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学术综述
一、美国外交史与中美关系史
美国外交史与中美关系史历来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次年会共收到这方面的论文29篇，内容涵盖美国外交与文化、美国外交传统、美国对外战略、美国外交决策、美国对华政策与远东战略的演变等。
美国外交中的文化因素是近来中国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美国例外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在美国政治家和民众中间广泛存在的美国与其它国家不同并优越于其它国家的思想和观念，它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通过历史文化遗传的方式成为美国人自我认知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塑造了美国的外交风格：即美国人相信美国在国际上的目标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自认为是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力量；美国文化具有自省意识，可以在国际行为中担当正义的捍卫者和公正的裁判人；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和普世性的，应为整个世界所效仿。南开大学王晓德教授对全球“美国化”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美国化”只是表明一种“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强大攻势，不会由此改变文化传播的双向本质，更难导致其他文化被动地趋向一个所谓的“美国化”的世界。“美国化”可能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改变东道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但只要“美国化”中包含着文化互动与当地文化借鉴和吸收其中有益成分的积极方面，就不会对当地文化的发展起着一种完全消极的阻碍作用，自然也就不会从根本上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构成威胁。中国向世界的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美国化” 不可能“化”去支撑中国文化的本质方面，中国文化反倒会把美国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化”入其内，而且也会以自身的独特优势对美国和世界发生积极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刘国柱教授以肯尼迪政府成立的和平队为实例，指出通过和平队志愿者在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基层所从事的各种工作，博得了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和平队以一种不用枪炮、不用高压政治、甚至没有赢利动机的方式，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并传播了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昆明理工大学王庆奖教授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文化的特性，认为美国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民主性，这种民主性不仅与后现代主义吻合一致，而且还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识别性特征之一。北京外国语言大学孙有中教授介绍了美国学术界所界定的美国研究：“旨在促进从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解美国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的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认为美国研究的跨学科性在研究方法与资源共享的专业建制这两点上，值得中国的美国研究者借鉴。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指出，美国的历史资源相当短缺，只能依靠所谓“美国理想”、“美国梦”的意识形态，强化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支撑它的外交体系。美利坚文化既是本土文化，又是外来文化。如宿命论、对民主和权利的理解，就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这些东西扎根于开国之初的政治家的头脑当中，并扩展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美国决策者在决策时无不受这些思想的支配。
对已经形成共识的美国外交传统，这次会议有代表提出了异议。南京大学博士生储昭根认为单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种传统，早在华盛顿告别演说之前美国就实行了单边主义外交，如独立战争中美国单方面与英国媾和。华盛顿告别辞中体现的与其说是孤立主义，不如说是单边主义，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想要隔离于世界事务是不可能的。二战后美国致力于创建的国际制度，从来都只是用来束缚其他国家的行为，而不是美国自己。这种国际秩序只能是美国霸权而不是多边主义。冷战后，美国外交虽带有多边主义色彩，但本质上却是单边主义的。因此，单边主义是美国外交始终不变的主线，美国外交围绕这个主线上下波动，只有单边主义波峰、波谷的区别，却不会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转换的可能。淮阴师范学院杨春龙副教授认为，自由主义与清教使命观的结合以及美国民主自由观念本身具有的扩张性特征，是威尔逊反对孤立主义和倡导全球扩张的重要动因。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既是威尔逊否定传统国际政治观念和新型人民革命外交思想的基本依据，也是其新世界秩序观和各种主要对外政策主张的基本依据，更是20世纪美国世界霸权理论（“世界领袖论”）和全球扩张战略的理论工具。
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探讨了美国核战略基本原则的形成，指出罗斯福政府最初确定的相关原则，显露了美国战后主导核武器和原子能开发的战略意图。杜鲁门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对原子能开发实行法治管理、保持美国的核垄断和美国倡导下的国际监督与控制原则，这些原则既衍生了大规模报复和有限核战争战略思想，也为美国与苏联展开核军备竞赛提供了制度保障，还促使美国向盟国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更构成了美国在全球贯彻防止核扩散战略的起点。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认为，遏制战略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它包括三个层面：位于顶层的是遏制战略；第二层是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文化战略以及隐蔽行动战略等分类战略；第三层是子战略或曰具体战略，如威慑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等。遏制大战略体系对促使苏东裂变、冷战结束发挥了巨大作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高金虎副教授认为，1947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大战略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转依赖于高效的情报系统，同时建立的中央情报局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平台，它为美国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中长期的情报支持，形成了战略情报和战略决策机制间的良性互动。湛江师范学院刘颖副教授论述了小约瑟夫•奈的美国霸权观，认为奈首次提出“软霸权”思想，强调美国霸权下的多边合作，其意图在于打破霸权周期论，确保美国的永久霸权地位。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教授论述了美国新世纪军事战略的形成历程，认为从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到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再到小布什“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新世纪美国的军事战略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富于主动性和进攻性。美国今后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保持它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
