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生而贫贱：美国底层社会的贫穷与愤怒

//内容简介

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调查记者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在书中记录了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的趋势，探求在“美国梦”已然破碎的现在，如何重塑美国社会。

马哈里奇在加利福尼亚州沙漠中的一个废弃加油站里发现了很多涂鸦，他意识到，对于20 世纪 20 年代的许多人来说，贫困既是现实，也是命运，一种从出生就注定的命运。加油站里用喷漆赫然写下的几个大字令他难忘：“生而贫贱”。以此为契机，在疫情、经济危机和社会运动即将颠覆美国既有秩序的背景下，马哈里奇沿公路驱车，探访受疫情冲击的底层民众。书中部分是原始回忆录，部分是调查性新闻报道，以及作者在美国各地拍摄的照片，进而帮助读者了解美国的贫困史和马哈里奇每天听到的人们的心声。在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动和经济危机时代，世界各地响起变革的声音，马哈里奇在其调查采访旅程中传递乔治•奥威尔和詹姆斯•阿吉詹姆斯·艾吉的精神，提出关于阶级、特权和“向上流动性”等概念的问题，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和社会亟需采取行动。从萨克拉门托到丹佛，从扬斯敦到纽约市，《生而贫贱》让读者敢于从那些最痛苦的人身上看到自己、正视现实，重新发现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作者简介

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1990年凭借其著作《他们的后代》（And Their Children After Them）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戴尔·马哈里奇几十年来笔耕不辍，调查报道美国底层人的生活境况，热衷于改善社会不平等问题。他曾是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的学者，并在亚多和麦克道威尔艺术家社区驻留创作。

// 编辑推荐

1.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全新力作。

2.作者沿公路驱车，对身处底层的美国民众进行跟踪调查，向读者展现贫富悬殊、种族歧视、阶层固化等根植于美国社会中的顽疾如何在疫情的冲击下集中爆发，讨论如何缓解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的趋势。

//目录

第一部分 生而贫贱

生而贫贱 004

饼和鱼 018

第二部分 加利福尼亚

蛇坑 028

岛屿 047

格里菲斯公园 055

希望淋浴 067

第三部分 内华达-亚利桑那

赈济美国 084

弗拉格斯塔夫的偏执狂 089

科罗拉多高原 097

第四部分 丹佛

爱的挣扎 108

黑人的命也是命 117

第五部分  肉类加工小镇

克里特镇 136

生活多美好 147

第六部分 扬斯敦

我正在下沉 164

第七部分 如果 20 年代是 30 年代

如果 20 年代是 30 年代 192

第八部分 纽约市

重新校准 212

致谢 / 231

//书摘

生而贫贱

2020 年 3 月到 6 月是我多年来最黯淡的时光，当时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靠近海滩的地方。我认为，那段时间比 1968 年还要灰暗。我们知道，在那一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Kennedy）先后遇刺身亡，许多人的梦想也随之黯然终结。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最近，我们都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故事，但我的疫情故事相当不同寻常。因为我是少数比较幸运的美国人之一，能够借助 Zoom居家办公。我不需要成为零工经济的一员，也就是说，我不必去开优步（Uber）或来福车（Lyft），无须去做 DoorDash的外卖员，也不用去做联邦快递（FedEx）、亚马逊（Amazon）或UPS 快递公司的司机，更无须祈祷在临时救济金花得一干二净后，能够重新找到工作。我们这些白领人士倾向于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和我们的情况完全相同。但这有点想当然了，因为白领人士中的大多数从来不和工人阶级互动。我的一位女性记者朋友认为，要渡过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样的危机，我们每个人手头上都应该有 5000 美元现金。如果我们的预算能够支付得起，可以加倍。虽然她说这些话时并无恶意，但她对 3 亿多美国人的生活显然缺乏了解。她的这一番话是对一家大型出版社的记者说的。然而，就在她说出这番话的一年前，美联储发布的报告显示，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最好的一年，仍有 40% 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银行存款去“支付 400.19 美元的额外开支”。

