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生态看美国大选

　　拨开美国选战的弥漫硝烟，可以看见，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三大因素将决定大选的基本走势。

　　美国总统竞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引人注目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的三场电视辩论从９月３０日拉开大幕。这次大选既是民主与共和两党２０００年“难分胜负”的大选的再次对决，也是“９·１１”事件导致美国内政外交发生重大改变后的首次大选。选举结果将对美国国家走向、对外战略乃至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眼下选战异常激烈，逐步呈现白热化胶着状态，布什和克里不时有新的表现，民意支持率的对比变换不定。拨开选战弥漫硝烟，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三大因素将决定大选的基本走势。其一是国内社会的宗教文化倾向；其二是美国政治版图上力量划分；其三是伊拉克问题为核心的反恐战争的发展。

　　宗教文化倾向有利于布什

　　社会的宗教文化倾向是政治生态最基本、最深层、影响也最稳定的方面。从社会的宗教文化倾向看，冷战后美国国内日渐明显的保守化趋势继续发展。这与宗教发展趋势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相比，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强烈的国度。近年来，美国人的宗教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现在，８０％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仰上帝，３９％自认为是再生的基督徒，５８％的人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可能成为讲道德的人，５０％左右的美国人是教堂的成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从１９６５至２００３年，“强烈赞同”履行宗教信仰三方面教规（即相信上帝、相信审判日和相信祷告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人以６～１０％的速度增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只有４０％的新教徒认为自己是“再生的”，现在这个数字已超过５０％。其中，福音派新教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宗教派别，教徒占成年人的３０％。相比之下，天主教派的力量比较稳定，这主要得益于大批拉丁移民入教。

　　宗教的重要性也逐渐超出个人信仰范畴，对政治的影响力明显上升。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统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５３％的美国人认为教堂不应卷入政治，２２％的人认为神职人员不应从传教士中推选公众职位的候选人；到１９９６年，这些数字都已经颠倒过来，５４％的人认为教堂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件很好的事情，２０％的人认为即使是竞选人的政治演说也可以在教堂里进行。与其他经常进教堂的教徒相比，福音派教徒更看重社会和文化问题，反对同性恋结婚的可能性更大，想要影响甚至控制政府政策的可能性也最大。现在，他们越来越愿意涉足政治，其宗教领袖力图把各种福音派教堂联合成一股政治力量。１９８７年，他们在选民中所占人数不足１／４，现在已达到登记选民的１／３。正如欧洲人所说，福音派新教在美国是政治上活跃，社会政策上保守；绝大多数教徒是共和党人。宗教在政治上的活跃、教堂的增长以及公众宗教信仰的强烈，这种状况已经使一些人认为美国可能正处于第四次“大觉醒”即宗教种类、宗教热情、宗教组织规模和公众参与程度等突然发展的宗教狂热时期的初期阶段。

　　当前大选进程的发展越来越表明，这次选举已不只是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争，也是布什与克里之间的一场“信仰之争”。一方是以虔诚基督徒面貌出现，时常把上帝和《圣经》挂在嘴边的布什，另一方是身为天主教徒却不愿将信仰和政治挂钩的克里。《时代》周刊６月中旬公布的调查显示，在占天主教徒多数的自认有些虔诚的教徒中，４７％支持布什，４３％支持克里；在自认为非常虔诚的教徒中，布什的支持者超过克里的支持者２３％；只是在自认为信仰不够虔诚的教徒中，克里的支持率才领先布什。７月７日莱莫恩学院和佐格比公司联合进行的民调也显示，４４％的天主教徒支持布什，克里的支持者为３９％。虽然与２００１年秋的民意调查相比布什在天主教徒中的受欢迎程度已下降许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在天主教选民中的支持率却没有随之上升。在美国，天主教徒的投票率很高，仅次于犹太人。在对选战影响巨大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天主教徒约占选民的２５～３０％。因此，天主教选民的影响力巨大，成为“驴”、“象”竞相争取的对象。正如美国一位观察家所说，“任何人要是认为天主教徒的投票倾向与别人无异，往往就会失去他们的选票。”

