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 | 意飘云物外——周基堃教授印象记

在天气晴和的上午，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身着洗得发白的中山服，头戴遮阳帽，拄着手杖缓步走出南开大学的东门，从立交桥下横过马路，到对面的书摊上看书挑书，川流不息的行人自然不会留意他是谁，书摊的老板可能仅仅知道他是南开的一位老教授，但我若说出他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仍不了解他的来历。记得十余年前我报考研究生时，在指导教师的名单中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名字，也不禁自问：“这位周基堃教授是谁？”在惊叹南开园里藏龙卧虎之余，连忙写信向在天律的熟人打听，回来的消息说，周先生就是翻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的纪琨。我早知道南开有个纪琨，可不清楚纪琨的本名叫周基堃。现在和外面年轻一点的学人提起周先生的名字，看到的也是一副茫然的表情，只有待把周基堃和纪琨的关系解说清楚，对方才恍然道：“啊呀，原来是他！”

我到南开后就去拜访了这位有些神秘的周先生，结果和头一次见到他名字时一样惊讶：相貌奇特，气度不凡，见解绝俗，简直是一位独行特立的世外高人。外面的人不知道他的本名，是因为他几乎从未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字。现在通行用定量化标准来衡量学问，高校教师没有几十万字的“科研成果”，就难以当上教授；如果做到了著作等身，那就能跻身大师的行列。可是，论著未必总是等于学问；发表的字数和学问的大小经常不成正比。当年在西南联大有位教世界史的皮名举先生，还有一位教西方哲学的冯文潜先生，身后的著述都不多，但谁也不否认他们学问精深。周先生除了若干翻译作品，也大致是束馋痘作。他曾说自己一辈子都凭兴趣办事，未能在某一方面做得多么专深，是少爷脾气在作怪。这话并不完全属实。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见解超群，这绝非用论著的字数可以比量；另外，他之未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正是由于他一辈子不能按自己的兴趣办事，总为各种外在的力量所限制，使他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他早年曾决意奔赴延安，但被父亲阻止；考大学时的理想目标是清华外语系，结果却进了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南开外文系执教时，萌发了研究西方文学的志趣，但不久就被迫到农场去接受“改造”；后来获准重登讲台，则被“安排”到历史系“搞翻译”，这种种曲折颠沛，固然使他的身心饱受磨折，但也从一个方面成就了他的思想个性，他虽然不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在我看来，却是一个以求知和思考为乐的真正智者。

我深感庆辛的是，在接触史学之初，有周先生这样的老师讲过一年的美国现代史学。周先生本不专治美国史，但他凭着西方文化方面的高深修养，在不经意中为学生指明了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精髓。他上课不带讲稿，人在讲台上一坐，面前摆一杯水，双手捂着脸，间或摩挲头顶，也不拿眼看台下，只管放言说开来，滔滔若悬河。声音十分洪亮，节奏分明，抑扬有致；每句话都如经过精雕细琢，文法规范，用字考究，意思极畅达准确，若逐句记录，便是上乘文章。他用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科瑟姆编的《历史学家与舆论气候》作教本，讲美国史学发展的脉络，讲美国的史学流派，讲美国学者的治学方法，讲英文的理解和翻译，讲思想意识和史学流变的关系，常常独具只眼，他讲解《改革的时代》说霍夫斯塔特在著作中用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与概念，而且用得很好。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有时把话题拉得很远，但话锋一转，便能把那些初觉无关的话和主题联接起来。有些听课的同学，当时似乎缺乏耐心，可是事后和他们谈论周先生的课，都承认那是真见功夫的。我现在感到，在那两个学期所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是阅读美国史学著作的态度和方法。可惜的是，这门课周先生只开过一轮，于今的学生无缘听他的课，我总替他们惋惜。