去加利福尼亚州之前的那一年的年初，我居住在纽约市，与平常一样从事教学工作。2020 年 2 月底，我病了一场。起初是剧烈的头痛和长时间断断续续的睡眠。后来，我连坐在椅子上都很费力，腰部疼痛难忍。我曾猜测是拉伤，但后来怀疑是肾部感染，因为此前我身边有几个人生病。我不相信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原因是联邦政府官员断定，美国还没有出现疫情。很久之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抗体测试，第一次的结果显示可能是阳性，但第二次明确显示是阴性。测试花费了 50 美元。当时有几十种测试方法，但大多数都不可靠。我告诉自己，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不过，也许我没有感染。我们缺乏全国的统一领导，处于一种在美国很典型的状态：我们被要求进行自我防护。政府发布的指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起初，我们被告知，口罩毫无用处。但后来又被告知，佩戴口罩十分必要。在曼哈顿，货架上的洗手消毒液和酒精被抢购一空。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想方设法找到了购买清如许（Everclear）牌 95 度烈酒的方法。我们的口号是“喝了清如许，万事皆不清”。我不知道这种烈酒是否还在出售。经过一番寻觅，我终于在位于百老汇的一家烟酒店找到了仅剩的两瓶。后来，我把酒倒进一只黄色的、体积较小的喷药瓶，随身携带，时不时喷在手上消毒。康复之后，我选择继续留在纽约，即使在被迫转为网上教学以后也是如此。当时的纽约，街道空空荡荡，不过还是能看到一些乞丐。距我的公寓不远，就是西侧市场（WestSide Market）。在那附近的一个人行道上，经常坐着一个失去双腿、又没有轮椅的乞丐，他总是伸手向路人乞讨。有一天，我从他旁边走过。也许是没有讨到多少钱，他看到我之后，用双腿的残肢和一只胳膊支撑着地面，像一只敏捷的螃蟹一样向我快速移动。他的另外一只胳膊尽力向前伸展，手掌也尽可能张得最大。他的眼神透露着急切和乞求，张开的嘴巴口水直流。第二天晚上，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我向朋友们发送了捷蓝航空（JetBlue）航站楼内空旷景象的照片。在和他们中的一个人的通话中，我说了一句陈词滥调：这是电影《僵尸启示录》（Zombie Apocalypse）的场景。我不禁要问，这是赤裸裸的现实吗？在那架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班上，总共只有 28 个人。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隔离。工作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家后院的小房子内办公。和许多美国白领一样，我们闭门不出。亚马逊、UPS 快递和联邦快递的投递员，源源不断地把货物送到房前的门廊，但我们只是透过窗户看着他们，并不与他们接触。

太平洋夏季时间 5 月 26 日（周二）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读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该报称，根据美国劳工部提供的数据，前一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 330 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时，美国股市大涨，道琼斯指数上涨大约 300 点，标普 500 指数创 11 周新高。彭博社（Bloomberg）发表评论称：“投资者推测疫情对经济打击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因此他们重新入场，积极购入风险资产，进而导致股价上涨的时间早于市场预期。”那一天是（倒）垃圾日。看完报纸，我离开小屋，到行车道的尽头去取装有轮子的黑色塑料垃圾桶。当我拉着垃圾桶，转过屋角，顺着斜坡向下面的街道走去时，我注意到，在一个装可循环利用垃圾的蓝色垃圾桶旁边，有一男一女两个人。那个垃圾桶里面的垃圾还没有被清运工运走，而他们两个人正在里面翻找东西。当他们抬头看到我时，两人都面带负罪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景里，因为他们衣着得体、整洁。“我从来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垃圾桶里找东西换钱。”鲁迪·里科（Rudy Rico）告诉我。“但你总要吃饭。”我说。接下来，是尴尬的沉默，好在附近一棵皇后葵上的一只嘲鸫叫了起来，帮助我们化解了难堪的局面。鲁迪以前是一位园林设计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他下岗。

“我们当时和我的妹妹住在一套房子里，但她后来得了严重的肝病。医生告诉她，她房子里的其他人必须搬出去。”鲁迪说。

由于失业救济金的发放速度缓慢，鲁迪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Christina）面临两难的选择：每次失业救济金到手之后，是存起来一部分，过一段时间以后支付疫情以来一直没有支付的房租？还是偿还购买汽车的欠款？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在那个时候，汽车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把汽车停在路边，每天晚上在不同的街道停车和睡觉，以便躲避警察。他们还发现了海滩上的一处公共卫生间，于是就喜欢待在附近。我的垃圾桶里装着一些苏打水和啤酒的空瓶子和易拉罐，还有一些硬纸板。“这些东西大概值 3 美元，”鲁迪说，“相比而言，我们过得还算不错”。但他们在垃圾桶里翻找一天，也只能挣 50 美元左右。“我不想不劳而获，也不愿意贪得无厌，我只留下这些易拉罐。”鲁迪边说边拍打装着失业救济金支票的口袋。“不过，我需要保住我的车。”他们夫妻俩都已经 55 岁，结婚 37 年了。他们说，或许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无家可归，甚至在鲁迪重新上班之后也会如此。“搬回公寓居住，需要 3000 美元。”鲁迪说。

