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辑 | 陈继静：回忆导师何顺果教授

回忆导师何顺果教授

2023 年 3 月 8 日，我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何顺果教授阖然离世。我惊闻噩耗，悲痛不已，只能写下几断零星回忆，算作对恩师的一点点纪念。

初次和何老师结缘是在1999 年。那时我临近本科毕业，得到保研资格，需要确定研究方向。当时不知哪来的“江湖传闻”，说何顺果教授不收女生，因女生不适合做学问云云。我那时正构思毕业论文，拿着一份关于美越跨国婚姻的研究计划拜访了何老师。在燕北园夕阳笼罩的书房里，老师接待了我。当时聊了些什么，我竟完全忘了。也许是这“师徒关系”确立得太过顺利，传闻不攻自破。印象更深的反而是后来，就在这同一个书房里，老师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可以不被打扰”。老师的看法与弗吉尼亚·沃尔夫不谋而合，但据我所知老师从未讨论过性别议题，只有一次偶然提到，“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第一次聆听老师教诲是在2002年的硕士生限选课《美国史研究》上。老师个子不高，穿戴干净利落，头发花白，眼镜片厚，目光敏锐，一口“川普”。老师的讲述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等理论为基础，围绕美国北方工业发展、西部边疆和西进运动、南方棉花王国、种植业奴隶制经济等核心问题展开，讲解中充满了对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历史核心概念的解释，同时辅大量美国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的史实，还经常在黑板上勾勒出美国地图。美国研究在当时（现在依然）是“显学”，大部分学生都对美国抱着基本的好感和强烈的兴趣。即便如此，老师的课还是浓度太高，干货太多。我们必须时刻紧随老师，才能保证思路不掉队。多年以后我也成了“青椒”，每每向老师请教授课之道，老师总会说，“讲课一定要讲问题，不要讲知识。”必须承认，这种问题导向、层层论证的教学风格令我着迷，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美国史绝非时髦热门、谁都可以聊上两句的轻松话题，这是我对老师学问的第一印象。

但这第一印象实在太过片面。后来我才知道，老师对美国西进运动的研究（1984，1986，1987，1992，1993，2000，2006）、对美国强大原因的解释（2006，2007，2012）、对美国高科技革命的重视（1999，2000）等，远远不是书斋里的冷板凳。这些研究与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国内有关大国崛起问题的讨论（2012）、美国对华科技封锁（2018）等重大现实事件相呼应。从发表时间上看，老师的论断往往是超前的，堪称史学家的“先见之明”，有的观点甚至成为中央决策依据，对国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老师少时经历经济困难，青年遭遇文革风波，壮年才得见国家振兴富强，但无论时局纷扰，思想动荡，他都保持了精神独立，笔耕不辍。也许是这种四川人特有的豁达和乐观，使得困难与纷扰变成了思考与研究的动力，也使得老师的文字充满了原创性、洞察力和现实感。

老师是将我领进学术大门的人。研究生阶段，他对我提出的基本要求是阅读史料。老师认为，要理解美国文明就必须探究其源头——北美殖民地。而早期英属北美殖民地性质各不相同，这是由英王颁发给相关组织和人员的特许状所规定的。因此，老师给我布置的一项任务就是逐一研读殖民地的各类特许状。老实说，我对法律术语不够敏感，对英国与殖民地的差异也认识不足，没能从中发现什么真问题。不过，这种日拱一卒的训练培养了我的英文语感和阅读速度，使我在做硕士毕业论文时，至少能读完塞缪尔·亚当斯的4 卷本文集，勉强做到了穷尽史料。就这样，老师以一种师徒作坊的方式带我走近了学术：师傅与徒弟分享宝藏材料，但不负责手把手教学，师徒各自攻克手头的难题。后来，殖民地特许状的史料成为老师阐述美国文明历史起源（2002）的核心证据，同样的方法也被用来研究特许公司（2007）、《五月花号公约》（2008）、美国人的“使命观”（2009）、“美国人”（2013）和“美国梦”（2014）等美国史核心问题。老师用他的研究成果向我展示了从原始史料到真知灼见的诸多可能。

2003 年，北大历史学系建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博士点，由何老师招生，我成了这个专业第一个博士生。说来得意，每周一次的核心课是专为我一人开设的“小灶"，课堂就设在燕北园老师家里，只是为了方便我做笔记，课桌从书房沙发搬到了客厅饭桌。第二年，师妹高岳也加入。教材用的是老师听张芝联先生讲课时摘录的笔记。这是一个软皮小本子，内页发黄，文字密密麻麻。张芝联先生是著名的法国史专家，改革开放后率先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理论，开创了北大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新传统。这种薪火相传给了我很大的底气——求学中难免上下求索而几无所得，偶有成果也从未令自己满意，但作为这个专业的开门弟子，我的内心一直是骄傲而笃定的。

