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发展中的经济因素”研讨会综述报告
李景治教授在开幕词中说，中美关系既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点，也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点，当然也是影响当今国际关系发展与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到当今世界格局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李景治教授指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因素。他认为，经贸关系主要起到一个“稳定器”的作用，这种经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好坏。
会议采取主题发言和交流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分为“国际政治视角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和“国内政治和决策视角下的中国对美经济贸易关系”两个主题进行了研讨。研讨会分别在多边贸易体制（wto）框架内的中美经贸关系新特点、全球化与区域化和经贸关系与政治外交关系的相互影响三个侧面进行了讨论。整场会议有金灿荣教授和郝雨凡教授分别主持。
现将本次会议的内容综述如下：
金灿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教授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压舱物”，纵然中美之间矛盾很多，但是两国关系仍然不至于破裂，主要应该归功于这个“压舱物”。
李雨时副院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副院长说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一次性、永久性的解决困扰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在加入之前我们对于这种多边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加入后却明确发现我们的这种期望值过高了。他引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中美贸易逆差是一个结构性矛盾”，是很难通过wto的多边机制得到解决，事实证明无论是解决中美之间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方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双边的妥协。在对“全球化、区域化与中美关系的发展”的方面，他认为区域化发展很快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全球化过程当中多边贸易解决机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从全球化层面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调整中能够吸收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新企业而得利，他举例说美国最强的500家企业中有400多家在中国都有投资，而且技术含量都在逐步增强；而在区域化问题上，相对于中国的区域化现状，美国的区域化成果显然占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北美主导的区域化已经对中美贸易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前两年墨西哥的纺织品产业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伙伴。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最终是经贸关系决定了中美两国的政治和两国关系的走向。
沈世顺研究员（国际问题研究所）沈世顺研究员在发言中认为经贸关系的稳定可以促使中美关系的稳定。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中，中国对美国采用的政治手段不如经贸关系有作用，尤其是美国本身在华有利益的大企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最后得出结论说，经贸关系的发展必将推动双方的政治关系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陈宝森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研究员分析了中美经贸关系在wto框架下所出现的新特点：①、贸易额增加、投资增长，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增强。他尤其指出在纺织品行业方面。②、贸易摩擦加剧并认为贸易逆差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③、贸易纠纷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他认为虽然中国对多边解决机制期望值有些过高，但是还是在其中维护了我们的一些利益。在对“全球化、区域化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的方面，他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以下三方面的影响：①、在全球化条件下，公司内部贸易和产业内部贸易大量增加。加工贸易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新特点。这种贸易的发展解决了我国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也使得美国在与中国贸易中获得很大好处。②、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成为国际加工业的中心。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平台，其他国家都来中国进行加工并以美国为出口最终目标，导致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加大。③、服务贸易加快增长。对于区域化经济一体化，陈宝森研究员首先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肯定会导致经济贸易的转移，不利于经济的优化配置。他认为，尽管如此，为了应对美国的区域一体化优势，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从而来加强地区抗御风险的能力，增加中国对美欧谈判的实力。他同时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花的一个发展阶段，相对于它一些弊端而言，它具有更多的优点。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方面，他认为是“双赢”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两国关系中起到了“稳定器”和“不倒翁”的作用。他同时指出在贸易摩擦中解决逆差问题的主动权还是在美国手里，因为美国的经济战略决定了美国必然存在对华的贸易逆差，他将其原因归为三个“无能为力”：①美国宏观经济失衡，财政赤字导致了贸易逆差；②美国如果消灭逆差就是要出口高技术产品，但是美国又不大可能出口这些高端的技术性产品；③各个国家都把中国作为加工基地，把美国作为目标，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最后他认为，尽管中美贸易存在着摩擦，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与中国联系的日益密切，所以从总体来看还是乐观的。
张宇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燕教授认为，经济是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并列的一个“变量”，由于这种中美经贸关系的“超越性”的原因，所以即使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仍不会导致双边关系的破裂。另外，张宇燕教授还指出中美之间的利益在很多方面有趋同的趋势，如在能源方面。他举例说，中国在2004年的石油进口量占整个消费量的40％，略低于美国占石油消费量第二大国。所以中美在稳定能源的价格、供应以及市场等有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新出现的因素必然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丁一凡所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丁一凡所长把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总结为“非均衡、不对称”的关系。在贸易逆差的问题上，他同样认为，虽然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但是美国在逆差中受益更多。他认为，虽然这个贸易体系不公平，虽然中国只是相对得益较少的一方，但我们还是不能离开这个贸易体系，中国所必须做的也只能是在这个不公平的贸易体系中发展自己。同时，丁一凡所长也肯定了正是这种“不公平”才带动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在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方面，丁一凡研究员更多的是强调了我们不能在中美贸易关系对战略安全问题上的作用过分乐观。他同时对于外国在中国那么大的投资所潜伏的危险也作了精辟的论述。最后他强调指出，虽然经贸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只是起到一个独立的作用，并且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代替的，因此美国并不会为了一点经济利益而牺牲其战略利益。
