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扑朔迷离的埃尔希•西格尔谋杀案看新闻媒体作用和特点

发生在1909年的埃尔希•西格尔谋杀案无论发生在何时都会成为一桩惊天大案。它具有产生轰动效应的所有要素：被谋杀的埃尔希•西格尔本人是一位内战英雄的孙女，案子中充斥着错综复杂的性关系和跨种族的三角恋爱，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把这一切联系起来，还涉及宗教、名人、爱情以及神秘的因素。而将这一切要素串联起来、穷尽其新闻价值的正是堪称世界媒体之王的纽约市新闻界，它们极富进取精神，善于发掘利用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事件。20世纪早期，纽约历史最为悠久的、最善于逢迎读者口味的新闻报纸无一例外地将这桩谋杀案作为头条新闻大肆报道，我们甚至可以确信这桩案子本身是完全可以被收录入精装版的《时事》一书。

1909年6 月，年方20岁的埃尔希•西格尔被自己的中国情人扼死，这一事件在新闻界掀起了滔天巨浪，煽起全美上下反华的歧视风潮，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美国社会的丑恶一面。这种偏见在华人人口众多的城镇地区尤为强烈，因此在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这桩案件掀起的风波并不亚于它给纽约带来的震撼。

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几乎毫无例外地充满着恶毒的种族主义色彩。它们精心挑选的报导方式导致一些地区的白人公众对华人产生了不正常的歇斯底里和诽谤的心态。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一案件本身。媒体宣称：这场谋杀案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充分说明如果不同的种族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年轻脆弱的白人女孩和恶魔般的亚洲男性结合在一起时会发生怎样的惨剧。实际上，埃尔希•西格尔的案子倒是一个展示媒体本身何其疯狂炒作的经典案例，为了一味追求充满欲望、禁果以及丑闻的轰动新闻，媒体向着与事实相反的方向不断倾斜。如果对当时新闻报章对西格尔一案的报道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媒体实际上一贯追求种族主义色彩的新闻故事，鼓励白人分裂主义，煽动人们的反华憎恨情绪 。即使把喧嚣的种族主义问题放在一旁，今天我们谴责媒体的许多问题，例如对犯罪案例的过分渲染和报道，都在西格尔一案中有着深刻的表现。

在1909年来临的时候，纽约乃至全美上下几乎所有城市的唐人街长久以来早已成为白人鄙夷和嘲笑的对象。认为唐人街阴暗险恶、藏污纳垢的看法早在19世纪就已成型。一个白人游客将唐人街描述为“烟雾弥漫、充满不知名的恶臭”的区域，那里居住的“黄种人满脸奸诈，形容猥琐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溜达” 。唐人街因为犯罪率高居不下而闻名遐尔，这里有不计其数的鸦片馆，不同帮派之间经常火拼，卖淫活动极其猖獗。 当时的美国法律规定禁止中国女性移民来美，造成男性占据了唐人街的绝大多数人口，他们的孤独和性压抑情绪极其严重 。到1900年为止，在美国的中国男性和女性的比例达到了18.87: 1之高。

纽约的唐人街是警察查抄赌博、卖淫活动、和其他犯罪的重点地区，而媒体对警方行动的报道通常充斥着相当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这些情绪一方面来自警方，一方面也是来自于记者和报纸编辑。社会学家玛丽•伊丽莎白•柯立芝在190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移民》一书中指出：“有很多关于华人的过分夸张扭曲的观点都是由新闻记者和警方散布的，” 1909年5 月，警方在一次行动中一举抓获了96名华裔“赌博惯犯”，一位文职官员指出除非警方“雇用一些中国佬”，否则他们绝对“解决不了这些华人的问题”。这样的建议遭到了《纽约晚报》的奚落，后者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辫子被流氓系在灯柱的华裔警察对流氓说：“给我滚回洗衣店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幅漫画的含义，晚报还在漫画旁边刊登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了一个名叫“小阿跳”的华裔警察一边抽大烟，一边梦想着自己成为局长 。

在西格尔一案被刊登在头版头条的前一天，警方对唐人街展开了名为“清扫运动”的行动，他们还特别警告居住在这里的白种女性另觅居所，“结果造成这一天成了唐人街的搬家日”。《纽约时报》指出当天有大约150名声名狼藉的女性搬离了这里 。每当有白种女性和唐人街发生任何联系的时候，媒体总是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警方在对唐人街三个妓院的清扫活动中抓获了78名白种女性，其中一位是一名失踪的女继承人，她并不知道自己将要继承价值8万美元的遗产。《纽约时报》在封面故事中说，该名女继承人在法庭聆讯过程中听说了这笔飞来横财，顿时“晕倒在地” 。

