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发布 | OAH2023主席演讲《直面危机：不确定时代的亚裔美国人史》

直面危机：不确定时代的亚裔美国人史

文 | 李漪莲（Erika Lee）

今天，我们在加布列莱诺/通瓦（Gabrielino/Tongva）人祖传且不可分割的领地上相聚。这片土地也是他们的邻居丘马什人（Chumash）、塔塔维亚姆人（Tataviam）、基塔内穆克人（Kitanemuk）、塞拉诺人（Serrano）、卡惠拉人（Cahuilla）、库梅亚伊人（Kumeyaay）和奎查恩人（Quechan）等民族的祖传领地。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承认，原住民从未自愿放弃他们对领土的管理与合法要求，这些诉求也没有在法律上被取消。我们向这些部族的成员和长者表示敬意。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们仍然是这些土地、河流系统以及圣巴巴拉海峡的水域和岛屿的管理者、看护者和捍卫者。

伴随着明天在日裔美国人国家博物馆的活动，我们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2023年年会即将进入尾声。我要感谢哈吉尼·塞尔比（Hajni Selby），克里斯蒂·泰勒（Kristi Taylor），还有其他的学会会员，以及今年年会的议程制定委员会与当地资源委员会（Program and Local Resource Committees），感谢他们组织了一个如此非凡的会议。还有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执行主任贝丝·英格利希（Beth English），感谢她杰出的领导。我很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工作。

这次会议的筹备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我想从它的起源故事开始分享。2020年5月底，我收到了来自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工作人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他们告知我，是时候开始考虑2023年的年会了。当时正值新冠疫情封锁的初期，我开始着手思考，应该制定一个怎样的会议主题，以及如何召集一个议程制定委员会，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当下困扰我们的多重危机：大流行病、不完善的医疗体系、气候变化、以及政治极端主义。

几天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离我家三英里的地方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杀害。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和我的家人也参加了抗议活动。在南明尼阿波利斯的卡普食品店 （Cup Foods market）外开始的抗议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全美估计有2600万人参与其中。

随后，当我正式回复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邮件时，我确信，这次会议不仅应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危机，而且应当帮助我们直面它们。我希望继续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现在已经是前任主席）乔治·桑切斯（George Sánchez）和菲利普·德洛里亚（Philp Deloria)先前的努力——他们致力于为我们提供有关过去与当下大胆而理智的推断。

为了使这个愿望变成现实，我联系了三位历史学家、知识领袖和公共学者，他们与我分享着相同的决心和愿景。我们都认为，历史可以也应当为当下的关键问题提供借镜并影响变革——他们是凯利·利特·埃尔南德斯（Kelly Lytle Hernández）、凯莎·布莱恩（Keisha N. Blain）和格里·卡达瓦（Gerry R. Cadava）。他们慷慨地同意与我共同主持议程制定委员会。

随后，我们召集了一个“梦之队”以作为我们的委员会成员——他们多样化的研究、教学、专业服务和公共工作，反映了历史学专业的最佳水平：他们是凯瑟琳·贝卢（Kathleen Belew）、蔡卡尼·布朗（Tsekani Browne）、小胡里奥·卡波（Julio Capó Jr.）、卡尔利·古德曼（Carly Goodman）、莫妮卡·穆尼奥斯·马丁内斯（Monica Muñoz Martinez）、吉恩·奥布莱恩（Jean O'Brien）和卡尔·苏德勒（Carl Suddler）。还有由斯蒂夫·阿隆（Steve Aron）和乔治·桑切斯主持的杰出的当地资源委员会。

当凯利、凯莎、格里和我在2021年的冬春之交开始正式拟定会议主题时，美国正经历着更多重的危机：持续的警察暴力、疫情对黑人/原住民/拉丁裔/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社区的不成比例的影响、1月6日“国会山袭击事件”对美国民主的攻击、反亚裔种族主义和暴力，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山火、西南部的旱灾、以及东南部的飓风等。

