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 | 王希谈方纳 ：他从不以自己是某一领域的“大佬”自居
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采访：彭珊珊
作为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的履历很难复制。27岁（1970年）发表第一部美国史专著一鸣惊人，此后每隔几年就有一部重要作品问世，至今有二十多本专著和编著；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和指导了75名美国史博士，其中多人已经是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知名教授；1993年、2000年和2005年分别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美国历史学会（AHA）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SAH）的会员直选中当选主席，这是来自同行的高度认可，能在这三个专业组织中都当选主席的人仅此一位。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希看来，方纳的成就与才华除了是“天赋与勤奋、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创造之间完美结合的故事”之外，还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是方纳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美国的民权运动进入高潮，新社会史方兴未艾，美国的美国史研究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进入新时代。
王希翻译过多部方纳著作，包括《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美国自由的故事》等，是方纳作品在中国最早的引介人。近日王希编译的方纳北大演讲集《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通过邮件书面采访了王希教授，请他谈谈与方纳先生35年来的师生友谊与学术交往，以及变动时局下的中美美国史研究。
Q
方纳先生著作宏富，《美国自由的故事》《给我自由》等重要作品已译成中文，并且有很大反响。能否请您谈谈这次出版的《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在篇目安排和附录文章选择方面有哪些考量？
A
《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应该说是一部主题性论文集，一共收入方纳教授的7篇文章，前4篇来自他2017年在北京大学做的美国史研究系列演讲，由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串联起来，即奴隶制和反奴隶制的政治如何影响了美国从建国时代到重建时代的历史经历。在第一讲中，方纳讨论了奴隶制如何从一开始就嵌入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之中，成为早期美国政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并导致了内战的发生。第二讲则以19世纪上半叶反奴隶制斗争为背景，以小见大，着重讲述了黑白废奴主义者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大胆而巧妙地通过纽约市的“地下铁路”来帮助逃奴奔向自由的故事。在第三讲中，方纳将目光聚焦在美国人最崇敬的“伟大解放者”林肯总统身上，叙述了他如何从一个温和的反奴主义者通过内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的过程，为听众和读者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林肯。最后一讲则集中讨论内战之后的重建时代，分析了重建在宪政重构、政治重组、种族关系和经济转型等方面的成败，以及重建的遗产如何影响了后来乃至当今美国历史的走向。所有这些都不是小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大问题，但正如许多听众和读者所体验到的，方纳把这些问题梳理得非常清楚，表现了一种很强的逻辑感，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美国故事。这四篇讲稿覆盖的内容，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但读完方纳的文章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获得新知的感觉。这可能就是一个成熟史家的本领：举重若轻，运用关键的历史细节，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作出冷静的判断，而每个判断背后都带有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思想。
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方纳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邀请而来讲学的，这个项目的起点很高，主要邀请成就卓著、具有世界声誉的学者，希望他们分享最拿手、最前沿的成果。方纳提前一年多就开始与我商量讲题的选择。他最终选择这四个题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四个主题上，方纳都写过至少一部厚重的研究专著，有的主题（如重建）还不止一部，这些著作都是他多年研究、并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与此同时，他对这些成熟的研究做了高度的浓缩和提炼，用一个新的叙事框架——“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进行重新组合，用精湛、流畅的文字表现出来，与中国读者分享。这样的组合呈现在方纳的学术发表中还是第一次，即便在他的英文著作中也找不到一本可以与之媲美的著作。