但是在所有与纽约市华裔人口有牵连的女性中，只有埃尔希•西格尔遭到了最多的指责和最为恶毒的诽谤。埃尔希•西格尔是弗朗兹•西格尔的孙女，她的祖父本是德国移民，在美国内战期间晋升成为联邦军的将军。虽然他的传记作家认为西格尔在军事方面的失误大大超过了他本人的军事成果，但是这并不妨碍当时参战的德裔美国人把他视为自己的英雄。“我跟西格尔一起打过仗”是曾经在他手下服役的德裔美国人的口头禅。战争结束以后，西格尔成为纽约市商界和政界德裔美国人的领袖人物 。他曾经先后担任格兰特总统的顾问、纽约市的法院官员、《纽约月刊》的编辑，而这本杂志以对德裔美国公民的关注而著称。1902年8月，他在布朗克斯的葬礼有超过2万5千人出席，警方甚至不得不动用曼哈顿的储备警察力量来应付葬礼上汹涌的人潮 。纽约州州长查尔斯•埃文斯•胡格斯后来曾在他的纪念活动上致词，埃尔希•西格尔和她的家人还帮助揭幕了将军的纪念碑。 在他死后七年，弗朗兹•西格尔的光辉历史使得新闻界对埃尔希•西格尔的不幸死亡灌注了极大的心血。她被定义为“纽约市最为著名的一支德裔家族成员”。

1909年6月19日，埃尔希•西格尔的案子正式成为纽约市各大报刊的封面标题。一天前，人们在一栋公寓楼四层房间的一口箱子中发现了她的尸体。警察是在得到餐馆所有者的报告后赶来的，这栋公寓楼的一层是一家中餐馆和自行车店。餐馆老板在第八大街的782号还有一处房产，正是他发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传出了强烈的尸臭，而这个房间的主人（他的表弟）已经失踪长达六天，所以他感到非常怀疑，同时，居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名华裔餐馆雇员也消失了。《纽约太阳报》和《纽约晚报》还极为详尽地描述说：餐馆老板“发现从门下流出了类似于血的液体”。

由于锁匠打不开房间的门锁，克利斯托弗•费尔杰拉德探员和约翰•瑞尔丹探员不得不破门而入。他们在床的旁边发现了一口生锈的、黑色的大衣箱，4 英尺长，18英寸高，紧闭的箱子上缠绕着一根帆布绳子，绳子上打了15个结。瑞尔丹探员用一把从餐馆借来的切肉刀把绳子割断，西格尔的尸体顿时顶开了箱子，尸体外面包裹着一张蓝色毛毯。《纽约晚报》详细地描述说：尸体“被折叠起来，一根绳子从膝盖拉到背后，把尸体的腿部和下巴拉在一起。”女孩的脖子上紧紧地勒着一根绳子，绳子勒得如此之紧，以至于已经深深陷进肉里。 《纽约新闻》由此得出结论——“杀人犯从背后接近被害人，然后把绳索勒在女孩的脖子上”。女孩身上只穿着内衣，《纽约晚报》和《纽约太阳报》声称内衣的质地很差，然而《纽约新闻》的读者被告知内衣是“由专业的裁缝用最好的材料缝制的” 。

谋杀现场外面逐渐聚集起几千名围观群众，警方很快就开始怀疑被害人就是西格尔，这部分是因为她的名字大约在一周多之前就曾出现在失踪人员名单上。这个年轻女孩和她的母亲一直在唐人街从事教会工作，其他的教会工作人员都认识她。6月9日，家人最后一次看到西格尔，她离开家去拜访她的祖母——内战英雄的遗孀。她的父亲保罗•西格尔是纽约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埃尔希当天没有回家之后他报告了警察，要求警察进行秘密搜索。三天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电报的作者显然是他的女儿，电报说她会明天回家，让家人不要着急。这封电报多多少少缓解了父亲的担心。 后来西格尔一家声称他们以为女儿出差到华盛顿执行教会工作。第二天，她还是没有回来，西格尔再次报告了警察局，要求警察加紧搜索工作。

警方从尸体上还发现了一条线索，可以用于确认死者身份：一个学校女生通常佩戴的镶金小盒，通过这条线索，警方要求保罗•西格尔前来辨认尸体。《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当时“心慌意乱，但毫不犹豫地根随格里费恩探员来到了位于第八大街的案发现场——那个肮脏黑暗的公寓” 。但是西格尔说他既不认识那个小盒子，也不认识那个死去的女孩，这使得警方大惑不解。他对探员说：“我很肯定这绝不是我女儿的私人物品。”警方要求保罗让妻子进行进一步辨认一下这个盒子，但是他却拒绝了：“不，我不想那么做。有什么意义呢？”西格尔的拒绝合作使得警方感到手足无措，他们在6月19日凌晨1 点钟到西格尔家上门调查，在把那个小盒子交给西格尔夫人时，她当即确认这正是她女儿的物品，她大叫一声：“上帝，埃尔希！”，便昏了过去。 《纽约晚报》在当天下午的报纸中刊登了这个盒子的放大照片，并载明这个盒子是埃尔希•西格尔堂兄弟送给她的礼物。 在太平间辨认尸体之后，另一位教会人员的证词进一步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她说：“就是可怜的小埃尔希，可怜的女孩。”

