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

[关键词] 拉斯基，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积极国家，积极自由，民主社会主义

[摘 要]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既是对不断遭到形形色色的右翼和日益增强的反对派攻击的罗斯福新政在政治理论层面的大力支持和强力辩护，也是拉斯基所主张的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它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和较为适合的角度反映出了处于思想成熟时期的拉斯基所主张的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

[中国分类号] [文章标识码] [文章编号]

analyzes laski's thinking of chang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jing jian-b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p.c. school of tianjin committee, tianjin 300191,china)

key words: laski , chang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 positive state , positive freedom , democracy socialism

abstract: laski's thinking of chang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not only energetically sustains and defend the new deal which has been unceasingly accused by all kinds of the right and more strong opposition faction in the theory stratification, but also mainly reflects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democracy socialism theory which laski holds on.it has the further and enlightened significance in facing to the fundamental changing of the total capitalism from the free-competitive stage to the state-monopoly stage. it also profoundly reflects connotation of the democracy socialism theory which laski holds on in his thinking mature period from this important side and relatively appropriate angle of it.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8--1950），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他既是目前流行于西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代表和二十世纪政治多元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居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主流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灵魂 。

迄今我国学者对拉斯基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国家理论方面 。这些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拉斯基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但是，拉斯基的著述甚丰，除了一般理论著作外，他还针对现实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这些论著也是拉斯基的政治思想的重要文本。

拉斯基成年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度过的，多次赴美讲学，在美国有许多好朋友（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对美国人的生活和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有着深刻的理解。拉斯基的专著《美国总统制》（1940年初版）和《美国民主制》（1948年初版），详尽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变革之中的美国政治体制，是他思想成熟时期的杰作。因此，从史学层面梳理和分析拉斯基对三四十年代美国政治体制变革所提出的一系列根本性观点，能够提供一种较为适和的角度，使人们能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来具体而深刻地理解拉斯基所主张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和内涵。

一 改革美国总统制

拉斯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面临重重危机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考察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美国也同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性危机之中。首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制度的范围以内，美国的经济吸引力在1914年就完结了；从那以后，主要是出于工人阶级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强制实行许多大规模的管制，这表明美国的机会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其次，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在许多习性、大部分人生观等方面都和英法两国游手好闲的贵族社会十分近似的有闲阶级，他们特别惟恐自己的经济特权受到侵犯。第三，资本家实行独裁，恐怕再没有比美国的资本家实行得更范围广泛或更彻底了。他们管理工业帝国权力之大，不仅向国家和联邦政府的权威挑战，有时甚至压倒了它。“强暴行为一直是美国社会关系的特征”：贪污纳贿、密探监视、敲诈勒索、耍流氓手段，从联邦最高法院乃至到地方法院对职权的蓄意滥用，这些仅仅是美国实业界领袖劣迹的荦荦大端；几乎每一个大企业都有私人武装，配备着机关枪和催泪弹，以防止工会运动侵入他们的工厂；在许多地区，实业家决心从他们牢牢掌握着的经济权中挤出最后一点点特权来，而“人权法案”对此却无权反对。因此，拉斯基认为：“任何人读了有关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的文献，一定会觉得政治民主领域所遭受的威胁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来得严重” [1]（p145—146）；“到了1940年，美国实业家在表面上是承认了各项民主原则，而在实际上，法西斯思想则已经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们的头脑里了”[1]（p148）。

通过上述分析，拉斯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再履行它的义务，也无法全部兑现美国传统许下的诺言。如何面对和克服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如此严重危机？拉斯基的答案是，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革新，必须为被遗忘的人恢复机遇和谋取福利。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拉斯基认为，从短期来看，罗斯福总统所推行的一系列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措施，以及给美国原有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变革，能够使美国渡过难关。因此，拉斯基对美国的新政充满了信心；在许多方面，拉斯基认为自己和新政的目标一致，休戚相关。据此为基础，以总统制的变革为核心，拉斯基对美国联邦政治体制的变革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新构想。

