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 |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摇篮中的巨人：战争、金钱与美利坚国家，1783-1867年》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

2021年第1场

时间：2021年4月27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室

主持人：宋睿芃（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本书介绍：本书采取国家研究的路径，围绕财政和战争两大主题，聚焦于“美国第一财政体制” （The First American Fiscal Regime）的生成和演变，探讨从独立战争结束到内战时期的美利坚国家是如何逐渐变成一个“巨人”并称霸美洲的。作者认为，1787年宪法构建了一种欧洲式的“财政-军事型国家”体制，早期美利坚国家依照这种路径发展，有效地汲取资源并进行战争，经过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和内战，使得联邦国家的地位和权能大为加强。因此，早期美利坚国家绝非传统看法所说的那样弱小而无力。虽然美国的共和主义政治文化对“财政-军事型国家”的发展构成阻力，但并未扭转美利坚国家发展和扩张的趋势

宋睿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这本书的标题《摇篮中的巨人：战争、金钱与美利坚国家，1783-1867年》，显然模仿了约翰·布鲁尔的《大国的肌腱：战争、金钱与英格兰国家，1688-1783年》（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 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作者麦克斯·M. 艾德林着眼于独立战争结束到内战时期的历史，聚焦所谓“美国第一财政体制”的生成和演变，围绕战争和金钱这两大主题，探讨了尚在摇篮中的美利坚国家是如何动用自己的力量逐渐转变为一个“巨人”并称霸美洲的。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美国通过1787年宪法和汉米尔顿的财政计划，建立了“美国第一财政体制”。早期美利坚国家走的同样是欧洲“财政-军事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应对国际战争的需求，联邦政府的权能逐步扩大。它通过关税和长期贷款获得财政收入，并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债务。但是，美国政治文化中有共和主义的传统，人们担心权力集中的政府会破坏共和制，也害怕战争将消耗大量资源，以致劳民伤财。因此，不少政治精英提倡“小政府”，主张节俭、轻税、保护财产，制定政策时要顾及各州和人民的利益。于是，美国早期的财政体制又有不同于传统欧洲国家的特点。比如，对日常生活影响最小的关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联邦政府对国内税的征收则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时，公共债务也被看作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会危害共和国的自由。因此，政府即便在战时积累了较大数额的债务，只要一签订和平条约，就马上着手偿还债务。到美国内战时期，“美国第一财政体制”已经无法容纳超大规模的资金和物资需求，于是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战时高达28亿的公共债务无法在短时期内还清，这使得债务成为此后美国财政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国内税的税种增加，税额扩大，后来也没有取消。

总的来说，艾德林对各类数据、图表的分析能力，对财政金融领域的宏观把握能力，都是令人惊叹的。我在阅读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书中涉及很多专业名词和形形色色的经济政策，也包括很多图表分析和计算。不难看出，作者在写作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美国早期国家一直被认为是和平、弱小的，可是美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成了美洲的霸主？作者通过探讨美国向现代“财政-军事型国家”转变的历程，力图阐述两个主要论点。其一，美国联邦政府比很多国家都更有能力筹措经费，以满足其军事扩张、发动战争和获得领土的需要，“美国第一财政体制”的运作是有效的。这一点在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和内战这三场战争中都有体现。作者在引言中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主宰北美，并不是因为其自由的制度和有开创精神的人民，而是能够自由地使用由国家批准并主导的种种侵略和暴力手段。”换句话说，是战争和暴力奠定了美国强大的基础。其二，美国的共和主义文化未能完全主导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没有扭转美利坚国家的发展方向。虽然“美国第一财政体制”主要是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设计的，但杰斐逊、麦迪逊、杰克逊这样的“反国家主义者”，在实际行动中经常运用联邦政府的权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可见，在国家政策的制定方面，时机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决策者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保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来自于反国家主义、州权至上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政治精英往往选择顾全大局，以前者为重，即使这是以联邦政府的职能扩展和侵蚀各州利益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最终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是现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目前，艾德林仍致力于解构美国建国的“自由”神话，强调早期美国政体中的混合结构特别是帝国因素的重要性。