记者们有权利自由出入犯罪现场，警方也很高兴向记者展示自己目前掌握的证据。他们很快将主要嫌疑人定位在利昂•凌的身上，这个三十岁的华人原先就居住在尸体被发现的那个房间里。凌经常拜访唐人街的教会，据传说他是几家餐馆的总经理，还经常参加赌博活动。所有新闻故事的头条都重点指出警方怀疑一名华裔男子与谋杀案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纽约晚报》超越了正常的断案程序，干脆直接用特大号的字体在大标题上写道：“西格尔将军的女儿被华裔男子扼死！” 警方对凌和另一名失踪的华裔男子崇兴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大搜索，崇兴原来是楼下中餐馆的一名打工仔。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凌的身上，报纸报道说：他是一个“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讲究穿着，挥霍无度，是个狂热的体育迷”，而且还热衷赌博活动。他曾经向埃尔希•希格尔和其他几个白人女孩学习英文，根据《纽约晚报》报道，“他还和她们所有人发生了性关系。”

纽约市的其他报刊最初比较婉转地报道了这一案件，但是后来也开始逐渐引领读者得出同样的结论。《论坛》报道说警察还在尸体旁边的化妆台上发现了几封署名为“埃尔希”的情书。该报指出：“这些情书显示出在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从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情书和卡片中，警方猜测凌本人“涉及到某种不正当的恋爱关系”。 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出自男人的手笔：“一切问题都是因我而起，我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两人能够幸福地在一起。”一个警察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看起来这个年轻姑娘经常出现在凌的生活中。”这很容易导致读者轻易得出结论——她的传教工作绝不仅仅是宣读《圣经》而已。 《纽约新闻》引用了警方的原话：“该谋杀案的凶手是一名男子，他希望女孩不要离开他，在遭到拒绝以后扼死了女孩，希望逃脱非法拘禁他人的罪责。”

记者们还千方百计地深入西格尔一家了解情况。被害人年仅十几岁的弟弟雷金纳德•西格尔邀请记者到家里来，表示西格尔夫人已经住院。这时，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从楼上走下来，站在男孩的身后。男孩说：“哦，妈妈下来了。”西格尔夫人拒绝讲话。 但是她的儿子却给出了这样一番言论：“他们两人（他的姐姐和凌）坠入了爱河，兴奋到不能自制，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主动表明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曾经在唐人街从事教会工作，他的家人都认识利昂•凌这个人。 还有其他的报道指出：在西格尔小姐的卧室里发现了凌的照片；在女儿失踪前一天，保罗•西格尔曾经把凌赶出西格尔家。 显而易见，保罗•西格尔认为此事有辱门庭，因此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谈话。正如《纽约太阳报》指出的：“警方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从他那里获取任何关于埃尔希及其生平的消息。”

虽然西格尔的大部分家人都仿效保罗•西格尔的做法，很少向媒体透露消息，他们中间还是出现了一个异类：西格尔的堂妹梅布尔•西格尔。她不断接受记者的采访，尽管有时她的话漏洞百出，但是她显然非常乐于受到媒体的关注。《纽约太阳报》将她形容为“一个19岁上下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棕发深眸的女子，拥有红润的双颊，英文的精准令人叹为观止。”她和她的堂姐经常在夜间出入于唐人街，在那里“宣读《圣经》，和华人一起祈祷”。她说利昂 •凌经常给西格尔家打电话，埃尔希经常和他一起到唐人街去。当《论坛》报记者询问梅布尔•西格尔“她的堂姐和华裔男性的亲密关系”是否使她感到担忧时，她回答说：“我经常警告她不要那么做，因为我一直很担心会发生什么悲剧，而且向她直接表明了我的态度。”梅布尔•西格尔还想让大家都知道她可不像堂姐那样，随便约会华裔男子：“埃尔希和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从来不和任何中国佬出去。你们要知道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啦，我也参加过中国人举办的晚餐会，但是我不会和华裔男子约会。”

埃尔希•西格尔是在四年前和母亲一起进行教会工作时遇到凌的。一开始，他只是护送西格尔夫人和小姐去教堂，后来开始给她们家里打电话。“警察并不知道西格尔小姐从何时将芳心暗许给这个华裔男子。”——《纽约时报》这样报道，但是她父亲并不允许二人进行交往，按照《纽约时报》的话说：“他对此深表反对”，而她的母亲认为“在凌的陪伴下西格尔小姐是很安全的”。如果不是当时的种族主义偏见，凌是那种任何母亲都希望自己女儿约会乃至与其结婚的男子：英俊、穿着得体入时、前程远大，手下有好几家餐馆，经常到教堂去做礼拜，虔诚地阅读《圣经》。其他的传教士说“他在教会的祈祷极其雄辩，在大家唱起赞美诗的时候，他会引吭高歌”。凌有一次甚至向大家表白：“罪恶会使得他的心灵颤抖”。