拉斯基的政治思想前后有着很大的变化。20年代拉斯基极力鼓吹的政治多元主义影响深远，今天他已被公认为20世纪政治多元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那时的拉斯基致力于寻求一种其目的在于给每个人的天性和创造力提供施展机会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最终价值不在于秩序和统一，而在于培养多种多样的欲望、态度和价值。与这种思想相一致，拉斯基主张核心在于分权的联邦制，竭力反对国家对经济事物的干预，尖锐批评基本工业的国有化。到了三四十年代，为了革新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性危机从而实现自己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拉斯基放弃了政治多元主义，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极力宣扬民主社会主义，并且此后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一时期的拉斯基一方面致力于寻求“积极国家”理念的实现。所谓“积极国家”（ positive state）又称“社会服务国家”，它运用政权力量直接干预经济、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在这种国家里，政府是采取干预政策的，虽不企图动摇旧秩序的基础，但至少设法消弭善良生活所受的障碍”[2]（p8）。与这种思想相一致，拉斯基主张核心在于联邦政府集权的联邦制，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事物的干预和联邦政府行政权力的强化。拉斯基对三四十年代美国联邦政治体制变革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构想，正是他这一思想具体而集中的体现。

（一）新构想之一：在联邦和和各州的关系上，实行联邦政府集权，加强和扩大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力，以适应进入“积极国家”时代的美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拉斯基认为：超越地方主义，对于美国政治具有迫切地重要性；而唯有通过总统这样的一个工具，地方主义的超越才能最终达成。这是因为：第一，在美国各州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黑暗面：对于少数民族的苛刻，对于新来者的怀疑，对于那些已经脱离业已形成的旨在美国各州制造不能容忍现象并且把它自身当作可容忍现象联盟的人们的敌视；黑人、东方人、犹太人、天主教徒都有着此番痛苦的经历。[3]（p140）此外，在美国各州的政治生活中，由各种大有产阶级组成的“无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而在各州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则普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3]（p146—156）正是在罗斯福当政时期，随着联邦政府管理事务的权力扩展到此前完全属于各州政府特权管理的事务的范围，各州的政治生活才得到了巨大地改善。[3]（p163）第二，在今后一代的美国历史当中，全国性的政治必定要比过去来得远为重要；所有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大问题的发生，都必然是全国范围的。不论是失业的问题、还有居住的问题、像铁路电力等公用事业的问题、农民的地位问题工会在社会里的地位问题、征税的标准和方法问题；这一些问题如果用地方的规模来应付，则都是没法解决的。 [4]（p252）第三，19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所处理的事务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1816年0.6万件，1861年4.9万件，1921年56.2万件，1939年92万件。这一数量的增加，部分明显的原因是由于美国自身力量的壮大，而主要的因素则在于一种美国的立国者们在1787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新的联邦政府职能观的形成和扩展。[3]（p99）第四，美国各州已在它的大多数公民心中深深种下了不可抗拒的狭隘地方主义（parochialism），并且各州都几乎一致地钟情于它。[3]（p139）

在此，拉斯基在实行联邦政府集权，加强和扩大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政府行政权力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深刻论点，即地理意义上的地域观念——本位主义，必须适应积极国家功能变革的需要，转变为区域主义。他认为，本位主义（sectionalism）就其本性而言是建立在总是导致冲突性的分裂性要素之上，由各州所分享的本位主义使得美国各州仍处于一种旨在不断寻求强有力的中央分权的“次大陆”状态，由此它造成了两种险恶的后果：在经济方面，它造成的在充分利用美国所能支配的全部能源方面的失败，导致了政府在达到平衡经济生活方面努力的失败；在政治方面，它在更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各州的自身利益明显地背离了它作为公民共同体被赋予的期望，拒绝了以平等的和联合的方式而提出的平等和联合的诉求。区域主义（regionalism）则与之相反，就其本性而言它是旨在不断寻求一个地区在业已失败了的努力探寻政治共同体的共同需要方面的利益的联合。[3]（p152—155）

（二） 新构想之二：改革总统当政一任的期限，或者可使其有连任三次以上的权力和机会，以真正加强联邦政府中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权力的力量。

拉斯基认为，对于怀抱伟大计划的总统，如果将他任期中间的议会改选所造成的其丧失控制的危险估计在内的话，单单一个四年的任期显然是没有舒展力量的余地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任期所获得的经验就不能供美国人民利用。因此，拉斯基主张将总统的任期规定为六年或七年，或可使其得连选连任。“这样的改变，可使行政在执行职务上面有着更大的勇气和独立性，还可使因自己职位和总统的连带关系、过分关心总统再行当选的联邦公务人员玩忽业务的心情得到消释，从而使得每一位总统在其任期末后一年半时间里的行政效率得以保持”。[4]（p243）