研究的主题和路径

王仲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本书作者艾德林是瑞典人，在瑞典接受教育，后来长期在英美进行研究。他还获得了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专业的博士学位，这样的学术背景使他得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譬如在本书中，艾德林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无疑形成了研究的一大特色。本书虽然看似是在讲美国早期财政史，但艾德林的学术雄心不可谓不大。财政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他的宏大意图在于回答美国何以成为今天的美国这一问题。从他的研究视角中，也可以看出他作为欧洲学者的“他者”视角和国际关怀。长久以来，许多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在讨论美国强大的历史根源时，偏重关注20世纪，尤其关注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重要推动作用。但艾德林则通过对美国早期财政体系的研究，认为美国早在立国之初就存在“财政-军事型国家”的顶层架构。他通过对19世纪三场重要战争的个案研究，进而指出美国在内战后终于奠定了它作为政治军事强国的坚实基础。这无疑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美国早期“弱国家”的历史形象，拓展了早期史研究的视角。此外，我注意到作者大多运用传统史料，而且相当一部分材料是我们在国内也可以较易获得的。艾德林利用这些材料写出了如此具有新意的著作，这也给同样运用非母语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许多鼓舞和启发。

蔡梦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我觉得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艾德林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财政和军事只是它切入的视角。作者认为，美国早期国家形象并非是我们传统认为的“弱国家”。相反，通过1787宪法和由汉密尔顿主导的“美国第一财政体制”，美国得以构建起一个“财政-军事型”强国，从而有能力介入到随后一系列的战争中，不断重塑美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最终成功奠定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霸主地位。

另外，我觉得这本书的论点和解释框架格外清晰，读起来非常顺畅。作者第一章论述了联邦主义者和制宪会议如何有效巩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能够摆脱州的掣肘，保障各项政策的实施；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汉密尔顿推行的财政改革方案以及他所塑造的美国“第一财政体制”；第三章聚焦汉密尔顿建立的债务管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建立良好的政府“信用”，实现“以债养债”，让政府具备融资的能力；后面三章选取三个个案，论述的过程也紧扣主题。全书整体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读后很容易接受作者的论点，并且被他说服。

夏刘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相对来说，我们更为熟悉的是艾德林在2003年出版的《一次拥护政府的革命：美国宪法的起源和美利坚国家的形成》这本书，书中论及的主题可以说为本书提供了一个背景。如果将时间拉回到制宪会议前夕，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反国家主义才是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因此，只有借助于财政政策、战争和土地扩张，制造出新的政治需求，才能把许多制宪会议代表们的梦想——建立一个值得尊敬的伟大国家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才有利于把联邦宪法中有利于国家构建和扩张的因素激发出来，进而把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展变得更为合法、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有利于国家构建和使联邦国家逐渐变得强大的诸多有利因素，作者在这里只不过是选用了财政、军事的视角来切入并展开论述。

李圣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初看标题，我以为这是一本财政史方面的著作。然而这本书所关切的内容与一般的财政史或经济史著作有很大不同。典型的财政史、经济史著作在谈到债券或贷款时，通常讨论的是利率；谈到税收时，通常讨论的是征税成本；谈到货币时，则会讨论通货膨胀、流动性等问题。本书所提及的财政内容主要是政府获得了多少收入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收入，对支出方面着墨不多。总的来说，本书的财政内容更多只是作为研究材料，作者是想通过财政现象来说明国家构建和政府能力问题。

钟慧怡（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作者写这本书有着非常强的现实关怀，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有的国家借民主和自由之名，而行侵略和扩张之实。美国建国精英围绕着财政和税收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但是他们的共识是要将政府的财政权力和职能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要符合民主国家的原则。在19世纪上半叶，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时，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统筹财力、军力，比如通过海军来维护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商业行为和权利，来保障公民的利益，但是实际上却导致了美国版图的不断扩张。

薛冰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这本书虽然讲的都是美国早期政治史上影响较大的政治事件，用的也多为传统史料，但的确写出了新意。对我比较有启发的是，作者让我们重新思考战争和暴力在国家构建中的实际作用，而不是仅仅谈论理论层面的国家制度设计。战争在美利坚国家的发展中确实是不可或缺的维度，美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意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一个常设展览的内容就是“美国历史上的战争”，包含从独立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丰富内容。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对外关系、民众生活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贯穿整个美国历史的一条主线。艾德林不仅借鉴了现代早期欧洲史的分析框架，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还打通了美国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和视角有独特的价值。