但是新闻界别有用心地向人们描述了凌的卧室，企图向公众展示凌的另一张面孔——他是个花花公子，热衷于赢得许多年轻白人女性的青睐和芳心。根据《纽约太阳报》：“许多其他白人女孩都是他卧室的常客”。 他的双人床是特制的，极尽诱惑之能事。《论坛》指出：“床上铺着红色的东方丝绸，上方是白色的帐幔，垂下的幔子足以遮住床上睡着的人”。 后来的报道又指出警察在房间里发现了大约25-35封西格尔的情书。《纽约时报》认为这些信件是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写下的，信中“洋溢着狂恋热爱”，它还引述了一位警察官员的话：这些信件中的称呼都是“亲爱的”。但是埃尔希•西格尔却不是唯一给凌写来情书的女子，卧室里还有其他女人写来的几十封英文书信，其中有十封是一个名叫海伦的女子写来的，她对凌说：“你最近似乎对我很冷淡，但是你要记住我为你所做出的牺牲——抛弃了我的家人，朋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抛弃我。”还有另外的八封信来自布鲁克林，署名是“内尔”。《纽约时报》认为这些信件说明：“利昂•凌就是一个中国版的唐•璜，极其擅长伤害女孩们的。”

当香港新闻界开始报道这一案件的时候，情书的数目已经被炒做到2000封。后来香港警方收到了纽约市警方的电报，要求协助抓捕嫌疑人，这给这一案件带来了国际知名度。《南华早报》将这一案件称作“纽约衣箱迷案”，并且暗示说“利昂”的真正拼写应该是“立安。”

《纽约太阳报》报道说凌在卧室里收集了数目可观的女孩照片：“几百张照片，全部都是白人女孩，还有女演员，这里有穿着低胸礼服的女子的彩色卡片，还有低级小酒吧经常分发的那种照片日历，上面印着穿着透明服饰的女人。”这些照片散落在桌子上，贴在墙上，掉落在地板上，塞在抽屉里，甚至藏在床后面。“至少有十几张最为淫荡的脱衣舞女彩照”，报纸报道说，“有穿紧身衣的、穿短裙的、衣不蔽体摆出各种姿势的女孩照片。不论在屋子的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到女人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坦胸露乳。” 但是警察们并没有在这些照片里发现埃尔希•希格尔。

《论坛》在尸体发现的第二天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描写唐人街当时的情况，生动地阐述了人们的态度和警察的办案方法：

这个种族的人天生冷酷无情，他们带着恶意的笑容谈论这一悲剧性的事件，但是一旦出现某个白人，这种中文的对话马上就停止了。迈克•加尔文上校和其他一些便衣警察在清晨来到案发地点寻找有关凌的线索。他们彻底清查了所有怀疑的地点，把整个唐人街从头到底梳理了一遍。

加尔文上校站在佩尔大街的中间，指挥着手下人的行动，手下人不断向他报告，他则在思索如果凌就藏在唐人街，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把他找出来。唐人街的居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你认识利昂么？" 加尔文问一个站在拐角处的中国人，他正在阅读下午报纸上有关这一悲剧的报道。.

"我不会说英语,"黄种人带着邪恶的微笑说。

"可能么？" 加尔文说，“你在看英文报纸上的棒球新闻，报上的英文漫画让你笑得透不过气来，你居然告诉我不会说英文。鬼才相信呢！”他对那个中国人大喊起来，后者马上消失在街上。“哈，这句话他倒是听得懂。”

警察有权力盘问任何一个年轻的亚裔男子，日本厨师kosuke rannato就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调查，原因是某个“神经质的白人” 认为他就是通缉令上的凌。 他们不断“审讯他，而且始终不相信他是日本人，直到他的朋友到警察局证明他的身份。”

尸体被发现三天以后，三角畸恋的第三方终于浮出水面，警方坚信妒忌是谋杀的主要动机。餐馆的另一个经营者楚根作为证人被看管起来。他的被捕使得警方认识到埃尔希•西格尔本人写下的情书远远不止先前发现的数目。在楚根的房间里他们就发现了40多封情书，作者都是埃尔希•西格尔 。《论坛》报道说：“大部分信件的开头都是‘我亲爱的楚根’，信中的口吻也是异常亲密。”在其中一封情书中，年轻的女孩说楚根——而不是利昂•凌——才是她的真爱。楚根向警方反映他还收到过一些匿名恐吓信，信上说“如果他要是不离开埃尔希，那么他和女孩两个人都是小命难保。”楚根认为凌可能发现了埃尔希来找他，因而非常生气。“有一次凌和我为了这个姑娘吵了起来，”他说，“利昂•凌认为我甚至无权和她说话，我说我同样也拥有追求她的权利，而且绝不会输给他。”楚根说随后凌这样警告他：“你给我小心！” 《论坛》还给读者总结了一番：“警察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确定了谋杀的动机。他们认为这个女孩同时和两个华人男子约会，在盛怒之下，利昂•凌杀了埃尔希。”

