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往事：征服所有恐惧
jonathan d. 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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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工程师 o.j.托德首次见到“中国的忧患”黄河时，他的命运就此确定。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21年间，他劳累在中国最凶猛的河流两岸，试图遏制和引导它们。托德还修建了中国最初的一些公路，为高效道路网奠定基础。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标准，道路网至关重要。本文是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所著 《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一书的选段。
1866年，w.a.p. 马丁 (w.a.p. martin) 凝视中国中部的黄河水流后惊叹道：“水势凶猛的大河不可阻挡地把我们的思路带向未来。它轻蔑地拒绝当地人徒劳的努力，等待着西方工程师用科学去征服。”69年后那河流虽然仍未被征服，但是密歇根州 (michigan) 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j. 托德 (oliver. j. todd) 却认真思考起这事。“中国的需求很清楚，”他写道。“目前她必须吸取我们的工程技术知识和工艺的资源，才能降服这两条桀骜不驯的河流。保护人的生命免灾消祸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乃至超越了国界。”
托德为任务的宏伟感到兴奋，身为土木工程师，他对自己的职业抱有一种近乎神秘的看法，认为“我们的专业比任何其他专业都需要道德、体力和毅力。它迎战恐惧并一一征服，并就地解决一个个呈现的诸多难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奥利弗.托德作为工程师团队的上尉在法国服役后于1919年和约翰·里普利·弗里曼 (john ripley freeman) 来到中国。后者被中国政府任命为治理黄泛的顾问。弗里曼是个有名的工程师、蓄水和水力方面的专家。他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关于洪水控制的历史著作，确信“科学和水利工程技艺造福于人类，而中国从中获益的程度胜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弗里曼制定了深挖和收窄长江和黄河的河道以增大江河入海流速的方案和开垦土地的宏伟计划。因为资金短缺和地方官员极端的保守主义。这两项计划全都落空了。弗里曼失望地返回美国。但是托德留下了，他决心逐个解决弗里曼曾希望通过其宏伟计划解决的某些问题。
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连年的洪水、饥荒一直是中国农民的双重灾难，它们频繁地袭击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更多的人沦为乞丐，他们不得不拆房为柴，卖掉少的可怜的家当抵债。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府惟恐中国政治和经济动荡而不愿在救济工作上大笔投入，但西方传教士、国际红十字会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和一些像托德那样的个人却渴望接受挑战。他们策划了一些方法，包括从简单地分发粮食或现金到建立合作社、试验农场、互助会，以及植树、灌溉和筑路项目。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际饥馑救济总署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以协调这类工作。
托德在山东省开始其第一项重要工作，他监督约3.5万人参与建筑5百英里土路的以工代赈项目。就在这项工程进行时，黄河在利津附近决口约6000英尺，淹没了周围的农村，毁灭了5百个村庄，25万人成为赤贫。这场灾难给了托德第一次与黄河进行斗争的机会。在他的余生，这条河强烈地吸引他，令他惊骇不已。对托德而言，黄河 — “中国的忧患”似乎有些人性；他认为它有“力量去随心所欲占据新土地”，他决心使它屈服，使它“为人所用，按人的意愿流淌在固定河道中。” 他对这全长2700英里的河流一清二楚：细沙和直径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微粒在每秒8英尺的湍流中涡动而下；每一计量单位的黄河水中泥沙占重量的1/10；泥沙难以察觉但却不停地沉淀在河床上，直到河水高出人们艰辛建造的堤岸，卷走沿岸百姓的家园和生计。
新技术必须取代迷信。“我承认，” 托德写道，“作为一个工程师，我希望所有雷公或龙王爷能被废黜和忘却，把铜牛自河岸搬离，废止在工地上降服水妖的仪式，提倡尊崇河流水利的科学精神。”
