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辑 | 魏涛：“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怀念何顺果教授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怀念何顺果教授

读本科时，我先后阅读了何顺果老师的一些著作。何老师的《人类文明的历程》《美国史通论》《美国边疆史》和《美国“棉花王国”史》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人类文明的历程》是一本讲授世界通史的教材。相比之下，《美国史通论》是一本讲授美国通史的教材。这两本教材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何老师凭一己之力，能同时讲授美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让我意识到何老师的历史功底深厚和知识广博。除这两本教材外，《美国边疆史》研究的是美国西部开发和边疆史，《美国“棉花王国”史》侧重研究南部种植园的经济和社会史，两本专著的出版说明何老师研究水平的专精。另外，何老师倡导区域史研究，力图推动美国史研究走向更加深入，正好与他倡导的美国历史上“三大区域”和“两种制度”特征遥相呼应。读完这些著作后，我对何老师钦佩不已。

不过，我当时对法国史更感兴趣，并未考虑过要跟何老师读美国史。对我而言，我一直对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钦佩有加。马克·布洛赫在二战期间惨遭盖世太保的蹂躏让我为他的英勇无畏而动容。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让我为他们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的魄力和历史眼光而摇旗呐喊。费尔南·布罗代尔撰写的《地中海史》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让我叹为观止。另外，每每听到动听的法语，我就憧憬着有一天可以像张芝联先生一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可以阅读法文图书和史料，也更期待有朝一日能访问浪漫的巴黎。至于美国史，虽然我也很感兴趣，但我当时已把图书馆内所有与美国史相关的图书通通“扫荡了”一次，尽管事后看来似乎有点囫囵吞枣。另外，我觉得美国史太短，远没有欧洲史和法国史那么厚重的历史感。此外，我在前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玛丽·诺顿（Mary Beth Norton）等编撰的英文版美国通史教材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上密密麻麻地做了批注和读书笔记。在我看来，美国史很有意思，但我对法国史更倾心，且对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和跨学科研究充满了无穷的好奇心。

但是，在北大历史系参加两次复试面试的经历打消了我学习法国史的念头。2005年3月下旬，拿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发来的研究生复试面试通知后，我前往静园二院的历史系参加面试。面试结束后，我在燕园闲逛了一下，然后买当天的火车票返回黄冈。当时，我使用的是我表姐送给我的二手英文手机，但它只支持拼音和英文发送短信。离开北京返回黄冈的火车上，我先后收到几条中文短信，但是无法阅读它们。同时，我也收到来自北京那边用手机打给我的陌生电话。但是，当时，我手机电池快没电了。由于我在北京没有朋友，我压根就没想到会有人因急事而给我打电话。晚上返回黄冈师范学院校园后，我给手机充电，并把sim卡插在同学手机上阅读短消息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脸茫然。原来，北大历史系的高岱老师给我发了两条短消息，让我立刻返回北大重新面试。见我没回复，高岱老师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可惜的是，我因为手机电量不够没有接高老师的电话。当天晚上，给高老师打电话后，我买了第二天前往北京的火车票，马不停蹄地前往北大历史系参加第二轮研究室面试。后来，我才得知，主持面试的部分欧美近现代史教研室老师在看过我的简历后，觉得我太“狂妄”了，因为我在简历封面上写了“立传世之作”，同时在简历中写了建立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的文字。隔了几天，我再次参加了欧美近现代史教研室老师们主持的面试。虽有些忐忑不安，但我表现中规中矩，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二轮面试。可是，经过两轮面试后，我内心惭愧不已，自觉在欧美史教研室老师面前已“颜面尽失”。

幸运的是，我与何老师结下了师生缘，尽管有些偶然。9月份在燕园报到后，研究生同班同学都选好了导师，唯独我迟迟不知如何是好。鉴于我被欧美史教研室的老师们面试了两轮，我明白我在他们心中就是一个“狂妄之徒”。当时，我想起了钱钟书的格言：“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可事已至此，我又不得不扪心自问：我内心的苦衷能向谁诉说呢？考虑到我在欧美史教研室老师们心中的这种“负面形象”短期内无法改变，同时也为了避免在研究生期间产生更多尴尬，我把选导师的目光转向了何老师，尽管我最初的念头其实是想选法国史方向的合作导师。之所以决定选何老师，是因为他没有参加那两场研究生面试。之所以何老师没参加，是因为他已决定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了。可是，当我惴惴不安地拨通何老师家中的电话号码时，何老师高兴的不得了。何老师跟我说，我的情况他基本知道了，他就喜欢有个性的学生。何老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人狂点没事，他年轻的时候也很狂，只要把成果做的足够优秀就可以了。何老师还开导我：“年轻人不狂点，那怎么行，难道都做平庸之辈吗？”自此之后，我跟着何老师在北大历史系念美国史方向的硕士。每每回想此事，我会由衷地感叹何老师在我“无地自容”时接纳了我。