收入本书的其他3篇方纳文章，也都很有特色。“谁是美国人”一篇是他于1995年在纽约州人文学科委员会接受“年度学者”称号时的演讲，时间正好是1994年美国学界就美国历史教科书应该如何编写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全国大辩论之后。方纳当时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的在任主席，在辩论中始终处在前沿位置，与反对派展开唇枪舌战，捍卫“新美国史学”的方法论与成果。正如方纳回忆的，这场辩论促使他创作了后来蜚声海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1998）一书，而该文勾画了该书最初的思路，并重点讨论了美国人围绕公民身份认同展开的长期辩论。
“关于《美国自由的故事》的新思考”一篇也有自己的故事。《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文版于2002年出版，后重印多次，2018年当商务印书馆准备再次重印时，方纳应邀写了一个新序，主要讨论9·11事件之后围绕美国自由发生的新的公众辩论，算是对20年前完成的著作的一种补充。遗憾的是，因国内出版的相关规定，重印书不能使用新序（否则便要作为新书重新申报和审核）。我们都不甘心放弃，与商务印书馆、北大出版社和方纳协商之后，将这篇序言纳入本书，以飨读者。从主题上看，这两篇文章与19、20世纪美国政治史有紧密的关联，主题也十分贴切。
附录中的“回顾我的学术人生”一文非常精彩，我翻译的时候也十分投入，并加了不少注释。这是方纳在哥大为他举行的学术成就致敬会议上的致辞。会议是在2017年他访问北大回到纽约后召开的，我那一学期在北大上课，无法参加会议，但听几位参加了会议的中国留学生讲会议非常好，于是问方纳要来他的讲稿细读。虽然其中的主要内容我都亲耳听方纳讲过，但读起来仍然觉得十分感动。方纳总是有一种高超的写作技艺，能够将他丰富多彩学术人生的不同侧面不露声色地组合起来，讲出一个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故事。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北大出版社决定将这一篇纳入本书，与我写的译者前言形成一种对照。我的前言是对方纳的学术生涯和贡献做一种“专业”介绍，而他的自述则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回忆，包含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学术轶事和耐人寻味的细节，语言别具一格，诙谐之中蕴含着深刻。这一篇文章也是首次发表，为本书增色不少。
Q
您参与推动并亲历了中国的“方纳热”，也是方纳作品在中国最重要的引介人。能否请您谈谈方纳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
A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真的没有仔细想过，大概因为我开始翻译和介绍方纳作品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好学问的喜好和冲动。简单地说，可能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知识上的，另外一种是学术上的。
先谈第一点。我前几年曾写过一篇文章，简述中国的美国史写作从1949到2009年的发展情况，其中谈到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政治的原因，中国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和研究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挂帅、残缺不全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美国史知识的学习与补充需要时间和数代人的努力。2000年我决定放下手头的研究，翻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觉得有必要将新的美国史研究介绍给国内读者和同行。研究美国，首先需要了解美国，如果连美国历史的真相都不清楚，何谈有效的研究。如何了解历史的真相呢？需要介绍最扎实、最优秀的作品。所以，介绍新的美国史知识是我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文版出版之后，国内读者的热情反应令出版社也感到意外。将近20年了，本书仍然在不断重印。所以当方纳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两卷本通史出版后，商务出版社立即跟进，请我将这套书翻译成中文版。当他2017年第二次访华时，方纳发现自己在中国拥有许多读者，深感欣慰。
方纳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师生之间的学术传承自然会影响到我的研究和选择偏好，对此我并不否认。但方纳著作的优秀是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更重要的是，他研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也就是他说的所谓“霍夫斯塔特问题”（霍夫斯塔特是他在哥大的博士论文导师）——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即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留学的文科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对政治史、思想史、种族关系史、宪政史、民主问题、社会冲突和政治文化等抱有永恒的兴趣。但如何研究这些问题，采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材料，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美国学历史的留学生很早就组织了留美历史学会， 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出过《当代欧美史学评析》（1991）一书，介绍欧美史学的成果与方法论。我们当时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应该说，我翻译方纳的著作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专业动机。