当地一名将军坚持用一个巨大的铁爪拽过经常改道的黄河，搅起泥土使其漂流入海。托德没有理睬这个建议。他于1922年12月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必须迫使这气势雄伟的大河回到它原来的河道。原河道水流迅速穿经肥沃农田而形成u形河曲，其底
部必须再予以深挖。托德关于这项任务的描述不仅仅是一部工程教材，它几乎是一首普罗米修斯式的凯歌：
河流改道的突出特点，乃是建造用填满岩石的木支架筑成的河坝，就像1907年在科罗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下游决口处横向建造克拉克坝 (clarke dam) 那样。这项黄河工程用的是奥勒岗 (oregon) 松木和圆桩，还特地为此项工程调来一台美国的打桩机。桩在中心间隔10英尺的四桩排架上打进25或30 英尺。为了防水，这个坝用了30万袋土、1万条5英尺宽8英尺长的芦席和取自坝前水塘里沉淀的泥沙。春天枯水期放入支架。与此同时，4百条中国式内河帆船自120英里外上游的采石场运送5万码的岩石。4、5月之交，则在木架上铺设狭窄的车道，苦力们就能推着小车，两列并行，同时抛下岩石。
8千人投入了这项工程：或肩挑或车推，运送了1百万码泥土；40英尺宽的新堤坝建成后再用重石夯实。工程按计划完成，成本之低令中国人喜出望外，远不到大多数乐观的中国人预计的一半。技术和人力完美地结合一起。
这样一来，工程师在中国的作用就很清楚了。正如托德所述：“工程师必须将他的计划和工作安排得适应中国现有条件，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人力，中国有大量人力，而且在有能力和有经验的人手里，这是一大批素质很好的人力。”其中最有能力的是o.j.托德。他的朋友并非完全玩笑地称他为“god-a-mighty”托德，因为他经常这么说 (god-a-mighty的正确说法应是god almighty，意思是“全能的上帝”)。有人更愿意索性把他比喻为“全能的托德”(todd almighty)，给了他这样一个绰号。
托德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得到证实后，来求他的人就不断增加了。1925年他应请到湖北省南部蕲州去治理长江洪灾；1926年他回到山东省西部的黄河项目。就是在那里，他为美国读者概括了在他看来一个外国工程师可为中国人做的事情：第一，以广泛经验为基础做出判断；第二，周密策划后迅速行动；第三，处理人财等事要讲效率，“不得无故拖延或进行贿赂”。托德进一步解释外国人享受的独特优势。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归属一个非政治国际组织的外国工程师能比他的任何中国同代人进行更多的民事活动。出现军事行动的地方，中国工程师几乎不可能工作，而且一旦有可能征用他们的设备、人员、建筑材料、车辆和船只的命令，他们绝对无权抗拒。国际委员会的外国工程师在这方面有中国本国人享受不到的某些豁免权。
1927年，湖北河流管理局 (hupeh river conservancy board) 请托德去汉口保卫该城，以防长江水灾，他趁机施展才干。尽管蒋介石和国民党左派之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之间，以及共产党和当地军阀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堤坝工程进展顺利。只是5月新成立的堤坝工人工会 (dike workers’ union) 提出的增加工资的强硬要求威胁到托德的项目。他的资金有限，无法支付高于预定标准的工资。他的解决办法是请求鲍罗庭1(borodin) 的合作。通过中间人安排了于5月24日与他见面。托德是这样回忆那次会见的：“我开门见山说起我们的堤坝工程和我们跟当地劳工间的棘手问题，我问他本人能做些什么来约束这些工人，因政府支持的重要工程受到他们的威胁而有停工之虞。他回答说，当然工资得取决于生活费用，如果粮食的价格上涨了，工资也得跟着涨。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的资金有限，预算是按两个月前工程开始时的工资做的，我还说为了保护工程师的利益，工期协议是必不可少的。我提醒他美国大多数工会都有工期协议这一说。他说他会考虑这一点，他明白工程必须进行下去，他会调查这件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像这样紧急的工程，他不会让它停工。”工程确实没有停下来，3周之后工程结束了。
不管中国政局如何，托德与中国江河的搏斗在继续着。有时他也动摇，如1935年他悲观地写道，“内战和争权夺利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似乎远远超过控制一条大河那样看似单调无味的工程”。但是，他在1936年和1937年又承担起新的项目。托德因步步紧逼的日军不得不于1938年离开中国，而同年蒋介石炸开黄河堤坝，妄图阻止日军前进。符合情理的是，战争结束后，托德应召回中国，这次是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的人员前来修复蒋介石给黄河造成的破坏。“因此在1945年12月，我抵达上海，开始我的事业中风险最大的一项工程，”托德写道。“依据我以工程师身份多年来和黄河打交道的经验，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它的规模，它的重要性，它的神奇色彩和它的风险，在许多方面是unrra的一项卓绝的工程。”
