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历史社会学的两种解释框架

讲座报道：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 杨洁 | 严飞老师校阅

历史社会学的两种解释框架

主讲人简介

l 严飞

l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2022年11月10日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严飞老师受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邀请，通过腾讯会议平台，进行了主题为“历史社会学的两种解释框架”的线上演讲。本次讲座为“则民讲堂”第十七讲，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前进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的三百余名师生参加。

讲座开始前，徐前进教授简要介绍了严飞老师的学术经历，称赞严老师是用自己的理性和情感来观察中国、捕捉中国的时代精神，而没有完全依靠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严飞老师说明自己的研究方向包含两大维度，一是从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社会发展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社会机制；二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下，对具体的人物进行深描，讲座将分享历史社会学的两种解释框架及两种解释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在过去几十年间，社会学逐渐出现历史学转向。早在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想象力”对社会学的研究十分必要，并认为“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到了80年代，哈佛大学西达·斯考切波教授及众学者讨论历史维度的社会学分析，编写《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一书，明确提出“历史社会学已经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滔滔江河，流遍社会学领域的各个角落”。在斯考切波的领导下，历史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制度化的建构，美国社会学协会里建立了历史社会学的分委员会。

相较而言，在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更为迟滞，直到2015年才有学者提出“要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后，中国社会学年会内连续三年举办了历史社会学的研讨会。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社会学的研究要放置于历史的视野中，指出“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门边缘性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本源性的研究趋向”，历史社会学在国内获得制度性认受。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将会以更加兼容并包的姿态，去审视历史的存续、绵延、自新和变革，并由此扣问现代性处境下的人心、文化与制度流变。但是在不同学科间有一个明晰的界线，正因为此，历史社会学在发展中受到两方的批评。历史学家认为社会学家没有时空感，社会学家认为历史学家缺乏体系和方法。

但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社会学者，在研究当中都会遇到一个“黑盒子难题”，即阐释历史因素与历史结果之间产生关联的原因，也就是说关注事情原因到结果间的过程。历史学家更为强调特定的情景，高度重视史料，强调通过精细的历史叙事，描绘出在某一历史时刻社会秩序的模式以及该社会秩序经过长期变动后的模式，以此说明在特定研究案例里的历史因果过程。社会学者则更钟情在故事中探求普遍性的法则，企图把推衍自一般社会理论的机制分析和史料等量齐观。进一步说，两者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关注殊列式的知识，旨在描写独特的历史现象；社会学追求通则式的知识，旨在把握普遍的规律；在经验材料的获取上，历史学依赖的资料是前人留下的答案和史料；社会学通过抽样调查、田野访谈、社会实验来收集当代资料。社会学的初衷是致力于从经验、历史与观念等不同的层面，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历史研究也是洞悉社会结构的必经之路。同样的，历史学也高度重视理论。所以历史与社会都是在分析过程当中不能剥离的基础要素，两者可以彼此借鉴，利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或理论来拓展研究，交替宏观与微观的视角。特别是在新史学、文化转向和叙事学转向的浪潮下，历史学需要开拓与现实意义世界的关系，社会学则需要锚定历史卷轴中的诸多动态细节，两者的融合能达成美美与共的效果。

一种是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结构分析视角，即将历史情境简约化为不同的变量，并寻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种结构性的变量分析，强调行为者受到其所在社会中地位所要求的内在利益影响，在不同时间点上，行为者的选择都是稳定的、静态的。另一种是文化分析的视角，即不再将结构作为解释历史的唯一原因，而是将解释的焦点集中于历史情境中的个人，即行动者的动机和权宜性选择，强调涌现性偶变性、互动性，并通过对于历史事件的追踪，辨别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从而展现出历史延续与选变的动态图景。比如研究法国工人罢工时，结构主义者会通过寻找自变量来解释罢工的原因，而事件过程的研究，则会关注历史情境下的关系型变量和行动者的主观选择。这两类叙事可以相互结合。

伴随着“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及其所带动的文化转向，结构分析逐渐弱化，事件-过程-历史或然性分析转盛，微观情境式的解释框架成为主流。但尽管如此，这一新的趋势并未取得足够的共识，各种新作似乎仍在各自探索替代性的时间假设、历史叙述和话语策略。深刻的理解历史迭变的文化动力机制，需要洞察历史发展关键时刻中的转折与机遇。

结构分析变量的一些经典案例，就是追寻现代性的宏观解构，比如革命的爆发、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诞生，充满了功能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分析思路，流于静态、恒定和持续。比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率先采用国家-社会的分析思路，将法国的社会结构划分为国家、贵族、个人三个社会层级，并明确指出贵族有权管理地方事务，其特权在传统法国社会中是被认可和接受的。但是，由于国王路易十四的集权改革，贵族的特权被大范围地收回，逐渐导致社会出现空心化状态，并催生了大量反特权的革命情绪。在经典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当中，经济结构作为社会群体分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变量，认为有了阶级意识，就一定必然产生共同的阶级行动，以塞亚·柏林对此进行批驳，强调关注历史情境当中的具体行动者。E. P. 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关系，而非固定的结构”。斯考切波的革命分析中明确提出结构性的分析框架。革命爆发源自国家内部的社会危机及国际环境的危机，危机的叠加导致结构的分崩离析。斯考切波提出经典论断：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查尔斯·蒂利根据其博士论文改编的第一部专著《旺代之乱》，是一项对发生在1793年的旺代叛乱的个案研究，该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场举足轻重的农民反叛运动，是一种结构还原论，阶级仍然是其重要解释概念。