对于西格尔家族不愿认领自己女儿的尸体，报纸更是大肆渲染。在案件发生后的三天之内，保罗•西格尔根本不承认那是自己女儿的尸体，后来在和家人一起前往太平间认尸之后才终于承认那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妻子没有和他一起前往太平间认尸。据称，谋杀案已经使她“丧失了神志”，不得不进疗养院休养。西格尔在看到尸体的时候几乎“昏了过去”，是一名探员扶住了他。“我受不了!” 他吼叫着，“这太恐怖了。”他告诉警察：“埃尔希没有和任何中国佬谈恋爱。”说他的女儿从来都没说过喜欢凌。“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孩，不论她到唐人街去过多少次都是为了教会的工作。我知道是他们把她引诱到第八大街那个肮脏的华人巢穴中去的，我也知道他们的卑鄙手段——她一定以为那里有需要她完成的教会工作。这是个教训！年轻的女孩不应该和其他种族的人混在一起。如果让我看到那些中国佬，你们警察就可以省省力气了。”

西格尔声称希望给女儿举行安静的葬礼，只有家人参加，但是绝对不会在家里举行。“不，不，不，不可能的。我们家族已经受够了耻辱，葬礼是小型的、秘密的，只有家人能够出席。这一点绝对无法更改。”

《论坛》报再次采访了受害人多嘴的堂妹梅布尔•西格尔，这一次她却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梅布尔•西格尔说她的堂姐已经和一位来自怀俄明州的陆军军官订了婚，她给记者看了一些信件，上面的称呼是“我最亲爱的埃尔希”，署名是“你的爱人，霍华德。”她并没有说明埃尔希的其他追求者是否知道这位怀俄明州军官的存在。但是《论坛》称：未婚夫的存在为利昂•凌因为妒忌而犯下的谋杀案增加了又一条不可磨灭的证据。

《纽约晚报》技高《论坛》报一筹，他们向梅布尔•西格尔约稿，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梅布尔•西格尔：‘中国人都是伪君子！’”，在文章中，她发表了很多反华的刻薄言论，把怀疑的对象直指凌本人。她并没有提及堂姐的怀俄明州未婚夫，而是转而描述她的堂姐在失踪前对她说的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她很害怕凌，而且希望有办法能让他“不再注意她。” 梅布尔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纽约晚报》三大页全篇报道的一小部分，当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9张特写照片，一张5 幅的漫画（第二版），标题是“埃尔希•西格尔的一生”。 也许是为了协调观点，但更有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煽动人们的反华情绪，《纽约晚报》发表了一篇中国编辑撰写的文章，文章大体的结论是这个年轻的白人女传教士试图引诱华裔男性“跨越禁界”，给自己招来了祸端。纽约市《中国改革新闻》的编辑叶兴化推测，埃尔希•西格尔可能是自杀的，而中国人之所以把她的尸体藏在箱子里是为了避免使她的家族感到尴尬。 叶的分析至少在有一点上和他的白人同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很善于在没有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得出结论。

在尸体被发现三天以后，受害人的父亲保罗•西格尔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热衷于发表意见。他告诉记者们他“知道”利昂•凌曾经在6月8 日，也就是他女儿失踪的前一天，出现在他家附近，看上去好像吸过毒。 “埃尔希不想见到他，他因此非常生气。在凌离开的时候，她在门口对他说她才不要和他那样的人有什么关系。他做出了种种威吓，最后说‘如果你还和楚根见面，我就杀了他’，这时他别有用心地看了她一眼，‘也许我还会做点别的什么’。” 西格尔坚信自己的女儿第二天是被崇兴骗到那个房间去的。崇兴，另一个失踪的嫌疑犯，是凌的好朋友。“我认为是她天生的善良导致了她的死亡，”西格尔对《论坛》报这样说，“我猜想崇兴骗她说凌生了病，当她前去看望他的时候，出于嫉妒和愤怒，他杀了她。”

尽管这些事情发生在两周之前，记者们并没有质疑西格尔的这些新证据，他们也没有质疑他何以突然像谈论熟人似的谈起利昂•凌、崇兴、楚根这些名字。细心的记者本来可以指出西格尔的话完全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盲目支持警方的观点，即凌在愤怒之下杀了埃尔希。西格尔先生是否受到了警方的指使呢？如果是的话，警方又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呢？没有人思考这些问题更没有人提出这些问题。

根据在凌的房间发现的他本人的照片，警察发布了通缉令，并且在全国和海外广泛宣传。《纽约时报》指出：全国“所有的警官和治安官”都得到了这样的通缉令，根据纽约市警察的报告，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天会收到来自全国的大约50 个电话，声称自己找到了凌。 在大多数地区，只要是年轻的华裔男性都可能成为人们的怀疑对象。《纽约晚报》的报道相当精确，同时也充满了种族主义的色彩：“警方逮捕了太多的嫌疑犯，以至于从纽约到西海岸的中国洗衣店产生了人手不足的情况（华人都被拘捕了）。” 《纽约时报》认为：“与凌有任何相似之处的华裔男性都不能行色匆匆地出现在街上，否则就可能出现被捕的危险”。关于拘捕嫌疑犯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有新泽西的伊丽莎白港、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的西本汉普顿、麻萨诸塞的沃塞斯特、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旧金山、纽约的斯纳克特德、田纳西的杰克逊、新泽西的哈克塞克、英属哥伦比亚的雷夫斯多克、费城、温哥华、达拉斯、印第安纳的南班德。

