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脑”
关于兰德基金会在朝鲜战争中的故事，早就在中国广为流传，甚至许多咨询机构已把它视为开拓业务的范例。传说中的故事梗概如下：1950年，美军越过“三八”线后，面对中国政府的警告，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态度。于是军方委托兰德公司就中国参战问题进行考察。兰德公司经过详细研究和评估，提交了380页报告和六个字的结论———china will dispatch troops to korea(中国将出兵朝鲜)，开价580万美元。或许是由于要价过高，美国军方嗤之以鼻置之不理。只是在美军败局已定，撤出朝鲜之际，美国当局才又想起这份报告，以280万美元买回。
我们无法核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比如故事的主角到底是兰德公司，还是欧洲的德林公司等等。但是美国思想库的大发展确实是从朝鲜战争后开始的。中国人开始关注“智库”，关注这些“智库”在美国政府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与这个故事不无关系。
“智库”之中有天地
“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顾名思义就是储备和提供思想的“仓库”，主要指那些以政策性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府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
“智库”的兴起和繁荣大约是1970年代。在当代美国，“思想库”可谓五花八门、数量惊人。仅在华盛顿特区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综合性的或专业性的思想库。它们虽然人数不多，一般就是十几个人，即使大者如兰德公司也不过几百人，但却位高权重，就像植入美国大脑中的芯片，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号称“第四权力”。其中，尤以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等机构最为有名。
“智库”的重要作用是充当学界与政界的“旋转门”。一方面，智库常常将它们的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政策分析者变身成为决策者，比如刚刚被布什任命为国务卿的赖斯就来自胡佛研究所，基辛格也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更替时下台的官员提供“韬光养晦”之所，以待东山再起。如克林顿政府的部分成员虽已离开白宫，但在华盛顿思想库中仍颇具影响。通过这道“旋转门”，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之间得到通畅的交流，从而有效地保证思想库对政策施加影响。
对智库的重视是美国政治的特色。华盛顿“k街”更是因为智库集中而被称为“智库一条街”。这里集中了众多思想精英，是美内外政策构想的一大诞生地，政商两界均颇为关注，并乐于投以巨资，政界人士还时常来此研修。自1970年代以来，任何想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都要借助智库。每届政府上台后，也往往会从智库中聘请一些人担任要职，以至于美国的许多智库被称为“影子内阁”、“影子政府”和“美国的大脑”。从近年来的情况也可看出美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以及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如2001年“9·11”后第8天，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向布什政府提出了发动反恐怖主义战役的7点精确建议，此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就是基本照此行事的。
站在对华政策幕后的影子
“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评价智库重要性的标准当然是其研究成果是否能为政府采纳。一般的，智库会利用早餐会、研究会、晚宴、国会听证会、新闻媒介、公众演讲等各种形式发表见解，或通过著作与研究报告等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有的则通过与决策者的密切私人关系，直接影响决策。事实上，美国政府大多数重大的对华决策出台前，都会尽可能地听取学术界的意见，有时还请学术界人士作专题报告。如冷战时期著名的“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one china，but not now)以及冷战后的对华“遏制＋接触”政策都出自兰德公司的报告。
近几年，因为台海形势而上下波动的中美关系中，智库的身影也十分清晰。这些智库除了为美国政府提供参考意见之外，还积极为美国政府在海峡两岸及美国三方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一些官方外交渠道所发挥不了的作用，今天这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被称为“第二管道”。
“第二管道”以学者之间交流的面目出现，既可不受政府政策约束，又同官方有密切联系，发挥着独特作用。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出现大的波折，政府间谈判不畅通时，美国学术界往往非常活跃地穿梭于三地之间，既维护着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向双方传递着相关信息。如2004年4月的一场学术会议上，美国智库人员就曾当面质问民进党与会学者，陈水扁当局是否要挑战美国的一中政策，并强调渐进式台独与美国外交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与国务卿鲍威尔11月初访华直言的“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观点一脉相承，也暴露出美台存在的重大利益分歧。
当然必要时，智库的成员还会赤膊上阵，走上前台，将其政治理念付诸实施，直接出任对华政策执行人。这从太平洋论坛主席凯利出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帕尔(包道格)出任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的事例中可见一斑。
新保守主义的幽灵
1997年新保守主义创建了思想库“美国新世纪计划”，该智库的21位头面人物中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罗德曼等现任布什政府高官。事实证明，这个智库最终左右了美国的政治方向。同传统保守主义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结不同，新保守主义最伟大的理想在于实现军事和文化的“帝国梦”，极力主张“美国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霸权统治，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防止美国之外出现强大的国家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伊拉克、伊朗、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异质文化国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威慑，必要时可以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因此，布什最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正是受这些智库精英们的启示。但“9·11”事件之后，美国本土安全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基于反恐战略的需要，布什政府才将中国重新定位在非敌、非友的可利用国家。但是这些智库精英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对华实施战略包围，以防范中国的崛起。这必然体现在美国在对华外交上。日韩－冲绳－台湾－菲律宾－新加坡“岛屿锁链”的形成，美与印度、越南发展同盟关系，通过阿富汗战争在中亚“投棋布子”等均有非常明显的指向性。而声势浩大的“夏季脉动2004”军演，大规模调整其海外基地，将海外驻军移向亚太地区，大力增强军队远程投放、快速机动能力，即由“前沿部署”，转变为“灵活进入”，这些举动的意图不言自明。最近，美国直接干扰欧盟意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美国对华军事敏感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鉴于两岸关系“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的基本格局，鉴于中国政府力争和平统一但决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强硬立场，鉴于“控台制华”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认为实行“维持现状”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为确保维持现状政策的有效性，布什政府在其“智囊团”的指导下，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即奉行同时明确表示反对大陆动武和台湾独立的政策。这里面虽然有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因素，但扶持台湾当局、阻挠统一、以台制华的思路依然清晰可辨。因此，布什政府不断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强化美台准军事同盟，通过巨额对台军售，提供高技术武器装备，组织联合军演、实现情报共享，加紧开发部署tmd，全面提高台湾防护能力，维持所谓“恐怖的平衡”以对抗大陆的军事威胁。当然，美国还是颇为现实的，美台之间也存在战略分歧，美不愿被台湾拖下水，主动冒与对中国直接开战的危险。但是，布什政府认为《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效力高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中矛盾大于美台矛盾，军事干预、协防台湾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因此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实质基本上可说是防范＋遏制，但同时避免对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不过，随着布什连任美国总统成功，而作为温和派的鲍威尔去职及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负责亚太事务的凯利离任，新保守主义是否会进一步大行其道，美对华军事战略是否会更加突出制衡，目前虽不明朗，却不可不防。
日前曾有兰德公司绝密文件曝光，云美已拟制对中国全面战争方案，该事件的可靠性和真实意图尚难臆测，但在兰德公司网站发表的题为《美国和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军事力量态势》的研究报告，所勾勒的21世纪初美国亚太战略的轮廓中，即是以中国为潜在对手的——以军事干预台海危机作为筹码，遏制中国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而其主要内容为布什政府所采纳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终归是深藏于中美之间的隐忧。
华盛顿街头的路牌不经意间暗示了詹姆斯·史密斯上面这句话。这或许是美国最具政治意味的两条街道了。左边的路牌指向k街，一条集中了众多智库的街道，美国政府的许多内外决策都是在这里，而非华盛顿酝酿的；右边的则指向华盛顿大街。这样两条大街的交汇，还能让人想到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