鉴于2023年春天我们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后疫情”的现实，我们体认到，这将很有可能是自2019年以来第一个完全面对面的会议，它将评估美国近年来经历的许多转型和变革。于是，我们很快确定主题应当围绕“历史学家在解释和应对当下争议和危机中的角色”展开——我们一开始的主题确实有些令人沮丧，其中就包括“最后清算：如何在世界末日书写历史”（Reckoning: How to Make History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们最终选择了“直面危机：不确定时代的历史”作为我们的主题。我们想重新思考各分类和主题的“确定性”，以及思考它们是如何被定义与挑战的。我们也希望批判地检视“危机”的框架——在提案征集（Call for Proposals）中，我们解释说，永久性危机状态有可能成为新常态。我们承认，持续不断的危机一直在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只有少数人的社会地位能给他们带来些许的安慰和缓解。我们写道，即使疫情消退，“也很难想象...未来的世界将摆脱过去一直困扰我们的动荡、不安与不公。”

我们特别希望把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与教学作为当前反对虚假信息之战的必要武器。我们呼吁历史学家“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危机的根源，以及历史如何提供思维方式，以帮助我们超越它们。”我们还指出，我们的主办城市洛杉矶是一个完美的环境，既可以展现美国的这些危机，也代表了“人们为创造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所展现的非凡创造力。”

在我们相聚于洛城的这段时间里，你们回应了我们的呼吁。你们以杰出的学术研究、尖锐的问题意识、以及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改变了我们研究美国历史的方式，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

想必无需提醒，在座的各位也一定知道，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

自2021年1月以来，美国已有44个州提出了法案或采取了其他措施，限制在美国历史中对种族、性别和性取向加以讨论。这其中就包括德克萨斯州，那里的立法机构禁止教授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删除书籍和课程中探讨性取向和LGBTQ（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的经验，针对跨性别青少年的法律也被删除。

佛罗里达州2022年的《制止唤醒法案》（“Stop WOKE Act”）广泛地限制多元化和反歧视倡议，以及关于种族的教学。该州的《不说同性恋法》（“Don’t Say Gay Act”）禁止在佛罗里达州的K-3公立学校课堂上提及性别或性取向。另一项禁止在学院和大学推广多元化、公平性、包容性或批判性的种族理论与言辞的法案，正在州立法机构中审议。

这些州并非个例。2022年，相较于前一年，试图限制种族、性别、美国历史和LGBTQ+身份在K-12及高等教育中的教育禁令提议增加了250%。根据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一份新报告，在2021-2022学年，全国32个州的学校实施了超过2,500个不同的书籍禁令。我们听到了来自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可怕故事，那里的教师面临有组织的攻击和课堂监视。几个月前，佛罗里达州拒绝了高中关于非裔美国人研究的大学预修课程，声称其“缺乏教育价值”。

与此同时，美国人正被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淹没——各种事实，从公共卫生到我们国家的过去，都被歪曲以推进右翼的政治目标。正当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历史借镜时，历史教育和人文教育正急剧下降——美国历史协会（AHA）的报告称：“2020-2021学年教授职位招聘广告，是本会自1975年开始记录以来最少的一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报道称，人文研究的支出仅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经费的0.7%。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后果。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或对历史的定义存在误解。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能够通过美国公民测试。在由美国历史协会和菲尔莱狄更斯大学（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共同进行的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堆名字、日期和事件。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呢？

我们当然可以从过去历史的斗争中吸收教训。许多学者提醒我们，我们一直在辩论课堂上应该教授什么、不应该教授什么。这是因为历史教学不仅仅是关乎过去发生了什么，它还受到当下社会关切的影响，包括谁拥有或没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与资本——这种筹谋在我们的课堂、教科书、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中得以体现。这在我们如何编写和教授美国历史，我们如何定义美国、以及谁被视为“美国人”中被体现得更为明显。它将影响我们究竟是要维持现状、还是要呼吁变革。

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教训。对与奴隶制和反种族主义相关的书籍禁令存在已久，而对敢于教授这些主题的反种族主义教育者的威胁也长期存在。但是，正如贾维斯·吉文斯（Jarvis R. Givens）最近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裔美国人也践行着“隐秘教育”（fugitive pedagogy）的深厚传统，挑战了法律和传统的束缚。自奴隶制时代以来，非裔美国人在暴力的威胁下，通过秘密手段追求教育。教师们制定了创造性的策略，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下的审查制度和删除制度。他们创造性的传统，不仅揭示了教育的颠覆力量，也确保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知识传统代代相传。

我们也可以通过指出当前做法如何威胁美国教育来成为倡导者，而这也正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一直在做的事情。与其他组织一道，我们谴责限制某些学者和主题的教学的企图，并捍卫学术自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宣称，“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不是建立在有选择地描述过去的基础之上的，而是需要对历史记录进行批判性的检审和争论。”

