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杨生茂先生
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9月26日出生于河北涿鹿一个亦农亦商的殷富之家。6岁入私塾，熟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左传》、《诗经》等启蒙典籍。在他的记忆中，这段学习生活并不愉快，因为私塾先生从不讲解课文，一味让学生死记硬背，他感到不少课文味同嚼蜡。不过，这种旧式教育使他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熟悉了基本的为文之法；他后来的文章文辞优美、气势不凡，与幼年的这种“背书训练”颇有关系。
11岁时杨生茂入县立高级小学，所学多为新式课程，如语文、数学、音乐、地理、自然，不啻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知识的“新大陆”，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知欲。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观察小昆虫和听老师叽哩哇啦念英文的情景。1931年，他进入宣化第二中学，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并广泛阅读当时各种有影响的报刊。17岁来到当时的北平，就读于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在这里，他得以聆听许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的教师的讲授，除了对文史学科有着强烈兴趣外，还十分喜爱生物、化学等科学课程，曾一度萌生学医的念头。
杨生茂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学习兴趣仍旧十分广泛，不仅选修了历史、文学方面的课程，还出入于物理、化学的课堂。直到1941年负笈涉洋，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之后，他才选定史学为主攻方向。在伯克利获得学士学位以后，他转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美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开始涉足他此后长期探索的一个史学领域。当时美国外交史学界的正统观点是推崇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附和美国社会流行的使命观念；杨生茂虽然尊师重道，但不完全赞同老师贝利的看法，特别是对他支持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十分反感，曾给他写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杨生茂接受教育的岁月，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深重、社会急剧变动。作为学生，他很少能安安静静坐在教室和图书馆读书：旧式大家庭内部的纷争，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外寇入侵的危机，海外颠沛的辛酸，给他留下了苦涩的记忆；同时，“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擎灯游行”，爱国救亡的抗议示威，接触美国社会的深切感受，1945年采访董必武的经历，也曾激发他的少年豪情和报国壮怀。他在阅读有字的书和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的过程中，经过精神的磨砺和思想的探索，民族忧患意识在他内心深深扎根，成为他一生治学和处世的坚实依托。
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杨生茂于1947年初返回北平。他曾为《北平日报》、《益世报》、《大公报》、《知识》等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论，前后计40篇。但他本人对这些文章大多不甚满意，后来将它们付之一炬。同年9月，他受南开大学文学院之聘，成为该院从昆明迁回天津后到校的第一位归国青年教师。当时，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亲自将聘书送到他手中，这令他至今感念不已。
杨生茂在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1995年退休，历时近半个世纪。他于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为教授。他曾担任多种行政职务，如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此外，他还曾拥有许多学术性的头衔，如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这些工作占去他不少时间，耗费许多精力。他退休后曾谈到，自己多年来收集了大量资料，积累了一大摞读书笔记，可是，由于事务缠身，未能整理成文。但他那种一丝不苟、事事关心的工作作风，至今口碑尚在。
在高校世界史课程的建设方面，杨生茂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先后开设过西洋史、苏联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美国史等课程，建国初期还曾在天津电台开办讲座，讲授世界近代史，在当时颇有反响。他于1951年参与创办了国内较早的专门性历史教学刊物《历史教学》，并一直担任编委至今。50年代中期，他和另外几位史学家一起合编供高中使用的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以及配套的教学参考书。6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为了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组织编写“外国历史小丛书”，他又和许多著名学者一起出任编委。此外，他和张芝联、程秋原等学者一起主持了大学教材《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下)的编写。该书自1961年出版以后，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基本教科书，一再重印，并于1987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杨先生也是较早着手培养世界史学科高级人才的学者之一，于1959年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他所培养的硕士、博士前后有数十名；目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前沿的学者中，不少是出自杨生茂门下。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杨生茂专攻美国史；回国执教后，虽然为各种工作牵扯了精力，但他始终把美国史作为主要的学术领域。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觉得“多年来在美国史方面多花了一些精力”，做了一些“铺路架桥”的工作。这种谦逊的说法反映了他那种惯有的淡泊心境，而学术界对他在国内美国史学科中的地位与影响则另有评价：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公认的美国史学家和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正是因为有杨生茂这样的老一代学者所铺就的道路和所架好的桥梁，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才有今天的成绩，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才能迅速成长”。杨生茂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建立者，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始人，仅这两点，对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设就是很大的贡献。1964年，国务院出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考虑，决定在有关高校成立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杨生茂承担了在南开大学组建美国史研究室的任务。在人员和资料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他终于建起了国内高校中第一家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但事业刚刚起步，就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研究室名存实亡，所有工作都告停顿。1972年研究室开始重建。名为重建，实为从头开始，杨生茂再度带领研究室的成员艰辛创业，组织研究队伍，添置图书资料，与国外学术机构与学者建立联系和开展交流，推出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研究室逐渐具备规模，在最盛时人员达到9名，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论著和译作，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也走上正轨。可以说，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能够在国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乃是杨生茂的精心经营的结果。
