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求索 大胆创新――罗荣渠教授的学术探索和学术成就（上）（20030830）
一、早年传统文化的陶冶
1927年，罗荣渠先生出于四川省成都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罗文谟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别号“双清馆主”，与张大千、徐悲鸿诸先生丹青至交，常泼墨于一纸。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使先生从小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先生一生喜好诗词书画，对书法造诣尤深，有多幅作品选送到海外展览，生前为北大燕园书画会会长。 1945年他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次年复员北上，转入北大史学系。这时，命运似乎注定先生的一生要与北大、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 罗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对中国文化史和中外交流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年的北大，名师荟萃，其中他受益最多的要算是胡适、向达、郑天挺、杨人?先生。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讲授的课程深深吸引了他。大学时撰写过《古代中国文化古来说述略》、《古代“琉球”问题争论总清算》等论文。大学毕业论文选题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他后来回忆道：“向先生给我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踏实、严谨的求学作风，深厚的考据功底与贯通中西的治史方法，让我一生都受用不尽。” 罗先生的治学之路是从中国史起步的，当年他也未想到以后会进入世界研究领域。但是，后来在他毕生所从事的美洲史、世界史以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能够中西贯通、匠心独运，做出众多令学界瞩目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益于年轻时代所打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方面的坚实功底
二、美洲史研究结硕果
1949年7月，罗先生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并获得了最后一届文学学士学位。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从事宣传、编辑工作，同时也研究一点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1956年，经当年北大老师杨人?教授推荐，重又回到了培育过他的北大历史系任教。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一直担任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辞世。 罗先生登台讲的第一门课，是当时颇为难讲的世界现代史。由于平时对国际问题的关心和研究，讲起来倒也得心应手。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却遭到了批判，说他把“帝国主义纸老虎讲成了活老虎”。60年代初，先生转入世界近代史教学，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拉丁美洲史，成为我国拉美史教学和研究的创始者。然而，罗先生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某个狭小的研究领域，他赁借自己广博的知识和英、俄、西多种文字能力，广泛涉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在美洲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果，显露了他的出众的才华。 罗先生在美洲史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是关于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假说，最初是1761年，由一位法国汉学家提出来的。在中国，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著名学者朱谦之、邓拓皆顺应此说。这一问题引起了初涉美洲史的荣渠先生的兴趣，很想查明这位中国哥伦布的究竟。他对中国《梁书》等有关扶桑国的史料，进行了广博的考证，结果发现这个说法根成不能成立，于是他就从相反方面立论，写成《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962年，他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做了这个专题的学术报告，以大量的史实、严密的考证，对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这场论争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那时，我作为一名拉丁美洲史研究生，由罗先生负责指导，有机会聆听了他的精彩的讲演。年轻讲师罗荣渠对当时《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哲学系著名教授朱谦之进行一场以寡敌众的“美洲发现论战”，在燕园里一时传为佳话。该文为当年《北京大学学报》所刊载，成为罗先生的成名之作。 80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海下发现“石锚”，有人将它作为公元前一两千年中国沉船的遗物，视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于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问题的争论再起。罗先生挥笔写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一文。他在文中用新的方法和资料充实了他的论证，具体辨析了《惠深年谱》的似是而非、《淡墨》虚构的美洲扶桑国，指出“扬帆美洲三千年”是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石锚”尚未“水落石出”；《梁书》有关扶桑国的记载“疑点甚多”，其本身即“足以否定扶桑即墨西哥的假说”。作者还批判了洋汉学研究中的某些殖民主义毒素，从理论上对研究美洲文化起源及对比不同文化中相似现象等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扶桑国研究显示了作者在古典文献、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深厚功力及地理、气象、航海等方面渊博的学识，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来信表示支持和赞扬。文章气势磅礴，论述精到，成为近年来史学研究中难得的佳作名篇，获历史学权威性刊物《历史研究》首届优秀论文奖。该文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墨西哥“拉丁美洲非研究协会”聘请他为海外会员，并邀请他赴墨西哥作学术访问，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1992年，为纪念哥伦布航行美洲500周年，罗先生撰写了《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对郑和、哥伦布、达?迦马东西三大航行进行了分析对比，认为这是具有相似历史外表下在的不同内涵的两种类型的航海，从而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文，主要是从技术和自然条件上回答为什么不会有三千年前的中国哥伦布，本文则主要从社会历史背景上回答为什么不会有500年前的中国哥伦布，从一个新的视角，为“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做了总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是否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这一世界这一谜问题上，罗先生的研究独领风骚，蜚声学界。 罗先生在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还在60年代初，他即围绕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史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尽管该文未免带有写作年代局限的烙印，但仍不失为一篇学术功底厚重的力作，与《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同为罗先生在美洲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可惜的是，随着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降临，罗先生与很多正直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被赶进了“牛棚”，剥夺了读书治学的基本条件。