在此，拉斯基在美国总统的任期和连任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深刻的论点。他的第一个深刻的论点是：虽然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或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权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真正少不了的；但在民主政治里选民自会寻求补救的办法，选民对于一位在职的执政者应该继任与否的问题具有选择的权利。据此，拉斯基的结论是：“假使有一位具有计划能力的总统，在任期间又获得了许多经验，其他人也因总统的连任而得到安定，全国也有继续受到指导的感觉，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资产。仅仅为了一种机械的公式而将它们弃之不顾，也就丧失了政府所需要的中心内容了。人民选举的一部分优点，就在发现了适当的人才之后，能够继续加以保持。”[4]（p78）拉斯基的第二个深刻的论点是：虽然权力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滥用权力的诱惑是最容易断送人的生命的最狡猾的毒药；但是权力也是机会，要充分地加以运用，它的代价，就是有信心地去面临危险。拉斯基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职位所负的责任，能比美国的总统职位更重大的了；这一职位的持有者，如果要履行他的责任，他就得要获得选举他的人的全部的信任。而要获得这种信任的新生，他尤要应该注意着普通人。因为美国理想的中心意图，就在苏释普通人的痛苦、扩大普通人的前程；它的中心意图，是在使多数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不在为少数人取得特殊的放纵。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像美国的总统那样地领导，可以从事于这种理想的实现。要这样做，他得有勇气和思想；要这样做，他必须获有相当于他的责任的权力。据此，拉斯基的结论是：“美国的总统，必须给以和他所要尽的功能相称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用民主的方法给予总统，也必须依民主的方法加以运用；如果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就让我们毫不模糊地给他以权力。虽然附带着种种的危险，权力的授予，是美国前进运动能够继续按照他的伟大理想的阐明者的形态而前进的条件。不给以权力，或者还设法挫败它的充分运用，那就要危害那种前进的运动。因为，只有伟大的权力，才能做出伟大的领导来；这才能为美国重新交还美国人民的运动，提供特殊的机会。”[4]（p276—277）

（三） 新构想之三：改革总统和内阁之间的关系，使得阁员能够和总统一起分担行政的权力的创制与强有力运作，负有联邦行政权力行使的集体责任，从而造成一个适宜“积极国家”时代需要的“有思想”的政府。

拉斯基的基本看法是，在既定的总统和他的内阁的关系上，内阁只是总统的一个顾问团，而不是总统必须和他们一同共事并须获得他们赞许的同僚会议，因而并不能和总统一起分担行政的权力的创制与强有力运作的责任。内阁阁员不能充当两院中的议员，也不能在议会参加辩论，并且只能作为总统的顾问，从而不负有联邦行政权力行使的“集体责任”。此外，这样的结果，使得总统在联邦行政权力的行使上个人负有几乎全部的责任，也使得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软弱之中。因此，拉斯基认为：一到美国进入积极国家的时候，冥顽不灵的政府的那种奢侈品是要不得的；积极国家的基本动力，就在使政府的活动成为根本重要的部分；一个积极国家的政府如果要有所成就的话，必须是一个具有思想的政府。拉斯基心目中的积极国家时代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阁，就是总统必须可依赖的决定他的问题和总方针的那种内阁。在他看来，“一个良好的内阁，应该是政策大纲锤炼成为形态的共同场所，应该是主要战略所决定的场所，应该是总统提出方向之后一定可以听到所有正面的、疑问的、甚至反面的种种意见的场所”[4]（p278）。

为此，拉斯基主张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首长，即总统内阁的阁员，出席两院，提出议案、为议案的通过而辩护、解答问题、进行辩论，当然他们并无表决的权利。“各部首长，由于恐怖公众对于他自己部内的实际工作进行直接调查及其进行更密切的监督，从而会奋发有为起来。在另一方面，这也可使总统获得他应有的立法上的直接创议权，并通过在议会中他的适当代表，获得向两院报告政府实际工作情况中的有关事实的机会。议会中浪费时日所从事的无谓讨论，也可以由一位部长的一篇陈述而获得解决。”[4]（p105）

