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慕瑞与美国东亚政策的“现实主义”视野——《我们是如何失去和平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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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骏
1992年美国胡佛基金会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前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y，1925-1929）1935年向国务院递交的关于东亚形势的秘密备忘录, 书名为《我们是如何失去和平的》。该书 前 半部分是编者瓦尔德伦(arthur waldron)对报告由来及主要内容的介绍。后半部分是马慕瑞题为《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诸项事态演变》的分析报告。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地区，中日矛盾空前激化，东亚面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并使列强卷入的前景。高度紧张的地区局势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使得美国决策当局迫切需要重新估价东亚形势及美国的利益与义务，以便制订政策，使美国能够抑制日本扩张并且防止与日本冲突，抒解愈演愈烈的远东危机。这样就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东亚政策的激烈争论。一部分人士呼吁美国应该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率先遏制日本，以此来预防美日最后的摊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与日本合作，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向日本作出重大妥协，来规避日本的扩张势头，避免与日本发生对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慕瑞奉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之命准备了这份报告，全面考察远东危机的根源和美国可能的反应。对国际法和东亚均势的关注构成了文件的基本主题。
作为国务院内资深的亚洲问题和国际法专家，马慕瑞从华盛顿体制崩溃的角度分析 了远东危机的根源，探究了华盛顿体制由建立到分崩离析的历史进程，以及对这一进程起了极大推进作用的中国事态的演变及国际格局的变化: 中国革命 民族主义的兴起；苏联东亚政策恢复活力；9·18事变以来日本走上武力扩张道路。这一时期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还采取了自行其事的政策，逐步背离了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列强协调一致的合作原则。
长期以来, 美国东亚-太平洋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目标是利用列强间势力均衡防止敌对势力独占该地区, 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和海上通道的顺 畅。由于美国的这一政策缺少必要的实力和国家意志作后盾，传统上美国只是扮演英国追随者的角色。华盛顿会议大大提升了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一时间美国似乎成了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倡言人。马慕瑞认为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采取的立场，并非出于帮助中国的利他主义动机，而纯粹是为美国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因为当时的美国决策者深信，一个独立的、能够维持国内秩序的中国是东亚均势的基本前提。华盛顿体制提供的国际合作的框架：一方面约束了列强尤其是日本，有效防止了日本采取单边行动将其在东亚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霸权。另一方面，它也压制了要求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中国人民。他反复强调，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东北的不平等权益是华盛顿体制的必要前提。否则日本决不会同意参与这一国际合作。尽管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缺少同情，却无意中揭示了深受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压迫的中国在即定国际体系中的两难处境：从国际法的角度，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原则为中国维护民族权益，并以外交手段循序渐进地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创造了条件。但是正如马慕瑞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华盛顿体制恰恰又是建立在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及列强以此为基础的合作之上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事实上难以在这一架构内实现。它所允许的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正，与中国革命民族主义的勃兴相比实在太慢、太微不足道了。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极不公正合理的所谓现状中长期忍耐下去。
在马慕瑞眼里，国际条约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国际条约的任何修正，都必须经由缔约方的一致同意，对单方面修改条约的行为，无论它的理由多么充分，美国都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同情支持。他认为华盛顿体制为东亚和平稳定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一框架中中国才有可能保障自身的国际地位。日本参与这一国际机制来之不易，因此必须予以珍惜。然而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革命外交与美国的政策却极大动摇了华盛顿体制，并因此而使日本放弃20年代的协调外交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是咎由自取，美国政府也难逃其咎。