托德指挥一支由20万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在中国国民党的支持下，在开封附近将黄河改回共产党同意深挖的北面的河道。这次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国共间的零星战斗，工程经常面临停工的威胁。共产党怨恨这项工程，因为他们不得不失去已经安顿在旧河床上的人；国民党也怨恨它，因为它有碍往满州调遣军队的行动；设备被炸毁，天气恶劣，经常出现延误和令人沮丧的事。然而，工程于1947年完成。托德简练地解释他的成功：“我睡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尽了我在中国多地的许多项目和中国人共事近20年学到的花招。”
这些项目不都是洪水控制工程。自1919年第一次来中国，托德 “每年行程将近2.5万英里，搭乘火车、近海轮船和河轮、汽车、人力车、北京式大车、骡拉轿子、骡子、山轿、中国式帆船、自行车和徒步行走。”大部分出差是跟他第二个梦想有关 — 在中国建造一个高效道路网。筑路经常和救济工作紧密联系，因为雇用的是原本就食不果腹的劳力。道路网乃是托德构想中的更加美好的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项工程全都按我们的设想演进，这是一项必要的计划，它将使中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一个邻居，那时的中国会有足够高的生活标准，届时她能像我们的国家那样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做出积极贡献。通过中国自身力量实现生活标准的大幅度提高决非易事。”
这项任务将托德从蒙古边界带到越南边界。有朝一日用1百万人修筑行驶汽车的现代道路，是他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和许多最有势力的军阀商谈：北京附近地区的吴佩孚、绥远省的冯玉祥、山西省的阎锡山。
虽然他得到国际组织、有才能的同事和年轻、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助手的支持，工作仍然十分繁重劳累。托德于1927年末在中国西南山区从云南省到贵州省跋涉历时3周，这期间他自问：“为什么人们偏偏住在这些条件艰苦的地方呢？”旅途的大部分是狭窄的泥土或石子小道，山坡遽降时，它们就成了一段陡峭的石阶，而后越过湍急的河水，在对面的山脊攀缘而上。如果他们非在这样的地方不可，为什么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呢？托德就这同一行程写道，“我在中国经常被中国人错过的机遇感到困惑不解。有可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时光磨蚀了人们的感知能力，甚至连哪里有新的粮源也不考虑吗？” 然而，不能说没有进步。就在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几英里的地方，托德遇到该省的第一辆7座美国汽车。中国工程师完成了上一年托德制定的计划，一条新铺的碎石路穿经贵阳市。可是得承认这条路哪儿都不通。它是由征募来的学童和士兵修建的，而汽车是拆卸后经过50天的行程用竹轿和人背驮运过山的。 但这依然是次胜利的亮相，省长周纪尊（音译）身穿白制服，佩带镶金短剑，一支由1万名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和乐队长指挥着铜管乐队奏出激发民心士气的“红白蓝”(the red, white and blue) 和 “斯旺尼河”(swanee river)。
有些路逐渐修通了。按西方标准，它们不算什么，但是路面坚实，排水性能好，有可能的地方坡度已限制在7%或更低。由于这些路是为走汽车的，那些大木轮的旧式载重大车只能缓慢吃力地走在路肩上，这样那宝贵的路面才不致压裂。虽然卡车很少，但托德希望有朝一日卡车会轰鸣在路上，运送谷物和稻米到受灾地区，而官吏和商贾的私家车也会飞驰而过，显示更公正的行政管理和更广阔贸易的前景。托德深知这只能靠明智的全面规划方可达到。“增进国家的普遍繁荣，一定要有建设性的一致行动和彻底实施保护国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计划。武装冲突做不到这一点。遵照造福民众而缜密制定的路线将中国的劳动力转化成建设性服务，是中国的力量和希望。”当内讧的破坏作用越发加剧，甚至托德也无法筑路治河时，他就回到他在北京的家，开发一种从留兰香提炼高级油料用的设备。“我在中国的业余爱好就是这个，而不是桥牌或高尔夫球，因为我们需要能从事多种职业的多面手。”
托德在中国渡过了21个春秋，他并不后悔。“这工作有什么永久性价值？它是极其有益的。我们修筑的道路没有铺路面，但是坡度好，日后有些路段铺上了碎石子……我们干的大部分灌溉工程仍在起作用。靠近蒙古边界，在目无法纪的时期，匪徒破坏了一些建筑，但这只是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的次要项目是在行政管理更为稳固时实行的更为广泛的计划的组成部分。饥馑救济总署启动的一项运动在最近几年有所发展，使更多山麓丘陵地得到灌溉。……1946-47年黄河项目绝对是一次成功，峻工后它经受了所有洪水的考验。”