让我也从我自己的亚裔美国人历史领域来进一步思考：如果当前试图消除和删改美国历史的努力继续蔓延，我们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反过来，当前的社会、公众和历史学家正采取怎样的努力，以帮助我们直面过去——后者的存在应当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们这些研究、写作和教授亚裔美国历史的人很清楚历史上在教材、课堂和公共场所是如何被抹去的。在最近的一次在线调查中，当参与者被要求说出一个著名的亚裔美国人时，最常见的答案是“不知道”。尽管有相当大比例（12%）的人声称他们了解一些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但他们提到的要么是文化节日，要么是作为食物分类的“亚餐”，要么是在亚洲发生的事件。即使被提示如1882年的排华法、9/11后对南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和宗教成见，或1982年的陈果仁谋杀案等具体事件时，大多数受访者也承认，他们对这些事件“完全不了解”。

对美国所有50个州的K-12历史课程标准的最近调查发现，亚裔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18个州没有包括任何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内容，7个州仅包括一个。研究者还发现，当亚裔美国人被包括进来时，他们要么主要被描述为几乎没有能动性的受害者，要么被描述为对这个国家几乎没有贡献的新移民。只有极少数课程标准将亚裔美国人描绘为民权活动的“变革推动者”。

亚裔美国人历史的抹去和隐形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的K-12课堂中，它也发生在这里——我们的学术研究之中。在我们历史专业的大部分时间之中，亚裔美国人历史要么完全缺席，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从我们过去的主要文献和叙述中剔除。我们的一些主要学者，甚至这个组织的主席，都认为亚裔美国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美国历史是分开的，而且在进程上与美国历史主线无关。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才首次发表了关于美国的亚洲人的历史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历史学家陈素贞（Sucheng Chan）才能够断言，新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历史学家终于能够将亚裔美国人的经历，恢复到“其在美国历史中应有的地位”。

在学术界和我们的K-12课堂中对亚裔美国历史的忽视也伴随着我们公共空间中亚裔美国人历史的消失。

就在我们今晚聚集的地方几个街区外，是美国历史上最残忍和暴力的事件之一的发生地。在那条现在位于市政厅阴影下的街道上，1871年10月24日晚，一群暴徒杀害了十九名华裔男子。其中三人被枪杀，十五人被绞死，另一人因伤势过重死亡。

1871年的华人大屠杀是加州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华人事件，也是现代洛杉矶历史上最大的大规模杀戮，更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集体私刑之一。但在过去的150多年里，它在历史记录、我们的集体记忆和公共空间中大都被抹去。我们可以从这种不可见性中吸取教训。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当地社区和历史学家今天正在进行的工作中汲取教益。

根据1870年的人口普查，洛杉矶镇只有5728名居民。在洛杉矶居住的172名中国移民在该地区虽然数量不多，但正在逐渐增长。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男性，这些人为了逃离中国南部的贫困、饥荒和内乱而来到美国，他们是在1869年完成的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中被招募的一万名中国工人的一部分。

洛杉矶的第一个唐人街大约位于今天的主街（Main Street）和庙街（Temple Strett）交汇处。大多数华人住在拥挤的土坯商店和公寓里，这些公寓位于从亚凯迪亚街（Arcadia Street）和洛杉矶街（Los Angeles Street）到旧洛杉矶广场的一条未铺砌的道路上。现在这里是洛杉矶城历史纪念区（El Pueblo de Los Angeles）的东南角。这片区域曾经是洛杉矶一些上层西班牙裔加州人家族（Californio）的家园，但这片区域早已失去了它的典雅，被认为是城里最糟糕的地方。那里住着工薪阶层的华人、非洲裔美国人、原住民、白人和墨西哥人及其家族。中国区的主要街道的名字，Calle de los Negros（黑人街），或洛杉矶的白人称之为Negro Alley（黑人巷），反映了这个空间的种族化和隔离化的特点。
 

据洛杉矶报纸的报道，华人大屠杀始于当地的一场纷争。1871年10月23日上午9点半左右，在黑人街的北端发生了枪战。两名华人男子拔出了左轮手枪，他们被认为是为争夺一名女子而打架的敌对帮派成员。他们被捕了。第二天，报纸上充斥着关于唐人街发生的肮脏事件的色情报道。这些描述的特点是耸人听闻的刻板印象、夸大其词，以及关于妓院、暴力帮派成员、以及藏在华人经营的商店里的大笔现金的谎言。

