. p. 2.
[39] james c. jr. thomson, 1969. while china faced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xiii.
[40] shaw, 1992. pp. 294, 293. 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两国人民交流的研究, 如 jane hunter, 1984.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1] reed, 1983. p. 150.
[42] schlesinger, 1974. p. 373.
[43] reed, 1983. pp. 124-127.
[44] shaw, 1992. pp. 3-4.
[45] woldo heinrichs, 1983. "the middle years, 1900-1945, and the question of a large u.s. policy for east asia." in cohen, 1983. p. 90.
[46] hunt, 1983a. p. 28.
[47] 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与美国中国史的研究有这种共同倾向.见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 1.
[48] paul a. cohen,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9] 不过,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解中国方面资料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如 r. david arkush 和 leo o. lee 便编辑、翻译和出版了 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这是一个关于近代中国人怎样认识和看待美国和美国人的中国资 料翻译汇编.
原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十期
王笛
上网日期 200`年09月26日
随着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不是由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而是由研究美国历史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使用的资料、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看问题的角度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与我们所熟悉的费正清等的研究都有某些差别.他们更注重美国对华政策在美国的形成过程以及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取向、早期中美关系、门户开放政策及其运用、传教士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的一些新成果进行初步考察[1].最後我还将讨论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一.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取向
中美关系研究的发展一直受到美国历史和对外关系史两个领域的影响.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第一代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人大多数是受战争影响的带有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取向的政治史学者.他们强调美国外交的持续性,支持美国势力的扩张,把基本注意力放在国与国、特别是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上[2].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已经起步,传教士可能是他们最早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显然受到民族主义取向的影响,认为传教士通过出版教科书和培养教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教育,传播了西方文化,因此把中国 "带入了与西方的接触," 使 "中国人获益 甚多."[3]
在二十年代,进步派(progressive)历史学家向民族主义观点提出挑战[4],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形成外交政策的知识的、经济的和地区的力量上.他们认为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是 "变化" 而不是 "持续";是 "相互矛盾",而不是 "观念一致"[5].但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 的研究并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现实派(realism)历史学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成为主流,与早些时候的民族主义学派一样,他们也注重于国家、决策者和为国家利益的权力的使用,注重美国外交的内部资源,重新使像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权力平衡以及战略决策这样一些内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费正清是现实派在东亚史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及他的那一代与其不能阅读中文原始资料而仅依靠二手资料的前辈不同,他们能直接接触中文资料并有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从而把中美关系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68年,费正清以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身分在每年一度的演说中,呼吁历史学家致力于东亚史的研究.之後不久,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就东亚史的研究举行了 一系列学术会议.美国东亚关系的研究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自从六十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一直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研究.但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学者单纯从"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入手,并未试图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动力,因此一些学者批评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反映了美国的政策需要.正如 m·亨特 (michael hunt)指出的 "坚持现 代化理论的最主要的危险是仍然以十九世纪美国人的知识框架作为历史学家的思维." 同一时期,"新左翼" (new left)历史 学家使用 "开放门户的帝国主义" 去描述 "美国的市场 渗透和控制." 但是,新左翼在使用 "帝国主义" 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作严格的限定[6].
在六、七十年代,那些受越战影响的修正派(revisionism)史家猛烈批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而把研究重点从欧洲和其它强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强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意义,强调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意识的重要性.然而因为修正派没有区分国内的各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制约、忽视美国在外交中为本国利益考虑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而受到批评.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七十年代末产生的后修正派"力图以现实主义的特点去取代修正派的观念."[7]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亨特应当被认为是修正派的代表.他这一代中美关系史研究学者不同于费正清那一代.尽管费正清写有极具影响的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但实事上他是以中国历史专家的身分出现的.相反,亨特这一代是从美国史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不过他们也具有直接阅读中文原始资料的能力.这样,当他们考察中美关系的时候,能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观察问题,使他们有能力去揭示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和美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实际上亨特也采取了"社团"派(corporatism)历史研究的取向[8].亨特通过一个较宽的视野去考察中美关系,揭示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两个国家文化、经济和外交相互作用的过程,指出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分离,使两国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不稳定.他的研究提醒我们,两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面对两个国家实体,而且是面对两个不同的社会和文化.