你用“宏富”一词来形容方纳的学术创作，恰如其分。方纳的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很好，每一本专著都有自己的特色，许多都值得翻译。就拿他的近期著作来说，《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2010）就开辟了一种新的林肯研究方法，我将它称为一种“主题传记”。《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2015年）则是一部精致的个案研究，但却做到了与废奴运动的大时代背景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谋篇布局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这两部著作都已经由国内新生代美国史研究者翻译成中文出版。他的两部早期经典著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1970）和《汤姆·潘恩与革命时代的美国》（1976）——也已经由另外两名美国史研究界的新秀翻译完毕或即将翻译完毕。这两部著作在方法论上也是各有特色。我受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之托，正在翻译方纳的巨著《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已经接近尾声。这部著作被称为重建史研究的“圣经”， 我很喜欢。我觉得在方法论上它对国内学界多个学科的学者也都会有启发。
Q
就您自己而言，和方纳先生的交往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A
这个话题，如果展开来说，可以写一本小书，因为值得谈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我与方纳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7月，我们共同参加了一个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弗吉尼亚召开的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会，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了35年的师生友谊和学术合作，所以要讲的故事很多。
简单地说，我觉得主要的影响可能有这样几点：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学者，如何做老师，如何为本学科的发展做贡献。方纳教授不是那种喜欢手把手教学生做学问的老师。他也从不这样教学生，且不招收这样的学生。但他对学生很关心，也很严格，在学术问题上从不客气，也从不含糊。他指导学生的方式是给学生相当大的自由探索、自我发现、自我创造的空间，不给学生硬性规定博士论文题目。相反，方纳自己很谦虚，总是说他从学生的研究中学到许多东西。在《美国自由的故事》英文版的后记中，他认为自己在哥大非常有幸指导了一批本身就极富才华的学生。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而且也是一种大家风范的表现。但他对学生并不是放任自流，绝对不是，也从来没有过。他会在你思考和写作时，挑战你，提出非常关键和到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会将你的写作提高一个层次，这方面我很有体会。他支持自己的学生，但不希望学生只是在他的“庇护”下成长，这完全不是他的风格。这点给我的影响很大，也影响了我如何做老师。
另外一点影响就是做学问时要诚实、认真和投入，不能有半点虚伪和骄傲。这一点在许多美国学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因为我与方纳接触多，又翻译过他的著作，我更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举个小例子吧。《给我自由》第一版2004年出版后，一位读者指出他将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年份写错了，他收到反馈之后立刻告知出版社予以改正，刻不容缓。在他的专业写作中，他总是把学问看成是一种学者们集体创作的结果，所以在写作中对前人成果总是给予详尽的承认。他从不以自己是某一领域的“大佬”自居（这种可恨的风气在美国学界也很少见），也从来不随意发言。他的每次演讲都是以极认真的态度来对待。2017年北大演讲完之后，北大出版社向他约稿，原以为要等上一阵子，结果他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将四次讲稿如数寄给我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前四篇文章。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方纳很有“公心”，愿意花时间做许多专业学者不愿或不屑或无能力做的学术服务（academic services）。他担任过AHA和OAH的主席，这当然是一件脸上有光的事，是学界对学者成就的一种承认，但你必须花大量时间来为学科的发展服务，需要牺牲自己的研究时间，而且处理事务还得要有政治技巧，能够得体地应对媒体与大众。方纳还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来推动公众史学，这是他与许多卓有成就、但只关注自己的学问的学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学者拥有一种学术和道德责任，应该向学术界内外的读者和听众分享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看他的简历，邀请他去做学术演讲的地方既包括了世界著名大学（你能想象到的最著名大学都包括在内），同时也包括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社区大学或地方历史学会。他虽然享有盛名，但待人处事却总是从善如流，生活十分简朴自然。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2000年他第一次来华，在北大做演讲，那一次他夫人和女儿同行。当时的北大还只能用留学生宿舍的一部分来招待来访的外国学者。安排方纳一家的住宿时，在他们的房间里临时加了一张硬板床，但管理人员忘了在床板上放一张床垫。结果当天晚上方纳演讲结束回到房间，发现没有床垫，但觉得太晚，不愿去打搅服务员，就在没有床垫的硬板床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带他去看北大图书馆时，他才告诉我此事，却没有一丝抱怨。那次参观北大图书馆，他看到了美国史研究著作的藏书极为稀缺，才有了后来他将自己4000本私人藏书捐给北大历史系图书馆的故事（这点我在书中的方纳赠书实录中有详细介绍）。
