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里遇到布什
在美国竞选的修辞学中，如何“诉诸”或“呼吁”（how to appeal）选民是其关键。当克里遭遇布什，是“在野的”总统候选人抗衡“在朝的”现任总统，是以想象的“可能性”挑战既有的“现实性”，因此，克里必须对目前的现实展开足够的攻击，诉诸选民的不满情绪，并许诺美好的前景，从而唤起公众改变现状的愿望，而布什则必须为现状做出有力的辩护，诉诸民维持现状、避免风险的安稳情绪，从而达到连任的目的。
诉诸情绪需要高超的煽动修辞技巧。比如在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克里调侃布什，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所以使用了“大规模欺骗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ception）来发动这场战争。以两个同样的英文缩写（“wmd”）干净利落地击中要害。选民被这个精彩的修辞技巧所唤起的不满情绪，完全可能压倒理性分析的耐心，懒得去辨别导致战争的原因究竟是“情报有误”还是“故意欺骗”。同时，克里紧接着回击了布什的对他“出尔反尔”的指控——克里起初在参议院投票支持战争，随后又投票否决对战争追加拨款的提案，暗示布什的“大规模欺骗性武器”也欺骗了本人。
在攻击、防守和反攻的一系列修辞策略中，同时要保持“尊严”，因为美国选民对总统总是有某种道德与信念的要求。在对“同性婚姻”问题上，克里发挥得近乎完美。他首先表示，自己成长于天主教家庭，与布什一样相信异性伴侣结合的家庭才是美满。但话锋一转，说同性恋是“生就的”而不是选择的，比如副总统切尼的女儿，她正好是一位同性恋者，对此我们只有尊重。这里蕴含了双重诉求的力量。首先，他本人遵从传统的道德规范，这对保守派的选民具有相当的亲和力。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对“异己道德”的宽容，而这种宽容甚至是“对手”切尼难以给予女儿的。这对于深信开明宽容精神的美国自由派选民会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同样，对于堕胎问题，克里站在自由的“选择派”一方，但并没有忘记“上帝”，说这应当是由“一个女人、上帝以及她的医生之间”做出的选择。随后又引用已故总统肯尼迪（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当选的天主教徒总统）在1960年竞选时的名言，“我不是要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总统，而是一个总统恰好是天主教徒。”
与克里的书生意气相比，布什采用的是“现实主义”路线。比如，边境非法移民问题涉及美国的国土安全，克里指控目前边境管制的失控状况完全没有好转，布什立即以自己在边境工作过的经验予以反驳，并回敬克里说，类似的指控只能说明克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边境管制。在整个辩论中，布什显示出自己经验老道的姿态。面对克里的攻击，布什的主要说辞是，现实虽然可能还不尽人意但已经在大大改善，而对方的所谓“计划”只是空谈而已。这对于崇尚“实用主义精神”的美国选民可能具有一定的感召力。
政治并不等同于戏剧，但总统的竞选辩论基本上是一幕政治戏剧。为了戏剧效果，双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事实的准确性。比如，克里指出布什在911事件之后先是承诺“不论死活”一定要抓住本·拉登，尔后却说拉登不是目前考虑的重点。布什反驳说，不相信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事实是，2002年3月，布什的确对媒体说，“我只知道拉登在逃亡，但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考虑他。”再如，克里说布什在任职期间从未与美国黑人国会领导人会面，但事实上，布什在上任两周内就安排了这样的会面。辩论结束后，有美国时事评论家专门列举双方对各种事实和数据明显的歪曲误用，至少达15次至多，并讽刺这样的错误已经达到了总统辩论史上的 “经典”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克里遇到布什”是两位“演员”的对垒，一位是承诺未来计划的“激情派”演员，一位是激发现实感的“实力派”演员。而他们对选民“观众”的感染力，将决定美国对领导人的选择。
久治不愈的病人换了医生，或许康复也可能病入膏肓，疲惫的恋情改换了伴侣或许激情盎然也可能更令人沮丧。同样，一个面临困境的国家更替了领导人，或许获得复兴也可能步入危机。“在野”与“在朝”的候选人之间的角逐，是可能性对现实性的抗衡，而无论怎样的选择都意味着风险与代价——未知的风险，或者失去一个美好前景的代价。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保守谨慎和激进变革的人群，每个人也都有维持安稳与求变图新的心态。辩论就是通过表演的修辞力量让左右为难的人做出抉择，让他们感到自己的选择不是没有“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