最近几年,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在美国史其他领域的影响下,日益强调像文化这样的与社会史有关的题目.在最近美国-亚洲关系的研究中,文化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心.许多 外交史学家开始强调 "国际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概念, "全部那些关于意识、象 征、大众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某些方面都纳入了国际史之中."[9]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国际系统中国家、人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上,试图揭示美国对外关系在国内和国外影响.一些人提倡历史学家应"行进在全球权力的边缘,"其意思是从第三世界(而不是欧美发达国家,即国际权力的边缘)去分析世界权力系统[10].在这一倾向影响下,中美关系的研究也进一步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
二. 早期中美关系
十八、十九世纪的对华贸易使美国不仅取得了商业成功,而且与中国有了文化接触.在 w·j·布宁克(william j. brinker)关于早期中美接触的文章中,强调了文化交往和文化理解 的障碍.在中美贸易的早期阶段,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制造品质量较中国的优越,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经常是出口质次的产品而把高质产品留在国内,这样使西方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错觉.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美文化接触就像这种对产品的理解一样,都是十分有限和不确定的,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仍然是支离破碎的.直至二十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仍一无所知.美国日益超越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使美国人认为了解中国并不重要,而且美国人还在种族和道德上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从中国人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学[11].
a·o·阿尔德瑞奇(a.owen aldridge)对两国早期文化接触有不同的分析.如果说布克林 强调的是早期中美文化接触的消极方面,那么他的注意力则放在更早阶段的积极因素.他指出,从1706年富兰克林的诞生到1826年杰弗逊的去世这段美国的启蒙时期,关于中国信息的传播本身便是美国和欧洲启蒙的内容之一.在过去,美国人所知道的中国是从那些从来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想像中得来的."在伦敦或巴黎发表的关于中国具体信息,每一个特别的观念或因素都以某种形式在美国再现."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最老的帝国,而美国是最年轻的共和国;中国保守、传统和孤立,而美国进取、充满活力和富于扩张."因此,从两国交往的开始,就不是相互理解和合作的记录,而是不同文化在各方面的碰撞."[12]独立战争以後以及随着对华直接贸易的发展,许多美国人到中国并写下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在1785-1825年的四十年间,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在费城及其他地方出版,报纸和杂志也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发表.他还发现不少中国文化对美国思想家影响的证据,像富兰克林在费城报纸上分析儒家思想的文章,杰佛逊给他妻弟开的阅读书目中列有中国小说等.虽然阿尔德瑞奇强调了中美间的文化接触,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接触只限于少数精英.而且这个接触与更早时期的欧洲与东方的接触模式相仿,不是相互间的知识的交流,而是从东到西的单向移动.
十九世纪中美是怎样接触和理解的呢? w·i·柯恩(warren i. cohen)的研究不像布宁 克和阿尔德瑞奇基于文化角度的研究,他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基本上是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将研究集中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特别是不平等条约的影响.<<南京条约>> 以英国的胜利换来和平,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阶段:朝贡系统的结束和条约系统的开始."不幸的是,这个新的系统是基于西方外交概念的理论,是以武力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因而是不平等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美国以相对平和的姿态出现,因此中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希望很快落空.美国仍然享受违背中国人意志的特权."在被外力控制的范围内,美国寻求各国商品的平等待遇,使美国的出口能从中获益."不过,"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看来是相对友好而资利用."[13]虽然一些中国官员能觉察到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微妙不同,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西方包括对美国都是仇视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确不乏中国官员和政府把希望寄予美国的事例,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用中国人的话说是被美国人"出卖了".但这些事例也的确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缺乏了解.两国决策者有不同的动机.中国官员把民主政治的美国视为危险较少的外夷而可被利用来阻止其他贪婪的列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官员希望与美国合作,特别是在铁路和开矿方面;之後,中国政府又试图寻求美国的支持以抵制欧洲和日本的侵入.这都显示了中国官员对美国的误解.美国商人因未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而对此缺乏热情;而美国政府则不愿卷入与欧洲和日本的对抗,实际上美国对卷入也还缺乏实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接触的早期,相互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美国还处于工业革命前夕,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力量薄弱,因而美国紧随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以得利.美国认为最惠国待遇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而让英国去承担责任."这个政策对美国是最现实和令人满意的"[14],的确以最小的代价得到了最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却是以损害中美关系和违背美国奉行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而取得的.
