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说起

　　今年的美国大选，由于在位者布什和挑战者克里势均力敌，加上双方阵营都接受了四年前那场大选的教训，深知每一张选票的重要性，因此，共和民主两党均使出吃奶的力气，想方设法动员本党得登记选民出来投票。据不完全统计，1.143亿选民在99%的选区里投了票，但如果算上440万至600万缺席选票和临时选票，实际数字是有1.2亿人投了票，这意味着有近60%的符合条件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创下了1968年以来的最高。如此火爆的投票场面，用一位地方选务官员的话说，"就像抢购。"

　　但是，这样的火爆场面在美国大选中实在是难得出现。此前的三次大选（2000，1996和1992）的投票率分别为54%，49%和55.2%。总统大选投票率过低，一直是美国大选组织者和美式民主的倡导者头痛不已的难题，也是美国的批评者津津乐道的话题。投票率过低，意味着公众参与政治的兴趣不高。显然，一个健康的共和制度，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美国自由的故事》作者，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丰纳博士几年前在南京讲学，在回答笔者美国自由目前的挑战是什么的问题时，他就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全球化和低投票率所表现出来的公民参政热情的降低。

　　不过，美国总统大选和国会议员选举中过低的投票率有其复杂的制度和观念因素。首先，与澳大利亚等国法律强制公民必须投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统一组织选民投票不同，美国的选举组织完全是地方事务，选民的投票更是个人的自愿行为，与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无关。而且美国法定的投票日（11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第二个星期二）既不是周末，也不是法定假日，私人老板一般不会允许员工牺牲工作时间，跑去投票。结果，上了一天班，特别是干了一天体力活的工勤人员，实在懒得再跑到投票站去排队投票。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注册选民远远超过共和党注册选民，但选举的结果却是共和党人获胜的现象，因为前者的许多选民是干体力话、懒得去投票的蓝领工人，而后者选民的投票率更高。所以，笔者曾经开玩笑对同情民主党的美国同事讲，你们应该要求国会，将投票日确定为全国性假日，或者改为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这样，民主党人的选票说不定会增加不少。但笔者的美国学生却不以为然，认为即使真的可以改变，投票率也未必会提高，今年大选中年轻人投票率不到10%就是例证，因为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不需要上班的学生。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的一票无足轻重，应该说他们的感觉并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比如，纽约和加州两大州是克里的铁杆票仓，民主党肯定赢，有的选民就懒得投票了。

　　因此，投票率低的第二个原因是选举制度造成的。总统大选采取赢家通吃的原则，只要那一个候选人在某个州赢得了那怕比对手多一张的普选票，他就可以囊括该州的所有总统选举人票，而其对手选民的选票等于白投了。这样的选举制度远不及欧洲大陆的议会制国家比例代表制公平合理，后者按照各党派在普选中获得票数按比例分配议会的一席，因此，每一票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哪怕一些只能获得百分之几选票的小党，也可以在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因为美国的赢家通吃的选举制有利于两大党轮流坐庄，堵塞了第三党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只有是两党制还存在，就不可能有改变。

　　总统大选投票率低的第三个原因与美国人独特的联邦制及对政府的基本看法有关。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权力极为分散，各个层次的民选政府高度自治，民选官员之间没有什么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他们仅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而一般的老百姓，在和平时期，除了联邦政府的税收和医疗福利政策与自己有一定关系外，其余事关日常民生的重要事务如教育、安全、社区建设等，完全取决于身边的地方政府，因此，参与地方政府的选举才是他们最大的政治。于是，只有在战争、国家安全这类重大问题成为大选中心议题，才可能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投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68年的大选和今年的大选投票率超过了60%的现象，因为越南战争和反恐及伊拉克战争成为了这两次大选的主题。

　　所以，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率的高低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但是，却不能据此就认定美国民主制度气数已尽。在美国，不参加总统大选投票的人，可能会积极参加所在镇里和县里的选举，他们对选举本地的市长、教育局长和警察局长等公仆（也就是国内所说的“父母官”）的热情有时可能远远高于选举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里除了与自治制度有关外，还与美国民众的基本政府观念相联系。

　　美国人一直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抱有戒心。他们信奉限权政府而非全能政府。因为当年北美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反抗的就是英王政权的暴政。美国建国之父认定，暴政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因是政府过于强大，因此，限制政府，特别是限制高高在上、民众的眼睛无法直接监视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就成为美国宪法制订的一项基本原则。读美国宪法，有时你会感到，与其说它是在授权政府可以做什么，还不如说它是在规定不允许政府做什么。因为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高度警惕，因此，美国人对政府的评价一直不高，而且，一般来说，离自己越远的政府他们越不相信。因为，近在身边的自治政府，往往是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选民可以直接感受和监视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用多种可行的途径有效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自然比较高。还有一个统计调查能够说明远近亲疏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看法。在评价美国联邦国会的工作时，只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给与肯定，但是，在评价代表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时，却有三分之二的人给与肯定。

　　美国人对强政府的担心恰和中国人对强政府的渴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或许是中美两国政治文化的根本不同。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打压欺辱，而在民众看来，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软弱无能，于是，建立强大政府以御外辱，成为民众和民族的基本诉求。所以，在国人潜意识当中，政府变成为救世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解决终结者。殊不知强大的政府即可以御敌，也可以制民，特别是在缺少对这一政府必要制约的时候和场合。因此，当你把政府看作是一切正义的化身，看作是“全面的善”而非“必要的恶”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因为你发现自己身边的那个政府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没有维护你的权益，甚至常常滥用权力损害你利益的时候，你便认为这些身边的官员把一部“好经”念歪了，你惟一的选择是去他们的上级领导机关寻找好经和公正。于是，就出现了特有的中国政治现象：层层上访，直至北京中央政府。上访成为中国各级政府难以承受之累，成为中国各级政府门前的一大景观。民众这样做的潜台词是，离自己越远的政府越值得信任。这一点儿正好与美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