杨崧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我认为这本书比较明显地体现出跨大西洋的研究视角。第一，艾德林是瑞典人，他在瑞典和英国接受教育，写的却是美国史，他对美国史的观察本身就带有一种跨大西洋的视角。艾德林在本书的前言中写到一个瑞典人对美国的观察，正是在这个瑞典人的评论中，他发掘出了这本书的标题和研究视角。第二，作者在考察美国财政制度的历史时，强调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欧洲的观察。他认为，美国人从制宪时心里就装着欧洲列强，始终考虑着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如何在残酷的大国竞争中保全自己、壮大自己。在这一点上，作者可能参考了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的一些观点，把早期共和国的历史放在英法争霸的背景中来解读。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中，汉密尔顿进行了财政金融改革，杰斐逊对汉密尔顿财政政策的继承也就比较容易理解。第三，艾德林在写作过程中提到了许多加拿大人、英国人、法国人对美国的观察以及美国的回应，这其实也是一种跨大西洋的视角。尤其是美墨战争时期墨西哥对美国的评论，以及内战期间英国和法国对美国认知所发生的转变以及做出的战略调整，都体现了这种跨大西洋视角。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们经常说写文章要有问题意识，那么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艾德林讨论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解答这个问题的？过去学界普遍认为，美国宪法所创建的是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限权政府，所构建的国家体制是一种“最低限度国家”，它的权力分散，还受到很多限制，国家能力很弱小。但是，艾德林在《一次拥护政府的革命》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假说：1787年立宪时最激烈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一个联邦政府，而是要不要一个强大的欧洲化的国家。他把美国宪法看成美利坚国家欧洲化的开端，立宪者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财政-军事型国家”。可见，艾德林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对制宪史的解释，对美利坚国家的起源做出了很不一样的判断：美利坚国家在诞生时并没有走一条独特的道路，而是和欧洲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相似，效法欧洲的国家模式。虽然美国采用共和政体，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也发挥了限制和规范的作用，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主导的倾向仍是欧洲式的，所以美国并不例外。这显然是要破除美利坚国家起源的“例外论”。这是艾德林第一本书的主旨。这本书里，他接着讲了后来发生的故事。这就是，1787年宪法构建了一个欧洲式的“财政-军事型国家”，而这种国家模式的功能在实际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艾德林关注的重点是国家的权能是怎样形成和运行的。他从财政着眼，考察美国早期国家如何汲取资源，如何将这些资源有效地用于战争，又如何通过战争来强化国家的地位和权能。

艾德林的思路和解释框架主要依托于两个理论工具。第一个就是前面所提到约翰·布鲁尔的“财政-军事型国家”的命题。布鲁尔研究的主题是，英国何以能在“长18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打败法国、荷兰、西班牙，最终在大西洋世界乃至全球的竞争中胜出。他认为，英国依靠的是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汲取资源的手段，比如银行、货币、税收和公债等；英格兰国家借助这些手段汲取了大量的资源，用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扩展海军，修建要塞，在必要时还可以购买雇佣军，能有效地进行战争。从他的论述看，“财政-军事型国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国家通过借款和税收而形成很强的汲取资源能力；其二，国家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其三，国家的战争开支有明显的上升；其四，国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机构，并在管理和执行方面拥有很强的效力。这些因素使得英国能够在“长18世纪”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而英国国际竞争的过程又使得国家进一步得到加强。可见，“财政-军事型国家”既是英格兰国家强大的原因，也是其国家强大的结果。第二个理论工具是查尔斯·蒂利的格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这就是说，战争和国家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加强的关系。艾德林为什么要从财政入手来讨论问题？因为“财政-军事型国家”的前提是财政，政府要先有钱，然后才能养军队，才能组织和进行战争，并赢得胜利。美国通过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和内战，使美利坚国家得到了强化，真正地成为一个“巨人”。这不就正好印证了蒂利的命题吗？我们在读书时，要留意作者问题意识的来源，考察他借助了哪些理论资源来建构自己的论述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艾德林讨论的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其一，美国在诞生时处于大西洋国际体系中，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战争、弱肉强食、非常险恶的国际权力体系，美国作为新生的国家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求生？于是，对外事务、外部安全就成为建国者考虑的核心问题。过去研究美国的建国史，大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国内，就是如何维护自由、防止暴政的问题。艾德林强调的是美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求生的问题，也就是要解释美利坚国家何以必须具有汲取资源、发动战争的能力。其二，美国从诞生后到内战，短短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打了三场大仗，借助侵略和威胁性的暴力使国土面积翻了几番，成为一个跨大陆、跨两洋的大国。一个“弱国家”能够做到这些么？显然不能。美国恰恰是采用了欧洲式的国家构建手段，也就是走“财政-军事型国家”的道路，才得以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不仅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而且变成了一个巨型国家。总而言之，本书从财政切入，运用传统史料，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有效方式，也就是从史料、理论和既有研究三者的碰撞和发酵中形成新的问题意识。