美国和美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他的青春年华也一去不再。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罗先生终于回到了书斋，不过，这时他已年过半百。1980年，在他重新开始美洲史研究之后，首先发出了“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的呼吁。这篇刊于《历史研究》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和宏观的理论思考，论述了“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的力量。”他提出应改变以往对美国研究“狭隘”、“缺乏系统性”的状况，开创研究工作适应时代前进步伐的新局面。该文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令人耳目一新，被称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从新视角写出一批关于美国历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如《略论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论美国革命的特点》、《浅谈中美两国人民早期交往》、《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选择――对美中关系的一种中国观点》等。这些文章一扫公式化、一般化弊端，充分表现了他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当他动笔撰写酝酿多年的《美国历史与文明》一书时，国家“七五”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启动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投身去开拓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三、“现代化”研究领域的新建树
罗先生的最后十余年，在我国世界领域中开辟了现代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研究，他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的重大建树，使他登上了一生学术事业的高峰。 罗先生开拓现代化研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考察了西方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状况和新的学术思潮。在近十余年中，先后访问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德国、香港、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大学及研究机构，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开始从新的视角来考虑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他提出加强世界史的横向发展研究与宏观研究，对于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新探索。一个对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也能起推动作用的世界史研究课题，就是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这是他在第一次去美国会见普林斯顿大学现代化研究著名学者布莱克（c.black）教授以后就萌生的新念头。 在1986年制订北大历史系“七五”科研规划时，罗先生毅然放下他正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的专著，全力投入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研究。他以近花甲之年，用高昂的热情去开垦一个艰辛的史学新园地。“我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但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这是今日中国现实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就是他对《鹜望》周刊记者访问的为什么要“重打锣鼓别开张”的回答。他带领一群中青年学者组建了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 这时，几十年来加之于他头上的政治重压已完全解除，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赤子之心和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使在他身上长期蕴藏和积聚的潜能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他精神振奋，文思泉涌，论著接连问世。十余年来，他发表了有关现代化理论和历史论文80余篇，由他撰写、主编和主持翻译的著作13部，他的理论建树在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同行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的主要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一书于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罗先生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进程的研究，其贡献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罗先生是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化这个大课题的。他通过对现代化进程内涵的理论探讨，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即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⑥他认为，把世界历史演进描绘成一种单线序列，一种具有“一个产生另一个”的历史必然性的一般历史哲学图式，并以此来解释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这并非是马克思的观点。古典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典型序列，只在欧洲历史上经历过，把它扩大为普遍的世界历史图式，是后来者附加上去的。针对这一单线图式，罗先生提出一元多线图式：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但是，在同一种生产力的水平上，可以出现或存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多维的互动作用体系，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亦即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都是众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并非世界各地的历史都经历了五种生产方式的交替，而是呈现出多样性。历史和现实都向这种单线发展观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罗先生结合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阐述了解释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标志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但生产力不是按直线发展的，单纯的生产力运动也不可能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生产力具有巨大发展能量与弹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等等。他把世界上迄今出现过的生产力形态，归结为三大生产力形态：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由此而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三大时代：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三大生产力形态引导出的历史演进阶段，才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一般必经的顺序和阶段。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样，对历史进化论的辨证的解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形成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罗先生正是用这一发展观，来重新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特别是世界各国近现代历史的巨大变革，揭示现代化的世界总进程和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