拉斯基认为，总统和内阁关系的改革，决不是一种浮面的改革。“它的牵涉之广，竟可使美国的整个权力均势，受到变动——不仅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变动，甚至行政本身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变动。”[4]（p106）根据所有的经验，一定会向着议会制的路线前进——行政权力的主要杠杆从总统转到内阁，一个能够驾御议会的内阁更其合乎人们的要求；这一变革，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宪法的整个均势计划，“挖掘到了国家的基石”，因此，拉斯基的结论是，要造成一个适宜积极国家时代需要的有思想的政府是一种比较艰难的教育的历程，“它不仅反对着国家过去历史中的许多事物——往往传统所神圣化了的东西——，同时也主张了国家未来历史中的许多事物”。[4]（p107）

（四）新构想之四：改革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美国既定联邦体制中议会的立法权力对于总统的行政权力来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从而增强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行政权力在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架构的作用，以适应联邦政府职能转变的迫切需求。

在拉斯基看来，在总统和议会的关系上，“美国的总统，除了在相当短暂的非常时期里，决不是议会的主人”[4]（p272）。在把英国的首相、议会和美国的总统、议会的权力大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了简短比较之后，拉斯基分析了在美国既定联邦体制中议会的立法权力对于总统的行政权力来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得以长期维持的原由：第一，在权力的划分上，“宪法创制人的期望，就在使总统握有不超过指示一个总方向的权力，一切细关节目都被认为是立法机关的适当任务”。第二，对美国的议员来说，地方的性问题和地方性的反响要远比全国性的问题和反响更为重要。“他得考虑立法案对于他所代表的地区性格上的影响，同时在他深信（有时是相当错误的）是自己地方的意志的时候，就可能和行政的意志背道而驰”。在拉斯基看来：这既是由于议员时时关心的是讨好自己的选区以便下次当选，也是由于议员的命运取决于地方上的后台老板的判断；因此，在议员的感觉里，老板的意见就比总统的意见在自己前途的关系上，要大得多。第三，重要的是，尽管总统和议会双方都受着政党共同利益的束缚，但是议会却有着和总统截然不同的兴趣。自从华盛顿就第一任总统职以来，议会的独立意志始终是明显的；只有战争或像1933年3月间的非常情况，才能超越议会的独立意志。[4]（p119—123）

拉斯基认为，美国这种既定联邦体制中议会的立法权力对于总统的行政权力来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分权体制，既是造成联邦政府不协调和无责任的成因(特别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缔结对外条约的批准上)，也是对于懦弱无能的总统规避领导责任的一种诱惑，更是鼓励了美国政治中的地方主义。此外，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行政权力在议会之外还常常遭遇到一种专门反对强有力总统的强大的舆论潮流。拉斯基认识到，一种所谓“统治过多”的普遍恐怖，尤其广泛地存在于美国的商人和农民之间；放任主义的传统，在美国人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

做了如上的分析之后，拉斯基认为，“在立法机构对于行政权力具有随时使之瘫痪的内在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政府的机构，这决不是现代世界的民主政治所能经受得起的制度”[4]（p167）。在此，拉斯基在加强美国联邦政治体制中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行政权力在其三权分立政治架构的作用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深刻的论点。他的第一个深刻论点是，民主政治里的代议政府的中心问题就在于行动的责任根源一望而知，同时立刻可使国民对于责任的行使做出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决定。“美国制度的性质，就在用勾心斗角的政治代替了政策的政治，从而涣散了责任。”[4]（p169）拉斯基的第二个深刻论点是，政府的力量是在能够防止危机的爆发能力上面，这是评判总统和议会的关系的惟一的标准。美国政治体制能否充分够得上这样的考验，至少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可疑之处。

二 实现计划化民主国家

三四十年代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此后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拉斯基，虽然一方面致力于寻求“积极国家”亦即“社会服务国家”理念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他更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理念的实现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间的尖锐对立。拉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由“消极国家”到“积极国家”的变革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事实证明，“当它偿付这些代价而同时能满足生产工具所有者的要求的时候，它始终是愿意偿付的，但当资本主义的利润要求与社会服务国家的费用产生矛盾的时候，社会服务国家的各项假定也必然要被攻击了。因为若要继续增高地实现他们，势必使资本主义为之破产”[5]。这就必然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