“局外人视角”的意义

杨崧愉：艾德林是瑞典人，他写作这本书其实是以一个欧洲人的视角来观察美国早期史，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对比。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对美国政治也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可是他得出的结论却与艾德林完全相反。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联邦政府似乎是隐身的，当时人基本上感受不到联邦政府的存在，能看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地方社会。艾德林的观点恰恰相反，他采用聚焦式的手法，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展示美国联邦政府具有类似欧洲国家那样的调动资源的强大能力，并且在历次战争中运用这些能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进行领土扩张，捍卫联邦的统一。这种截然相反的观察结论表明，经过近两百年，两个欧洲人的观察视角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给我们理解美国早期史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夏刘锋：我想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在制宪的过程中，反对宪法的人有两个核心的担忧。其一，他们担心在新宪法的政治秩序下，联邦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各州的主权和权力不断被削弱、吞噬，进而形成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这里涉及“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者”关于“简单政府”和“弱国家”的理解。其二，他们担心总统会成为选举的君主，享有帝王般的权力，同时国会议员和最高司法机构则由所谓的优秀分子组成，高高在上，远离民众，不熟悉甚至可能无视选民的政治情感、利益和诉求；普通民众对公共政治的积极参与权逐渐被弱化，对立法、决策的影响力也因受到新宪法的多种限制而逐渐被削弱。这是普通民众及其代言人对新宪法最大的不满。托克维尔所看到的主要是后者，也就是当时人们如何不断地拓展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比如组建社团、宣扬普选权等。艾德林显然更关注前者。

蔡梦竹：我觉得托克维尔和艾德林提供的两个视角都很有洞察力，但艾德林对美国早期国家的解释似乎更有历史感。托克维尔展现的是“小政府”的形象，他观察到美国社会非常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民众可以不依靠政府，通过彼此合作，组织起一个有序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但是，托克维尔的这一说法似乎被后世过分放大了，以至于我们一直强调美国早期国家是“弱国家”，是 “小政府”。正如艾德林在前言里说，“一直到20世纪初，政府职能的体现更多的是在军事战争方面（warfare），而不是社会福利（welfare）方面”。因此，艾德林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以往对美国早期“弱国家神话”的认识。这或许也能代表当前史学界的一股潮流，比如，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提到，一个强大的、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国家，对于推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林煜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艾德林和托克维尔都采取“局外人视角”（outsider perspective），为什么观察的结果如此不同？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参照系问题。托克维尔在讨论政府与国家能力时，参照的是19世纪的欧洲列强，尤其是他的祖国法国。他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不可避免地将传统刻板的中央国家形象拿来与当时的美国作对比，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够严谨的，甚至带有时代偏见。艾德林是历史学家，他不仅横向对比欧洲其他国家，重新厘清国家能力强弱的定义，而且考察美国建国初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变迁，所选取的参照系更为多元和丰富，也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其二是出发点问题。托克维尔的政治观察与政治论述有自身的目的性，某种意义上是试图在美国身上寻找解决法国问题的答案。后世不少学者指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待在新英格兰地区，对美国的整体观察难免有误解与疏漏。艾德林作为学者，他的出发点是要回到19世纪的历史语境，基于史料和史实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这里也牵涉到社会观察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

李剑鸣教授：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政府是不可见的，整个社会就像是一架上好了发条机器，一直在自己转动，这也说明美国人没有什么国家意识。政治学理论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状况，叫做“无国家状态”（stateless）。艾德林则强调，早期的美利坚国家其实并不弱小，而是变得越来越有能力。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个欧洲人对早期美利坚国家的观察出现这么大的反差？除了刚才大家谈到的，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两者观察的对象不一样。艾德林关注的是中央国家（central state）的状态和发展，而托克维尔考察的主要是州和地方社会。这一点无需多言。