在纽沃克的一次露天狂欢活动中，有观众喊了一声：“谋杀埃尔希•西格尔的利昂•凌就在那儿”，导致三名华裔男性演员不得不仓皇逃走。在像狗一样从护栏钻出去之后，其中的两人被警方抓住，后来警方确认了他们不认识凌。 “类似的闹剧在全美上下不断上演，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因为穿着美式服装而尴尬地遭到质询，有关凌的真实线索根本没有出现，”《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据传凌的亲戚居住在匹兹堡，这里的警方对华人区展开了大举搜索。 “查尔斯•金是匹兹堡最精明的华人，他陪伴着一组探员上下奔忙，督促所有华人向警方坦白自己掌握的所有消息，从而给自己减少麻烦。” 但是华裔人群和警方还是发生了一次冲突，“一个名叫李银的著名华人在舒伍林探员要求开门接受检查时拒绝了警方的要求。警方威胁要破门而入，李银拿了一把刀走了出来， 但是被左轮枪的枪托砸得晕了过去。”

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采取了特别的政策，命令全美上下的中国外交官全力协助警方抓捕谋杀埃尔希•西格尔的嫌犯。 根据《纽约晚报》的话说：中国政府官员采取行动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在美国的华人并没有拉帮结伙、互相包庇进行犯罪活动”。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行动可能也是为了缓解全美上下的反华情绪。为了这样的目的，纽约市唐人街的一个委员会在宋运莫的号召下集资悬赏征集凌的下落。他号召所有“心中怀有崇高民族情感的”华人都要帮助警方抓捕凌这个“在华人圈子中臭名昭著的败类”。 美国华人大厦的领袖王兴（萨姆埃克）将凌称为“中国男人的耻辱”，他认为美国的所有华人团体都应该为警方提供协助。

在另一方面，纽约市警方由于未能及时抓到案子的头号嫌犯，从而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为了逃避责任，他们开始将责任转移给华人团体，指责他们把凌藏匿了起来，使其逃脱了警方的调查。“要不是华人给调查活动制造了种种障碍，警方早就抓到凶犯了，”《纽约新闻》这样指出：“警察总部所有的探员和工作人员都受到过华人的藐视。” 《纽约时报》指出凌的逍遥法外“足以说明他从别人那里获得了帮助和保护，而且一定是来自华人群体。”《纽约时报》还认为：如果华人真心希望凌受到法律的公正制裁，他们就应将他交给警方。“这将使那些对华人的指责很快烟消云散。”

在谋杀案发生以后，新闻报刊开始警告那些年轻的女性教会人员不要再到唐人街进行工作。《论坛》指出埃尔希•西格尔的遭遇充分说明“当善良纤细的年轻姑娘和那些长久无法接触本族女性乃至所有正派女性的异族男性发生亲密接触” 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惨剧。作家多罗茜•迪克斯在《纽约晚报》的客座专栏中声称女孩子根本不应该在华人教区工作，“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阻止这些女孩子到那里传教，那么警察就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 《旧金山观察者》指出西格尔一案充分证明了“毫无良心和廉耻”的亚裔人口应当和白人分开居住，“教会应该停止他们的愚蠢行为，不要再派遣年轻女性和女孩子去教导那些狡诈的亚洲人，不要再让她们受到鸦片和堕落生活的侵扰。”

《纽约晚报》指出白人父母应当禁止自己的女儿到华人教区工作，因为华人和基督教根本毫无关系：“如果一个白人父亲允许自己女儿去教导那些最低级的华人 ，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亲密的联系，那么他就比白痴还要愚蠢，因为那些所谓“信教”的华人实际上是最为低级下流的。如果这些父母不具有防止自己女儿接触这类肮脏环境的心智，那么政府就应该采取行动。”对于那些追求基督教信仰的华人，《纽约晚报》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儒家教育已经足以给任何直立行走的中国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精神指引。“警方了解，所有成熟的人也都了解，但是只有一些善良的传教士们不了解，那些到教堂去的华人绝不是为了追求宗教信仰。” 对于改信基督教的华人，《纽约时报》没有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不过它十分质疑年轻姑娘从事布道的做法。“如果只有异族的年轻姑娘才能使他们改信基督教，那么他们需要去的地方是警察局，而不是教堂。”