第二天晚上，当地警察在附近的酒馆喝酒时，听到了来自唐人街的枪声。街道中间，几名华人男子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其中一个已经死亡。一名警官抓住了其中一名枪手并开始带着他走上街头。枪声继续响起，警官受伤。此后，事情迅速发展。农场主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和另一名警察“开始向那些中国洛杉矶居民居住和工作的房屋里不加区分地开枪”。汤普森遭到了“从其中一座房屋内射出的大量枪火”的袭击，并受到致命伤害。

最开始造成混乱的华人枪手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地区。留在唐人街的居民都是一些无辜的工人、商人及其家庭。市警长弗兰克·贝克（Frank Baker）和郡警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urns）赶到了现场。晚七点，罗伯特·汤普森因伤势过重死亡的消息开始传开，同时传出了“华人正在大规模杀害白人”的谣言。随后，洛杉矶居民开始涌向唐人街，一家报纸后来这样描述：“他们被血的味道激怒了”。

最终，一群大约500人的暴徒在街上徘徊，其中大部分是英裔和墨西哥裔——他们几乎占洛杉矶人口的10% 一些中国移民逃到附近的葡萄园和橘子园。有些人被同情他们的白人邻居藏了起来。但还有很多人留了下来，其中包括躲在黑人街的科罗内尔（Coronel）大楼里的不少人。

暴徒很快变得不受控制。市警长和郡警长都未能恢复秩序，他们的行动甚至使事情变得更糟。他们决定授权人群中的一大群男子围住整个街区，下令“击毙任何试图逃离其房屋的华人”。很快，“任何华人在街上出现或被看到都是不安全的”，一个警察后来解释道。

科罗内尔大楼周围的人群中挤满了手持手枪、猎枪、小刀和绳子的人。由于无法控制人群，市警长和郡警长都放弃了这个地区。市长克里斯托瓦尔·阿吉拉尔（Cristobal Aguilar）当晚也骑马进入唐人街，然后迅速离开。其他警察没有进入街区，也没有驱散聚集在那里的兴奋的人群。相反，他们在街对面眼看着恐怖的事情发生。

就在此时，暴徒们拔出武器准备杀人。一位目击者回忆说: “几乎每个人的手都在摸裤子后面的口袋，然后一把手枪被拔出来，扣上扳机，朝华人开枪，用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短。”“把华人赶出城市”的呼声，伴随着“全美所有的华人都应当被绞死”的声明不断传来。首先加入暴徒行列的是市议员乔治·法尔（George E. Fall），他发现一名华人男子试图逃跑，并用一块木板袭击了他。

当华人移民在科罗内尔大楼的家中和商店里避难时，武装分子爬上了屋顶，在上面切了个洞，并向下面蜷缩的人开火。他们射击门、窗户、以及任何一个“为华人的生命提供了机会”的开口处，一名记者如是说。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或者被人群抓住，拖着穿过街道，然后被吊死。大火被点燃，市议员法尔——也是一名“志愿消防员”——被看到让暴徒使用城市的新消防水龙头，迫使剩下的华人居民离开大楼。

晚上8:45，其中一个避难所的门被破开，一群人冲了进去。绞刑队带着他们的华人受害者四处穿行。一位目击者描述：“大量的市民正在射杀、吊死和屠戮华人。”女人和孩子们也呼喊着要见血。加利福尼亚历史学家休伯特·班克罗夫特（Hubert Bancroft）亲眼目睹了一个小男孩坐在一个已经吊有一个绞死者的绞刑架上，呼喊着要杀更多人，并帮助拉起下一个绞刑架上的绳子。

晚九点，洛杉矶市中心附近的三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吊着的华人受害者的尸体——有的发现于马车店前人行道上的一个木制遮阳篷上，有的发现于停在拐角处的两艘“布蓬马车”（prairie schooners）的侧面，还有的发现于排水沟、以及一个通往几个街区外一个木材场的大门横梁上。

到11点钟，一切都结束了。酒吧里挤满了庆祝的暴徒。在唐人街，居民的房屋和产业都成了废墟，高达3万美元的现金不翼而飞。18人被枪杀、殴打或绞死。三天后又有一人死亡。这些死者中没有一人和最初的枪击案有关。他们是厨师、洗衣工、音乐家，还有一位受人尊敬的草药医生，名叫 Chee Long Tong，或 Gene Tong，他曾为自己的生命苦苦哀求。另一个是十几岁的男孩。有些人被折磨和肢解。死者占该市华人人口的10% 。

