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与中美和解问题浅析

　　1948年秋冬，美国政府中上上下下，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迅速彻底失败的结局已经没有疑问。国务卿马歇尔在11月26日内阁会议上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了"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从1948年底以来已经在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在1949年3月已形成决策。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逃之夭夭，苏联使馆已在此前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而美国大使馆没有南撤，仍然留在南京。其他各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也照美国大使馆的作法，留在南京。美国对于其驻华大使馆的去留问题，早在1948年底即已开始考虑。当时，美国国务院曾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一旦共产党军队进占南京，南京国民党政府南撤，在局势得到澄清以前，司徒雷登和大使馆要继续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南京解放之前的几个月内，他一直热衷于主张将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克拉克、钟士和我整天争论关于我的南移的意见。英国大使午后来，也讨论到同样的问题。最后把大家一致的意见分列为三条，呈报国务院：1、南迁广州，是我最强烈反对的；2、逗留南京静观其变才是我所喜欢的；3、为规避后果，惟有听候华府召回以备咨询。如果这样，李宗仁什么时候才走呢？或者较后才走呢？我宁取较后才走的办法"2

　　 司徒雷登的根本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政 治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这是 他在1949年3月10日在给国务卿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提醒对方，美国十分担心中共会建立一个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一旦这一制度在中国建立，必将通过共产主义战略所提倡的暴力革命走向一个世界，或者共产主义继续在全世界掀起暴力反抗，导致混乱，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3同时，他也自知自己有一些许多人难及的优势：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政治领域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该校有近一半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相信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但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想象的那么乐观。

　　驻南京外交使团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曾专门电示进驻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同时派正在天津从事外事工作的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专事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打交道。而黄华正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与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是同班同学。在派遣黄华到南京赴任之前，周恩来交代他："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4周恩来是想通过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了解美国政府对共产党执政的看法和所持的立场。

　　司徒雷登听说黄华到南京来主管共产党的外事工作，认为是一个极好的与共产党接洽的机会。南京易手刚过两周，司徒雷登便派傅泾波与黄华建立了联系，设法拉开了中美南京会谈的帷幕。在此后的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司徒雷登与黄华以师生名义三次互访，就美国援蒋问题、承认问题、贸易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但两人的接触没有实质性进展。在此期间，司徒雷登还以希望去燕京大学过生日为由，通过傅泾波向中共发出了希望访问北平的政治信息。中共领导人同意了他的请求。7月2日，司徒雷登接国务院电报，指示他不要访问北平，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的计划因而流产。7月20日，司徒雷登再次致电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7月21日，司徒雷登从黄华那里得知，中共领导人仍希望他去一趟北平。7月25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催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5司徒雷登滞留南京最终无果而终。

　　二

　　司徒雷登未能实现访问北平的计划，但是在6、7月间，他同中共领导人是有过间接的接触。他通过民革负责人陈铭枢作为中介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体现美方立场的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五点意见大体为：1、美国人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2、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掌握的政府有两点特别关切：（1）真正尊重人权，还是搞成极权或 警察国家？（2）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3、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励和美国通商；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大使及其他国家使团首长留在南京的事实。四个文件则在于说明和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国是何等有利与重要。6陈铭枢到达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他进行了深入交谈。7月9日，陈铭枢返回南京，带回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备忘录是陈铭枢到达北平后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第一个附件是中共领导人联合对司徒雷登的答复，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对四个文件的答复。陈铭枢还特别向司徒雷登解释了中共的"一边倒"政策。中共的既定原则是美国必须先同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停止援蒋，容忍中共实行结好苏联的政治路线，才能同美国进一步谈判。通过陈铭枢这个中介人的穿针引线，加上黄华与司徒雷登的几次晤谈，无论中共领导人还是司徒雷登，都有了一个阐述立场，发表意见的机会。可以说，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表面上被取消，但事实上已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替代。

　　司徒雷登6月10日托陈铭枢带给中共领导人的信息，以及中共领导人对这些信息的答复表明：只有在美国首先同意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其次并接受中共"一边倒"向苏联的政治路线；同时，中共不再继续其反美活动，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未来的政府中接纳"民主人士"，不与苏联结盟等，美国与中共之间有效和持久的正常化关系才能建立起来。

　　但上述要求没有一条可以轻易实现。对美国政府来说，要求其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来自国内舆论的压力。据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5％的美国人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反对与支持"派一位大使与中共政权交涉"的比率是2:1。7显然，美国公众倾向于反对与中共和解。其次是来自国会的压力，美国国会利用一切机会试图阻挠国务院的整个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继续支持同国民党保持关系--其证据就是在9月底批准7500万美元对"中国一般地区"的援助。杜鲁门政府如果决定中断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那么它就会陷于差不多是难以自拔的政治困境。事实上杜鲁门政府本身并不急于同中共达成某种协议，由于中共在战后时期不断有反美亲苏的言论和行为，杜鲁门政府已经被大大激怒了。杜鲁门在新中国建立的第三天即10月3日说，美国不应急于承认中共政府。尽管艾奇逊和国务院希望同中共新政府取得某种妥协，但他们未采取任何具体步骤去达到这一目标。在国务院10月4日声明中，甚至重申了对于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承认。

　　对中共来说，在实质上减少它倒向苏联或在美苏关系上保持更中立的态度，也同样是困难的。在其通过陈铭枢转达给司徒雷登的信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已明确指出，中共同苏联的紧密关系，是在中共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只对同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感兴趣，而不是作政治上让步。美国长期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使中共对美国极不信任，特别是黄华在与司徒雷登的交往会谈中，中共确信美国仍不会放弃扶蒋反共的立场，这就更坚定了中共对美国政府的敌视政策斗争到底的决心。虽然在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平衡同苏联的关系，但他们更多的是考虑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共一贯认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在纷乱的世界上求得生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国务院在一段时间内确曾希望与新中国领导人建立某种正常接触，以保留在大陆的立足点，逐渐恢复美国影响，离间中苏关系。司徒雷登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作为司徒雷登个人，一直是想利用个人在中国的特殊经历与中共接触，以影响中共的对美政策。即使在白宫最高层阻止他的北平之行后，他仍通过陈铭枢与中共交换意见，了解中共的对美态度；其次，在奉调回国时，他建议国务院不要安排他与蒋介石会面，从而丧失未来他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8最后，在接到回国的调令后，他还请国务院考虑他的特殊情况，主张打破国际惯例，在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情况下，在他回华盛顿停留适当时候之后再回到中国。9这些都反映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恋恋不舍，怀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由于中美双方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严重对立，双方的立场如此格格不入，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美双方不仅不可能建立外交关系，就是贸易关系也难于保持，在1949年最后几个月为寻求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什么机会，司徒雷登流产的北平之行，也不会对其后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定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必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不可能脱离美国对华政策的轨道太远，最终，他本身也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注释】

　　1 陶文钊:《1949-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与承认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123－124页

　　2《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执期间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55页

　　3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致艾奇逊电，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9期，第12页

　　4《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执期间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63页

　　5 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9－390页

　　6 经盛志：《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内情》载《民国春秋》，1991年第2期，第19页

　　7 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第90页

　　8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5页

　　9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