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前途
19世纪法国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是西方政治学界第一个把民主作为仔细分析对象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主理论家。
托克维尔是一个诺曼贵族家庭的后裔，他的先辈都是极端保皇党人，他的父亲差点死在雅可宾恐怖的断头台上。他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伯林讲过，19世纪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力图解释法国大革命所犯的错误。所有的政治学说都是对这一错误的答案，显然，托克维尔的学说就是这样。托克维尔自幼独立性很强，他在年青时代曾笃信历史学家基佐关于中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判断。后来他做了一名法官。1831年，面对国内政局变动造成的尴尬局面，托克维尔与密友古斯达夫·德·博蒙到美国考察，他也想弄清民主一词的真实含义。“我要去那里看看伟大的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他将北美大陆看做民主社会最大最成功的试验国度。的确，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民主新世界。托克维尔的家信、笔记、日记表明，他的足迹遍及美国大地。在9个月的时间内，他采访了200多名各式人物，向权威人士求教，查阅文献档案，广泛搜罗与主题相关的轶闻趣事，倾听炉边谈话，他还和博蒙一同在荒漠中度过了难忘的两星期，“使他确认美国当时的西部边疆与其说是一个停脚点，不如说是一条使人们很快就能达到太平洋的大路。”托克维尔似乎感受到了当年拓荒者的生命气息。他写道：“当我路过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最偏僻地区因夜幕降临而去找宿地时，我敲开了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大门。主人是一个法裔美国人。他把我请到壁炉边坐下，我们俩像离开故国约两千里之遥而在异乡的森林里相遇的亲人，开始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我终于知道，我的主人40年前原是一位伟大的平等派活动家和激进的鼓动家，青史上留有他的名字。”
托克维尔继承了他的前辈学者孟德斯鸠的治学精神，孟德斯鸠是他常模仿的典范。他像孟德斯鸠撰作《论法的精神》那样创作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精辟而高超的考察的专著”——《论美国的民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论，托克维尔“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观察家”。他“对美国的描述是十分准确的。”这部巨著用诗一般的语言写成的，它原本是一篇关于美国社会民主状况的调查报告，却以他对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的卓越分析和深刻预见而成为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作。有评论家写道：“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已近百年，至今仍对现代社会有所影响，而在《论法的精神》以后，有哪一部关于政治原理的著作能像《论美国的民主》这样受到极大的欢迎?实际上，托克维尔有没有自成一家的方法和观点，有没有上一世纪的那位伟大评论家深刻呢?他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表现的细致和死钻精神可能不如孟德斯鸠，但其诚挚的信念和冷静的热情却高于孟德斯鸠，并兼有帕斯卡尔的形而上学高度和拉布吕耶尔的写作技巧。”
托克维尔认为，19世纪正在发生一场人力无法抗拒的民主革命，“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民主的最大标志就是平等，主要是身份平等。他指出：“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认为，“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因为“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而放任民主的洪水四处奔流，“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应该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然而，托克维尔不是像卢梭那样在草庐里治狂想分子”，他对以意识形态的抽象方式处理实际的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他试图从美国的民主实践找到可资借鉴的教训，他说：“我认为这场革命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事实，并欲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了托克维尔撰作《论美国的民主》的宗旨。
乡镇自治使美国变成充满自豪感与进取精神的公民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乡镇自治是地方自由的基础
20世纪是“民主主义的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主作为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日益为人类文明所确认，民主发展的程度也公认为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民主潮流是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上公开反对民主的意见似乎不多见了。托克维尔在19世纪的预见变成了现实。但究竟如何理解民主，尤其是现代民主，仍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有助于对民主的体认，其现代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托克维尔推崇美国的民主，因为美国将民主与自由协调在一起，美国经验证明：“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但托克维尔并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惟一形式”。托克维尔指出，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首先体现为乡镇自治，美国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先有乡镇，后有州国，“英裔美国人社会情况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本质上是民主的。”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乡镇自治的主要特征是人民直接管理公共事务，乡镇自治制度是美国民主的源流。