一个验尸官召集的陪审团（coroner's jury）和一个大陪审团（grand jury）被建立来调查这起犯罪。1872年3月30日，八名暴徒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他们被关进监狱，但仅仅一年多后，加州最高法院发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声称这些案件由于技术性错误而存在缺陷。不到一个月，被判有罪的杀手被从监狱中释放。

逝去的生命与缺席的正义，华人大屠杀是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之一。但是，使这场悲剧雪上加霜的是，大屠杀的历史是如何被蓄意并且几乎完全抹去的。

在大屠杀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这一事件成为了国内外的头条新闻。令人意外的是，那些之前多次通过报道“华人移民之恶”的故事来煽动反华种族主义的当地报纸，也谴责了那个“毁灭和死亡之夜”、以及那些无辜受害者遭受的“大规模屠杀”，即使这些受害者正是“华人”。

虽说如此，很明显，洛杉矶媒体最感兴趣的是大屠杀会如何影响这座城市的公众形象以及推动当地经济和房地产繁荣。任何忏悔或悔恨很快就被一种想要忘记整个事件发生的愿望所取代。例如，仅仅在大屠杀发生一周后，《洛杉矶每日星报》(Los Angeles Daily Star)就略带宽慰地指出，加州的报纸“对我们最近发生的暴乱给予了明显的宽大处理”它预言，“除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外，不太可能真的有什么不良后果会因此而降临到我们的城市……它将很快被遗忘。”换句话说，《星报》是在为城市洗脱罪行，并鼓励其读者忘记整个事件——该报以身作则，似乎完全忽视了对被告杀人犯的审判，几乎没有对此报道。

随之而来的是将大屠杀从城市历史中蓄意抹去。1876年的一本名为《加州洛杉矶县历史概述》（An Historical Sketch of Los Angeles County, California）的出版物并没有提到大屠杀。1892年的《洛杉矶市目录》（Los Angeles City Directory）在其“洛杉矶市历史”中，关于大屠杀也只提到了一句话。

当大屠杀的早期历史记载出现时，他们常常将暴力谋杀的罪责归咎于华人受害者自己。他们强调在美华人的暴力犯罪本质以及他们如何威胁遵纪守法的（白人）洛杉矶市民，如何用他们的堕落污染城市，如何驱使暴民进行如此残忍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加利福尼亚的报纸也洗脱了洛杉矶领导人的暴力行为，坚持认为是“美国无赖”、“乌合之众”和不守规矩以及“野蛮”的外国人，如墨西哥“流氓”，爱尔兰“流浪汉”和法国“共产党人”对暴力和谋杀负有责任。

后来对大屠杀的解释确实更多地关注了助长19世纪反华运动的严肃原因和断层线，但他们往往将暴力归咎于经济冲突。他们说，白人工人害怕并厌恶与华人竞争工作岗位——这明显是使用一个长期以来为种族歧视和暴力行为辩护的错误论点。即使在今天，大屠杀仍被解读为一个地区性事件，与更广泛的美国历史叙事无关。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反思的那样，华人大屠杀通常只是加州历史上的一个“脚注”，或者被认为是“加州‘无法无天的边疆’时代的另一个例子。”

伴随着对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抹杀，还有物理上的抹杀行为：他们试图驱逐洛杉矶的华人并消灭唐人街本身——在1880年代，黑人街上的建筑被拆除，这条道路为现代的洛杉矶街道所取代。华人居民被强制迁移并重新安置在阿拉米达街（Alameda Street）的另一边，那里直至今天仍然矗立着“新唐人街”。

在洛杉矶的华人也是反复暴力、骚扰和纵火的目标。据报道，在1886年10月24日、1887年6月25日、1887年7月24日和1887年10月10日，有人企图烧毁唐人街。当地卫生检查人员宣布唐人街是一个“腐烂的地方”，并确定该社区和所有华人都对“合法的”、即白人居民构成危险。反华工人党洛杉矶分会控制着市议会，试图通过歧视性税收迫使华人商人破产。