Q
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方纳先生在美国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激进主义这几个主要研究领域的贡献？
A
这些问题都很大，我就挑前面两个领域说吧。内战史是美国史研究中的经典题目，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次战争，死伤人数超过任何一次国内国外战争，而且是一场内战，发生在一个近代民主体制的内部，最后的结果是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得以保存，400万奴隶获得解放，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获得新生。所以，它的意义非常大，从19世纪后期就一直是重点研究的题目，积累厚重。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方纳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是将奴隶制问题放到了内战研究的核心位置，大大提升了内战的道德含义。他的《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该书是他的博士论文）讨论了共和党为何和如何在19世纪中叶变成了一个反对奴隶制蔓延的政党，对该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做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这部书的亮点很多，读的时候时常令人拍案叫绝。最大亮点是将思想史、政党史、政治文化史和内战史结合起来，有效地解释了反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为何可以并行并最终进入政党政治、成为共和党的意识形态。
重建史方面的贡献就更多了。他的《重建》一书被史学界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写作，不光是因为它推翻了主导史学界长达数十年的“唐宁学派”观点，更是因为他从问题意识、研究框架、文献材料、分析手段等方面为这个领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重建》1988年出版，在它之后出版的许多著作都是受它的启发而写成的，而后来的研究则将19世纪美国史研究推到一个更深入、细致的程度。《重建》的最大贡献是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第二次建国”的主角来描述，讨论这个刚刚获得自由的前奴隶群体如何迅速将自己训练成为美国政治的参与者，如何与共和党人合作，建构内战后的新南部。方纳把这个复杂多面的故事梳理出来，放在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语境下，将之与其前后的美国史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在今天的美国史研究中，重建史是一个与美国革命史、美国立宪史和内战史同等重要的领域，做到这一点，方纳的贡献功不可没。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通过对重建的研究将非裔美国人史和激进主义史这两种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领域带入美国“正史”的叙事中，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历史的书写传统。
Q
方纳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反奴隶制斗争与20世纪民权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并且他现在仍活跃在美国的公共舆论场上。在您看来，当下美国爆发的“黑命攸关”运动，与方纳所研究的19世纪反奴隶制斗争、所参与的1960年代民权运动有哪些内在联系，又有哪些变化？
A
这个问题问得太巧了。我刚刚在北大上完《美国史通论》的暑期课，我设计的期末考试中正好有这样一道题。有不少同学选择回答这个问题。当今我们看到的因美国警察滥用执法暴力致使黑人死亡而引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19世纪的反奴隶制斗争都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联系，可以说，是19世纪以来的反种族歧视、反种族主义这个漫长的“民族斗争”的现代篇章。方纳曾引用共和党立法者卡尔·舒尔茨的话，将重建描述为一场“伟大的宪政革命”，他又在2019年出版的《第二次建国》一书中描述了这场宪政革命发生的过程。那么这次宪政革命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通过和实施了三条极为重要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1865）废除了美国境内的奴隶制，宣示了“自由”是所有美国人的一种权利；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1868）给予所有在美国出生和通过归化入籍的人同等的公民资格和权利，宣示了“平等”是美国公民政治的原则。这两点在原始的宪法秩序中都是不存在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1870）确认了黑人男性拥有与白人公民同等的选举权，从而将“跨种族民主”（interracial democracy）变成了美国政治的实践。今天我们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习以为常的美国故事，但如果将这些政治创举放回到19世纪60、70年代的背景中（当时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还处在帝王将相的专制体制之下），你可以想象它们所拥有的政治激进性。所以，称重建宪政改革为一场“革命”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重建未能坚持下去。