　　政治版图力量对比有利于布什

　　从政治力量对比看，共和党的势力近年来明显增长，已初步扭转２０００年之前的劣势，并取得一定的优势。从对比倾向的划分上看，美国素来被称之为“５０∶５０”的国度，即共和与民主两党分庭抗礼、相互制衡。实际上，相当长时期以来，两党政治力量对比并非大致相当。从冷战结束到“９·１１”之前，民主党的势力都强于共和党。但“９·１１”之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共和党的势力逐渐增大。目前两党的党员登记人数大致各占选民的４５％，旗鼓相当。在２００２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以５１％对４６％击败民主党，５０年来首次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同时控制了密歇根、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三个大州的议会。如今两党可谓势均力敌，共和党作为执政者还略有优势。

　　进一步看，大选选情并不仅仅随着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变化。美国大选并非一人一票的选民“直选”，而是实行“间接选举”，即选民先在州内投票，然后再由各州按人口比例所分配的“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进而投票选出新总统。这种选举制度本身就可能使选情发生戏剧性变化。１９８８年以来的选举历史表明，候选人在人口多的大州获胜并不一定意味着最终胜利；只有２、３张“选举人票”的小州常常会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９月共和党在纽约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造势，颇具魅力的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在大会上发言助选；同样很有魅力的加利福尼亚现任州长施瓦辛格也同台力挺布什。这种态势说明１１月的选情将更加扑朔迷离，同时也意味着布什仍有一定优势。

　　影响大选的三个因素

　　事关民生的社会经济问题历来被认为是影响选民投票的最重要的因素。２００４年的美国经济已经出现由衰退走向复苏的迹象，多数经济指标都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但与２０００年克林顿政府卸任时相比，布什政府的经济业绩仍显逊色。而且直到２００４年９月，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呈现稳定而良好的发展态势。加上布什政府推行增加国防开支、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减税等计划，致使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政策使相当多的人特别是“有产者”或“投资者”受益。这些“有产者”或“投资者”以华尔街为代表，包括各种股票投资者在内，占人口３０％左右。所以，布什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１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将减税计划永久化，９月又促使国会批准第４次减税计划。此外，布什政府还在医疗、保险、教育等问题上推行改革，以吸引老年人、学生家长和病人家属等选民群体。

　　同时，２００４年选举也是美国尚在进行反恐战争这个特殊状态下的首次大选，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安全战略对选举的影响力也将不亚于经济问题。用美国《旗帜周刊》主编克里斯托尔的话来说，这是有关布什对外政策的一次全民公决，将对美国未来５０年的对外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由此波及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布什上台后推行的“外交革命”本来就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加上他在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等问题上不断遭受质疑而陷入尴尬境地，民主党肯定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发难”，共和党即使想减少对外政策的影响恐怕都难以如愿。正如美国一位政治观察家所说，对外政策对大选的影响从未如此之大，布什赢得选举的危险性由此增大了。这就意味着，对外政策作为“９·１１”后曾使布什的民意支持率迅速上升至９０％左右的重要因素，也可能导致布什大选落败。其中最为紧要的当数目前伊拉克重建的局势及其前景。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抓住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犯下的错误和当前的困境以及“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前景攻击布什。正如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选举问题专家麦克唐纳所说：“如果不是单把伊拉克问题抽出来看，美国的选民们在反恐议题上对布什的支持率比克里要高出１０％。毕竟布什的反恐理念还是更具有说服力一些。”而且，即使在伊拉克问题上，克里也未必能明显占上风。所以，又像一位观察家所说，克里难以提出更好的政策主张，所能做的只有等着布什犯错误。

　　综合看来，这些因素既增添了美国２００４年大选前景的复杂多变性，又为审视和把握选情发展提供了线索和基本框架。由此可以看出，布什和切尼所代表的共和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似乎更能反映、代表和满足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的需要。然而，也不能排除选情发生戏剧性变化以及选举结果出人意料的可能性。因为，除了这些构成美国政治生态的主要因素外，还存在许多偶然性因素，选民最终的投票行为也并非完全理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