作为现实政治的信奉者，马慕瑞一贯强调国家间权势均衡，在看待国际问题时往往将秩序置于正义之上。他倡导美国以"现实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制定东亚政策,主张美国应着眼于东亚国际体系内部的均衡,而不仅仅注重国与国关系。他认为东亚权势结构失衡和日本的地缘政治困境是引发日本侵略扩张的根源。经济贫弱，政治四分五裂的中国应该成为美国东亚政策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瘠,极度依赖在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的原料来源和市场。战略上的脆弱性使得日本人生与俱来缺乏安全感。美国在华利益有限，华盛顿会议确立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优势使得美国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有效慑制日本。美国如果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对日强硬政策，就会迫使日本铤而走险，美国在东亚利益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届时美国还必须独自承担与日本交战的风险。那将意味着美国东亚政策的彻底破产。考虑到上述背景，美国在华利益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负担。就地缘战略而言，日本代表了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利益。美日两国曾经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美日两国经济具有较强互补性，日本历来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市场。两国在战略问题上也存在共同利益，都把苏联视为本国在亚太利益的主要威胁。倘若发生美日战争，美国即使战胜日本，也无法解决东亚权势结构失衡的问题，只能为苏联取代日本的地位打开方便之门。与日本相比，在经济上、政治上自成一体的苏联无论国力还是意识形态，将是更可怕的对手。日本崩溃后，中国更有可能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将不信任和敌意转向取代日本成为地区头号强国的美国。至于日本，如果因战败而导致国内秩序瓦解，将会发生革 命，并成为东亚的无赖国家。到那时，东亚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马慕瑞认为从全球背景和长远利益考虑，美国断然放弃起在华利益亦不足取。示弱 只会损害美国信用和威望，甚至还会招致日本的蔑视并诱发日本进一步的挑战。尽管就当前形势而言，美国在东亚难以有所作为，但历史上不乏出人预料的变局。也许有那么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就会超过日本。美国绝对不应该采取从远东撤退的政策，放弃目前的支持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原则立场。
美国所能做的只有第三种选择：在坚持美国东亚政策的一贯原则的同时保持低调， 争取打消日本的猜忌和敌意，同时保持行动的自由。他深信能使东亚恢复均衡并有效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曾经包容了日本的华盛顿体制。考虑到苏联极有可能成为日本争夺东亚的主要竞争者，更由于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存在严重内在缺陷，面对中国人民的持续的消极抵制，日本很可能在征服、控制并剥削中国的过程中耗尽自己的资源，要么被迫从中国撤退，要么土崩瓦解。马慕瑞预计时间并不在日本这边，因此上述政策也许能取得成功。
我们看到，作为强权政治时代的美国职业外交官，马慕瑞在分析东亚事务时表现 得眼界极其狭窄，他的思想也远远落后于时代。他对中国革命民族主义者抱有几乎不加掩饰的厌恶乃至敌意，对于中国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发动、组织群众，实行社会、政治革命，完成国家现代化的手段完全不能理解，缺乏起码的同情。他僵硬坚持所谓国际法立场，混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本质区别，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缺陷来否定它的历史合理性。他似乎忘记了国际关系史的一个基本常识：一个极其缺乏正义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为国际社会带来长治久安的。
马慕瑞绥靖日本的建议因与国务院的观点相左而被束之高阁，在当时并未产生什么 影响。30年代美国东亚政策未能实现抑制日本扩张、预防美日战争的目标。考虑到当时错综复杂的全球和地区形势，考虑到美国有限的对外政策资源和国内状况，美国并不具备有效干预东亚事务，塑造符合其利益的地区格局的能力，无论决策当局是否采纳马慕瑞的建议，美国在亚洲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马慕瑞提交报告后不久，中日全面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及朝鲜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似乎应验了马慕瑞当年的预言，报告的重要性开始逐步显露出来。每当美国的东亚政策来到十字路口时，就总会有人想起这份报告，并从它提供的思维框架中汲取精神养料。57年过去了，亚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冷战终结后亚洲国际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时期，美国也面临重新定位自己在东亚的地位和角色的考验。报告此时的编辑出版对于我们理解美国的政策走势应该有所裨益。
how the peace was lost: the 1935 memorandum-developments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prepared for the state department by 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rthur waldr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