面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重重危机和革新资本主义制度努力的种种局限性，拉斯基毕生把变革现实社会制度的罪恶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视为自己的使命。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种基本类型的社会制度做了深入分析之后，拉斯基最终找到的理想的社会秩序是“计划化民主国家”。

拉斯基毕生推崇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和代议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他认为代议民主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经验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制度。然而，代议民主制在现实中却和与它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代表特权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正在摧毁代表人民大众价值的民主制。要保存这种最好的政治制度，就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将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拉斯基毕生追求的正是既要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又要消除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专制，即：摈弃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保留它的民主制；摈弃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而采纳其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既克服了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最大弊端，又吸取了它们的合理因素，从而将民主和社会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拉斯基影响深远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今天他已被公认为目前流行于西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代表之一。因为在拉斯基看来，社会所有制即意味着计划化，所以，他把这一理想的社会秩序称之为“计划化民主国家”。

故此，尽管拉斯基对美国的新政充满了信心，在许多方面他认为自己和新政的目标一致、休戚相关，并以此为基础对美国联邦政治体制的变革提出了自己一系列新构想。但是，拉斯基毕竟在骨子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新政在他看来仅仅是一种治标之策。他认为：“要挽救美国的民主传统，要在美国大学、中学中清除贫欲心里，要重建美国文化的基础，要给各种专业以新的地位和尊严，要做到一旦在社会福利和私人利益两者发生冲突时必须放弃后者，要贯彻这种大清理并重新树立那种从前曾是一股革命力量的对美国未来的信心——要做到这一切是历史赋予美国工人运动的任务。这是因为，没有其他任何阶级或其他任何运动能把第三次革命进行到底。”[6]（p276—277）

但是，拉斯基完全了解美国工人运动的性质，知道它坚决反对独立的政治行动，也知道它的领袖们想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充当压力集团，以该社会的主要想法当作他们自己的主要想法。为此，拉斯基主张是，美国现在已经到了它的历史性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工人运动想要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就非组成一个直接关心促进工人运动的政党不可。在他看来，这个以工会为基础的政党必须成为美国一切进步主义重要力量集结在其周围的中心。“我并不自称知道这个政党怎样组建、应当追求那些明确的目标，但我可以肯定它将成为美国的工党，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从其民族精神的一切至关重要的因素中产生。但是只有等到这个政党已经成为有效的实体，美国的工人运动才会充分发挥作用，自然而然地符合它在一个伟大的工业化社会中应有的特性。”[6]（p273）

在拉斯基的政治理想中，二战结束后，美国也将和英法等其它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进入到计划化民主时代。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通过和平民主的选举方式掌握国家政权，真正实现经济权民主化和政治生活自由民主化。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适应进入计划化民主时代的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国在“同意革命”的基础上和平走上“计划化民主国家”的理想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拉斯基对美国联邦政治体制变革的深层次思考。

（一）拉斯基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要想真正实现经济权民主化，重要的生产资料必须首先由全社会拥有和控制。

“说正确点，我以为这意味着经济权的几个重要的基础应该掌握在社会手里；一旦它们保证为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就可以用议会民主的历史性方法来掌握这些基础，并在这样确定的体制内发展经济了。”[1]（p349）为此，拉斯基主张：第一，国家必须拥有和控制土地。这是适当设计城市所必不可少的，是使农业在国民经济占有适当地位所必不可少的，是取得工业适当布局和保持合乎审美要求的舒适所必不可少的。第二，国家必须管制进出口贸易。对于任何一种为消费者利益打算的计划生产来说，这种管制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国家控制资本和信贷的必然结果。很显然，不这样做，就无法使国民经济适应于目前已在所难免的汇兑国际管制。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为国民利益而组织大宗原料的购买和大宗出口货物的销售。第三，运输、燃料和电力也必须由国家拥有和控制。航运业不实行国有化，我们就不能使这项业务联系到国家控制进出口所能获得的最佳效果。铁路和公路运输不实行国有化，就不但有不必要的重复和竞争，而且如它们的历史关系所表明的，公路运输（尤其是短途）的可能性还会被铁路运输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牺牲掉。从矿工对老板的态度来看，煤矿国有化是心理上势在必行的，它为节约、特别是在煤的买卖方面，提供了无限的机会；而且凭经验来看，也惟有这样才能在适当的规模上科学利用煤的副产品。至于电力国有化问题就很简单，市营供电单位对私营供电单位的优越性早已表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社会所有制所造成的统一，如果不给许多各自为政的公司以大量津贴的话，农村地区以及发展农业所迫切需要的农村电力就会落空。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只有国有制下的统一才能使目前享有不到便利的无数人家享受到的好处。[1]（p349—350）