王正毅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首先指出我们在讨论“相互依存”时有两种心态万万要不得：①把中国的失败完全归于美国；②在与美国的发展进行对比时，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他认为现代的中美经贸关系与过去完全不同，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他同时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都是在一个框架内处理问题，虽然中美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必须要在国际机制内完整地看待问题，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主要问题，尤其技术升级严重滞后导致了中国单纯在贸易中进行产品加工，在国际市场中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使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对“全球化、区域化与中美关系的发展”的探讨方面，他认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全球化主要是资本和技术信息的全球化，而区域化则是运用国家手段进行国家间联合，使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向着更有利于本地区的方向流动。他指出，目前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全球化主要就是加入wto，而中国的区域化在东亚的发展却非常艰难，中国目前主要还是双边关系推进合作而不是多边经贸合作。再者，王教授认为，尽管中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中以双边贸易为主导，但是一旦到全球层次上还是要遵循全球机制。他同样指出，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吸收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从技术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并没有实现“走出去”的战略，在全球化的水平分工中仍处在产品加工的地位，最后，王正毅教授总结到，在审视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中美关系上，而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以及更具体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陈淇博士（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陈淇博士在发言中对陈宝森研究员所提出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是由中国加入wto所促成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复苏也是促使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指出，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认为在两国关系中安全问题的尖锐性远远超过经贸关系。②经贸关系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却有着自己的战略意义；③经贸问题和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行为主体，按不同的行为逻辑来追求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强调指出，如何协调经贸问题和安全问题两者的关系是一个关键。从中国战略角度分析中美贸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陈淇博士认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受到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他同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贸产品大都来自外资企业，所以中国社会本身力量很难直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国社会影响中美关系主要是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政府的渠道发挥作用。而中国的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呈现出极化的特征：有时是软弱的，有时是正确的，公共舆论与正式的对外政策之间存在还很大的鸿沟。
马晓野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在对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 “孰轻孰重”的争论上，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马晓野研究员强调指出，造成这种争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自话语体系的不同。认为现代国家之间关系更加复杂，虽然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经济好像又不能提供给政治特别多的保证，所以传统思维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应该重新考虑与界定。他同时指出了经贸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对中国而言主要是就业机会问题，而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同时必然也会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农业问题、社会产业结构和社会转型等其他方面的国内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研究。
李长久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李长久研究员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问题的探讨上，认为三资企业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说在2002年中国所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中有82.4％是有三资企业完成的，其中外商独资企业达到54.5％。他同时认为，在这种顺差当中美国相对受益更多，并主张对这个现状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否则将会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于这种现象，李长久研究员强调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经济命脉都被跨国公司控制，那么这个国家的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从和谈起？”在对全球化的探讨方面，他认为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采取的是所谓的“美国模式”，其核心是利用全球资源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同时再通过美元的优势地位满足其在全球的收益。除此之外，李长久研究员还指出中国在自身经济的发展当中还面临着台湾等问题的困扰。他最后强调，中国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能脱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大战略，必须真正成为经济上强大的国家。
肖琏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心）肖琏主任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核心问题就是经贸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两国之间是相互倚赖的。他同时也指出这种相互倚赖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衡的。在谈到社会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时，他指出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如东部集团和西部集团，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特点，利益集团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的，而美国的利益集团则是通过国会发挥作用，所以中美两国的矛盾就集中表现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技术的滞后，所以在中美贸易中仍然是美国占绝对优势。中美贸易体系是不平等的，而中国的社会稳定程度又不如美国，经贸关系对中国安全稳定的影响力要大于对美国国内安全稳定的影响力。