三. 门户开放政策及其运用
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产生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对华政策虽然"具有推进中美共同利益的潜力,"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具体实施却令人失望."[15]这个政策的中心就是所谓的 "门户开放" 政策.
(一) 门户开放政策和 "关门" 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整个对华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美国外交和东亚关系间最重要的接触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主张门户开放政策的集团开始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商务、外交和传教的人士中产生.在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1898年的美西战争获得菲律宾以後,美国开始向一个世界经济、政治强国过渡.这个时期,美国反对进一步孤立中国,国务卿海约翰关于"门户开放"的照会便是"百多年来美国卷入中国的顶峰."[16]美国人懂得,中华帝国 的保存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j·瑞德(james reed)强调在门户开放政策制定过程中传教士的作用.许多在华传教士 与在美国政府中的同仁一起,主张以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作为抑制欧洲和日本在华扩张的工具[17].亨特则指出美国门户开放集团并没有达到其目的.商人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市场,传教士也未能使更多人皈依基督教,许多外交官、商人和国会议员发现整个门户开放政策不是毫无意义就是无法推行.[18]但是m·肖仑(michael schaller)肯定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 免于灭亡,而美国则得以 保持在华 市场,美国仅通过口惠而成功地达到了目的[19].
当门户开放政策作为外交政策产生之时,一个"关门"政策--即在美国排斥华人--却作为 国内政策而形成.门户开放政策与排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一些学者批评美国决策者对外鼓吹在华平等商业机会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对内却否定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权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移民到美国西岸就与中美关系联系一起."[20]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美国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实质是与中美关系一体的.
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是把过去中美关系研究只注意官方关系转移的非官方关系的一个极好的突破口.亨特首先系统地把美国的中国移民与美国开拓中国市场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移民问题的产生加剧了中美间的分离,"虽然中国移民在美国较之美国人在中国安分得多,但他们的肤色和抵制同化引起强烈的排华运动."[21]科恩分析,中国移民所得到的教训是意识到他们不同于欧洲移民.肖仑认为十九世纪中国移民遭到的是公开的仇视和欺侮,结果美国种族主义者损害了中美关系[22].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工业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却受到粗暴对待.美国控制了这种关系模式,而中国政府在保护移民问题上却无能为力.在中国移民问题上,不是移民政策而是移民本身成为研究的中心,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能提供了美国看待中国和中国人丰富的资料.
(二) 美国对二十世纪初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反应
一些学者以二十世纪初美国对一些关于中国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二十一条" 和巴黎和 会的反应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关于辛亥革命,学者们有不同的观察角度.d·m·科瑞 (daniel m. crane)和t·a·布鲁斯林 (thomas a. breslin) 认为美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其意义不在于 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从中表现出的美国社会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取向.1909-1916年间的中 美关系是由塔 夫托 (william h. taft)总统、罗克斯 (philander c. knox)国务卿等 的金元外交决定的.美国人从一开始是同情孙中山革命的,但当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政府便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在各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支持袁世凯而背叛了进步的孙中山.在威尔逊 (woodrow w. wilson)任总统期间,拒绝支持国民党的反袁 活动.袁世凯的称帝实际上也受到美国的鼓励[23].瑞德发现,中国在1911-1913年的事件第 一次使中国事务成为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在是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的矛盾,实际反应了国内政治上的矛盾.科恩却指出,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使其有必要在中国保持武力,但美国并不想这个武力威胁到其他列强[24].美国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另一原因是谋求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因为日美在反德国问题上结成联盟.1917年,美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利益.