拉斯基认为，在上述基础上，就可以认真地着手使经济权民主化了。在新的制度下，管理者的唯一效忠对象必须是他所服务的国家。此外，“计划化”的经济生活还需由专门的委员会来管理，它需要有一批老练的官员，他们任务就是准备材料，委员会就根据这些材料做出最后的决定提交内阁，而内阁再使它们取得议会的一致批准。

（二）拉斯基政治理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想真正实现政治生活自由民主化，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保障“积极自由”的全面实现。

拉斯基认为，正如计划化民主意味着经济自由方面的巨大变化，它也就必然意味着政治自由方面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制度，生来就是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制度。它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一个特殊的所有主阶级及其附庸的权利，使他们免受其权利并非来源于私有财产的人民大众的侵犯；它们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则是使权利即财产的作用这一概念成为各种合法思想的支柱。而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自由的消极性表现得最彻底的，莫过于其政治制度在教育领域内的发展的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有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公众获得知识，一方面又希望知识那种使人文雅的力量能减轻暴民政治的倾向。结果是普遍采取折中的办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从来不能在其教育纲领中克服一个似非实是的真理：资本主义目的的动力天生就是和民主目的的动力相矛盾的。此外，在各政党的民主制度中，也显然同样看重自由的消极方面。从各国政党的历史可以得出两个公平的结论：它们只有在不动摇所有主信心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实行资本主义民主；由于当权者和不当权者没有共同的语言，一旦那种信心发生了动摇民主制度就会瘫痪。这的确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下，一个原则要成为法令，就一定要使所有主们确信这项法令的通过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消极自由的政治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强权政治。它是用暴力（无论是公开的或不明说的）保卫某些人靠排挤他人而取得的特权。事实上，只要不致于妨害社会的正常运行，消极自由的实质是强行维持太多的不平等。这自然就说明了，为什么当资本主义不再能按照民主条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就理所当然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拆穿了说，资本主义使人民大众在经济领域内依靠非个人的市场法则，在经济领域之外依靠资本主义的特性所需要的价值。那些价值不会表达人民大众自身的经验，而只会表达统治着资本主义社会有产阶级的经验。因此，人民大众作为个人来说，势必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他们不向那些仅仅把他们当作工具看待的制度挑战，就无法肯定自己。”[1]（p408—409）

而在拉斯基看来，计划化民主国家中的“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则抱有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消极自由”完全不同的目的。它设法组织机会，使个人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调和起来。它能够设法创造出一种环境，在那里，人民大众能够拥有完美的个性。因为在拉斯基看来：在匮乏经济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完美的个性；它所统治的社会必然要把那种可能性（除非对于极其特殊的人）让给那些掌权的人，因为他们拥有作为权利基础的财产。在一个匮乏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必然是不安定、贫困和屈从；这种情况意味着，对于这些人来说，除非他们加入所有主阶级，自由之门是关死的。故此，拉斯基主张，资本主义要能够为大众服务就必须从“消极自由”过渡到“积极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拉斯基看来，就一定要使自由保卫的权利是关系到个性而不是关系到财产。即“在计划化民主国家里，自由的概念是积极的；它被确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内，谋求自由是为了最充分地发展公共财产”[1]（p409）。也就是说，在计划化民主国家里，一个公民能够贡献的越多，他能够获得的也越多。因此，“在计划化民主国家中，政府的任务就在于了解：它越是充分地使公民能够做出最大的贡献，就越是使其他公民能够获得福利”[1]（p406—407）。