《纽约太阳报》在这场论战中采取了更为中庸、克制的态度，认为种族不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性别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很容易忘记白人男女之间也会存在不正当关系从而导致犯罪，正如今天这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案子一样。难道只有一个出身高贵家庭的女孩遭到谋杀才会让我们看到异性男女之间在非常规环境下发生密切接触可能导致的危险？不论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这种危险都是一样的，人们一直都了解这一点。” 《纽约新闻》严词斥责那些过分强调种族差异的人：“我们应该承认皮肤的颜色与这场悲剧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埃尔希•西格尔约会出色的白人男孩，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有可能被某个愤怒的男朋友杀害，这一点和她约会那些内心龌龊狡诈的华人没什么区别。” 一封读者在写给《论坛》的信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华人本身说来和其他种族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差别，将一个华人败类的罪恶强加于所有华人身上是荒谬的，也是不公正的。” 1909年6月21日，尸体被发现三天以后，案件出现了重大突破，纽约州西加尔维的警察成功地逮捕了崇兴，这个原先就住在凌隔壁房间的厨师。一开始他声称对案件一无所知——他很少住在那个房间里，而他离开纽约市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应聘西加尔维一家餐厅的工作。《论坛》指出在唐人街大家都认为他是“下贱的赌棍，兜儿里很少存得住钱。”

在被纽约市警方一连盘问了36个小时以后，崇兴改变了自己的口供。他说：埃尔希•西格尔经常到凌的房间去，而且在6 月9日晚上她就在凌的家里。前一天，由于在姑娘家里遭到了拒绝，凌喝得酩酊大醉。埃尔希告诉凌不要再打电话到她家里去了，她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他了。凌怀疑她和别人有染，出于嫉妒卡住了她的脖子。崇兴说自己透过格子窗看到凌扼死了埃尔希。由于受不了这凶残的场面，他跑到楼下的中餐馆去清醒头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女孩的尸体伏卧在凌的床上。崇兴否认自己参与了谋杀的过程，但是承认后来在房间曾经碰触过女孩的尸体，“我摸了摸尸体，它当时还没有完全冷却。”崇兴说：凌告诉他女孩“咬破了自己的舌头，结果失血过多而死。” 他自称没有帮助凌把尸体装进警察发现的那口大箱子里面，但是承认捆在箱子外面的那根绳子上的绳结确实是他打的。他说凌本来打算把箱子弄到新泽西城，然后用船寄到欧洲去。

报纸对马拉松式的审讯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刊登了聆讯过程中的一些原话。《论坛》认为崇兴“沉着、具有残忍的幽默感，口气表面亲切，态度郁郁寡欢、阴沉，总之让人无法觉得他还有人性。” 他很可能在审讯过程中掺杂了自己的看法，《旧金山观察者》把这次审讯称作“纽约警察和刑事当局有史以来最严酷的‘三级’审讯。” 负责审讯的警察最后都精疲力竭。《观察者》指出：“这桩案件震惊了整个美国，负责调查案件真相的警察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休息时间，因为那个狡猾的华人特别善于去钻那些警察没有堵住的空子。”

正当大部分媒体都在强调对崇兴进行审讯的严酷性和必要性，甚至为此感到兴奋不已时，《纽约时报》提出了一些问题，怀疑警方获得这些口供的方法是否恰当甚至合法。该报声称：“警察对待崇兴的方式无疑说明他们已经宣判这个男人有罪，然而这种判决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司法上都是错误的。因此，由此获得的证据和口供的真实性有待商榷。”《纽约时报》审查了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然后得出结论——审讯的结果一定有问题，“最值得怀疑的一点就是他的口供实际上都是在重复人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或者想法。这说明实际上是审讯他的警察而不是他本人做出了口供的答案，这当然是警察的无心之失。”

在进一步的审讯中，崇兴又对自己的口供做出了一些更正，但是坚决否认自己和谋杀过程有任何关系。《纽约论坛》在这场新闻大战中胜出，他们对警方的中文翻译进行了独家专访。翻译王维南毫不吝啬地介绍了审讯的整个细节以及他本人对案件的分析。他说：“在我看来，崇兴肯定没有说出所有实情，他的话也一定不都是真话。” 其他警方人员也同意他的看法，称他们一致认为谋杀案中一定还有同犯，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崇兴。对于三级审讯的结果，警方深表失望。“适用于白人的方法在中国佬身上就行不通，”一个警察说，“他抽着烟，小眼睛转来转去嘲笑我们，我们就像傻子一样。” 把崇兴带到案发现场的做法也没有给警方带来预期的结果。《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观察道：崇兴有机会被带出自己的牢房呼吸新鲜空气，他对此显得得意洋洋。“警方希望能够击破这个中国佬的精神防线，让他交待谋杀时发生的所有情况。而崇兴根本没有一点濒于崩溃的表现，反而倒怡然自得地带着探员们在埃尔希•西格尔被杀害的房间里转来转去。” 在尸体被发现一周以后，埃尔希的案子从报纸的头版上消失了。虽然在美国上下还是不时传来有关凌被发现的消息，人们越来越相信他可能已经通过海路回到中国去了。由于没有新的发现，记者们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过去的信息。虽然警方并没有向公众公开埃尔希•西格尔写给两个华裔爱人的情书，报纸上引用的情书片断已经充分证明她确实与这两个人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一封信中，她亲切地称凌为“维利”，还说“我不会为了任何人而离开你，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甜蜜时光。”在另一封写给楚根的信中，她说“今晚维利在这里，但是你不要感到任何不快，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一直以来你是我唯一的挚爱，别把维利放在心上。虽然他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还是要见他啊。” 《太阳报》总结说：“埃尔希•西格尔不断在两个华裔情人之间卖弄风情，最终酿成了悲剧。”