更有意思的是和周先生聊天。他知道得多，思想不遵程式，谈锋又很健，一开口就免不了古今中外，常人哪里跟得上他的话题。由于耳聩，他需借助听器才能和人交谈，说话的嗓门也特别大。他很少和外人交往，却非但未与世隔绝，反而信息极灵通，经常可从他口里听到我们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概念和新事物 ，“信息高速公路”、“团结资源”这样一些语汇，我最早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周先生论翻译，最精辟的是总结出四个字：得意忘形，我后来读到杨绛先生的文章，谈她在翻译上的“失败的经验”，有一层意思也大体相近 ，但不若如此生动而简洁。把握一种外文的原意，而抛开其语言形式的限制，进而转化为地道而优美的中文，让读者在阅读母语的轻松自如中得到原作的信息，这是“意译派”翻译的至高境界，我每次接触别人的译文，都用周先生教的法门来衡量；自己翻译时，也时时琢磨那四个字的意蕴，可就是很难做到，原因是对原文不能真正得意，所以胆小，不敢也不能忘其形。周先生从未出过国门，但懂的语言很多；德文是跟冯至先生学的，造诣最深；另外精通的有英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他早年译过不少德文小说，托马斯·曼为国人所知，其中就离不开他的译介。他从西班牙文翻译的拉美史资料，有好几十万字，可惜在文革中不知所终。他译的文字，不论是学术的，还是文学的，都极为典雅流畅，中间透着性情，读来荡气回肠，实为大家手笔。他对原文的处理很费推敲，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译名，都颇见匠心。我们在编撰《美国历史词典》时，大部分历史专名的译法 ，都是以他的翻译为依据的。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洋洋一百四十余万言，周先生为此译用了整整十年的工夫，他并不是唯一的译者，可是别人交来的译稿，他逐字审阅，逐句修改，所有的稿纸上都是一片红笔迹，等于是重译一遍。从署名看，他只是译文校改；但是在知情人的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译者。

我初入史学门径，懵懂之极，写了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有几分不知深浅的自得。是周先生经常把我从五里雾中拖出来，让我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他劝我要做长远的打算，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层次。我现在时时想着自己的肤浅和无知，总有“附骥前贤愧望尘”的不安，一半是受了周先生的提醒。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称，在南开园“得遇良师”，这良师当中，除了业师杨生茂教授和张友伦教授，自然还包括周先生。我随杨先生学治学之道，跟张先生学作人之理，跟周先生学什么呢？是对待人生和学问的态度。他常问我的一句话是：“在读什么书？”我一到他家，则总要打听：“有什么好书？”我读过的一些新鲜有趣的书，有的是周先生推荐的，有的则是直接从他手里借的。每次见面，他都督促我，要沉下心来读书，要读好书，读洋书 ，要使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说，弄西方的学问，真通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他谈到宗教，说一辈子接触西学，却没有仔细钻研基督教，真是可惜。这话使我深受震动，回来后就找了一部《圣经》来看，愈看愈觉得周先生所言非虚。

周先生出生于湖北的一个世家，父辈是颇有地位的名流，他自己提到的“少爷脾气”，涉及的就是这种家庭背景。给他一生影响最巨大的，无疑要数他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岁月，那时联大人文荟萃，名家汇聚，哲学系教授中有贺麟、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都是大师一级的；周先生的同窗中也不乏奇才，如殷福生 (海光)、沈有鼎、王浩等人，后来都在学术上有很出色的建树。我们都喜欢听周先生谈联大的往事，谈学术界的掌故。他说那时生活很苦，买的米饭须先用水淘去砂子，才可下咽；一件竹布长衫一年穿到头。可学生们仍是信心十足 ，相信日本人必被打败，念书终能济世利民。他们读书，不上图书馆，也不去教室占座位，只到茶馆一坐，几个朋友，一碗清茶，休息时就来一圈桥牌。这是何等清苦而又自在的读书生活。一次，金岳霖先生看到他的学生沈有鼎在读一本西方哲学的新书，便问是什么书；不料沈答道：“这个，你是不懂的啦。”周先生说到此事时还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这是何等古怪而又质朴的师生，跟周先生同届在中文系念书的汪曾祺先生，发表过回忆联大生活的文字，和周先生所谈可互为印证。我不由自叹“余生也晚”，无缘感受那种自由的读书氛围，只在空气凝结的教室里当过几年规规矩矩的学生。