20世纪30年代，唐人街的居民再次流离失所。当时这个街区被征用，作为1939年建造的联合车站所在地。到1955年，洛杉矶原来的华人社区剩余的地标因好莱坞高速公路的修建而被夷为平地。旧唐人街的唯一遗迹是嘉尼尔（Garnier）大楼的一部分，它位于洛杉矶城历史纪念区内。这里原本是社区组织、商家和住宅的所在地，现在则是华美博物馆的所在地。

令人扼腕的事实是，华人大屠杀的历史仍深埋在我们的脚下。

那个在10月24日的枪战中首位被射杀华人的遇害地点，现如今是位于洛杉矶北部街道上的洛杉矶城历史纪念区停车场的一部分。洛杉矶的市政中心，其中包括法院、正义大厅（Hall of Justice）、洛杉矶市政厅和洛杉矶警察局总部，都是建在开始绞刑的地点上。洛杉矶购物中心，一个办公和购物综合体，建在了10月24日晚上另一组临时绞刑台的旧址上。

这段历史明确展示了，对1871年华人大屠杀的遗忘，为后续的歧视和暴力提供了契机。它让我们意识到，历史有助于对成员资格范围的界定，包括了谁应该在过去的历史记载和当下得到平等的对待。

这就是近期亚裔美国人历史和族裔研究的工作，其根源在于社区能动主义，它为如何恢复和改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种族主义与暴力的历史提供了一些指导。因为虽然我说1871年的华人大屠杀已经被遗忘，但我必须补充另一个重要的情况——洛杉矶的华裔美国人社区对此从未忘记。

在大屠杀之后，洛杉矶的华人社区筹集了1000美元来埋葬死者。1872年8月，该社区举行了第一次大屠杀遇难者追悼会。他们把博德里（Beaudry）大楼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庙宇。来自旧金山的道士在为期四天的仪式中带领社区民众为逝者的灵魂祈祷。直到1908年，华人社区仍在用这些道教仪式纪念大屠杀。

尽管这些纪念活动在20世纪初停止了，但大约十年前，一个由洛杉矶华人组成的小团体重新开始了纪念活动，并在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聚集以缅怀受害者。华美博物馆之友董事会主席阮桂铭博士（Gay Yuen）将这些早期的纪念活动描述为一个“家庭聚会”，参与者主要来自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和华美博物馆的成员。2001年，该博物馆在北洛杉矶街的人行道上安装了一个小铭牌，以纪念1871年的大屠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这座城市中该事件的唯一历史标记。

这些社区组织和其他类似的组织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族裔研究运动，当时的大学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为开设非裔美国人、奇卡诺人、美洲原住民和亚裔美国人的课程和研究项目而战。其中，天使岛移民站基金会是今年的“历史之友奖”得主，与华美博物馆一同被列为这些组织之一。我很高兴两位执行董事——爱德华·泰蓬（Edward Tepporn）和张耀龙（Michael Truong）今晚都在场。始终以来，由社区驱动的研究和学术工作都致力于质疑权力、追求变革性的正义，并与其他有色人种的社区团结一致。这也定义了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和亚裔美国人研究的方向。

亚裔美国历史学家也启发了研究和书写历史的新方法。盖瑞·沖广（Gary Okihiro）提醒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不是来自主流，而是来自边缘。“在他们争取平等的斗争中,”他写道，“亚裔和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妇女、男女同性恋者...帮助维护和推进了民主的原则和理想，从而使美国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加自由的地方。”他呼吁我们找到书写历史的新方法，包括书写“反历史”，把美国和世界上有色人种的历史联系起来，揭示他们如何“改变和变革了这个国家”。

同样，玛·王（Ma Vang）最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式来处理那些被从“官方”历史中排除、未保存在传统档案中的历史。她使用“逃逸中的历史”（history on the run）这一框架来描述那些抹去逃逸者故事的认知暴力，以及在历史研究中经常发生的持续性遗漏。但她也建议将这些未被官方纳入的历史视为一个知识的来源，并认真对待她所称之为“逃逸者的历史档案”（refugee archive）的中的故事、抗拒与具象化的知识。利用这类非常规的资料和认知方法，我们有可能呈现出那些曾被忽略或遗忘的独特历史。

近年来，持续由社区驱动的研究和行动主义，结合新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成果，重新定义了我们对1871年10月24日晚在洛杉矶发生的事情的理解。