到了19世纪后期，“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卷土重来，白人种族主义者掌控的南部州政权实施了种族隔离法，并以种种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实质性地剥夺了南部黑人的选举权，使绝大部分黑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但重建宪政所建立的自由、平等和跨种族民主的原则并没有被否定，一直成为白人和黑人民主主义者的法律和思想武器。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无论是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一系列废除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判决，还是国会通过的《1964年民权法》（以联邦法的名义废除各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和《1965年选举权法》（以联邦法名义废除各州为阻止黑人公民参加投票而设置的种种障碍），还是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积极分子所组织的非暴力群体抗议活动，所依循的原则都是重建宪法修正案所建立的原则，这就是重建与民权运动之间的联系。没有这些重建时代建立的宪政原则，就没有后来的民权革命。
民权运动的立法废除了联邦法和州法中的种族歧视，但并没有改变深嵌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也没有彻底改变新旧种族主义得以滋生、生长和蔓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表现了民权运动的一种成果，但选出奥巴马当总统并不意味着美国进入了“后种族”时代。事实上，对民权运动所带来的成果的坚决反对和顽强抵制也在生长，并与其他问题——宗教、全球化、经济利益的分配、肯定性行动（平权运动）、地方选区的划分、多元文化与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纠缠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大的声势，在2016年大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国性抗议，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60年代民权运动的延续，但与民权运动不同的是，当今的运动不是由一个核心公民运动组织和发起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因极度愤怒、失望和不满而激发的抗议活动，但它们的激烈程度更为明显，而且参与者以年轻人居多，白人和黑人中的年轻人，所谓的Generation Z一代人。这是与民权运动非常不同的地方。
Q
您在《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一文中说，方纳的成就和成功也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是1960年代的新社会史+民权运动把美国的美国史研究推入新时代。我们现在也正处于一个中美关系的大时代。您觉得，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够从当下这个时代里获得什么？
A
是的，这是我在书的序言中希望强调的一个观点。时代对于学术创造有很大的影响。并不是说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伟大的学者，但一个称得上伟大的时代往往能够造就出一批伟大的学者，方纳和美国史学界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就很了不起，很有影响力，能够实质性地改变学术创作的质量和环境。除了时代背景的因素之外，还需要出色的才华、扎实的学术训练和功底、真诚的理想主义、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持续进行自我教育的意愿和能力。方纳的成长与成就正是这些因素得以综合、获得最优化的发挥之后的结果。
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很好，也有一定的难度。是的，此时此刻的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极为困难的阶段。2019年夏天，美国历史学家组织还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聚会东北师大，评估过去6年两个学会之间的学术合作，展望未来。谁都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两国关系会走入这样的低谷。我想，也许最糟糕的阶段还没有到来。但我同时也相信，无论情况如何变化，过去40年的深入交流已经将中美在许多方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除了相互的经济和商业渗透之外，在人文方面也有许多深度交流，虽然交流的力度不完全对等，但影响一定是有的，而且大大超过从前。双方人民共同播下的种子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暂时倒退而被一笔抹去，它们仍然有机会生长。乐观一点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倒是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问题，也帮助我们去重新检审过去那些习以为常的结论。开倒车的事情也可能促进新研究的发展，譬如对美国基层社会的研究，对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对美国锈带地区的研究，对本土主义的研究，对选举政治的深入研究，对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研究等。一句话，新的形势会刺激我们去思考新的问题。但，无论研究什么，我觉得学术原则的底线是必须坚守的，即研究本身必须是真实的、扎实的、诚实的，不是应景之作，不是为了遵循某种官方意志的需要或为了迎合某种民间情绪的口味。我对国内新一代美国史研究者充满信心，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比他们的前辈更优越的训练和研究条件，也应该有勇气、有志向和有机会超越前辈学者。我坚信这一点。
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