此外，托德为自己的独立感到骄傲。“我干的是土木2工程师的工作，我和军事不沾边，就政治关系而言我追随一条完全中立的道路。”他认为他的同事也如此。“我的西方工程技术同行除了树立优良技术典范外，对改造中国的兴趣不大。他们不是社会或政治改良者，而且他们的人数也不多。” 托德的大部分人员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大学修过现代美国工程课本。虽然托德用英语开展工作，并在所有主要项目中保持监督的作用，他满意地得知“他们在扩充专业知识和技术方面受到他的影响。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胆，思想也更国际化。”对一个同代人而言，托德是“一个令他人放心的人，是这个世界上实干工作者的代表，他保持车轮不停地转动，保持必要的工作向前发展……这个来自美国的皮肤红润，目光炯炯的工程师总能使人放心。”
评估托德的工作不容易。当然，他的成就令人惊奇 — 在极其恶劣条件下，茫茫荒原中修建的道路，乃是他令人惊讶的业绩，抗洪和灌溉工程亦是如此。然而，他尽管急切想帮助中国人，却未能赢得后者的广泛支持，他未能建成一个基础性现代交通网，或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工程科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困难是他缺乏资金和人力。譬如，1935年，托德渴望获得由20名西方工程师和1百名中国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和50万美元的赠款以开展中国洪水问题的初步调查。但根本筹集不到这样一笔要花在中国的钱。部分原因是他在中国整个期间，该国始终因内战而处于军事割据状态，政治上的对立压倒甚至影响攸关全局的事上的合作，他的工作因而受阻。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些各自为政囿于一方利益的人，还把他的工作视为一种威胁：较好的交通意味中央更强的控制，公路和铁路既然能运送食物，也可能运送来犯的军队。
然而，无论他如何竭力否认，他的事业并不顺利，其主要障碍不言而喻是他作为西方强国代表的身份。因为只要西方仍然在中国事务中产生重大影响，一个西方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立性。虽然这一点从未强加于托德，但是他早在1924年就写到他“试图理解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了解它在西方国家指导和援助下能变成什么样。”中国人也许会欢迎援助，但决不欢迎外国的指导。因为指导“有牙”。托德得到鲍罗庭的支持，在汉口附近努力抗洪的同月，另一位共产国际 (comintern) 的代表写道：“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口几乎是座被围困的城市。令人畏惧的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艇一艘艘虎视眈眈地挑战中国人民的以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的权利。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充斥国民政府首都的街道。政府忍辱负重。”虽然这可能是反帝国主义的巧辩，却不无道理；国民党、共产党和军阀都打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作为宣传，来团结民众。不管托德是否需要西方枪炮，他是在它们的影子下工作的。
托德认为他的工作“从长远看将使中国和美国繁荣昌盛。” 有一个真正互利计划是他的理想。但是中国人持怀疑态度。1936年，一名记者写道，“中国坚持‘开辟自救的路’， 纵然这意味速度缓慢，但这一想法在南京政府和西方专家近期关系上却留有烙印。”当美国人在西安促销汽车和在西藏开拓市场，底特律 (detroit) 对建立一个“中国的密歇根州”以培训中国工程师显露浓厚兴趣之际，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人不得不有所警惕。托德自己写道，“买进美国汽车让它行驶在这些道路上，接踵而至的必将是采矿机械和上百种其他美国产品。” 这不是中国人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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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同意重新刊登。版权所有1969年。
鲍罗庭（1884-1951），1919年起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1923年来华，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及政治顾问，同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 — 编者
这里“civil”一词被用做双关词。通常“civil”表示与“军事”相对的“民事”，但与“engineering”和 “engineer” 搭配时分别表示“土木工程”与“土木工程师”。 — 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