我们现在认为1871年的华人大屠杀是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历史的核心部分。在此之前，加利福尼亚的土著居民在一个世纪以来先后经历了西班牙人、美国军队和白人定居者的暴力对待，然后是美国军队和白人定居者。这与从加州金矿地驱逐墨西哥人、西裔加利福尼亚人和非裔美国人的行动同时发生。这是整个西部华人社区被系统性驱逐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850年到1906年，有将近200名华裔美国人从尤里卡（Eureka）这样的小城镇和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被围捕。大屠杀加强了白人与非白人、外国人与公民之间的种族界限，并将亚裔美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一起归类为种族劣等民族。他们受到歧视性的法律，种族隔离，并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此外，大屠杀及其代表的反华种族主义和暴力驱使全国性的限制华人移民的运动。1875年，国会通过《佩奇法案》，禁止被怀疑为妓女的亚洲妇女和作为合同劳工被运往该国的亚洲劳工入境。国会最终回应了加州人和其他西部人的呼吁，通过了1882年的排华法，以保护他们免受所谓“中国人的入侵”。作为首个被通过的重要联邦移民控制法律，排华法以其前所未有的规模使排外合法化。它不仅将一个特定的群体排除在外，而且还帮助形成了现代的移民限制、国门管理、拘留和驱逐制度，这些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应用。

简而言之，华人大屠杀是一种变革性的种族暴力行为，对美国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种历史修正意义重大，不仅因为它帮助我们了解1871年发生了何事，也在于它影响了我们当今的选择和行动。近年来，由社区推动的研究和行动主义已经汇聚在一起，以重新审视美国种族主义和暴力的历史和现实。

社会活动家、学生和老师，包括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的许多人，都认为亚裔美国人的历史缺失在我们的课堂上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包括为无知、仇恨和暴力奠定基础。

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当作为重要成员和参与者的整个族群在美国历史上被抹去、无视或忽略，那么在当今的美国我们还是会重蹈覆辙。将亚裔美国人视作间谍、恐怖分子、不可同化的外国人或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开始主导了整个亚裔社区被看待和理解的方式。同样，如果没有对美国长期的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全面和诚实的评估，当代的仇恨犯罪经常被描述为随机和孤立的事件，而不是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表现。

这种情况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并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再次发生。当时美国一些最高级别的立法者反复使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病毒”或“功夫流感”来指称新冠病毒，并促使美国人将病毒归咎于中国。研究者发现，领导人们所推动的反华言辞与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事件的增加直接相关。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他的“中国病毒”推文被转发了数百万次，他们认为，他是“与大流行有关的反亚裔美国人言辞的最大散播者”，并激发了种族主义行为。当他发推文时，亚裔美国人受到了攻击。

自2020年3月以来，“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Stop AAPI Hate）追踪了超过11500起仇恨事件和暴力行为。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报告说，2021年，反亚仇恨犯罪增加了339% ，超过了2020年的记录。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发现，60% 的亚裔美国人报告说，在大流行期间，针对他们的种族主义有所增加。

在我们现今努力应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过程中，研究反亚裔暴力、以及亚裔美国人如何自我组织的历史，对于洞察种族主义的起源、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行动，都尤为关键。最近，一系列以公民和社区为基础的努力第一次开始纪念过去的事件和创伤。他们从“转型正义”这一领域汲取灵感，这是一种旨在帮助国家与过去的人权侵犯史相和解的方法。为了解决当今仍存在的不公，他们再次强调了历史的重要作用。

五个城市为其对华人移民的待遇道歉：安提阿、圣何塞、洛杉矶、旧金山和丹佛。但洛杉矶的情况特别重要，因为它为修复性正义提供了一个模版。

在2021年10月24日，华人大屠杀150周年纪念日，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Eric Garcetti）首次就大屠杀正式官方道歉。“因为我们需要说：我很抱歉，”他说。“我为这个城市献上抱歉。我为那些代表这座城市的官方代表及他们带来的暴力行为感到抱歉。我为发生的未受反思的暴力事件感到抱歉，这些暴行夺去了19位我们洛杉矶市民的生命。” 市政府在这次道歉后拨款25万美元为受害者建立一个纪念碑。而加利福尼亚州则拨款200万美元，在华美博物馆前建立一个致力于疗愈和反思的团结花园（Unity Garden）。