三 对拉斯基关于美国政治体制变革思想的评价

拉斯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大危机和大变革时代的美国联邦政治体制变革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构想，以及对于即将进入计划化民主时代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深层次思考，无论是在拉斯基那个时代还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无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拉斯基对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分析，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和较为适合的角度，揭示出了处于思想成熟时期的拉斯基所主张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

从始终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两个思想维度，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拉斯基所主张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第一，拉斯基终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他宣传政治多元主义时，其目的在于保护工人组织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当他推崇国家的作用时，其目的在于使国家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主张重要的生产资料必须由全社会拥有和控制，要求政治民主服务于经济民主或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最终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废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借鉴其民主的形式，摒弃苏联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而借鉴其公有制度。第二，在本质上拉斯基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几乎成了拉斯基的一个偶像，他的政治多元主义理论就是一个例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忠诚和部分反对也是依次为依据的。拉斯基的自由理论成为了当代西方有影响的自由理论之一，其基本要点是：自由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实在和平等的机会。自由的内容可分为私人的民事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其中民事自由主要是在与个人生活有关的一般领域的个人选择自由，政治自由是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自由是指个人谋生、劳动、经营、消费、就业不虞匮乏的自由。为了使每一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并且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不妨害他人的自由，国家要用法律来保障和限制自由。为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公正无暇，使每一个人具有同等的机会，如果发生偏倚，就会侵害自由。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从本质上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倡言的经济保障是自由权利的重要基础、社会平等是自由的主要表现、国家干预是自由的必要保障，以成为现代自由主义者笃信不疑的原则。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和工党纷纷上台执政，强化国家干预、建立福利国家所带来得整个社会发展的普遍繁荣，使拉斯基所倡言的和作为创立者之一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声名大震，成为当时席卷整个西方的政治思潮和在今天仍有着重要影响的西方现代自由主义重要派别之一。

其次，拉斯基对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意义。

要克服三四十年代美国社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革新，必须为被遗忘的人恢复机遇和谋取福利。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成为了拉斯基美国政治体制观思维的核心。要进行制度创新，首先就要对人类社会现存的种种制度有一个深刻而准确的把握。拉斯基对此的精要分析是：第一，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本身并不神秘，而是随着它所由运行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二，没有一种重要的制度单纯受着法律的规定，在它的周围积累着种种的传统、习惯、行为方式；这些东西虽然没有达到正式法律的地位，但它们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制度对法律本身所需要的程度。第三，学者对于一种制度的观察，无不带有自我的经验以及夹杂着自己希望和恐惧、好与坏、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判断，只能依赖那些从内部观察这个制度的人的夹杂着许多成见的见解。[4]（p13—15）在此基础上，拉斯基运用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和经济的分析方法，从业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了的美国社会现实出发，打破一切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架构的盲目迷信，在整体透彻分析三四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利弊的理论架构下，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变革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真知灼见。20世纪30年代庐锡荣先生在分析拉斯基的多元主义政治思想时，就曾指出，“我们应该注意的，同时我们认为读者诸君亦应该特别注意的，不仅在他的学识，而在他治学的精神。我们研究他思想的人，总应该效法他的革命的精神，效法他的独立的精神，效法他大无畏的精神。大胆而心细的批评一切旧政治思想，乃至批评一切旧思想，一切旧文化，更大胆而心细的建设一切新政治思想，乃至建设一切新思想，一切新文化。我们努力，我们创造，我们也许与拉氏殊途同归，共同踏上创造文化的新路，共同踏上世界国家的新路”[7]（p101—102）。因此，在新世纪之初的今天，拉斯基分析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方法论，更是值得研究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的人们深思和借鉴。这也正是拉斯基对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分析，带给人们的更为深远的启迪意义。

[收稿时期] 2002-

[作者简介] 井建斌（1974—），男，陕西渭南人，历史学硕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lask.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of our time[m].the viking press,newyork,1943.

　　[2] 拉斯基.民主政治在危机中[m]，王造时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3] laski.the american democracy:a commentary and an interpretation[m].the viking press, newyork,1948.

　　[4] laski.the american presidency:an interpretation[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0.

　　[5] 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m]，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 金斯利•马丁.拉斯基评传[m]，奚博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庐锡荣.拉斯基政治思想[m]，上海：世界书局，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