第二个原因是两者观察的视角不一样。艾德林讨论的是中央国家在对外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托克维尔留意的是美国国内政治运行的状况。我们知道，任何国家都有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国家对内和对外事务总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分的，在共和政体下对内和对外的区别尤其鲜明。共和国对内的目标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对外的目标是打退外国的侵略，防范来自外部的颠覆。因此，共和国在对外事务中必须使用暴力，而在对内方面则主要是行使协调性的权力。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提出，任何国家都必须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一是控制社会的权力（power over civil society），一是协调社会的权力（power to coordinate civil society）。前者属于“专制权力”（despotism），后者则是“基础性能力”（infrastructural strength）。任何“强有力的统治体制”都必须拥有这两种权力，但两种权力孰轻孰重就决定了国家的性质。美利坚国家固然需要“专制权力”去维护基本的秩序，因此离不开暴力手段。不过，美利坚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社会，因此它是一种以“基础性能力”为主的体制。可是，在对外事务方面，美国又必须依靠“专制权力”，因为只有汲取资源、有效动员、维持军队，才能进行战争，维护安全。

第三个原因在于托克维尔和艾德林对国家体制的理解不一样。艾德林强调中央国家的作用和功能，而托克维尔关注的是社会的自主性和地方自治。实际上，美国实行的是复合型国家体制，是一种双重结构的国家。中央国家的功能主要是对外保障安全，对内处理各州的共同事务，维护基本的秩序。国家处理社会内部事务的功能，当时叫做“internal police”。这里的“police”不是指“警察”，当时美国还没有今天的警察制度。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内部治安或内部治理，具体包括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救济、兴办学校、地方法规的实施等，主要是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来负责的。托克维尔和艾德林观察的差异，反映了早期美利坚国家发展的复杂性。艾德林这本书考察的主要是联邦政府的对外事务，对国家在内部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则基本上没有涉及。

刘雨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刚才谈到了“弱国家”和“小政府”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它们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弱国家”侧重指国家能力弱小，而“小政府”则是一个经济学的专有概念，指政府不承担过多的经济职能。艾德林在书里多次提到“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认为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和美国内战分别制造了显著的棘轮效应，此后联邦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扩大，具有更多的职能。

美国经济史学者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有一本书，题目是《危机与利维坦：美国政府扩张中的若干关键片断》（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里面用“棘轮效应”来阐释19世纪末以来历届美国政府职能扩大的过程。当遇到任何州和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全国性危机时，民众就期待联邦政府施以援手，解决危机。但危机本身不会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的转变还取决于面对危机时民众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导致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政府顺应民意采取措施克服了危机，此后一些临时性政策就会被取消，但还有一些措施以制度性的方式永久地保留下来，成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于是，经过多次危机之后，政府就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职能不断增加，机构愈发臃肿，逐渐从“小政府”转变为庞大的“利维坦”。在希格斯看来，这个过程始于1893-1896年克利夫兰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并在一战、新政、二战和冷战时期不断加强。联邦政府除负责传统的军事外交事务以外，还承担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等新的职能，从而转变为“大政府”。总之，就职能而言，从建国到19世纪末美国都是一个“小政府”，主要承担军事和外交职能。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就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但美国到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承担社会职能。

李圣年：内战前的美国政府究竟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需要看与它对比的对象是谁。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对比。其一是欧美对比。本书引用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包括联邦和州）的开支远低于同期的欧洲强国，只有英法的一半左右。当时英法主要税源之一的消费税是一种内部税，而联邦政府很少征收内部税，主要依赖进口关税。因此与英法相比，联邦政府在国内的存在感是很稀薄的。其二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对比。艾德林在本书后三章中，以三场战争为例详述了联邦政府汲取资源的过程，但他没有涉及西进运动中大量的小规模武装冲突。在这些小规模冲突中，个人、社团所表现出的扩张欲望和侵略性比联邦政府要强烈不少。相比之下，也使联邦政府显得是一种“小政府”。总体而言，艾德林的论述有一定道理，那种传统的“最低限度国家”的确是一种神话式的说法，内战前的美国可以说是“财政-军事型国家”，只不过程度较低而已。

李剑鸣教授：艾德林所讲的税收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联邦承担各州的债务，替各州还债，这样就把各州解放出来了，它们可以少征税，减轻了税收的负担。这样也就使得各州人民对国家的反感、怀疑和抵制大为减轻。因此，联邦承担各州债务，一方面增强了国家的能力，建立了公共信用，使国家有体面、尊严和信誉，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还带来了内部效应，即减轻了各州的负担。其二，国会的代表来自各州，他们代表各州的利益，厌恶重税，反对增加税种，不主张增收过多的国内税。于是，联邦政府主要征收进口税以获得岁入。这样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征收进口税的效力，使得征收的数额成倍地增加；另一方面，过去我们认为联邦征进口税的目的是保护国内制造业，艾德林指出这是国家汲取资源的手段，是美国向“财政-军事型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这等于是发掘了进口税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把进口税作为国家发展的杠杆，说明艾德林从征税这个旧题目看出了新意义。

