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派和美国主流

　　在国防和安全领域里欧洲对美国的成见使在欧洲工作和生活的美国人印象深刻。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被一帮实际上垄断了政策制定过程的意识形态主义者驱上了一条全新的激进道路。在欧洲，不仅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精英们认为当前美国外交政策有些离谱，而且这种看法在公众舆论中更是颇有市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目前跨大西洋关系难以修复，除非美国产生新一届政府，或者至少围绕在布什身边的那一帮新保守主义极端分子的影响力得到显著削弱。

　　尽管存在显著的例外情况，但是许多欧洲评论者和大部分公众都倾向于用阴谋论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公众对总统的外交事务处理方式表示赞同这一事实。当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当前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深层历史根源，它并不受“新保守派”小集团所左右。相反，这只是某些与新保守主义有关联的人巧舌如簧地阐释了一系列政策，而这些政策源自于能够引起美国公众舆论深切共鸣的两种观念。第一种是对美国有责任传播其个人自由观的信念。第二种是联邦政府首要的或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其公民免受外部威胁。这些原则在公众的讨论中都非常重要，并左右着美国卷入其他国家事务的方式和时间。

　　第一条原则可以从伍德罗•威尔逊那儿找到依据，但是在某些方面它的根源可追溯到18世纪。它可以见诸于共和国早期属于美国政治思想一部分的某些道德主张（moral assertions）。其中主要的观点是个人自由具有道德上的至上性，从道德和实践意义上讲，彰显个人自由的统治体制优于所有其他体制。这是深植于美国政治思想和公众舆论中的根本信念。在现代欧洲政治体制中此类原则并不具有（与美国）同等的重要性，在其宪法中更倾向于强调社会和谐而非个人自由。

　　第二条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与第一条原则相冲突，其作用是平抑对外干涉的冲动。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始终存在着有关联邦政府适当角色的激烈争论。然而主流思想一直都强烈倾向于有限联邦政府理论，认为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仅限于外交事务及保护国家免于外敌入侵。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自相矛盾的原则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主张美国应对中东进行军事干预，从而在该地区积极推进那些本质上可以被归结为“美国的”价值观。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种并非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直接干预表示怀疑。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转折点，先前被认为是太过冒险的行为都变得可以接受了。

　　实际上，公众观点转向了新保守派鼓吹了至少十年的那些政策，他们在巧妙地阐释政策，以使之与那些在美国公众生活中由来已久的观念产生呼应。因此，那些贴着“新保守主义”标签的政策得以产生的思想既不“新”也不“保守”，只是一种以某些方式广泛吸引美国人兴趣的世界观。对于生活在其自身政治体制背景中的欧洲人来说是难以对此有充分理解的。

　　总之，如果欧洲期待美国出现一个新政府或一个新的政策专业班子爬到有影响力的位子上，可能还需要漫长的等待。美国处理外交事务的风格也许会改变，现任政府“非此即彼”的生硬宣告也许会变得柔和，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会依然如故。不久的将来，任何可能入主白宫的新一届政府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方向：改造中东地区，对具有潜在威胁的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对限制美国凭借其力量实现这些目标的国际组织持以摇摆不定的态度等。并不是总统和一帮顾问们正在操纵着美国走上一条新的激进道路。相反，他们只是遵从了一种具有深层历史根源的外交政策模式。

　　核心观点

　　有一组核心观念与美国的例外主义和基于此种思想而产生的革命或救世主思潮有关，后者每过一段时期就会出现，要求美国以推进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名义进行全球干预。这种倾向背后存在这样一种假定：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和体制构成了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促进人权和繁荣的模式，它在美国政治思想中非常盛行，历史上一直被接受且很少受到质疑。

　　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这个观点其实是相当滑稽可笑的。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对独裁的支持、为了纯粹的现实政治和商业原因所进行的干涉都暴露了这个信仰的虚伪。毫无疑问，美国应该对口头上谈理想主义而实践中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感到羞愧。但是，正如麦克杜格尔所写的，美国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好、坏和丑陋”的一个混合体。

　　评论家也指出了选择性干涉的问题。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充斥着专制政权，在侵犯人权方面罪行累累，但是美国并不打算介入那块大陆。评论者质疑，如果推进个人自由确实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信念之一，为什么美国实际上却忽视了非洲？

