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南开美国研究同行的交往
说起和南开美国史研究同行的交往，这是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活动分不开的，从1979年到现在的25年间我和南开美国史研究的学术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实和南开历史系的联系则早在1965年就开始，那时我由北师大教学主管部门被高教部高教司调去参加对南开历史系基础课教学情况的为期一个月的深入调查，调查组长是高教司长王正之，成员包括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田余庆教授等，这一个月的教学调查使我对南开历史系的教学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对于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情况当时并未涉及。对于杨先生的大名当时就有所闻为之敬佩，不过没有机会见面。和杨先生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79年4月21-26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时，因为与会才14人，会期又相对较长，所以单独接触和聊天的机会较多，这次见面无论在做人还是学问方面杨先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与会的还有张友伦先生，清晨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散步闲聊，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20世纪8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曾邀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编著，我自知水平有限恐难胜任，且对当代外交史研究感到困难重重又非个人兴趣，所以婉言谢绝了。不过还是参加了于1985年6月举行的写作提纲的讨论会，从中收益不少。尽管如此我没有贡献什么，但是在杨先生主编该书的《前言》中还专门写道：“除负责编写的同志外，1985年6月参加本书协作提纲讨论会的，还有黄安年、冯承柏、何志功、孔庆山等同志”。这段文字反映了杨先生对同行学术努力的尊重。联想到笔者90年代初曾参加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的初期阶段多次的提纲讨论和分工撰写，由于当时写作期限规定在1991年交稿和笔者1991年正在美国学术访问任务相冲突，笔者曾建议鉴于苏东地区正在剧变,能否将出版时间推迟一两年,以便稳妥把握,遗憾的是建议未被采纳,只能改由他人撰写，但是该书在1994年出版时对于编写过程只字不提，两相比较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参加编写的南开大学张象教授也感不妥还专门写信给我表示了他个人的不同意见。其实那一次的谢绝参加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使我失去了和杨先生合作并直接学习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还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不过，自1992年起蒙邓蜀生编审的竭力推荐、并得到杨生茂先生和刘绪贻先生的一致赞同，我取代邓蜀生和杨先生、刘先生一起被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聘为中国特约编辑，这一学术职务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我们三位中国特约编辑商定采取向美国历史杂志一致推荐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论文和博士博士论文的原则，并由我负责进行流程的运作，所以12年来彼此信件往来频繁，多达数十百来封，内容不仅涉及优秀论著的推荐，而且谈及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专业名词的翻译和对美国史学的所谓“国际主义”的美国中心思想的不满等话题，限于篇幅今后有机会将另外撰文介绍。需要说明，杨先生和刘先生不仅对我每次提出的推荐意见详细发表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而且在书信中和见面时总反复强调笔者所做的大量工作，这次（6月18日）来到天津后去杨先生家拜访时他又重提此事，这使我再次感受到先生对他人学术努力的尊重，事实上两位老先生的严加把关和高度负责精神，对于确保我们的推荐质量起了决定性作用。顺便提到自80年代以来我多次来到南开,也不止一次到杨先生家中家中拜访,一方面感到南开校园的变化巨大,另一方面又发现当年杨先生的住宅堪称学校教职工宿舍的“第一世界”，如今和其他宿舍相比，犹如“第三世界”，而杨先生并不愿搬往“第一世界”，对此看得很淡，一再说“这里很好”。
1986年张友伦当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长，我则担任副秘书长；1990年张友伦连任理事长，根据主管部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指令性意见，秘书处不得不由武汉大学迁往南开大学，我则担任秘书长，这一工作一直到1996年改由李剑鸣接任，张友伦的理事长职务到1996年由当时在南京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接任，而秘书处仍然设在南开直到2002年迁往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这时李剑鸣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身份改任理事长，而我仍然担任副理事长职务至今，所以在这12年间，我和南开同仁尤其是秘书处的交往和密切程度达到新的高峰，不仅和张友伦、冯承柏、陆镜生、林静芬而且和李剑鸣、杨令俠、赵学功、肖军、韩铁、张聚国、罗宣、徐国琦、张聪、倪亭以及研究会特聘的专职秘书马梅秀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此间使我对于南开美国史研究队伍的艰难成长和开拓发展有比较具体的了解，也为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长时间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义务奉献精神而深受感动，这类事例很多，例如肖军兼任研究会秘书期间为办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一年一度的年检几度专程由天津来到北京，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毫无怨言。
由于论文评审、职称提升、项目评选、出版推荐等往往都需要有兄弟单位同行专家的评语，所以我也很自然地充当南开同行的评议人，这样使我有较多机会了解和学习南开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评审材料中例如有:1994年对李剑鸣的博士论文《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的历史考察》的评审意见；1995年11月对王立新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的评审意见；1997年对罗宣的博士论文《亨利·罗斯的中国情结》；1994年10月 对张友伦教授《美国的社会运动和人权、民主、自由问题研究》课题结项的评议；1995年7月对李剑鸣副教授的新著《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评奖推荐书；1996年1月对李剑鸣副教授申请正教授的评议书等。还要提到由于笔者参加历任的万心蕙奖学金的评审委员会委员工作，所以也有机会拜读南开学人参评的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通过上述活动南开美国史研究的严谨学风和较为深厚学术功底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
我不是博导，在行将退休之际也没有参加遴选博导资格的申请，理由很简单，当时既有不少人竭力谋求这一资格，何必与人相争而不成人之美呢，再说我自知水平有限，与其聘上后也属“反聘”之列，何必非争博导之名而不在1998年退休后以“自由”战士身份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题目，这样何乐不为呢。蒙罗荣渠先生和丁则民先生偏爱，笔者曾参加过两位先生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但是笔者并没有参加过南开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据称南开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必需是博士生导师才行，自然这使笔者和南开博士们无缘了。只是笔者的个别硕士学位研究生蒙南开同行认可有培养深造的前途而录取为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的。笔者曾在国内不少院校做过学术讲演，但是也未为南开美国史学人介绍过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过说来有意思，笔者1986年3月应张象教授的邀请，在南开历史系曾经作过两次学术讲演，题目分别为：《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对外关系》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近几年在南开举行了几次学术会议我虽受邀请但因没有时间撰写论文并未与会，心中实在过意不去，这次的机会不能再次错过，所以临时赶写了一篇论文《高度重视适应21世纪需求、富有时代气息的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权当入门卷。很高兴在会议期间遇见了不少老朋友如张友伦、陆镜生、杨令俠、韩铁等，有在南开获得学位的两代博士生和硕士生们如任东来、王玮、王晓德、原祖杰、李剑鸣、王立新、罗宣、张聚国等，以及一批包括于展在内的在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有与会的张芝联、齐世荣、资中筠、张象、洪国起、王敦书、王春良、林被甸、汤重南、吴恩远、梁茂信、崔丕、刘新成、徐兰、周祥森、段启明、胡国成等和来自北师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几位老师和在天津市委党校的井建斌。在紧张的两天会议期间还能和韩铁先生等人聊天实在难得。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一个晚来早退的美国研究的铺路者，一个短暂的过渡性学者，笔者看到美国史爱好者和研究折如雨后春笋般地活跃在学术和教育领域，令人欣慰。笔者在美国史研究领域自愿边缘化，既不热心团队建设也不申请项目基金，对自己乐意做的事如办好学术交流网等，倒也日以继夜，继续铺路奉献美国史研究的宗旨不变，乐于和学术第一线的同行保持联系和交往的愿望也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