瑞德还从两大事件入手来看"传教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是美国是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一是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两个事件中,美国的对外政策专家支持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在新的中国政府证明能保护外国在华利益后才表示外交承认.这些专家认为二十一条对美国没有损害,因而建议美国应避免与日本的野心相冲突.然而,那些决定威尔逊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像总统本人、国务院外交顾问 r·兰辛 (robert lansing)以及负责远东事务的 e.t.威廉姆斯 (edward t. williams)等却在 "传教思想" 的影响下认为应支持中国的共和,反对二十一条[25].根据 d·特纳斯克 (david trask)的分析,一战前后中国的革命和衰弱、日本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的野心和理想主义都在相互作用.一战以後,威尔逊十分担心亚洲的和平,他倾向保持中国的独立和支持整个亚洲民主的扩展.但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和日本事务的现实、东亚稳定和世界秩序的关系使威尔逊改变了他的初衷.他低估了日本的扩张倾向.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外交官力图使他们在一战中的既得利益得到肯定,试图以此测试美国的政策并向中国的权利挑战;中国的代表却想依靠美国去抵制日本的野心.但威尔逊和他的助手们在巴黎和会上并未充分觉察到亚洲的秩序和进步已受到严重威胁而没有给予中国充分的支持[26].
因此,从美国对二十世纪初一系列关于中国主要事件的反应看,美国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消极的.对于美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下节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 "特殊关系"
大多数美国东亚史专家都认为美中之间有一种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关系".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强调中美间的"传统友谊",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是"善意的,寻求赐予和获得."p·瓦格 (paul varg)虽然承认在两国的官方和政府层次没有 "特殊关系",但美国民间对中国 的态度是真正友好的,强调两国人民间的友谊[27].但是一些学者对"特殊关系"这一观念提出了疑问.科瑞和布鲁斯林认为这是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产生于中美关系的早期阶段,其意思是美国恩惠于中国、中国的感恩以及两国的互惠[28].
科瑞和布鲁斯林比较了威尔逊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其对墨西哥及俄国革命的态度,发现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试图证明中美间"既没有积极的,也没有消极的"特殊关系.美国对待中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什么态度取决于国内政局.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是美国卷入中国的先决条件,由于中国内部事务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此保持其秩序、稳定和外国的控制就是美国社会、政府和商人集团最强烈的要求,所以美国支持的是袁世凯而非革命党.在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很重视中国,但是商人集团因中国不稳定的经济和未卜的政治局势而不愿贸然涉足,因而对华投资十分有限[29].与科瑞和布鲁克林的观点相反,科恩指出在世纪之交,虽然商人和传教士强调中国事务的重要,但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亚洲事务不再感兴趣,因为他们面临更严重的国内问题.瑞德则从经济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不是美国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从这一地区的进口双倍于出口,贸易的种类基本上局限于农业品[30].但是他指出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对美国不重要,批评那种认为在海外贸易和投资中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比东亚更重要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误导.而亨特发现威尔逊对中国的关注重点并不在政治或经济,对发展对华贸易不感兴趣,重视的是美国对在中国 "推动民主、法制和基督教这个现代三位一体的责任."[31]
从近代中美关系的考察来看,如果说中美间的确有一种特殊关系的话,那并不是互惠的关系.中美特殊关系的本来意思应是友谊、理解和互惠,但追溯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中美关系的起缘和发展,可以发现这种关系从未存在于两国之间,而是这两个不同文化和地理位置国家的不断的冲突.中美人民也是误解和错觉的受害者.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美建立"特殊关系"的最好时机,那个时期中国试图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然而,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对二十世纪初中国主要事件的反应却没有能推动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四. 传教士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传教士可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进一步的了解.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影响下,东亚研究的哈佛学派强调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传教士当然也被视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在六十年代,刘广京 (kwang-ching liu)便赞扬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是 "西学的最好的源泉,"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重建的先驱.认为他们理解中国人民的问题和需要[32]. 在七十年代末, d·w·特瑞哥德(donald w. treadgold)重新肯定西方传教 士在中国的贡献,认为他们推动了中国改良者和革命者思想的形成[33].然而在六、七十年代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些观点提出疑问[34],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便指出传教士 并非"急于帮助中国,而是为他们自己."他们在中国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价值.总的说来,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既没有接受基督教也没有接受西方民主[35].这些对传教士活动的不同解释证明了研究这一课题的困难和复杂性.显然,那些强烈同情近代中国命运的学者把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来批评,而那些相信宗教文化交流总是对社会有益的人则予以积极的评价.
