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傲慢与自省

　　美国大概是当今世界上最傲慢的国家，经常以一种独断的道德优越感盛气凌人地指责其它国家的人权状况。但有趣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同时又充满了自我揭露与批判。记得南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对我谈起，在克林顿“性丑闻”事件发生时期，他专门对比分析了中国与美国传媒对此事件的报道，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报道反而要温和得多了”。摩尔及其电影《华氏911》对布什当局的激烈抨击与嘲讽，可以看作是这个自我揭露传统的一个最新的例证。

　　指出美国政治文化中这种“傲慢与自省”的两面性，当然不是说毛主席倡导的“批判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原则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发扬光大。这种双重性实际上昭示了美国政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同时也质疑了“亲美”或“反美”话语中的那种整体同质化的“美国”概念。仔细辨识一下或许会发现，美国政治对外的“批评”与对内的“自我批评”并不是相互融合的，而常常是相当分裂的，两种批评来自不同的主体。非常粗略地说，政客阶层（包括国会的一些议员，尤其是行政当局的现任官员）更多地持有道德上“自我正确”的傲慢态度，更倾向于以霸权姿态对别国的状况“说三道四”，而对于自身的官方立场与现行政策却常常予以维护辩解。在另一面，公共领域中活跃的批判知识分子，更多地表达出对本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批判，而在针对别国的政治与文化的评论中则显得更为谨慎甚至于谦逊。批判知识分子的这一立场不只是言论自由环境的产物，也来自一种意识上的自觉。

　　爱德华·萨依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过一句值得全世界知识分子深思的话，“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对比一下苏珊·桑塔格对美国虐待战俘事件的评论，与美国政府当局的年度人权报告，就会察觉人权话语在实践中的不同重心。

　　当然，美国的批判知识分子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地影响其政治潮流与现行政策是有疑问的。但他们毕竟在公共舆论中保持了这种批判，并坚持相信这是维系民主制度的一个不可缺失的必要条件。去年美国传媒纷纷披露，已故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与布什当局新保守主义政治具有深刻的思想与人事的谱系关联。施特劳斯的女儿柯雷（jenny strauss clay）在6月7日《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言辞愤然地写道 “我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不是右翼头目”，“他信仰自由民主制度并为其辩护”，“他的英雄是丘杰尔和林肯”。无论柯雷为父亲的辩护是否成立，这至少表明，对这位弗吉尼亚大学的女教授来说，也像对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将一位思想家与布什当局傲慢的霸权主义相联系，是一种耻辱而不是荣耀。

　　（原载2004-9-21《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