课程学习之外，老师对博士生还有更高的要求。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原典和东西方哲学，提高理论水平；2. 在英语之外熟练掌握一门第二外语，便于阅读一手史料；3. 广泛搜罗有关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方面的书目，掌握本领域研究动态。除此之外，史料阅读仍应日日不辍，老师开出的方子是阅读“美国史学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10卷本《美国史》，从源头上把握美国史学的风格特征。这些要求我只达到了十之一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我坚持至今，但依然不时成为制约研究的瓶颈。外语是我特长所在，这方面又花费了过多精力。专著阅读更是常常陷入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旷野秘境，沉醉其中而迷途难返。中期考核后，我定下了计量史学的博士论文选题，为此去经济学院博士班修了《高级计量经济学》和《时间序列分析》等课程。在跟数据和统计软件缠斗之余，文字史料的阅读也被我中辍了。

尽管如此，我深知上述要求不只是一套博士生“培养方案”，更是老师一生的治学心得。老师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重大历史问题，因此文章理论意味浓厚，思辨色彩强烈，论战风格呼之欲出。老师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研究美国史后又自学了英语，对英文字词的考据仿佛信手拈来，令人击节赞叹。在史学理论研究上，老师着眼于世界历史（2011）、人类文明（1998）、资本主义（1990，1997，1998，1999，2005，2016）、现代化（1994）、全球化（2010）等宏观理论问题，讨论中常常打破东西藩篱（1998，2000，2016）。据我粗浅的理解，老师的这部分研究承袭了北大史学中西比较的传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有极高的要求，而这些能力和积累都是我这样的学生所不具备的。也正因此，每每研读老师有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方面的研究，我总有高山仰止之感。

博士生第三年，老师似乎对我的研究能力有了更多信心，提议跟我合写一篇讨论神话、传播和历史关系的论文。我喜欢历史认识论，也曾多次与老师讨论历史真实，这个选题几乎是一拍即合。老师的构想打破东西分野，聚焦史前史，在回应顾颉刚的古史辨基础上，提出为各种神话传说包含的历史真实提供一种分层次、多学科的历史研究法。研究过程中，我恶补了很多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方面的理论和史料，在保留个人旨趣之余，尽量让自己逼近老师的逻辑与论证。文章在我毕业后发表，成为老师一生中少有的合著论文（2007）。老师对这次合作也许是满意的，因为他很快提议，下一次合作由我来主导。可惜我毕业后没有再做这个方向，提议没了下文。多年后，老师完成了一篇有关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论文（2019），发表前特意让我先读一下，提供些意见。我心里知道，这个题目老师早已酝酿了很多年。我也敢大胆猜测，它就是老师本想由我来主导的“下一次合作”。更不用说，这个话题正是我一直关心、也最有话说的。在答复中，我大胆表达了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解和同情，强调了它对当代史学的积极影响。但我也再次承认，老师的逻辑和论证是无法辩驳的，我们的差别依然仅限于个人趣味与喜好。

老师平日里言语克制，印象中从不严厉批评，也很少当面表扬，总是点到为止。博士生涯难免遭遇心理上的“至暗时刻”，我也未能幸免。只记得唯一一次，我在老师面前红了眼。老师只轻拍了我的肩膀说，没事没事。如今老师走了，每当闲下来独自面对，悲伤汹涌而来，我也只好对自己说，没事没事。说来惭愧，我似乎从没给老师送过礼物，问候老师身体也总觉得尴尬。对老师的健康情况，我总是后知后觉。一直觉得老师气色很好，步履稳健，爱吃香喝辣，常去未名湖边散步，有一次还带我爬香山，直登香炉峰顶。

老师突然离开，我震惊之余，最担心的是师母，却随即听说，师母已先于2月离去！我因总去燕北园上“私房课”，碰到师母的次数很多。师母温暖亲切，说话清脆婉转，唱歌一定很好听。蓦然回想，其实我已毕业十多年，印象中却还是老师和师母健康爽朗的样子，两人独立而温馨，似乎永远不会老。

偶尔听老师提起女儿一家，寥寥数语，却满是爱意和骄傲。最令老师得意的是小孙女，聪明乖巧，自信自律，有着远大的目标，写诗写小说尤其颇有天赋。——用何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很有点他小时候的样子。老师和师母突然离开，最伤心的是他的家人，真希望这些回忆能带给他们些许安慰。

陈继静

202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