杨生茂在致力于建设南开的美国史学科的同时，还希望将全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员组织起来，协调研究，交流信息，讨论问题，开发合作项目。1979年，他和国内其他美国史专家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出任副理事长。随后，他和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承担了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美国通史丛书”，组织国内主要的研究单位和有关人员，开展研究和写作。这套丛书现已有4卷问世，其余各卷即将完稿。这是我国目前内容最为丰富、篇幅最大的美国通史著作，对国内美国史研究和教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位学者在谈到杨生茂治学的特点时写道：“他做美国史学问，管见以为主要有两点需要我们后辈好好学习：一是牢固地扎根中国，二是深刻地了解美国。”这两句话的确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杨生茂的学术风格。他研究美国外交史、美国史学史，编篡美国通史，无一不是力求通过对美国的深入了解，以对中国社会有所裨益。
他对美国外交史有多年的研究，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80年代中期，他提出要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美国外交史，其目的是填补国内“尚无一本较系统、较完整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专著”的空白，对美国外交史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解释，并且“应答时势的需要”，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提供有益的读物。积数年之功而成的、长达50余万言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于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体现了杨生茂对美国外交史的独到认识。他认为，“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外交史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美国外交政策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其目的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杨先生组织撰写这部美国外交政策史的意图，就是要“了解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自问世以来，这部著作一直是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据一位国内同行学者分析，杨生茂之所以研究美国史学史，乃是要“寻找中美史学发展的契合点”。他对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边疆学派的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等美国史学大家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并不局限于评述他们的史学成就，而是从传统、社会和时代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史学的发展，从而寻找学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特别注重美国史学家如何“鉴别吸收”欧洲和本国的文化遗产，如何自觉运用史学为时代和社会服务，以及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解释美国历史。通过对美国史学的研究，结合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思考，杨生茂提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鉴别吸收前人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能有益于社会发展潮流，或能积极应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能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
1990年出版的《美国史新编》，是杨生茂和他的合作者多年研究美国史的一个小结，也是他的史学理想的体现。这部著作的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建构了一种新的美国史体系：政治史不再是美国史的核心的、唯一的内容，经济发展、文化演进、社会变迁被纳入史学的框架，从而展现了一幅更为丰富多彩、更为完整全面的美国历史图景。这部著作还体现了杨生茂力图客观、全面地理解和解释美国历史的努力，书中评说事件和裁量人物的尺度完全是学术性的。这和以往通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泛政治化倾向和以意识形态代替历史评价的作法判然有别。这种学风的转变，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表现。
杨生茂是一个兼备学识与个性的学者。他不仅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且对史学中的一般性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虽然相信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性，但决不认为治史者可以一蹴而就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本质。他强调，人对历史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他同时也反对研究者看风转舵和曲意编织。杨生茂根据国内外国史研究的特点提出，一方面要占有丰富的史料，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目前我们在材料上尚不足与外国学者相比量”，所以要“加倍审慎精思，尽力在准确上下功夫”。杨生茂始终践履自己的这种学术信条，形成了一种严谨朴实的学风。他从不轻易下笔，写成的文章也不肯马上发表；对于已发表的文字，总是反复斟酌修订，每页都有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杨生茂十分反感那种干巴巴的、面目可憎的史书，主张把历史写得生动可读。他在写作上对于遣词造句极为用心，他的文章行文典雅庄重，文气通畅奔放，既富于激情和文采，又不逾学术的矩度。
杨生茂十分重视学风问题。他在治学中一向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准则，但并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从不以权威和前辈自命，任何人和他谈论学术问题，他都平等相待，以诚相见。1990年他主持编写的《美国史新编》第一版问世后，曾有一位中学教师给他写信，对书中的某些译名和细节提出商榷。杨生茂对来信十分重视，和这位中学教师多次书信往返，商讨问题，并将对方的意见推荐到一家刊物上发表出来。他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赢得广泛赞誉。
杨生茂教授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他曾获得多种奖励和荣誉，其中包括“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一书，作为祝贺他八旬华诞的礼物。这也是对他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史、世界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最好肯定和赞扬。
1995年退休以后，杨生茂教授更是进入了一种“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境界。他年逾八旬，时常为疾病困扰，但心境坦然，从不放弃思考和写作，坚持做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种“脑力保健操”。除了学术论文外，他写得更多的是随笔和杂谈，或回忆昔年往事和旧日交游，或褒扬海外华裔学者的爱国善举，或引申历史典故的深层含义，或抒发对时令变换的感慨，文章不论长短都文采焕然，韵味绵长。一次，他的外孙女用粉笔在窗户玻璃上仿刘禹锡戏作“新陋室铭”，他饶有兴致地抄录整理，叙其原委，交给报刊发表。从这类小事，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情趣和晚岁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