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讲师认为，19世纪70—90年代美国的太平洋扩张不属于传统大陆扩张的范畴，它是美国海外扩张的第一步。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曾在可适用的政策原则问题上陷于困惑，最终是用对“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作拓展解释的方式摆脱了困境。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赵志辉教授认为，二战期间美日在军事上角逐的同时，在国际关系理念上也展开了斗争。美国通过《大西洋宪章》提出了以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为基础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日本则提出了称霸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的理念不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不可能被亚洲国家接受与认同。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仍未完全摆脱旧殖民主义色彩。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翟晓敏教授通过评析1977年美巴运河条约，解释了美国为何归还巴拿马运河，认为美国通过让步和谈判，保持了对运河的控制，巩固了在拉美的地位。徐州师范大学朱正梅副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初期美英之间不存在特殊关系，而是存在分歧。美国不断向英国施加压力，加强了自身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实现了与英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转换。厦门大学博士后范鸿达论述了1941－1979年美国与伊朗长达40余年的密切关系，首都师范大学的三位研究生蔡萌、郑海艳和徐轶杰，分别探讨了布赖恩的和平外交、1916年的英美关系和二战结束时英美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冲突。
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是本次年会关注的重点之一。社科院世界史所金海副研究员认为，二战中及战后初期，美国的远东战略始终模糊不清，主要因为美国政府未能对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那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它的远东利益，美国是否有必要在东亚大陆上建立一个政治军事立足点。这个问题贯穿于整个20世纪40和50年代美国远东战略的演变中，具体表现在它的对华政策。从罗斯福扶植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政策，到杜鲁门不以武力干预中国内战的决定，再到艾奇逊1950年1月所划的环形岛屿防线，最后到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进到退，又从退到进的循环。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以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为实例，指出尽管当时福特总统表示将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受诸多美国国内及国际因素的制约，在福特任内中美关系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正常化，而且始终面临着倒退的境地，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厦门大学博士生陈奔认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经历了从强调意识形态到突出国家利益的历史性嬗变。中美建交后，对华政策取决于美国政府做出判断的价值取向、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及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心理情结。20世纪末期，由“中国崛起” 派生的“中国威胁论”已超出了针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及意识形态，是美国出于安全、经济等国家利益考虑的必然反应。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朱听昌教授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决策是在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以全球战略为出发点，对外协调美国在中国大陆和在台湾的冲突利益，对内协调决策组织内部部门间冲突利益的结果。河南师范大学袁伟华讲师也认为，《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既包含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权上的争夺因素，也充满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兰州社会科学院韩晓东副研究员比较研究了中美的人权事业，认为中国的人权事业正在由弱势走向强势，而美国的人权事业却正从强势转向弱势，中美两国都要本着自律的精神，正视各自的人权状况。苏州大学研究生曹凤娇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民主输出具有手段日益多样化，内容和形式趋于一致，由对外战略的辅助手段上升为主要手段等新特点。
反恐与美国的远东战略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苏州科技学院汪诗明副教授认为，“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与尼泊尔关系发展的平台，尽管美国曾因2005年2月尼泊尔的“民主倒退”暂时中止援助，但很快又决定恢复对尼的援助，其中的地缘战略因素不可忽视。苏州大学研究生马鸿探讨了“9•11”以来国际恐怖主义与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状况，认为国际恐怖主义迫使美国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全球经营战略，由此带来的问题值得国际社会关注。
二、美国思想文化与政治
美国思想文化与政治是这次年会关注的另一重要议题，年会共收到这方面的论文28篇，内容涉及美国早期思想和政治文化、移民与政治参与、多元文化与宗教、联邦政府和最高法院的演变历程、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