他们捡垃圾的时候，经常会遭到一些富人的训斥。克里斯蒂娜告诉我，当她看到我从行车道走下来的时候，她猜测我也会那么做。

“有些人怒气冲天。”她说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们创造了不断变化的、关于生活的叙事。这并不是说，我们像兜售捏造的政治叙事的政客一样，向其他人推销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是向自己推销自己，以便应对几十年来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并弄懂其中的意义。对于我在俄亥俄州（Ohio）的孩提时代，我有这样的叙事：我的父亲饱受战争创伤，脾气暴躁。他梦想成为老板，日进斗金。白天，他在很远的一家工厂上班；夜晚，他则在地下室里的大型铁制机器上打磨钢铁工具，那是他的副业。在青春期之前，我就开始在地下室和他一起干活了。有一次，我父亲差点被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撞死，几个月都无法行走。我年龄尚小，或者说作为车工，技术不够熟练，因而无力挽回父亲的副业。我的母亲是校车司机，她经常从教堂为我们全家带回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捐赠的食品。在这样的叙事中，我的生活充满恐惧，因为我确信，长大之后我将会成为一名蓝领工人，生活艰难坎坷，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我刚刚 20 多岁的那段时光，我有这样的叙事：我当时把自己称为“作家”；作为克利夫兰（Cleveland）几家报社的特约记者，我风雨无阻，骑着雅马哈摩托车，去报道学校理事会的会议和市政会议。我骑行的范围是几个郊区，那些郊区呈半圆形，边长大约 30 英里 。我之所以那么努力，是希望依靠写作来摆脱做工人的命运，逃离工厂。我当时在一家塑料加工厂上班，具体工作是用车床加工轴承隔离圈。其实，我当时还不是一位作家，我只是撒谎称自己为作家而已。尽管我在《克利夫兰诚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和其他多家报纸发表的署名文章越来越多，但我仍然是个“冒牌货”。1980 年，我开车到西部寻求发展机会。起初，我居住在我的“达特桑”（Datsun）皮卡里，给多家新闻编辑部打电话，希望能找到工作。当时，我事实上已经无家可归了。然而，我的叙事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我最终在萨克拉门托 （Sacramento）的一家大报社谋到了职位。当我接近 30 岁时，我成了一名蓝领“作家”，这一称号是一名编辑“授予”我的，我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这一称号。

我的中年时期的叙事是这样的：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上，与著名乡村音乐歌手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握手；在田纳西州（Tennessee）首府纳什维尔（Nashville）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交谈；与众多名人雅士共进午餐，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导演、制片人和剧作家威廉·弗里德金（William Friedkin，在比弗利山庄）；演员罗杰·斯特劳斯（Roger Strauss，在纽约）；在做广播节目前，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在奥克兰）闲谈；与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一起潜入俄亥俄州扬斯敦（Youngstown）的一家废弃钢铁厂——希望不会被警卫抓到和投入监狱。我还和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共进晚餐，其中包括记者、作家、“新新闻主义”开创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我们曾邀请他在斯坦福教学），歌手布鲁斯·库克本（Bruce Cockburn，在纽约），作家、历史学家、播音员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在芝加哥）。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海湾地区的一家剧场的后台，我与刚从化妆室跑出来的歌手克里希·海德（Chrissie Hynde）撞个满怀。稍后，我又与音乐家兼歌手贝克·汉森（Beck Hansen）站在一起。在曼哈顿上东区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我有幸与之会面的名人包括演员乔治·斯特凡 诺 普 洛 斯（George Stephanopoulos）、 编 辑 爱 丽 丝· 梅 休（Alice Mayhew）、揭穿水门事件丑闻的两名《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之一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作家肯·奥莱塔（Ken Auletta）以及演员查理·罗斯（CharlieRose）。上述人物当中，大多数我都不是真正熟识。除了布鲁斯和斯塔兹，其余的人中，大多数我都没有再见过面。我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杰出的客座教授，后来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终身教授。对于上述场合，虽然我身处其中，但我对自己的任何头衔以及当时的场景都无法很好地适应。事实上，我与他们在一起，感到非常不适。虽然我不再是那个蓝领青年，也不再是那个蓝领“作家”，但我同样也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教授，尽管我的头衔确实如此。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冒牌货”，在每个地方都是这样。换句话说，我感到无所依归，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想起了博尔赫斯（Borges）对记忆的描述，那是他父亲的经验之谈。“‘如果我今天白天回忆早上发生的事情，那么，我就会得到自己早上看到的景象。然而，如果我在晚上回忆早上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真正回忆的不是第一个景象，而是记忆中的第一个景象……’然后，他用一叠硬币进行了说明。他把一枚硬币放在另外一枚上面，说：‘现在，第一枚硬币，也就是最下面的这枚，我把它比作我童年时代对我家房屋的印象。第二枚是我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对那座房屋的印象。第三枚是另外一个记忆，依此类推……每一个记忆都会有失真，哪怕失真程度或许不大。’”

