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为年会做过贡献的同志们
尽管年会不能不开，但研究会本身的财力人力有限，所以历届年会都是由某一会员所在的学校承办。研究会只是从自己掌握的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一笔为数不多的款子交给承办学校，作为象征性的补贴。从年会的筹备到善后都主要是由承办的学校负责。研究会只是在开会期间派人参加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另外还动员一些与会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参加服务和帮助整理资料。所以对承办单位来说，举办一次几十人、上百人的年会既费钱又费力，使一个不小的负担。我参加研究会以来一直希望我所在的南开大学能够成为一次年会的东道主，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我实在有点愧对研究会的会友们。好在有许多热心的会友能够迎困难而上承担了历届年会的举办工作，使研究会能够不断加强凝聚力，更好的发挥作用。
我在1996年退休以前参加了所有年会秘书处的工作，对于负责承办年会会友的难处有直接的了解。他们那种任劳任怨，一心为办好年会的热情和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行动确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历历在目。给我感受最深的年会有两次，一次是烟台年会，一次是成都年会。我并不是说这两届年会比其它几届年会办的好，而是说这两届年会所面对的困难更大，承办年会的会友付出更多。承办烟台年会的烟台师院老师（早已晋升教授）孙宝珊先生和承办成都年会的四川师大教授罗徽武先生都没有得到校系的大力支持，主要依靠本人的努力、同事的帮助和朋友的支持，千方百计把年会办下来，而且办的不错。各种的艰辛和焦虑局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记得孙宝珊先生在会议期间忙得不可开交，吃不好、睡不稳，几天下来消瘦了不少。我在一旁也替他着急，但都帮不上忙。因为安排会议用房、用车、打点吃住、定购返程车船票，一句话，东道主应当做的一切事情都要靠他的人，直到把事情办好。这中间有多少焦虑、有多少难处，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为年会付出太多。那时我没有去安慰他，因为他已经把这项艰巨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义务，作为对研究会的支持，任何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了。会议行将结束，返城车船票已经全部落实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他坐在沙发上，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四川师大的罗徽武先生举办年会时面对的困难也非常多。他瘦小文静，平时总带三分笑容。在会议期间，他无论多忙多累，总不把焦虑和忧愁摆在脸上。无论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和麻烦，他都会不慌不忙的说：“别急，让我去看看。”然后他瘦小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门外。这样的话我听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我也看到过很多次。每一次出去都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回来的时候他脸上虽然还有点笑意，但已很难掩盖他的疲劳和无奈了。
其他各届年会的举办者也都尽了自己所能为研究会付出了很多很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无私的奉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才能够从小到大，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他们致敬，并寄托缅怀之情。我相信研究会的新会友们也一定会像他们那样为研究会、为会友、为共同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