美国早期思想和政治文化是国内学者始终予以关注的问题。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评析了美国早期政治史上常被引用的《埃塞克斯决议》（essex result）。认为这份文件虽然针对的是1778年马萨诸塞宪法草案，但它体现了美国革命的基本政治理念，以人民主权原则、自然权利学说、人性恶的道德理论、限权政府主张、分权理论和共和主义思想为立论的基础，以维护自由为思想指向，只是它讨论的重点不是理论和原则问题，而是如何将理论和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建构符合当时马萨诸塞社会政治状况的政治体制。指出《决议》可以说是美国宪政思想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反映了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演变趋向。厦门大学盛嘉副教授论述了《独立宣言》对青年胡适的启示。认为《独立宣言》使胡适深受杰弗逊文辞的影响，对他后来提倡白话文及文学革命有直接的范例作用；胡适同时也对杰弗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阐述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思想有了具体真切的了解，这是他自由主义观念演进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阅读《独立宣言》还拓宽了胡适认识美国文明的视野，使他掌握了后来从事学术与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胡适在美国阅读《独立宣言》和学习美国革命历史的前后，恰逢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因而美国革命的经验还为他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副教授对美国早期村镇制度的演变进行了补充性研究。认为其过去的研究结论“村镇既是一个基层政治组织单位，同时又是一个土地测量（和出售）单位”（孔庆山著《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忽视了该制度演变的阶段性。指出美国的村镇首先是一种具有有限民事职能的自治组织；其次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具有“村镇移植”含义；第三，依据美国1785年《土地法令》确定的土地测量制度，村镇才完全成了一种土地测量单位；第四，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与领地和州的组建，村镇又成为西部某些州的基层政治组织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原祖杰编审探讨了19世纪40至50年代爱尔兰移民为参与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生活所做出的努力，认为这二十年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爱尔兰移民潮，其间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与美国早期新教移民的矛盾和冲突也最为突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黄笑梅老师认为，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近两个世纪，但他们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与传统意义上美国的“盎格鲁遵从”的同化理论相左。原因是墨西哥移民作为被征服民族，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地理上与美国边境相接，使墨西哥移民对母国怀有强烈的依恋和认同感；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给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不断提供“文化养料”；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美国民众高涨的反移民情绪等。华东师范大学朱全红副教授认为，族裔群体成员在接受美国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祖籍国的文化习俗与价值体系，这是美国社会一种特殊的双重文化认同现象。其原因是移民在美国生活的现实需要和心理需要，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浪潮，以及美国开放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华东师范大学王春来副教授探讨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论争中的保守主义立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论争中的保守主义价值取向及其实践，一定程度上抑制、削弱了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偏激理念和过激主张，有助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激进和保守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华东师范大学王寅副教授分析了在传统与现代的夹击中生存与发展的美国阿米什文化，认为美国主流社会现代化进程突显了阿米什文化的传统性，传统性的维护使阿米什文化具有相当的传统表象下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获得帮助阿米什更好地维护其文化的传统性，使之不仅不与主流社会趋同反而更加异化，因而使人们产生了阿米什文化“僵化”的错觉，但在本质上恰恰是这种异化使阿米什受到美国主流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宽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王玉兰老师对比分析了1960-1961年和1990-1991年《纽约人》杂志有关妇女、少数族裔和外国人的广告，认为，《纽约人》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妇女、少数族裔和外国人真实的形象。虽然90年代的广告较60年代的广告在表面上有所改进，但是，广告对妇女、少数族裔和外国人的精神压迫却没有多大好转，只是在技巧上多做文章变得更加隐蔽了。湖南师范大学欧阳惠讲师考察了美国宗教右翼的组成、宗教观点、政治主张, 以及它在历史上形成的过程, 认为在美国宗教和政治的界线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基于宪法规定的 “政教分离”原则和“权力制衡”政治体制，以及美国人笃信“民主”和“人权”思想，宗教右翼要想主宰美国政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李萌认为,美国主流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相互认知上存在分歧，“9•11”使穆斯林融入主流文化的进程面临空前挑战，但从长远看也给穆斯林与主流文化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契机，它使许多美国人认识到必须正视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并加以维护，才能确保社会稳定、促进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融合。