政治文化与国家构建

宋睿芃：艾德林在探讨美国构建“财政-军事型国家”的过程时，谈到了共和主义政治文化对国家发展的制约，不过他认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说仅仅发挥了有限的作用。例如，国家财政的支柱是对美国人利益触动较小的进口关税，人们长期对公债怀有一定的成见。从总体上看，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对这个时期的国家构建仅仅发挥了有限的影响。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政治精英在制定重大决策时难道就那么容易向现实主义妥协吗？政治文化与国家构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杨崧愉：我觉得艾德林对政治文化的考察是有欠缺的。他采用的是一种聚焦式的写法，将论述重点放在了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以及内战等几个重大事件上，考察美国是如何通过制宪改变了政府结构，使联邦政府具备了欧洲式的借款和征税等汲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并得以在历次战争中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进行领土扩张，捍卫联邦统一。艾德林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种聚焦式的写法导致他对焦点之外更丰富的历史内容着墨不多。事实上，从建国到内战总共七十多年，美国财政处于扩张状态的时期也就是发生战争的二十来年时间。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财政都处于一种收缩状态，而且这种财政的收缩都是对前一阶段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反思，这其中离不开共和主义政治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刘雨君：从艾德林的书中可以看出，早期联邦政府的财政来源是“先借后税”，三场战争的主要筹款方式是进口税等间接税，而不是像欧洲国家那样征收沉重的直接税。美墨战争时，国会没有通过詹姆斯·波尔克政府的征税请求。内战开支巨大，从初期的每天100万美元，到后来每天200万美元，这时国会才不得不立法征收直接税，主要是对蒸馏酒、烟草和啤酒等“奢侈品”征税，还临时征收所得税等。这显然与美国革命以来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有关。美国革命起源于美利坚人反对英国的暴政，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英国议会不经过殖民地人同意就征税。早期美国人有很强的共和主义理想，任何征收直接税的行为都会使人联想到英国暴政，因此历届联邦政府都避免触及这个底线。内战的特殊之处在于，南部退出联盟，破坏了联邦的统一和共和国的完整，这是对民主自由和共和主义的威胁，因而各州和民众能够达成妥协，同意联邦政府征收直接税。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仍是美国革命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延续。内战以后，联邦政府很快取消了直接税，这也符合民众的期待。

蔡梦竹：书里还有一个相关的例子。我们对美国分权体制的理解，一般是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认为这一设计是为了联邦政府自身权力的“制衡”，避免联邦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约束，从而侵害民众的自由。艾德林的立论与此则不同，他认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设立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邦政府，从而有效约束州和地方，获得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他把对分权问题的讨论置于州和联邦的二元关系中，而没有论及它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薛冰清：这也是我在读这本书时感到比较困惑的地方。这本书的内容延续了《一次拥护政府的革命》的主旨，也就是美利坚国家的起源、目标以及建国一代所追求的理想国家形态，一开始就是欧洲式的、拥有强大能力的“财政-军事型国家”，而不是此前人们认为的那种以保障自由为宗旨的新型共和政体。但是，作者似乎没有很好地解决一个问题。美国诞生于对英国“暴政”的反抗，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厌恶常备军，恐惧强大的权力，反对高额的税收。那么，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同一批革命者就转变了观念呢？尽管艾德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还是着重去阐述自己想强调的内容，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

这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早期国家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建国一代最初就设定好的路线？还是说整个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建国者内部也存在相当多的辩论和分歧？艾德林为了突出自己的主旨，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当时人关于国家理念的激烈争论和对抗，而突出了建国精英的共识（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汉密尔顿的角色）。这或许也反映出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悖论：究竟是追求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还是一个充分保障公民自由的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李圣年：美国革命是一场反对英帝国政府的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英国政府中有美国人不堪忍受的部分，革命的目的是消除美国人认为政府中那些不需要的成分。这个过程在革命初期显得比较激进，国家的职能被过度削弱，因此造成了18世纪80年代的混乱局面。制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住这一过火的势头，赋予联邦政府更多的权能。但这也不意味着美国人想要回到英帝国式的强大政府，而是要建立一个符合共和价值、满足国家发展需要、能被当时人接受的有限政府。