他写道：“在美国的乡镇，人们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碎权力，以使最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结果，选民的任务是经常开会审议乡镇的管理措施，而各式各样的官职，即形形色色的官职，则独立于选民之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代表权力很大的乡镇自治体，并以这个自治体的名义行动!因此，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不为乡镇政权操心而做好工作，并自觉地关心乡镇政权。”在美国，乡镇是人们日常活动的中心，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始于乡镇，“乡镇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感到与自己休戚相关。”托克维尔指出，“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因为美国乡镇的管理形式也是根据居民的爱好而选择的，人民是乡镇一切权力的源泉，实现人民权利的方式是直接选举。托克维尔认为：“乡镇的人民主权不仅古老，而且自始就已存在。”这可能是美国文明最为独特的现象!它决定了美国乡镇的独立与强大，也使美国人热爱并依恋他们的乡镇，“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来实现。”托克维尔还发现，“在美国，爱国心是通过实践而养成的一种眷恋故乡的感情”，美国人“感到故乡有一种明显的与众不同的特色，有一种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特征。”乡镇自治使美国变成充满自豪感与进取精神的公民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乡镇自治是地方自由的基础；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城市和国家，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惟一合法裁判者；只要他不损害别人的利益，谁也无权干涉它。这就是自由之真谛。而地方自由是国家强盛与持久繁荣的首要原因。托克维尔说：“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乡镇自由，也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全靠自身维持的乡镇组织，绝对斗不过庞然大物的中央政府。为了进行有效地防御，乡镇组织必须全力发展自己，使乡镇自由为全国人民的思想和习惯所接受。因此，只要乡镇自由还未成为民情，它就易于被摧毁，但只要它被长期写入法律之后，就能成为民情的一部分。”托克维尔还说，最让他感到钦佩的，是“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着国家的兴旺而兴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民主不是一整套抽象原则，而是日常的生活实践。
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行政工作都划归乡镇，无论是在乡镇或是在它的上级单位，都见不到行政等级森严的痕迹。这就是政治学所谓“基层化原则”，一切可以划归基层政府的公共事务均划归基层政府，一切个人或民间组织可以做好的事情，政府都不要插手。以地方自治为持征的地方自由为民主提供了整合个人主动精神与国家整体需要契合一致的现实方案。美国的乡镇民主是一切走向民主的国家可资借鉴的范例，但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决不应照抄美国提供的一切，“照搬为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
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地方分权制度评价甚高，依他之见，“地方分权制度对于一切国家都是有益的，而对于一个民主的社会更是最为迫切的需要”。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征是行政分权。托克维尔在政治学上提出了有独到创见的“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之区别的观念。按他的解释，与全国性利益相关的内政与外交事务的领导“集中于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人手中的做法称为政府集权”，而国家内部某一地区特有的公共事务如地方的建设事业的领导权之集中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叫做行政集权。托克维尔指出：“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那它就要获得无限的权力。”这就是中央集权的流弊。在美国，“政府集权也达到很高水平”，但美国不存在行政集权，美国的地方分权却相当发达、相当完善。在对比了美国与欧洲的政治制度之后，托克维尔写道：“一般说来，可以认为能够使人民的生活安逸和舒畅的公安细则，在美国是被忽略了的;但社会对人的主要保障，美国也同其他国家一样，还是应有尽有的。在美国，各州行使的权力不如欧洲条理分明和富于教育指导作用，但却大于欧洲的百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它的人民最终对社会福利做出如此大的贡献”。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中央集权制度的致命缺陷是对地方事务权力太大，从而“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惯于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托克维尔看到，法国大革命以自由的名义反叛君主政体，却又反对地方分权制度，结果是加强了法国的中央集权化，尤其是行政集权。托克维尔说：“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能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因此，它可能对一个人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托克维尔告诫说，没有什么国家会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有危险受行政集权的束缚。
托克维尔还顺便谈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无不推崇的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他说：“我认为，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安逸的最好代表……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可以想见，依据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的观点，中国从帝制集权到宪政民主的转型是多么艰巨的历史过程。