读研究生期间，何老师继续向我展示了海纳百川的胸怀，鼓励我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并追求自己的个性。进北大历史系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梦想。可是，当我顺利进入北大历史系后，便把兴趣转到了其它学科。在历史系选修各种专业课程的同时，我积极旁听外系老师开设的课程。在同班同学张弛的介绍下，我旁听了北大社会学系李康老师的“历史社会学专题”。当时，李康老师正在课堂上讲授新文化史和历史社会学相关的内容，对我和张弛来说耳目一新。再后来，我和张弛、齐晓瑾和李荣山等骑着自行车去旁听李康和渠敬东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课程。另外，我在清华大学先后旁听了彭刚和刘北成合开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彭刚讲授的“西方史学理论”课程。除此之外，我还旁听了社会人类学系王铭铭的两门课程以及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专题。那时的我，在北大读书如鱼得水，积极接受各种思想的熏陶。每每提及我在外系旁听课程的经历时，何老师总是乐此不疲地跟我说，北大的风气向来自由，各种思想都有，要好好利用北大的学术资源。另外，何老师还叮嘱我，北大青年才俊辈出，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好基础。

对自己并不擅长的种族和重建史研究领域，何老师积极鼓励我选修王希老师开设的“种族与美国宪法”课程。大概是在2006年夏天，王希老师在北大开设暑期课程。当我犹豫要不要选修这门课时，何老师跟我说，王希老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在哈佛大学从事过博士后项目的研究，导师是如雷贯耳的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何老师还说，王希老师是个谦谦君子，在美国求学和工作多年，英文专著《民主的考验》（The Trial of Democracy）已由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说明他的学术水平足够优秀。正好王老师在北大开课，何老师敦促我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向王老师学习。对王老师的科研水平，何老师从不啬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对王老师的教学工作，何老师也鼓励我积极参加。在知识面前，何老师从未有门户之见，总是以豁达的胸怀鼓励我去求知。

2009年8月赴美留学后，虽然联系的频率日渐减少，但何老师时刻关注着我的博士论文进展，并勉励我把博士论文做成“北大水准”。何老师多次向我分享他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经历，希望我能吸取他的前车之鉴，并弥补他在美国史研究方面的遗憾。何老师多次提到，在撰写《美国边疆史》和《美国“棉花王国”史》时，由于受时代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不能亲自前往美国各大历史档案馆收集更多的原始手稿和史料。另外，他有志于从事区域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且试图推进西部史和南部史研究。遗憾的是，自从2007年从北大历史系退休后，他自觉身体吃不消，有些力不从心。不过，何老师不忘勉励我多去南方各州的历史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史料，并嘱咐我一定要对自己严要求且高标准，让博士论文代表“北大水准”。2022年9月，收到我出版的专著《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后，何老师兴致勃勃地主动跟我通了电话。在电话那头，何老师乐呵呵地说：“好小子，嘿嘿嘿。你这书写的太专业了，让我受教了，不仅用了大量的原始手稿和史料，而且涉足大西洋史。既从宏观上研究了英帝国和南卡罗来纳之间的关系，还从微观上研究了亨利·劳伦斯这样的个体，尽管后者是个精英人物。确实不错！”在对我进行一番表扬后，何老师不忘提醒我：“是不是‘北大水准’，你我说了不算，还是要靠同行来评判。不过，既然书已经出版了，那就是过去式了，赶紧准备下一个课题的研究吧！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要以‘北大水准’来要求自己，做学问千万不可马虎和心存侥幸。”

我与何老师只有3年的师徒情谊，但多年来何老师一直对我呵护有加。他不仅以他的仁慈、豁达和包容接纳了我，而且时刻勉励我在学术道路上勇登高峰。对此师恩，我将永远铭记于心且心存感激。

1079年，宋代文人苏轼第三次到访扬州平山堂，写下了《西江月·平山堂》，以缅怀其恩师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