　　答案存在于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核心观念中。联邦政府在其权威方面应该受到限制。这种属于内政治理的原则是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呢？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个观念在美国政治思想中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即联邦政府首要或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本国公民免于外敌的侵犯。联邦政府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它对保护单独的州免受外敌威胁而言是必要的。这是废弃最初的邦联条例转而起草1787年宪法的动因。当然，赋予联邦政府权力意味着削弱各州的权力，在当时，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必要的恶。托马斯•杰斐逊曾代表美国人（也许至今仍是如此）宣称，“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仅考虑外交事务而不涉足内政事务的国家”。

　　这个观点也是约翰•亚当斯那个著名主张的基础，即美国人不应该到海外去寻求需要摧毁的魔怪。这个已有两个世纪之久的陈述也许至今仍反映着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的观点，它抑制对外干涉的偏好。

　　在很大程度上，许多这种恐惧都变成了现实。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显著增长。美国逐渐变得更加活跃，最终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这却使得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原则在美国政治中得到相应的增强。因此，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试图劝服公众支持一种并非明确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干涉行为都是一件极其吃力的事。即使在观念上，美国人相对于欧洲人来说，也很少赞同派遣军队参加这样的行动。

　　使美国公众的观点从支持谨慎的外交政策转向支持对国际环境的大规模改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旦国家受到威胁，这种转变就会变得大量而且迅速。直到德国的潜艇活动使得美国人相信德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已构成了威胁，伍德罗•威尔逊才积聚起公众对于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实施干涉的意愿依然受到一个根本问题的抑制：这种干涉是否与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相符？布什总统本人也表现出了这些矛盾的意愿。

　　美国和欧洲的差异将一直存在吗？

　　罗伯特•凯根在其新近著名的评论中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他根据对在国际环境中运用力量的态度并基于以下事实而得出了这种区别：美国有能力显示自己的力量而欧洲则不能。事实上，正是美国拥有显示自己力量的能力才使得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巨大的实验连同罗伯特•凯根所称的“后现代”思想一同兴盛起来，这种思想与美国看待世界的“霍布斯主义”相抵触。

　　一般来说，大部分欧洲人都没能正确地认识到那些激发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的重要性及其对公众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欧洲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东西，美国则看作是出于道德目的而运用力量；欧洲质疑美国强加其价值观的正确性，美国则认为这些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和道德上的至上性；欧洲认为是虚伪的东西，美国则认为是相互竞争的原则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另一条有关如何治理国家的更具警惕性和限制性的原则从宪法中很容易地表现出来。尽管在总体上，宪法已经明确地把除特别规定属于联邦的职责以外的权力赋予各州和人民，各州仍要求对联邦政府予以额外的限制，在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尽管许多美国公民并不确切知晓宪法的实质内容，但对它的基本目标却有很清楚的认识：以个人自由的名义来限制政府权力。美国宪法在本质上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产物，这种思想把保护个人自由奉为政府的核心目标。因此，美国宪法中规定的许多权利都是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国家侵犯。

　　这是一个与欧洲宪法所反映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契约。这些文献的起草通常要晚一些，反映的是19世纪所提出的社会民主观念。因此，它们通常都会设定一个扩展了范畴以规定国家应为其公民提供的东西，包括社会保障、住房甚至是环境保护。同样，这些宪法也会明确规定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如服义务兵役。

　　这种差异是极具根本性的。美国宪法很重视个人自由，防止政府干涉公众的日常事务。大多数欧洲宪法重视社会和谐，为国家保留了通过提供具体的公共产品的方式对公众的生活实施较为直接的影响的权利。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文献是他们社会价值观的体现，或者，这些价值观是由建立在立国文献基础上的统治体制强加于社会的。不论怎样，这都表明欧洲和美国在政府的角色及构成政治体制思想基础的观念上意见迥异。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保守主义者正是援引这些使美国有别于欧洲的原则来支持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方向。

　　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位置

　　要定义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或者描述它与其他政治思想倾向的不同之处是很困难的。最初，这个标签是指二战后成为反共产主义者的前左翼分子和在越战以后发现自己（实际）是属于共和党阵营的民主党人。然而，目前所认定的新保守主义者（在当时）要么太年轻，不可能属于最初的新保守派，要么就与民主党毫无干系。