陈凤英研究员（中国现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陈凤英研究员对于“影响中美关系的经贸因素”首先作出六个判断：①中美外交关系和中美贸易关系相对对立；②“稳定器”作用在弱化，负面作用显现，贸易摩擦“常态化”；③中美之间的分歧依然聚集在外交领域，贸易摩擦不会演变为贸易战；④wto框架内中美合作领域在扩大，贸易摩擦在增加，逐步形成“新闻化”、“舆论化”趋势；⑤全球化条件下，利益逐步趋同；⑥中美经贸关系依然是我们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她同时指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他认为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个新特点：①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化倾向明显；②美国提出中国必须承担义务，不能再搭便车；③中美贸易失衡的“常态化”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规则。她同样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在于就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所以中国应该利用这个优势，并在全球化大趋势中做大中国市场，这样经贸关系才能有助于中国社会稳定。
张运成研究员（中国现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运成研究员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摩擦期，但仍然可以控制。他指出了影响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因素：①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呈现出双重依赖性，他举例说从1995年到2002年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96％，而结果也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严重依赖，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摩擦只是美国与亚洲之间贸易摩擦的一个缩影；②世界贸易发展的低谷期也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③国际贸易日益受到通缩的影响，美国为了输出这种“通缩”必然会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增大。
丁菲娅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丁菲娅研究员主要从方法论问题来讨论了中美关系问题。她认为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是无法分开的，认为目前中美之间严重不平衡的贸易现状是导致中国国内福利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不平衡不能够保持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还可能会影响中国的长期发展。她主张我们应该通过解决我国的国内问题来解决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失衡”问题。
陈忠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陈忠阳教授根据对新巴赛尔协定的分析，指出现行的贸易体制和金融体制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由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但是中国还是必须通过改进自身的金融制度来融合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与世界竞争的能力。
姜鹏博士（外交部政研室）姜鹏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中美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大，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所以更大的变数在美国一方。在谈到贸易逆差问题时，姜鹏提出“中美之间与日美之间的这种贸易逆差存在什么区别？”“这种巨大的逆差为什么没有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他同时指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中的影响事实上就是一个经贸因素在美国对华战略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贸易战是从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子因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分工的问题。
查道炯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副教授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利益就在于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以不能只停留在政府层面研究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把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必须要提高中国的内需。
王立杰研究员（北京市商务局）王立杰研究员主要从中美贸易对北京市的影响来看对全国的影响的。他同样认为经贸关系只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因素，并提出应该从美国的战略意图来揣摩美国的经贸取向，从而趋利避害。
钟阳教授（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钟阳教授
郝雨凡教授（美国科盖特大学）郝雨凡教授提出影响中美关系的社会力量不但存在而且明显上升。他认为，社会力量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他在总结了研讨会达成的共识时，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中美经贸关系确实与中国国内的问题相关，中国发展经济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一个难题，效率保证经济发展，而公平关乎社会稳定，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到底会促进中国社会稳定还是会引起中国社会动荡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对双方的影响是不平衡的，显然中美经贸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利益，而中美经贸关系是否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却没有达成共识，这个问题的提出是认识中美关系的关键，即中美关系是否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点（a point of no return），如果是的话，两国关系就达到了一个自我维持的状态；如果不是，两国关系还是会一旦有矛盾就会发生大的改变。
总上所述，此次研讨会紧紧围绕“国际政治视角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和“国内政治和决策视角下的中国对美经济贸易关系”两个主题展开，研讨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政治还是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对外经贸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的经济、贸易、货币等议题引人注目地愈益呈现出政治化的复杂趋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多视角、多方面地探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经济因素”所蕴涵的政策和学理问题，连同这些问题对中美关系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显得愈加必要与紧迫。十几位学术界、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有关专家、领导和政策操作人员分别从国际和国内、宏观和微观、政治和经济的层面，通过正面和负面的视角，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技术的诸多关系中对“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发言涉及面广、信息量大，思路宽阔，有许多见解很有创意和深度，会议讨论气氛也很活跃热烈。这次会议必然能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中美关系研究。对促进中国21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也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