通过对出租车司机和其他证人进行调查，警方还设想出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凌杀死了埃尔希•西格尔，把尸体装进箱子，然后叫了出租车准备到纽沃克弃尸，失败以后又通过另一辆出租车把尸体运回到案发现场。据证人称，随后凌就去了华盛顿，在那里给西格尔的家人发了电报，说埃尔希在华盛顿一切都好。所有这些应该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当《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对这种设想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时候，警察局的官员回答说：“你必须记住：我们不可能理解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佬的行为方式和绝大部分人都不一样，在对这起谋杀案的调查中，我们遇到的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警察遇到的可能的确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凌，这一点和他们的豪言壮语极不相称。侦探局的局长麦卡夫蒂督察对《纽约新闻》的记者表示：凌要想逃过全国范围拉网式的搜查是不可能的。“全国上下的警察都处于严格戒备状态，”他说，“美国就像是一个大号捕鼠器。如果他还活着就不可能逃脱，我坚信他还活着。” 麦卡夫蒂督察还说他们马上就要到新泽西去审讯一个嫌犯。 　一天以后《纽约新闻》发布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结论：“尽管警方并不承认，但是他们在抓捕谋杀弗朗兹•希格尔将军孙女嫌犯的道路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警方根本不知道凌的下落。” 第二天，也就是７月１日，警方以为发现了凌飘浮在哈德孙河上的尸体，但后来证实那是一个１１岁的白人男孩。“对警方的嘲笑再次响了起来，”《纽约新闻》这样指出。

由于抓捕行动始终没有结果，而记者又不断嘲讽警方的办事效率，警方对唐人街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搜索以寻找线索。表面上警方额外安排了２０个探员和１５　个警察在唐人街防止帮派冲突，但是华人商人表示警察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意，而且使得局势更加紧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华人区的人口急剧下降，许多本分居民濒临破产。”　７月５日，纽约华人社区派出３个代表前往华盛顿抗议警方的行为。他们首先走访了中国公使馆和美国国务院，表示纽约市以及其他城市，包括费城的华人，遭遇到了经常性的监督调查，他们的家庭和店铺被重复搜查。他们还对纽约州州长胡格斯提出了意见。《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抗议不会有任何效果：“大众都认为州长会允许警察继续自己的调查活动，因为此类事务不属于外交交涉的范畴。” 但是，在华盛顿、奥尔巴尼和纽约市办公室进行了一系列电报交流之后，这些额外的警力被撤掉了。

饱受折磨的执法者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桩谋杀案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在纽约市警察局两年来悬而未决的１３０个案子中，这个案子获得的公众关注是最多的。一位纽约市的验尸官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纽约市的谋杀案件数量和逍遥法外的罪犯数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对于谁应对此承担责任，《纽约时报》有着自己的看法：“任何有理性的公民都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谋杀案绝不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罪犯有什么特别的杀人技巧，唯一的答案就是警察局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

正如许多轰动一时的故事一样，西格尔的案子逐渐销声匿迹。１９０９年９月２４日，验尸官正式宣布西格尔是被凌扼死的，凌的朋友崇兴已经被警方关押了几个星期，现在他终于获得释放，但是警察仍然相信，“这个胡说八道的男人”一定对年轻姑娘的死亡负有某种责任。 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美国国内外都有报告称凌在某地出现，有人声称在海船上看到了凌，有人说他在伦敦，还有报告说他就是从美国开往日本横滨的渡轮上跳海的两个中国人之一，中国的秘密警察报告说凌先是去了加拿大，然后偷渡回中国，在一家农场打工。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生活也算给了这个奢侈的纽约花花公子足够的惩罚。 　中国政府承诺如果发现凌的踪迹就马上照会美国政府 ，然而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１９１１年１月，报纸又对西格尔案件进行了一些报导，在对纽约大大小小的鸦片馆的一次突查中，联邦政府发现了一些信件和文件，《纽约时报》认为它们“有助于解开西格尔谋杀案和杀人犯失踪的谜团。”第二天，联邦政府和纽约市政府都指出这一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从此这个案子再也没有浮出水面，逐渐消失在那些逐渐发黄碎去的报纸和缩微胶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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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尔案件真实地展示了２０世纪早期的美国大城市媒体报道重大谋杀案的手法。这样的案子通常涉及到性、种族和阴谋，正如今天的新闻媒体一样，新闻界故意掀起轩然大波，进行没有事实根据的报道，迫使执法者迅速得出结论。这些执法者不断骚扰被害人的家庭成员，设计出肤浅的猜测；他们追求耸人听闻的故事，辨认凶手的速度及其惊人。除了在２０世纪早期盛行一时的种族歧视因素之外，当时新闻界对重大犯罪案件的报道实际上和今天的新闻界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如果学会使用手提电脑、小型摄像机和照相机，那么１９０９年的纽约记者在今天的新闻世界一定也能如鱼得水、自得其所。（注：文中中文姓名为英文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