　　尽管有些人一直希望推动美国对伊拉克的干涉，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采取强硬路线，但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已经出现明确而现实的危险。在这一模式上，没有人比1992年的“防务计划指南”说得更明白，这份指南在一定程度上建议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另外一些人长期以来都主张美国应对该地区诸如伊朗、叙利亚等政权施压。但直到“9.11”事件发生后，这项政策才在美国公众舆论中产生共鸣。

　　欧洲还存在着一个强烈的误解，即认为这些可以称作新保守思想仅代表了共和党内一个极端的小集团的观点。尽管所谓的新保守派通常可能是共和党人，但他们的观点在民主党的各阶层中也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显然，有许多人都涉身其中，而不是一小撮像拉斯普京一样的意识形态主义者给总统吹耳边风的结果。

　　实际上，许多被认为是新保守派的政策议程同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对立无关，而更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竞争，新保守派坚定地属于理想主义阵营。从字面上的确切意思看，现实主义者通常是保守的。他们并不寻求冒险以扩展自由民主思想。与此相反，他们试图维持美国的独尊地位，而不会冒险用有限的资源去承担诸如重塑中东这样一种规模庞大且旷日持久的任务。

　　现实主义流派的思想同新保守派的思想截然相反，后者的政策议程对伍德罗•威尔逊来说并不陌生。他出于一种相对强力的立场，也寻求改造国际体系，传播民主与法治。的确，今天的圣战者在做这件事时并不打算信任国际组织，但在基本思想上他们是相似的，即在一套自由民主理想的名义之下寻求以美国的力量来重塑国际环境。他们深信，通过减少中东地区那些看上去难于对付的问题并进而掌握恐怖主义的一些根源将会使美国更加安全。为了举起这面旗帜，新保守派充分运用了美国政治思想中深刻而古老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说当布什总统基于新保守派的建议提出如此野心勃勃的政策议程时，他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意见。

　　本质和形式

　　宏大的阴谋论无助于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真正需要做的是对多年以来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及其与欧洲政治思想中的理念的差异作出正确评价。

　　当然，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美国公众所持有的政治观点仅仅是国家领导人所散播的信息的产物。因此，所有探究核心观点和原则的看法都是不可信的。毫无疑问，领导人对公众观点的形成有着影响，但是，在这样一个易于从各种来源获取信息的时代，如果领导人提供的信息与其基本情感和观点并不一致，要使美国公众受其左右似乎是件极为不可能的事。

　　此处所陈述的观点也许会使人们对跨大西洋联盟更为悲观。如果双方的确是背道而驰，彼此根据完全不同的根本信念行事的话，许多人会说这是到了应该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但仍存在一些因素要求摒弃这种放任的态度。首先，彼此分歧的根本信念一直存在。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并未完全沿袭以前的行为特征，它源自根深蒂固的原则。其次，美国也许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与其盟国的关系，这取决于某届政府或者当前政府的某些官员。

　　当前美国政府对实用主义和直言不讳的强调是在文化上对许多美国人的一种迎合，但却使美国在全球环境中处于霸权地位，坦白地说听起来更像独裁。可以看一下美国拒绝签署从而被欧洲许多国家视为美国强硬证据的国际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和《京都议定书》。许多美国人认为这些协议对他们当前的状态是极为不利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项协议有机会在美国参议院获得批准。实际上，在当前形势下，依据参议院的解决方式，必将是全体一致投票反对《京都议定书》。假如同大多数欧洲立法机关相比，美国国会在外交政策中处于更为独立的角色，那么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很大程度支持的情况下是难以推进任何协议的。布什政府在这四个条约的处理上选择了一种生硬的态度，使美国撤出了谈判。从一方面讲，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为什么要继续在一项不可能得到参议院支持的协议谈判上花费大量时间呢？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肯定存在一些空间使得推动这一进程存在希望，那些有价值、能被接受的事物最终将出现。人们只能设想，如果美国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目前跨大西洋关系是否会好一些。

　　换句话说，即使本质上绝大部分相同，但形式可能会发生改变。这也许有助于缓解跨大西洋关系中存在的裂痕。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消除美国在国际环境中行事的方式和理由（与欧洲）的根本不同之处。这些原因深深植根于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中，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很快改变。

　　注：扎卡里• 塞尔登是北约议员大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任。

　　（资料来源：zachary selden: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policy review, no.124,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