在实证研究上，学者们在原始档案资料和回忆录的基础上，对法国19世纪的革命运动进行了新的社会学解释。以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为例，马克·特劳戈特根据1851年巴黎工商会的档案数据，发现六月革命时“国家工场”和别动队在人员的职业构成和阶级起源上均十分相近，其中在传统被认为是站在起义运动最前列的棉纺织业中，有7.2%的工人加入了代表政府的别动队，只有4.7%的工人加入了“国家工场”。而之所以来自同一阶层的群体会加入到不同的政治派别中，则是因为从1848年2月至6月这短短4个月时间里，临时政府与“国家工场”之间出现一系列的偶发性互动，同时“国家工场”与别动队内部组织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国家工场”转变成了对抗别动队和临时政府的核心力量。在另一项针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研究中，芝加哥社会学系罗杰·吉尔德在《反抗者的认同：巴黎的阶级、社区与抗议——从一八四八年到巴黎公社》根据2200份起义运动中被捕人员的庭审文件和秘密警察报告，揭示出巴黎公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并不是来自紧密相连拥有共同阶级情感的技术工人，而是基于社区中的非正式网络而团结在一起的不同行业群体。换句话说，以社区纽带为基础的团结感，成为跨行业的行动者新的动员力量，并最终促进了巴黎公社的诞生。人们之所以被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在保卫自己的家园。在这一研究中，使用的两千多份庭审文件展现了运动参与者的动因。

结构分析路径，倾向于将不相交的历史事件统合在“现代性的长时段发展之下，用政治-经济框架来解释宏观现象的发生。而个人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和拥有的行动空间是具有稳定性的，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化”。在这一意义上，强烈的系统功能主义色彩弱化了行动者的重要性，行动者的个体选择被作为结果嵌入在了历史进程中，而其选择的过程则湮没在了故事背景里。也就是说，结构分析路径缺陷在大量的历史故事被湮没在历史进程中。

过程事件的分析路径强调叙事的动态性、流动性，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的关系与互动。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个体的行为选择，必然是在一个特定的复杂环境之下面对诸种偶发事件和外生冲击的一系列回应，关注到冲击与回应。根据小威廉·休厄尔的定义，“事件”是指“那些显著改变结构的历史发生。”这一定义将历史分析转变成对于历史的关键事件的分析，特别是“政治事件”转向为政治史分析，而忽略历史一般性事件推动历史的发酵与聚集效应。关键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并且在关键事件发生时人们的选择回应。历史的图景不仅只是由关键的转折点所构成，人们的日常实践也会产生诸多的聚集性效应，并且推动历史悄无声息间发生改变。所以“事件”在微观层面上更加强调大众行动者是否有参与其间，并在这些事件中又是否面临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历史时刻，而最终这些选择又如何在宏观层面上推进了历史图景的新一轮演化。

过程事件分析有四个显著维度。第一，强调“事件时间性”。即把罕见的关键的历史事件放入因果解释的核心，通过对历史变迁的事件性的过程追踪，考察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如何形成新的文化图式，如何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或赋予已有的文化图式新的资源和权力，从而改变历史进程。“事件的时间性”分析，需要留意历史事件的复杂延续性。对于事件时间性分析推动事件社会学的出现。事件社会学强调对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进行追踪，在结构性的分析当中，对历史的开始和结尾线性的勾连。一起事件，从开始到高潮再到衰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是只有单向度的前向性，而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面向上如同缠绕的藤蔓一般交错复杂，并可以引发出一连串的后续事件。以休厄尔对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研究为例，这一起事件之所以被标志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源自其引发的一系列后续进展。所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会有很多非期然结果和外溢效应，也就是历史的偶变性。如同查尔斯·蒂利对民族国家诞生的研究，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与解放的过程，而是充满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大量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不是意在改变历史进程的有意识行动而是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特定利益而发生互动的不经意后果”。

第二，强调濡染和扩散效应。濡染效应，指的是在特点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会诱导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爆发类似的事件，形成扩散效应。如在对1890到1935年法国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研究中发现，一场成功的工人罢工，会带动起相连地区的工人们通过模仿学习开始新一轮的罢工行动。诚然，濡染效应的方向也不一定都是正向，也会有负向的扩散。

第三，强调历史情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历史的情境中会出现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当被置于不确定性中，即没有被明确验证的经验和历史，对环境的假设是有潜在冒险性的，特别是在政局迅速变动的环境下。政治环境的迅速变化强迫个体面临随之的选择选择引向行动，行动又塑造出新的历史。

第四，强调行为者的策略性选择。历史行动者的诉求极为复杂且有其特殊情境。在新的选择之下，新的政治身份以及新的政治利益就会相应产生，并促使行动者在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中策略性地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做出选择需要判断历史的转折点，甄别何为关键的历史事件。

结构分析路径和文化分析路径各有关注点，并非彼此隔绝或完全对立，其解释力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情境。宏观的结构性因素更适用于对较长历史阶段的分析。在波动振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模型的解释力度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过程事件路径。过程事件分析，以时间序列上的关键事件为切入，通过对事件扩散和迭变的过程追踪，描绘出行动者如何在历史关键性时刻，做出回应性选择。

20世纪9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之后，动态过程的事件分析成为主要潮流。两者各有利弊，同时又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即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图景的分析，看到日常时间、日常生活图景的聚集效应，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理解历史的变化最终的落脚点是理解历史的人、历史现场当中的人。总而言之，“一个人并不将理论运用于历史：相反他用历史来发展理论。”

讲座最后，徐前进教授进行简要总结。严飞老师回答了诸如“微观转向是否背离了社会科学的社会性”“叙事框架的结构和文化两种路径”“历史科学的学科融合”等问题，并建议在学生阶段，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尽可能多收集丰富的原始史料，第二是讲好叙事，第三才是理论生发。参加讲座的观众都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在云掌声中圆满结束。

本期编辑：东北师范大学团队

编    辑：陈   晓    责任编辑：杨   洁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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