这座城市还通过其公民记忆工作组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公众宣传和社区参与计划。该小组成立于2019年，旨在检查该市的纪念碑和纪念碑的制作，成员包括35多名历史学家、艺术家、建筑师、原住民领袖、城市官员和其他人士。它的任务是思考“洛杉矶在珍视自己作为‘未来之城’声誉的同时，将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回顾过去、特别是那些忧郁的、或被埋葬的过去，并开发出一套公平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来制作和维护新的纪念碑。”

公民记忆工作小组在2021年发表报告时，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之一就是为1871年华人大屠杀的受害者建造一座纪念碑，包括在大屠杀现场和华美博物馆附近建造临时和永久设施。去年，该市邀请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和其他人士提出一个愿景和计划，为受害者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不仅要“讲述洛杉矶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最大规模的集体杀戮的故事，而且还要…传达一个更广泛、更普遍的信息。”

两个月前的二月份，洛杉矶文化事务部宣布了1871年华人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活动的六个决赛方案，同时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其中之一是一个对谈活动，将历史学家、文物保护者、社区组织和居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1871年事件的今日价值、以及对新老唐人街的当代理解。另一个活动允许决赛选手展示他们的设计，并参与关于公共空间、公民艺术、记忆与历史、以及当下有关排外、归属、反亚裔暴力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讨论。这些讨论明确地为评审小组的艺术家提供了评审参考。最终的选择即将被做出，我希望下次我们在洛杉矶相会时，我们的第一站将会是新的纪念碑和团结花园。

这些官方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市政府并不是唯一推动以新方式面对我们种族主义暴力历史的参与者。洛杉矶地区的学校和机构也在积极缔造创新和适时的教育项目和资源方面走在前列——其中的一些是受到近期实行的全州范围的“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毕业课程要求所推动，另一些则是在长时间忽略有关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教育后，对其进行的新“投资”和修正。

目前，由南加州公共媒体集团（KCET）、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地理项目，以及亨廷顿-南加州大学加利福尼亚与西部研究所（Huntington-usc Institute on California and the West）合作开发的“失落洛杉矶课程项目”(Lost LA Curriculum Project)上线了一个有关1871年反华大屠杀的多年级课程。比尔·德弗里尔（Bill Deverell）则共同协调了“唐人街历史项目”，该项目是一个“历史研究、创意网站以及增强现实体验，旨在重现原始洛杉矶唐人街的社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由凯伦·乌梅莫托（Karen Umemoto）领导的团队正在创建一个面向K-12学生和终身学习者的亚裔美国数字教科书。这些当地的创新举措呼应了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其他活动。现在，已有四个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通过立法，要求将“亚裔美国人史”作为毕业的要求之一。这一成就得以达成，仰赖在坐嘉宾中很多人的帮助。

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们需要组织、战斗和推动一系列运动。去年春天，我有机会与华美博物馆的阮桂铭、张耀龙和郑舒兰（Suellen Cheng）坐在一起，探讨近年来华美博物馆的工作。郑舒兰那天告诉我的一句话今天值得再次被提及: “我们斗争得很激烈。我们组织了起来。我们去了市政厅。”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也从下一代活动家——我们的学生——那里获得了灵感。我有幸与“让我们被看见”（Make Us Visible）组织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进行了交谈，该组织是一个由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立法者组成的联盟，主张将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研究全面纳入K-12课程。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经历过种族歧视。没有人在学校里学过亚裔美国人史。

18岁的“里约”，苏瑞亚·巴利加（Soorya“Rio”Baliga）告诉我: “公立学校系统本质上隐含着一种信息，告诉我‘你不重要; 这些白人才是值得学习的人。’这是有害的，会让你贬低自己。”当新冠大流行期间反亚裔种族主义和暴力开始增加时，像苏瑞亚这样的学生在全国各地被激励起来。他们组成小组，创办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并与其他有色人种的学生一起更广泛地反对种族主义。他们把历史看作是行动和改变的号召。

像这些学生一样，我们都要在这场反历史之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应该协作联合起来工作。当由历史学家、教师、学生、社区组织、策展人和图书馆员组成的团队一起工作时，我们就是强大的。

我们可以提高公众对历史研究、写作、教学和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的认识。我们可以激励其他人在我们的课堂上看到、感受和使用历史的力量——在我们的书籍、音乐、艺术、媒体和电影之中，也在我们的博物馆和公共空间之中。

我们可以发明新的方法来创造、保存和分享使美国历史不断民主化的进程，并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这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美好的明天。

本期编辑：北京大学团队

编辑：潘米奇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审：孟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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