托克维尔将西方近400年的社会历史归结为平等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的未来也将走向平等，而民主政体就是这种平等的政治结果。最重要的是，各民族如何和平地实现平等?如何在实现平等的过程中避免暴政?托克维尔认为，“当平等在一个从来不知道或长期以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时候，民族的古老习惯就要突然通过某种自然的吸引力而与社会情况造成的新习惯和新信念结合起来，以致所有的权力都好像自动趋向中央。这些权力以惊人的速度集聚于中央，国家立刻达到其强大的极限，而个人随即被推到其弱小的最后限界。”而民主国家又易于趋向中央集权，“因为民主国家不仅由于它的爱好走向中央集权，而且领导它的人也在不断把它推向中央集权。”托克维尔说：“可以不难预见，被局限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的几乎所有野心勃勃和才能出众的人，将会不遗余力地扩大社会权力的职能，因为他们都盼望有朝一日领导社会权力。要想向他们证明过分中央集权会损害国家，那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集权。”托克维尔以其政治良知，完美地贯彻在他的政治智慧之中，他甚至未卜先知地预测到了未来共和国的真正隐患：“假如将来有一天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个国家原先有过一个独夫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么，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之令人难忍将超过在欧洲的任何君主国家。要到亚洲，才会找到能与这种专横伦比的某些事实。”写至此处，心有所动，我忽然联想到某些著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建议当局将行政集权当做中国改革的主要目标，以推进和强化市场整合；果如此论，中国之集权化恐怕会更加严重!这又使我觉得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的警世之论是英明的，高超的，“包含着世人至今尚未掌握的智慧”。
民主的前途应该是也只能是自由的民主，否则，民主将走向反面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前辈贤哲洛克、孟德斯鸠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把防范专断权力作为政治学的首要课题，无论这种专断权力源自何处，在他们看来，都是对人类正当权利和尊严的损害。
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倾注智慧与热情的对象是正在成长与扩张的民主政体，他认为这种政体是惟一适合平等的社会情况的政治形式。托克维尔的先见之明在于他清醒地剖析了民主政治所固有的危险性。民主社会也会发生专断权力，这就是难以抗拒的多数暴政。托克维尔认为，多数在民主社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势力，“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多数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所以，民主政治的最大危险是多数暴政。
托克维尔指出，如果多数权威是无限制的，多数的暴政就可能形成。如果没有防范多数暴政的保证措施，民主政体就会蜕变为专横的专政。在没有政治自动传统的国家，民主更容易转化为专政，特别是“在平等的原则依靠暴力革命手段而取胜的民主国家”，这种危险更大。
与独夫统治的专制政治相对较，多数暴政对人的灵魂之压制更为严酷。托克维尔讲述了美国某地民众破坏新闻自由的一个实例，以说明多数专制的可怕：“在1812年战争时期，巴尔的摩发生一个多数专制所造成的暴力事件。在这个时期，巴尔的摩人非常支持这场战争。当地出版的一家报纸，对居民热烈支持战争的行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人民自动集合起来，捣毁了报社，袭击报社人员的住宅。有人还想召集民兵，但民兵没有出动。最后，为了保护生命受到愤怒的公众威胁的那些无辜者，而把他们当做罪犯投入监狱。这项防范措施并未生效。人民在夜里又集合起来，当地的行政官员去召集民兵来驱散人群，但没有成功；监狱被砸开大门，一名记者就地被杀，还要处死报社的其他人员，但经陪审团审理后，宣判无罪。”被盲目激情所支配的群众是不容异议的。因此，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这是托克维尔民主理论的核心观点，也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含义。对托克维尔来说，自由与平等相比不能不居于首位，因为没有自由，平等终将消失。
托克维尔指出，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威。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不义之物，“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托克维尔最为欣赏的是美国支持民主共和制度的法治与民情。他认为法治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固，而民情比法治的贡献还大。因为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惟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甚至法治日久天长也会变为民情的一部分。美国有根深蒂固的法治传统，美国革命就是在法治和爱好程序的口号下进行的。法治是抗衡多数无限权威的有力武器。托克维尔指出：“不要以为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家人们可以有权为所欲为。相反，这里加于人们的社会义务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人们从来不想从根本上打击当局的权力和否定它的权限，而只是把权限的行使分给许多人。”
尽管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有种种指责，但他知道，民主是全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治理方式，而且是管理人类的最后的和最好的形式。托克维尔写道：“我认为，如果在我们中间不能逐渐引进并最终建立民主制度，如果不让所有的公民产生先是使他们学习享有自由随后又使他们行使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么，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贵族，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大家都要遭受暴政的统治。我可以预言，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建立起绝大多数人的和平统治，我们早晚要陷入独夫的无限权力的统治。”综上所述，托克维尔的结论是：民主的前途应该是也只能是自由的民主，否则，民主将走向反面。托克维尔著书立说的根本意图也就在于此。诚如他所直言：“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就是真相。”