有人说周先生狂傲，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理解。他是不好随大流，五花八门的人名词典要收录他，他很少理睬；对人的评价有些苛刻，加上耿介的脾气，说话常不留情面。他一生坎坷，和这种个性大有关系。天津解放前夕，他震怒于当时的腐败和黑暗，曾慷慨陈词，抨击时政，被国民党当局列入“危险分子”名册；他的这些言行，后来写入了南开校史。五十年代，对于学校某些权威的作派许多人敢怒不敢言，而他则放言臧否，结果被“发配”到农场做苦工，在资料室管图书，长期和自己的专业与爱好相违隔。施蜇存先生在纪念傅雷先生的文章中, 对傅的“怒”着以重墨，并感叹这种“刚直”在知识分子中间历来少见。我敢说，周先生身上就有这种为文人所稀缺的“刚”。不过，他只是遇恶方怒，不平才鸣。在平日，他仍是与人为善。他衡文论学的尺度固然很严，他若说某人的文章“还可以”，那就是到了顶的赞誉；但对看不上眼的东西，至多也就骂一声“要不得”而已。他若真欣赏一个人，则完全是“唯才”的，一次他称某个年轻学人“学贯中西”，我们告诉他此人不过三十出头，他说，那也是学贯东西。他对学生的要求之高，有时确乎是超出其能力的。有一年他判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英语试卷，对一个大学外文系教师的答卷只给了十几分，那人找到学校，听说还有吃鸭蛋的，心里才稍稍平衡了一些。我以平平的资质，居然能在周先生出题考试中得过70分以上的成绩，这曾让我一度十分得意。

周先生初到南开执教时，正当雄姿英发风流倜傥，是校园里出名的才子，现在他年届耄耋，身体并不太好，早些年曾雇一个保姆照顾起居 ，现在则须自己操持饮食。可是这并没有消磨他的意气。他仍然超脱达观，怡然自得，有时还露出一点年轻人的激昂和冲动。他的一位老同学已入风烛残年，偏偏老伴又卧病在床，情绪一度甚为低沉；周先生写信鼓励他，说既然学过德意志哲学，就要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来对待困厄。他不寂寞，因为爱好很多，平日以读书自娱，至于读什么，全由自己的心性。如果林语堂在世，一定会把他引为同道，因为他的读书法，正合林公所倡导的“快乐和自由”的原则，只是周先生早已不嗜“淡巴菰”。他闲时听听音乐，把音量开得惊天动地，排山倒海而来的尽是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和肖邦。他和我谈论京剧，说着就唱起了言派的“让徐州”，还韵味十足。有时他发了豪兴，拉了一个弟子出去，一连看上几场电影，然后下馆子，一路上不肯坐车，全凭两腿，把年轻人都累得不行。今年年初，他还兴致勃勃地筹划远足昆明，打算在看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后，再去寻访联大的遗迹，可惜终以年事太高未能成行。

在旁人看来，他的生活多少显得孤寂，他很少谈个人的际遇，但对社会状况和民族前途则未忘其忧。有一次我得他的电话相召，匆匆赶去 ，听他谈了许久的台湾问题。他早几年常说，现在到处都是学书法学弹琴的班，却很少有少儿学电脑，下一代如何跟得上世界的发展呢？现在他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在我们的大学里建立现代学术。他的许多话，在我听来实际是没有公开的“盛世危言”。他说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需要时间；但现今世界的发展，却不可能给中国留出多少时间 。“将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 ”他说，“我是看不到了，但你们可以，要为将来做好准备啊！”话到动情处，竟有些哽噎。

1997年2月，周先生在平静中度过了他的八秩大寿。当时他的同事和学生一再要求为他祝寿，却为他所婉拒。我觉得遗憾的是，他何以不学前贤的做法，写点“八十抒怀”一类的诗文。如果他写的话，那一定会是别有情致的文字，因为他是既有了“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悠游，又到了“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的境界 。曹聚仁先生说他的朋友曹礼吾是“世说新语中人物”，在我看来，周先生倒真像是魏晋时代一步跨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