联邦政府和最高法院的演变历程是另一个重要议题。南开大学博士生叶凡美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在建国早期“内部改进” (主要是国内公路和运河建设)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反映了19世纪人民对政府经济角色的看法，即政府有责任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人民利益。因此，对所谓联邦政府19世纪实行的是自由的经济放任政策的观念，有必要重新审视。辽宁大学石庆环教授对从西奥多•罗斯福到比尔•克林顿追求“效率政府”、“忠诚政府”、“道德政府”到“再造政府”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分析，发现职业官僚垄断联邦政府是20世纪美国政治的突出现象。河南师范大学朱广云老师分析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法院改组”之争的影响，认为“法院改组” 虽然加速终止了新政改革进程，但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扩张得以合法化，奠定了日后总统权力不断扩大的基础；最高法院在保持了司法独立和法院结构完整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江心学副教授论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税收政策、商业管制、契约条款和正当程序中所扮演的政策角色作用，认为通过司法审查与司法能动解释宪法和法律中的有关经济条款，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南京大学博士生胡晓进认为，最高法院在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对美国现代公司的发展有四点贡献：实现了公司身份与法律地位的平民化、人格化；以“正当程序条款”取代“契约条款”，作为保障公司权益的新宪法依据；理顺了铁路公司与独立管制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反垄断法进行合理性解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现代公司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山东大学白雪峰副教授认为，1953――1969年的沃伦法院不仅使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理念从保守主义转向自由主义，提升了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而且也引发了美国当代社会中的平等权利风暴，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虽然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遭到保守人士的激烈反对，但它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和正面的。大连民族学院副教授郭九林（厦门大学在读博士生）探讨了美国第18条宪法修正案出台的原因，认为该修正案的通过是19世纪20年代至1933年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戒酒运动和禁酒运动推动的结果。
上海大学张勇安讲师探讨了美国大麻政策制订过程中科学与政治的博弈，发现1900－1950年美国医学界与政界在大麻政策制订问题上经历了“积极合作”—“隐性对抗”—“显性对抗”—“被动合作”的变化过程，这种不确定的同盟关系成为影响美国政府大麻政策从管理到管制再到禁止的重要因素。常熟理工学院丁强讲师认为一战期间和20年代美国三k党利用现代大众传媒扩大了组织与声势，更深地涉足于美国的政治领域，其攻击对象既包括黑人，又包括天主教徒、犹太人、甚至一切外来移民，这些特征与进步主义运动的余波以及美国国内社会的急剧变动密不可分。苏州大学研究生张景刚探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认为20世纪80年代逐步取得支配地位的新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对后来历届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都有影响。苏州大学龚隽峰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价值观的变化，认为当时的“反文化”运动是青年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实质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的追求。兰州社会科学院武文军研究员、张玉斌副研究员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具有二重性，既有向上的、充满生机的一面，又有败落的、颓废的、反人性的一面。只有从双重的角度看待美国的各种制度，才可以正确认识和吸收美国制度中的优越成分，摒弃和预防美国制度中的退化成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葛腾飞副教授论述了反恐背景下美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指出9•11事件激发了美国人的深刻反思，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走向。表现为国内外政策分野缩小,国家安全成为内政外交政策基点；两党政治重新得到强化，右倾化政治力量主导美国政治图局；反恐优先损害经济环境，美国经济政策有待改善和加强；反恐战争意识形态化，但意识形态话语不利于真正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从综合国力的角度，论述了美国崛起的经济、制度和精神因素，认为美国能够在数百年内接连完成从殖民地到民族独立、美洲大国、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的多极跳跃，最终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是因为它在构建软硬国力和粘性国力上有其过人之处。
三、美国城市区域经济、移民与社会环境
美国城市区域经济、移民与社会环境等问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探讨的课题，这次年会提交的19篇论文分别深入探讨了美国城市化发展和大都市、移民和美国社会、美国环境史等问题。
厦门大学王旭教授论述了20世纪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理论意义，指出美国城市化经历了传统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两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起“大都市区化”成了美国城市化的主导形式。大都市区化的理论意义在于：（1）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已无法圆满地解释这种世界范围内新的规律现象，迫切需要修正，发展新的理论。对这个新的规律性现象的梳理与解读有待深化，不能混同于传统的城市化，更不宜仅局限于郊区化的探讨；（2）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研究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3）需要重新认识中心城市地位；（4）何种城市发展模式更可取，如何认识蔓延与多中心的关系，极力主张单核发展的芝加哥学派让位于主张多中心发展的洛杉矶学派的现象可为借鉴。厦门大学罗思东副教授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都市区域主义研究的复兴，指出大都市区域主义的复兴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联邦政府以财政援助为主要方式的城市政策的失败；发展区域经济、迎接国内和全球经济竞争挑战的需要；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代表的政府改革理论的影响。指出新区域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区域性问题而对传统区域主义的再思考，是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大都市区社会的生活质量而实施的大都市区规划，其核心在于强调社会力量和公民对大都市区治理的参与。厦门大学韩宇副教授探讨了美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马萨诸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成功转型，认为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该州经济起飞的双翼。