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辑 | 洪朝辉：追忆何顺果教授在马里兰大学的往事

惊悉北大历史系何顺果教授去世，不胜悲痛、充满不舍。35年前的如烟往事，挥之难去、历历在目。

我与何老师相识、相知始于1988年秋季的美国马里兰大学（简称马大）历史系。我是于1986年留学马大历史系，1987年获得美国史硕士学位，1988年1月开始，在马大攻读美国史博士学位。

当时的马大历史系，成为接待来自北大历史系等国内历史学者的重镇，其中，一大推手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马大历史系美国史教授E.B. Smith。他曾通过富布莱特(Fulbright) 交流项目，访问北大，认识了北大历史系齐文颖教授。随后，在他们两人的“里应外合”下，许多北大教授作为访问学者，访学马大，其中包括何顺果教授。于是，我就自然而必然地成为接待何教授的义工，而且一见如故，以助人为名，得利己之实，终身受用，有三则故事为证。

故事一。1988年9月，何教授求新、求知的愿望很强，不耻下问，希望我分享如何使用电脑写作的ABC，而且，他还请我帮忙检索和借阅美国史学术名著，因为当时我在马大图书馆馆际借书部(interlibrary loan)打工，近水楼台。何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的序言中，有情有义地感谢我当年的举手之劳。

当时的电脑在美国还是一个新鲜玩意，我自己拥有一台启动需要几分钟、噪音永不消失的286或386。于是，我家的电脑就成了我“套磁”何教授的有效工具。看着他紧张、认真而又小心地使用电脑，我的优越感爆棚，并功利地向他求教有关美国西部史的知识，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美国1862年的《宅地法》，博士论文侧重美国十九世纪的西部土地投机，而何教授那时早已大名鼎鼎，已在著名史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美国西部开发和边疆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后来在1992年，何教授出版了《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而这本书的很多构思和资料收集在他访问马大期间就开始进行。何教授理论功底深厚、史学见解独到、原创意识强，他的一些中学观点与我导师的西学观点，形成逻辑自洽、有机耦合，有助于我在博士论文中，适度“杂交”中学与西学，解决了许多难点和疑点。对此，我与何教授共同体悟到，中学与西学谁为体、何为用并不重要，但交流、互补、共长，则一定是最大的公约数、硬道理。由此可见，何教授的为学之道。

故事二。1988年8月--12月，得益于导师时任富布莱特全国委员会主席之便，我在富布莱特基金会实习。富布莱特是美国联邦参议员（1945-1974）。1946年，在他推动下，成立富布莱特研究项目（Fulbright Fellowships and Fulbright Scholarships），旨在推动美国与世界各地学者的人文学术交流。

对此，何教授十分好奇，非常希望我能引荐，造访基金会、认识美国同仁。于是，利用一次富布莱特基金会酒会的机会，我设法安排他出席。期间，何教授在与美国友人交流时，兴致勃勃、旁征博引，充分显示了一个美国史专家的底气和中气。他非常赞赏富布莱特当年反对美国用核武器威慑前苏联，而是运用人文交流的方法，促进世界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何教授当时说出了许多与会美国朋友心中也许都有、但口中暂时没有的感悟。甚至有人当即邀请何教授参加美国国会组织的演讲会，旨在强调中美人文交流的必要与重要。但何教授很有智慧，点到为止、见好就收，不失外交姿态地婉言谢绝。不怕事，但也不惹事是他的为人之道。

故事三。1988年12月的圣诞节到了，我的导师向来喜欢邀请一些国际学者和学生去他家欢度圣诞。于是，我开着一辆破车，接何教授赴宴成为我当仁不让的义务。在我的精心伺候下，何教授平生第一次参加了美国洋人的家宴，感受了美国家庭随和、温馨、喜庆的节日气氛，并多次感谢我帮他创造了人生之最。

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从他那里获取了无价的史学理论的营养。1988年1月，我在《光明日报·史学》发表过一篇关于“中观史学”的习作，其中提出“导体”（如媒体）有时候对主体（个人）和客体（现实）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一定是客体决定主体的传统观点。何教授则提出非常睿智的观点：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导体有可能再造或摧毁主体和客体，中观有时也能决定宏观和微观，并激励我将“中观”和“导体”的两大概念，放入西方适度哲学与东方中庸思想的框架之内，予以考察。这一使我茅塞顿开的视角，直接影响和反映在我后来的专著：《左右之间  两极之上—适度经济学思想导论》（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这又是一次不公平的“交易”：我只是付出简单劳动，而何教授则无私奉献复杂劳动，助我成长、完成学业。

在马里兰大学，与何教授同吃、同住、同行、同乐的一年很快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平实低调、博学厚重、理论功力，成为我永久的记忆、毕生的珍藏。愿何顺果教授走好、安息。

2023年3月15日于美国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