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法国人民追求平等的意志远远超过了对自由的关注，其后是革命本身从无奈的反叛变成道义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毕生奉为终极价值的是自由，在他心目中，自由是首要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自由永远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之物。珍视自由的民族，“把自由本身看做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如果仅仅为了物质福利而追求自由，自由是飘忽之物；因为专制制度也能使人在物质上得到短暂的满足。托克维尔写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为自由而生的人们，只望在“法律的惟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托克维尔认为，在走向民主的社会，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往往强于自由，在特定时期，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程度。“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人民往往对平等作平均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可能让穷人认识到使富人贫困化并不符合穷人的利益。恰如托克维尔所言，“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平等和自由容易互相混淆，平等的进步并不必定是自由的进步。人民“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法国人民追求平等的意志远远超过了对自由的关注，平等感情压倒自由感情，其后果是革命本身从无奈的反叛变成道义的目标，而革命很少尊重个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相信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威，革命恐怖埋葬了革命的儿女在革命的废墟上崛起了新形式的专制主义，拿破仑与拿破仑第三就是这种新奴役形式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说，“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家的治国艺术首先在于以各种努力使人相信只有自由的人才有人的尊严，只有从自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美德才是持久的美德。
在美国，自由作为一种国家体制在发挥作用，而美国社会又是最平等的社会。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是自由中最基本的形式，也是美国人所理解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结果。他说：“我喜爱出版自由，主要是考虑它所抵制的弊端，而不是它所做的好事。我越深入研究出版自由的主要成果，便越深信它在现代世界里是自由的主要成份，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理应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维护这种自由。”托克维尔考虑了出版自由的政治效果，他认为在那些对政治权力缺乏制衡机制的国家，“出版自由就不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这方面的惟一保障”。这大概是我们通常所谓舆论监督的力量。托克维尔还指出，美国也有滥用出版自由的情形，但由于报刊众多，报刊的影响力也是分散的。“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冲淡报刊影响的惟一办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分散权力是美国政治的秘诀。
在托克维尔看来，结社自由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自由，如果结社自由被滥用和歪曲，就会成为一种破坏的因素。托克维尔说，“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但是，这个如此危险的自由，却在一点上提供了保障：即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没有秘密结社的。在美国，只有党派分子，而没阴谋造反者。”托克维尔认为，结社权在性质上几乎与个人自由一样是不能转让的，结社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只有在结社活动中，个人才能掌握使自己适应共同目标的能力与技巧。在美国，结社自由使身为少数派的反对派摒弃了暴力活动，他们通过和平的努力达到自己的要求。美国之所以保持自由，就在于它给反对派留下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反对派在美国民主制中发挥着防止僵化的积极作用。因此，学会结社是保持文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托克维尔相信平等是时代的潮流，社会的趋势，但“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却完全取决于人们的选择。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
本想就此打住，托克维尔是说不尽的。一篇简短的书评或许只能对托克维尔博大精深的政治思想画龙点睛。在我看来，托克维尔的创作天才是无与伦比的。他还写过一种堪与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相媲美的完全独创的经典杰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该书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述、申辩与批评，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历史进程及发展趋势最罕见的洞察力。或谓夸饰其词，兹将托克维尔在“前言”中极富预见性的主导思想全文转录于下：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应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糜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日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弱，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谜，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引证篇幅如之多，大大超出了书评所应容许的限度，但笔者相信，只要尊敬的读者认真品味托克维尔充满政治智慧的妙论，就一定会感受到政治科学的伟大力量，并欣然产生与笔者同样的想法；值得!太绝妙了。政治预言家的智慧不会有过于此。我觉得，两个世纪前的法国亡灵说出了今天我想要说的一切。
正因此故，秉性孤独的托克维尔被后人赞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