得天独厚的智力资源是马萨诸塞经济复兴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的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在马萨诸塞经济转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同时，联邦政府巨额国防开支在马萨诸塞复兴中，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兴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厦门大学博士生刘敏认为，在技术、经济、人口、政策等相关因素的推动下，美国中心城市和郊区优势互补，在大都市区中形成了中心城市和郊区次中心并立竞争，中心城市为核心、郊区为主体的新的共生状态。这种多中心结构不仅是美国大都市区生态组织结构的现状，也是美国大都市区化发展的趋势。厦门大学博士生李莉论述了近年来美国郊区的人口多样化与居住区隔离问题，认为郊区人口多样化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改善了郊区的种族隔离状况，并不一定会导致“邻里一体化”梦想在郊区的实现。厦门大学博士生姬康以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卡彭犯罪集团为例，探讨了美国城市化与移民有组织犯罪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孙群郎教授认为，后工业城市在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和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工业城市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在产业结构上，后工业城市以高科技产业或经过高科技重新改造的传统工业为主，服务业、尤其是企业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的主要经济职能也由工业生产转向职能级别更高的控制管理和服务行业，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中心；在空间布局上，郊区化发展迅猛，郊区商业区逐步形成，大都市区呈现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在社会关系上，随着白领职业增加和蓝领职业减少以及二者收入悬殊加大，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突出，呈现出二元性社会结构特征。泉州师范学院李振营老师具体探讨了匹兹堡经济转型的背景、过程和现状，认为该城市的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映现了美国地方经济发展机制的特点。苏州大学研究生李燕妮探讨了1982－1999年美国传统电话业的发展，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传统电话业将与移动电话业、ip电话业、有线电视业并行发展，在融合竞争市场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华东师范大学林广副教授比较了上海与纽约的文化形态，认为在城市文化形态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创新以及文化产业开发和交流等方面，纽约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上海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欠缺。指出科学规划文化形态布局，保护和利用城市文化遗产，增加对文化设施的投资，提高城市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是上海城市文化形态建设的努力方向。
燕山大学李秀红老师论述了二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及其对华人移民的影响，认为二战后美国逐步对传统的移民限额制进行调整，废除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排华法，颁布了一系列特别法令和临时紧急措施。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重要法案――1952年的《外来移民与国籍法》和1965年的《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简称《1965年移民法》），后者被视为美国移民政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即改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为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制。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论述了1816年美国殖民协会的性质，认为美国殖民协会是19世纪一个致力于将美国的自由黑人遣送回非洲的组织。其实质是通过将黑人驱逐出境维护美国的奴隶制，建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它在本质上是维护奴隶制的种族主义组织。河南大学王金虎副教授分析了内战时期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政策，指出南部邦联政府在内战期间财政收入的70%以上来自于发行实际上充当货币的国库券，它对南方的战争努力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但是邦联政府推行的税收、货币和借债政策最终并未给南方的战争努力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反而导致通货膨胀失控，表明邦联政府失去了通过财政手段动员战争资源的能力。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论述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西进运动中兴起的“牧畜王国”问题，并介绍了美国学者对西部牧业史研究的三个阶段。认为“牧畜王国”的兴起既得利于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推动，又对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对美国的经济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联邦制的扩大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苏州大学研究生卢永嘉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兴起的揭露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等种种时弊的黑幕揭发运动，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南开大学博士生王书丽对《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的出台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法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规范，并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财务以及融资问题进行管理，是新政时期联邦政府金融监管的进一步拓展。厦门大学胡锦山副教授分析了美国公众对“肯定性行动”（泛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采取的一系列反歧视措施，允许某些种族、民族血统和性别有享受和分配来自政府或非政府渠道的社会福利的优先权。）的态度，指出大多数黑人与极大多数白人一样对计划中含有明显的种族优先和配额制感到不安，只是双方反对的着眼点有所差异。但无论是黑人民众还是白人民众都赞同创造机会并且帮助弱势群体。西南师范大学黄贤全教授论述了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指出196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格利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推翻了1943年泰尔斯顿诉厄尔曼案的判决，首次确认了独立的、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并把隐私权扩大到妇女节制生育权。