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器中“和田玉”
史前时期玉器的取材从被动式的拣拾逐渐向主动式的采集为主，采集的范围以集体人群活动地点为中心，其材质丰富多样，这种状况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和田玉”作为玉材用于琢玉，不论是数量还是启用时间，都要算到少和晚，并非在西周时期已大量采用。
“和田玉”产于中国新疆天山北麓的和田、墨玉地区，这里气候恶劣，人迹罕见，远离商、周、春秋战国、秦的政权行政管辖。抛开当时的政治因素，仅以当时的自然地理和人力条件来说，如何能穿越毫无路径的雪山、沙漠建立一条运输保障道路，如何选择路径和采集矿材，如何用数量很少的青铜工具来琢制硬度在５．５—６的玉石，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至于汉、唐、元诸朝的行政区域中虽已经包括了“和田玉”的产区。但此时的“和田玉”材仍未在中国古代玉器用材中占绝对地位。这三个朝代中间的许多时期中“和田玉”产地已脱离了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实际控制，它的实际控制者及周边地区和民族，并没有借此利用“和田玉”发展成为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玉饰。而在汉、唐、元三个时期内，从“和田玉”产地到当时的制玉中心的路途上，也没有产生和发展相应的产业和文化，这说明了“和田玉”的产量和从此地运输的数量都很少。
明清两代玉器使用更加普遍，并有许多种类的硬玉成为琢玉的材料，“和田玉”即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文化艺术、经济政治中心建立了专门琢玉的场所，玉器的制作以北京、苏州、扬州等城市形成了多种流派。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首都，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当时的宫廷和民间用玉在材质、琢磨水准等方面是最高的，也应是“和田玉”用量最多的地区，五百多年来，各式各样的“和田玉”玉器通过多种形式传承着，吸引着众多的中国古代玉器鉴藏者和研究者们的目光。
由于传世古代玉器中真伪掺杂，我们在北京地区出土的明清时期古代玉器无沁无蚀处用金属器刃进行刻划，发现能在占总数量４０％左右的玉器表面留下明显的划痕，这与“和田玉”的５．５—６的硬度是不相符的，这些硬度较软的玉与“和田玉”的透明度、呈色、纹理、外表光泽等方面难以用肉眼发现明显差别，说明了在明清时期盛行“和田玉”材的同时，仍有许多其他地区的玉材充斥在当时的玉作行业中，由此可以推断出汉代以前，“和田玉”材只是零星的被制成玉器。汉代以后“和田玉”材才逐渐进入中原华夏民族的“玉文化”圈。
对“和田玉”材进入古代玉器制作数量的重新认识，推动了我们对古代玉器考古鉴藏的深化研究。一些出土的古代玉器本身所呈现出的颜色纹理，并不是“和田玉”材在土中受沁蚀后发生的变化，而应是古人用一种自身带有各种色泽和纹理的玉材加工成玉器的自身特征。
玉材中不同的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的形成使玉材本身具有丰富多样的纹理和颜色，古人用其制成各种玉器后，大部分通过墓葬、窖藏流传到今天，尤其是明代以前的玉器，多为出土所得。
古人认为出土玉器的多种呈色为沁蚀所至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鉴藏研究界。
《玉纪》称：“凡玉入土年久则地中水银沁入玉理，相邻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随之浸淫于中，如下染缸，遇红则沾红色……总名之曰十三彩”。
出土玉器常见黄、黑、白、绿色沁，紫、蓝、红色沁少见。
如据古论，黄色土质沁成玉黄，但实际上，许多玉器出土于黄土而色为其他颜色，许多黑土或红土中出土玉器色黄；受沁水银者色黑，水银比重高，流动性极强，而有水银入葬的墓很少，玉与水银能接触者极少，水银沁玉成黑色应为空论；受铜沁者色绿，今见出土铜玉相衔者，只在接触表面结有绿锈，清锈后，玉表隐见绿色锈痕，而许多出土玉器，远离铜器，却绿沁如翠；玉沁石灰及尸血者色红赤，古时大墓，置玉处与石灰相差甚远，而玉含、玉握等玉器与尸血千年相融，却有雪白无沁者。
由此可见，有关古玉沁色之言缺乏科学依据，而许多有着各种纹理及呈色的古代玉器，并非是“和田玉”材成器后受沁而成，应为当时各地所产的玉材本身的纹理和颜色，并且受到了埋藏环境中许多物理和化学的因素影响。
对“和田玉”用材的探索，对古代玉器沁蚀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如何运用科学的观念、知识、方法去研究文物考古中的未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