夏刘锋：在制宪和宪法批准的过程中，政治精英内部是充满分歧的，他们的各种想法受到了多方面的驱动或限制，要面对很多的质疑和反对，宪法文本也要经过公众的审查和批准。这就是说，政治精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的政治选择受到州和民众的制约。建国后，政治精英对民众一系列的抗税斗争显然心有余悸，因而在财政税源方面主要依靠进口税，减少甚至避免征收直接税。另外，艾德林这本书主要是从国家构建的角度，借助财政这条线索将三场重要的战争串联起来，所以美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他是没有办法关注到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同他要探讨的主题也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李剑鸣教授：我们的确要考虑政体以及与政体相关的意识形态，同国家构建究竟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君主制下的国家构建和共和制下的国家构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任何类型的国家都要担负公共事务，需要公共财政，要有进行战争的能力。可是，根据经典的共和主义理念，共和国的安全并不依靠国家能力，而是倚重有美德的公民战士。人民既然热爱共和制，就会拼尽全力甚至不惜牺牲去维护他们所热爱的东西，因而共和国是不可战胜的。可见，共和制在处理对外事务和维护外部安全方面与君主制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君主制只能依靠暴力和强制，必须保持常备军或雇佣军。

任何国家都会遇到战争，那么君主制下的战争和共和制下的战争是一回事吗？君主制之下的战争一般是追求君主的荣誉，实现国家的伟大，满足统治者的权力野心。共和制之下的战争通常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比如美国的1812年战争，对英宣战是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其实，当时美国根本就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战争的目标也不明确。美墨战争则是那些土地投机者和新移民的土地诉求和扩张欲望推动的结果，是多种社会力量促使国家走上战争之路。内战当然是美国的内部战争，是分裂和制止分裂的战争，跟国际战争是两码事。总之，任何国家都必须具备为维护安全和荣誉而进行战争的能力，但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国进行战争的方式和战争的目标是非常不一样的。共和制下处理公共债务的方式也不同于君主制。美国早期在战争结束后总是力求迅速偿清借款，削减军队，国家能力也全面退缩。这说明，共和制下的财政手段和军事手段都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应对当前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手段，财政和战争也不是直线式地推动美利坚国家向前发展。在君主制下，公债、税收和战争是国家显示存在感的必备手段，是国家发展的常态。可见，即便是在战争和对外事务方面，君主制和共和制也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艾德林强调，共和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事务中国家能力扩张有制约，但作用很小。我们应当看到，共和主义塑造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不能只看君主制和共和制表面的相似性。两种类型的国家都有财政，都进行战争，但在两种政体下国家汲取资源的程度、方式和宗旨是完全不同的。共和主义对美利坚国家发展具有一种塑造性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有限的制约。

蔡梦竹：艾德林确实没有忽略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维度。例如，他对税种进行了区分，有进口关税、消费税和财产税，而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往往只依赖于进口关税，这就是为了减少民众的抵制情绪，与欧洲强国的财政政策大不相同。另外，艾德林也提到杰斐逊等政治精英确实受到了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图使美国的国家形象区别于欧洲。共和国的领导人并不是抗拒财政政策本身，而是担心这些财政政策会剥削诚实劳动者，这也体现了共和主义的政治文化。如果艾德林避而不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这本书价值就会打不小的折扣。

李剑鸣教授：艾德林的确一直在谈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与“财政-军事型国家”之间的张力，但他最终要表达的是，共和主义的政治文化并没有扭转“财政-军事型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往学者大多认为，在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之下，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因而美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艾德林的确没有忘记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结语中还在讲共和主义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作用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但他也始终强调，这种政治文化没有改变美利坚国家的扩张趋势。

李剑鸣教授：刚才的讨论挺充分，大家对这本书的了解也变得比较清晰，特别是对美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我想再做几点补充。