(一) "传教思想" 与对华政策
在七十年代,一些学者便提出历史学家应揭示传教运动在其国内的根基;八十年代,有学者发现美国对华政策极大地受到传教士的影响.瑞德便通过他称之为"传教思想"对外交政策形成作用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讨论的新方向.像其他许多新一代美国-东亚关系学者一样,瑞 德用文化、社会和经济史的方法揭示新教怎样形成美国公论和对华政策的,从而使人们重新考虑"外交史"的传统的定义.在瑞德之前,已有学者意识到东西方两个世界冲击的两个侧面.a·施莱辛格(arthur jr. schlesinger)在考察传教士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角色时指出:"传教士 对美国人民思想的冲击比对非西方人的冲击更为深刻."[36]而瑞德却强调"传教思想"对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影响.什么是"传教思想"?这是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道德责任的一种综合的共同意识."[37]基督教文明是一种复杂的表现,它包括若干层次,交织着情感、带有具文化偏见的宗教信仰以及部落狭隘意识的世界观.瑞德发现大部分商人、银行家和企业家把他们自己局限于经济事务,他们的"商务思想"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于宗教集团.由于瑞德并没有分析"传教思想"的性质以及其具体在中国的运作,因此我们对这种思想在美国和中国的交互影响仍知之甚少.
(二) 传教士与教育
教育可能是传教活动在中国最成功的事业,邵玉明 (yu-ming shaw)最近关于司图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的研究便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事实.美国传教士曾在中国建 立了十余所大学,培养了当时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的大学生.他们还资助数百所中学和几千个学习中心[38].这些机构都成为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司图雷登参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传教士活动的整个过程,随着美国在华的传教浪潮,司图雷登的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顺利.邵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美国和西方在华传教士中,司图雷登是最富色彩的和充满矛盾的.
司图雷登在华的第一个职位是牧师(1905-1908年),然后执教十年直至1919年任燕京 大学校长.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育活动是他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体的影响,在他的管理之下,该校成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作为一个教育者,他既因教育的成绩而受到赞扬,也因服务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受到批评.但邵认为,燕京在教育上是成功的,燕京给中国的年青人提供了当时一流的现代教育条件和精神环境.从邵在书中对传教士活动所采取的态度看,他仍继承了哈佛学派关于传教活动的基本观念.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一些传教士比另一些更成功?三十年代洛克非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农村重建活动和传教士参与的像新生活运动这样的改革都失败了[39].司图雷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拯救灵魂,而且关心人们的社会处境.许多传教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没有强调两方面.他的成功还可能在于他与中国人较密切的交流.由于在中美交流中缺乏对中国有直接了解的人,传教士的活动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在中美的宗教接触中,司图雷登试图把基督教神学、伦理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传统综合起来[40].他了解中国宗教和文化的价值和力量,因而并不想向儒家价值和中国宗教观进行挑战.
(三) 传教士与外交
许多在华的传教士力图去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这样基督教和传教士就能受到欢迎.在那时,传教士和商人是可以影响舆论和政策的集团,但是他们的目的经常是不同的.传教士反对许多商人所持有的中国不可能实现共和的"商务思想",而持这种思想的人更倾向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瑞德相信"传教思想"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其他思想("商务思想"、"外交政策思想"等)都缺乏一种持续的愿望和影响舆论、外交政策的传播系统.一般来讲,传教士总是与外交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从他们的往来信件和报告中历史学家得到的大量关于外交事务的信息证明,他们对外交有极大的影响力.瑞德强调,传教思想对外交政策"发挥了极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传教思想形成了美国外交的整个过程[41].
但是,当我们考察传教士怎样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时,我们因当考虑到传教士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西方国家用武力迫使中国承认他们自由传教的权利,因此传教士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是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一部分发挥着作用,因此他们不仅是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极有可能也是这种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但是许多最近的研究却忽视了这一问题.