我们的叙事就像那些在桌子上垒起来的硬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创造叙事，导致最上面的那一枚硬币给我们的生活下了定义，但这个定义似是而非。到 60 岁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谁呢？时光飞逝，我遇到无家可归的鲁迪和克里斯蒂娜的那天上午，与我在克利夫兰的青少年时期已经相距遥远。然而，在我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内心的某种感受将垒在上面的硬币一扫而空，让我瞥见了最下面的那枚硬币，尽管那只是转瞬即逝的一瞥。那个在圣迭戈（San Diego）的夜晚，我反复播放着我见到鲁迪夫妇时录制的录像。躺在床上，我一直想着他们的事情。他们让我想起了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遇到的工人阶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似乎短期内难以结束。我们可以拉平感染曲线，避免病例集中暴发。这样的话，联邦政府的相关部门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制订计划。然而，那些部门从来没有制订过计划。按道理说，民众应当隔离。不过，隔离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两年？我们目前的状况与僵尸电影一样恐怖，甚至创造了新的“典范”。然而，我们对目前的疫情防控规则一无所知。例如，是否允许出去游玩呢？

偶遇鲁迪和克里斯蒂娜的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了沙漠地区。她开车把我们从沿海地区带到了荒凉、暗褐色的山区，路边的指示牌布满了弹孔。我们从高处行驶到了干涸的谷底，四周到处是三齿拉雷亚灌木（石炭酸灌木）丛。忽然，一座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度假村映入了我们的视野。那里生长着一簇簇高大的扇形棕榈树和原生柽柳，远远看过去就像沙漠里的绿洲。像这样的位于沙漠的度假场所，一定是普利策奖得主、演员、剧作家兼导演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喜爱的地方。更加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是，当一位戴着口罩的前台工作人员给我们办理入住手续时，另外一位此前一言不发的服务人员从旁边走过来，用电子体温计快速照射我的额头。度假村里有许多红瓦小屋，但客人寥寥无几。事实上，我只看到了一对夫妇在度假村里散步。然而，我们每个人仍然都戴着口罩，我还不时掏出随身携带的喷药瓶，用“清如许”酒精消毒。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们两人去了度假村的游泳池。那个游泳池位于较低的位置，宽敞空旷，池水泛着蓝色。相比之下，天空的颜色比池水还要蓝。然而，我们在那里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摘下口罩，在浅水区来回击打着皮球。第二天中午，当我们开车离开时，一座废弃的加油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因是它正面的外墙上有一面喷涂的美国国旗，但颜色几乎已经褪去。

我的朋友问，是不是应该停车，下去拍一些照片。“不，光线太强，拍不出好照片。”我说。由于那面美国国旗面朝东方，所以拍照片的最佳时间是早上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当然，傍晚也不错。当她转过弯，开始加速时，我想，让光线见鬼去吧。于是，我突然喊道：“停车！”我的朋友把车停到路边，车门关上的声音在沙漠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我们两人站在那里，观察着那座建筑物。我确信，如果摄影大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来到这里，他一定会多拍一些照片，我的老友迈克尔·S. 威廉森（Michael S. Williamson）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当从前门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正好面对着一张半遮着后窗的胶合板，上面涂鸦着几个大字：“生而贫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