第一，我们在考虑这本书的学术旨趣时，需要把它放在国家研究的脉络中来看待。在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中，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等人注重政治文化的研究，弗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杰克·雷科夫（Jack N. Rakove）等人侧重制宪和宪法的研究，还有人关注公民权、底层抗争等问题。最近一段时间，美利坚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成了一个研究热点。国家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新起的学术趋势，主要受到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影响。查尔斯·蒂利对欧洲早期现代国家的研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19世纪末美利坚国家转型的研究，以及约翰·布鲁尔对英吉利国家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国家研究潮流。斯考切波所说的“把国家找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成了这场学术运动的旗帜。过去有一个时期，政治学和政治史研究都不太关注国家，大家都去研究政治行为、基层政治和政治文化，似乎忘记了国家才是核心的政治体，是所有权力关系的聚合。政治学家率先把国家研究重新拉回到中心位置，他们的研究方式和历史学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通常是以探讨历史中的国家发展来考察国家的类型、功能和特征。美国学者最先重视的是19世纪中后期国家的转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比如“福利国家”、“行政管理型国家”、“规制国家”、“国家安全型国家”、“资本国家”等等。这些概念指的不是国家类型，而是国家的不同功能。同时，美国学术界对美利坚国家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解释。其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利坚国家的转型时期，例如，斯考切波通过对联邦政府关于退伍军人和遗孀补贴政策的讨论，发现联邦政府的社会职能和权力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就把“福利国家”的起源大大提前了。其二，过去认为美国早期国家是“弱国家”，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判断，是一种“神话”。实际上，美国早期国家的权力存在于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联邦邮政，而邮政体现了早期联邦国家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它在构建社会网络、传播知识和信息、促成社会运动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邮政系统显示了联邦国家的存在感。其三，美利坚国家在起源时就不是什么“例外”，美国建国者从一开始就要建立一个有能量的、强大的政府，把美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财政-军事型国家”。而且，美国也确实通过汲取资源、进行战争来扩张领土，强化国家的权能，使得美国的国力蒸蒸日上，最终成为一个巨型国家。艾德林的两本书都在处在后两个脉络当中。他的立意在于破除美国早期的“弱国家”神话和美国国家起源的“例外论”，把美利坚国家拉到“常规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除了艾德林的著作，史蒂夫·平克斯（Steve Pincus）和埃里克·纳尔逊（Eric Nelson）的研究，也属于同一种思路。我们把艾德林的这本书放在这个学术脉络中，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它的学术意义。我们常说，写论文要为自己的论题构筑一种合适的学术语境，这样讨论才有意义。对于艾德林这本书来说，欧美学术界的国家研究就构成了它的学术语境。

第二，艾德林这本书还产生了一个“概念化”的成果，提出了“美国第一财政体制”的概念。这有点仿效“美国第一政党体制”的味道。根据艾德林的说法，“美国第一财政体制”的时间跨度是1783年到1861年，它起源于制宪会议，通过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初步成型，它的实质性政策工具则被杰斐逊、麦迪逊、门罗、杰克逊等“反国家主义者”所继承。正是“美国第一财政体制”的形成，才使得美国有能力成功地进行多次战争。“美国第一财政体制”虽然终结于1861年，但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新政以前。艾德林通过对早期美利坚国家发展史的梳理，提炼出这样一个概念，如果别的学者把这个概念运用于相关的研究中，那就会真正成为一个“概念化”的案例。这也提醒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不要忽视“概念化”的努力。

第三，艾德林集中讨论的是国家管理和执行层面的问题。诚然，他也谈到，第一届国会在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之前就制定了《进口税法》、《征收法》和《吨位法》，但他强调，“美国第一财政体制”是通过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计划才形成的。联邦采取进口税、借款等手段所获得的钱财，主要用在了军事和战争方面，而战争的组织和进行则是通过管理和执行部门来完成的。可见，艾德林的研究实际上紧扣了国家研究中的“行政管理型国家”模式，这跟阿伦·弗莱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的看法相近。弗莱德伯格在《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下》（Aaron L. Friedberg, In the Shadow of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书中，把“美利坚国家”界定为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进而把“反国家主义”说成是反对扩大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规模和权能。显然，这样理解美利坚国家是比较片面和狭隘的。

最后，我还想讲一下这本书的不足。这本书的最大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了对外事务在美利坚早期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制宪和批准宪法的过程中，人们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内部事务，比如各州之间互相扯皮，联盟的管理失序，民众起事造反，各州政府不讲规则，等等。即便在“中央国家”的层面，建国者考虑最多的问题，也是建立一个秩序和自由相互平衡的体制。在艾德林所讨论的范围，联邦政府虽然组织了几次战争，扩张了领土，但联邦政府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新的领土改造成自由而平等的新州，把共和国的管辖范围扩大，使美国成为“自由的帝国”，而不是欧洲那种殖民和争霸的强国。综合起来看，内部事务在美国早期国家的发展中所占的分量，要比外部事务大得多。当然，艾德林这样写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美国“财政-军事型国家”的特点。而且，只有把美国拉上欧洲国家模式的轨道上，才能破除“美国例外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论述策略，体现了某种“深刻的片面”。如果把文章写得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就难以产生强烈的“思想冲击”，也不能引起热烈的学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