(四) 传教士与中国政治
由于不是平等条约给予外国人在华广泛的特权,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各国传教的中心,传教士也随之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施莱辛格便承认传教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和其政府控制中的工具,他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只有在文化侵略上,"传教士才可能找到最合适的位置."[42]但瑞德却分析传教士对中国政治影响的积极方面.对于传教士来说,辛亥革命无异于是他们梦想的实现.一些传教士甚至参加了革命活动,他们的卷入实际上使美国外交官感到难堪.传教士为在全美传播中国革命的好消息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从这个革命的一开始,美国人民就有相当的了解,这也归于传教士的宣传之功[43].
司图雷登不仅是一个传教士、教育者或中美文化的中介,他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根据邵玉明的研究,司图雷登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反对日本侵华,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以至于日本人称他为"在中国最危险的白人."但最后,"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一直为国民党所不信任,为共产党所不容,也没得到美国人的青睐."[44]他在华的最后三年帮助马歇尔将军协调国共两党争端,但未能完成外交使命而于1949年离开中国.
学者们一般都忽视传教士卷入中国政治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意识和宗教方面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与中国人的冲突.而且他们随着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一同扩张,因此,他们自然成为中国人民发泄愤恨的目标而酿成层出不穷的反教事件,从而也不断造成中外间的外交纠纷.
五. 中美关系研究的展望
以上评述的这些成果显示了中美关系研究的新发展,为进一步理解一个世纪间中美关系的性质做出了贡献.不过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上都仍然存在需要加以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对此,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也有觉察而不断提出新的设想. w·赫芮齐斯 (waldo heinrichs)提 出,除了经济的、文化的研究取向以外,东亚关系史的学者 还应强调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双边框架",即具备充分运用中文和中国历史的语言能力;二是"多国框架",即把着眼点放到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三是比较研究,即对不同国家的对外 关系进行对比考察;四是综合分析,即分析国家的一般的对外政策,也就是不只局限于美国的对华、或中国对美政策,而应结合总体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45].而亨特提出的中美关系的度量应是:从两个国家的国内和国外事务的视野去考察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一方面他认为应把中美关系放进贸易和投资的世界系统中;另一方面他强调社会、经济史与外交史的结合[46].学者们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国际史并不是分别研究有关外交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领域,而是这些形成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各种因素的综合研究.这些新的看法对扩大研究者的视野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美国,中国历史研究一直是"西方中心"占统治地位[47].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到 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都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近代中国史,而把中国视为一个消极的角色.他们经常忽视那些可能对中国自己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最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强调中国内部动力的"中国中心"观[48],这个新的倾向显然也影响到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例如,人们开始试图回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怎样影响中美关系.其实,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存在的问题犹如这个课题本身一样,也是一个中美在学术上的"关系"即相互交流和理解的问题,包括在学术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我想,目前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应该强调对地方和地区层次与外交关系的研究.正如许多学者所同意的,对外关系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外交史,因此当研究所谓"国际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以及怎样起作用.必须注重中国和美国的国内因素,特别是对中美关系有潜在影响的地方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例如对美国的中国移民的研究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本身,追溯他们在中国的根和地方史,去找到他们移民到美国的动机、移民模式的改变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又如,在地方和地区的层次上,地方主义与外国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冲突总是存在的,这类地方和地区的冲突实事上也影响了中美关系.
其次,作为以上问题的逻辑发展,即应该注意非官方因素的研究.在过去,美国学者注意美国官方的外交及其政策,但是忽视了非官方和非外交的接触.因此必须把"国际史"既放入国际又放入国内的背景中,以使对外关系的研究有更广阔的视野和不同的层面.学者们不仅应考察国家的角色,而且应考察非国家的角色;不仅应研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应研究那些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像移民、商人和传教士等.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政治家、官僚、实业家和传教士等都是中间积极的角色.
最后,美国学者有必要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熟悉这一领域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应当承认,中美学者之间存在鸿沟,相互间缺乏了解,中美关系的研究应该通过扩大交往来填补这个鸿沟[49].对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来说,除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外,还必须了解中国人对美国、美国人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态度.还应该克服语言障碍,直接接触中文资料,直接与中国学者交流.这将有助于中美学者间的相互了解.这样两国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有可能建立一个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 "特殊关系",以推进中美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本文考察的时限基本上只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但也有个别问题延伸到稍后.