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所作的判决，认为妇女拥有决定是否生育的宪法权利，堕胎是妇女的隐私权。这标志着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美国环境史是我国学者近来十分关注的问题。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助理研究员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在范围上主要探讨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问题，荒野研究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鲜明的特色；在价值取向上，环境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诉求。环境保护主义既使环境史受益、使之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也限制了环境史的未来发展，并且使环境史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时空特点：时间方面，主要研究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后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历史；空间方面，环境史优先研究的地域首先是西部，其次是东北部，最后是南部。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孟庆龙副研究员和王旭东副研究员以黄热病、脊髓灰质炎、炭疽及其他几种疫病为主要个案，对美国历史上的重大疫病流行情况以及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指出疫病流行本身不但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对人类共公安全发展史的研究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南开大学付成双副研究员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了毛皮边疆对于印第安人所带来的生存环境恶化和生态伦理的堕落，指出毛皮边疆开创了两种文化接触和交往的新模式，并深深改变了北美的自然环境，带来了空前的生态灾难――无数动物遭到血腥屠杀，濒临灭绝境地；毛皮贸易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伦理，使他们堕落为白人牟利的屠杀工具。强调印第安人是毛皮贸易中的牺牲品而不是获利者，驳斥了所谓印第安人从毛皮贸易中受益的神话。
四、美国历史教学、研究方法与网络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推广，网络资源的运用成为学者们日益熟悉的事物。本次年会对运用网络资源进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初步展开了探讨，共收到这方面的论文4篇。
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论述了网络时代美国历史研究与普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指出美国问题研究已走向专业化和大众化并举的时代，通过传统纸媒和网络化进行美国问题教学和研究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在网络时代美国的网络化优势明显：网络不仅迅速普及于美国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且在学术思想界和文化领域也已迅速普及，网络资源大多属于共享型；与此相比，我国网络领域中的美国问题传播、交流、教学和研究、资源共享等方面还相当薄弱，除英语专业很少见有美国问题的专业英文网站，美国问题中文学术网站也是屈指可数，远不能适应了解、认识、研究美国的需要；提出要重视美国问题信息资源多元化建设，创造条件加快资源共享的步伐，并介绍了个人创办学术交流网站在学术为公、资源共享、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方面的实践经验。北京大学张少华研究员对20世纪“现代化方法”在美国史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评述，认为“现代化方法” 表面看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摈弃和对国外“跨学科”方法的引进，实质上却是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批学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严谨治学态度，把 “现代化方法”用于美国史的实证研究，无论是在通史还是在专题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美国史研究。随着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二次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化方法”将在宏观与微观研究的整合上、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上、以及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结合上发挥其独特作用。南开大学罗宣副教授从网络资源优势与劣势的角度，阐述了网上原始资料和参考文献处理系统refwork的应用，分析了万维网为美国史学界带来的发展机遇。认为网络资源在具体研究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料类资源，主要以学术性数据库、美国史学网站、原始资料等学术资料为主；另一类是工具类资源，以html等网页编写语言、地理信息系统gis、参考资料处理程序为主。并分别选择原始资料和refwork为此两类资源的例证，具体阐释了网络资源为美国史研究带来的机遇；探讨了国内外学者引用电子资源现状、网络资源学术价值评估、引文注释规范、以及国内出版体制和教育研究系统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美国史学界在网络时代求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华南师范大学何慧副教授论述了美国史教学中的教材建设问题，指出目前国内美国史教学中教材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偏少，成书较早，资料未及时更新，权威著作难以普及成为本科课程教材，一些史实有待澄清。希望能有一本既全面又简洁，既实用又有深度的权威性的美国通史教材，它既要吸收美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又要反映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状况，还能够不断更新，并形成自己的教材体例和风格。
美国newsbank/readex公司国际学术市场副总裁norm williams先生和newsbank/readex公司中国代表国以群先生也出席了本次年会，norm williams先生在年会的闭幕式上详细介绍了newsbank/readex和相关的数据库，与会会员反应热烈、踊跃提问，并纷纷要求试用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会秘书处2002年迁移到厦门大学后，即创办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三年来秘书处为研究会的网络化建设发挥了很好的平台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源和信息，这次年会前秘书处即已经向广大会员提供了试用newsbank/readex数据库的相关信息与密码。norm williams先生的介绍更加深了大家的印象，也是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学术同仁今后充分运用网络资源进行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推动。
【本文作者金卫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苏州215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