[2]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1991.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 以下凡征引同一资料仅注明作者姓、出版年和页码.
[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967.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p. 843.
[4] 这里"进步"并不是相对 "落后" 或 "保守" 而言的,而是指积极评价美国 "进步时期" (progressive era, 1890-1924)改革计划的历史学家.
[5]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p. 2-3.
[6] michael h. hunt, 1983a. "new insights but no new vistas: recent work on cultural affairs since 1900." in warren i.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9, 20, 22.
[7]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p. 4-5.
[8] 这个取向注重所谓 "功能精英"(functional elites),而不是握有实权 "操纵阶级" (governing classes);注重社会团体,而不是国家政权对外交的作用,并提出了一套解释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经济、社会和意识影响的分析框架.
[9]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 29.
[10]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p. 36-37, 27.
[11] william j. brinker, 1978. "commerce, 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the beginnings of sino-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omas etzold ed. aspect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784.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p. 21.
[12] owen a. aldridge, 1993.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8, 9. [13] warren i. cohen, 1990.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6, 53, 25.
[14] cohen, 1990. p. 24.
[15] michael h. hunt, 1983b.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303.
[16] cohen, 1990. pp. 53, 41.
[17] james reed, 1983.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 hunt, 1983b.
[19] michael schaller, 1979.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frederick b. hoyt and eugene trani, 1978. "chinese in america: the nineteenth-century experience." in etzold, 1978. p. 25.
[21] hunt, 1983b. p. 300.
[22] hunt, 1983b; cohen, 1990. p. 31; schaller, 1979. pp. 19-22.
[23] daniel m. crane and thomas a. breslin, 1986. an ordinary relationship: american opposition to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china.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pp.160, 2.
[24] reed, 1983. p. 3; cohen, 1990. p. 47.
[25] reed, 1983. p. 106.
[26] david f. trask, 1978. "sino-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in etzold, 1978. pp. 75, 76, 100.
[27] john k. fairbank, 197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02; paul varg, 1968. the making of a my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97-1912.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121, 129.
[28] crane and breslin, 1986. p. ix.
[29] crane and breslin, 1986. p. xx, 162.
[30] 其实日本比中国更依靠对美国的贸易. 见 reed, 1983. p. 43.
[31] hunt, 1983b. pp. 217-225.
[32] kwang-ching liu ed., 1966.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
[33] donald w. treadgold, 1979. "the problem of christianity in non-western cultures." in james d. whitehead, yu-ming show, and n. j. girardot, eds. china and christianity. notre dame: center for pastoral and social ministr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p. 186-189.
[34] 实际上,在中美关系研究的很早阶段,就有一些学者批评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如二十年代杜威 (john dewey)就不同意当时西方流行的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的观念,并反对把西化和基督教化作为中国理想未来的观点.见 yu-ming shaw, 1992.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5.
[35] jonathan spence, 1969. to change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p. 292.
[36] arthur jr. schlesinger, 1974.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72.
[37] reed, 1983. pp. 3, 1.
[38] shaw, 1992. p. 2.
[39] james c. jr. thomson, 1969. while china faced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xiii.
[40] shaw, 1992. pp. 294, 293. 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两国人民交流的研究, 如 jane hunter, 1984.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1] reed, 1983. p. 150.
[42] schlesinger, 1974. p. 373.
[43] reed, 1983. pp. 124-127.
[44] shaw, 1992. pp. 3-4.
[45] woldo heinrichs, 1983. "the middle years, 1900-1945, and the question of a large u.s. policy for east asia." in cohen, 1983. p. 90.
[46] hunt, 1983a. p. 28.
[47] 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与美国中国史的研究有这种共同倾向.见 hogan and paterson, 1991. p. 1.
[48] paul a. cohen,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9] 不过,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解中国方面资料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如 r. david arkush 和 leo o. lee 便编辑、翻译和出版了 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这是一个关于近代中国人怎样认识和看待美国和美国人的中国资 料翻译汇编.
原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