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杨长云 ： 从“山巅之城”到“无墙之城”
《无墙之城》严肃而深刻地反思了美国城市历史中的三重悖论：追求自由与奴役自然、多元的文化与简化的生态、不断膨胀的城市与持续萎缩的星球。以美国七座城市——芝加哥、纽约、匹兹堡、波士顿、拉斯维加斯、堪萨斯城、旧金山——为核心，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美国城市与它们的自然世界在其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中协同演化的历史。无墙的特质，使得人们得以透过城市与自然世界的界线，走入美国城市历史的更深处，发现城市从来没有孤立于自然世界之外，在这样的存在中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悖论。
19世纪末，当一位美国青年艺术家返回家乡时，他眼里的这座“伟大的城镇”是“一头可怕的怪物——一头可怜的、垂死挣扎的怪物。……没有任何地方如此怪诞、恐怖、骇人听闻，真是令人遗憾。”（Henry Blake Fuller, With the Procession, New York: Harper&Brothers Pulbishers, 1895, p.87）一百年后，一位中国青年学生初次到达美国，“出了机场，放眼望去，周围的一切忽然都放大了。美国人长得人高马大，自不必说，但树木也高大，飞机场、停车场，哪里都大，候机楼之间还要坐火车。”（王旭：《城里城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1页）前者是从欧洲游学回到家乡芝加哥的特鲁斯戴尔·马歇尔（Trues⁃dale Marshall），他对芝加哥的评价是“太没品位了”。后者是前往南伊利诺伊大学留学的王旭，他对中转站圣路易斯的评价是“大”。王旭先生今天已是中国著名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专家，1986年他坐在朋友开的八个汽缸的大车里，看到“路边的别墅，都是独门独户，动辄几百平方米，前有绿地后有花园，又没有围墙束缚，大得任性”。岁月如梭，时间来到2019年4月，芝加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我从赫尔之家（Hull House）沿着霍尔斯特德大道（Halsted Street）寻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漫天雪飘，冷风扑面，我在白茫茫的路上和披着冰雪的建筑上找寻学校的痕迹，却不料我早就身在校园之中。没有围墙的大学真令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应该说，在多数人的想象里，城墙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视剧里的“攻城拔寨”，古典小说里的“空城计”，诗句里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尽管都没有出现“墙”，但人们自然会产生城墙的意象。而在“平城被虏围，汉劚城墙走。”“白片落梅浮涧水，黄梢新柳出城墙。”等诗句里，城墙的功用昭然若揭。即便是在城市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墙。无论是“满城春色宫墙柳”，抑或“酒香不怕巷子深”，中国文化里的宫墙、胡同、里弄、巷子等元素均得到广泛表达。城墙也曾经是西方世界阻挡游牧民族侵袭的重要存在，这成为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博士大卫·弗莱的写作主题，成就其著作《城墙》（David Frye, Wall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Blood and Brick, Scribner, 2018）。也许，侯深博士正是站在有城墙历史文化的土地上思索现代美国城市的重要特质是什么？因此而写下她的著作《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无墙之城》严肃而深刻地反思了美国城市历史中的三重悖论：追求自由与奴役自然、多元的文化与简化的生态、不断膨胀的城市与持续萎缩的星球。以美国七座城市——芝加哥、纽约、匹兹堡、波士顿、拉斯维加斯、堪萨斯城、旧金山——为核心，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美国城市与它们的自然世界在其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中协同演化的历史。无墙的特质，使得人们得以透过城市与自然世界的界线，走入美国城市历史的更深处，发现城市从来没有孤立于自然世界之外，在这样的存在中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悖论。侯深认为，“正是城墙的有无，标志着现代与传统城市的边界。”这也为本书界定了至关重要的概念，是现代而非其它时代，而美国是“现代”的产物，在这个界定下重新解读美国城市的历史。美国的城市没有拆除过城墙，它从来没有修筑过城墙。因此，侯深开宗明义地表明，“无墙之城”是美国城市所具有的核心意象，标志着它们坚定不移向外扩张的使命，也代表着某种不同于古老城市的开放、包容气质。如果说本书中“生态悖论”的阐释是侯深对美国城市与自然关系展开反思的“形而上学”，那么，“无墙之城”的历史叙事则是侯深对美国城市认知中的“有形特质”。这两者的结合或许就是侯深在本书中的终极表述：“美国城市与它们的自然世界在其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中协同演化的历史，是一部美国城市环境史。”同时，也定义了该书是一部美国城市环境史著作，因此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的里程碑式意义不止于此，还在于，侯深发现了三个“生态悖论”，发明了“无墙之城”，发散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叙事路径——对威廉姆·克罗农（William Cronon）、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等美国环境史学家的追随与超越。
哪怕一位没有受过环境史学专业训练的人翻阅《无墙之城》，都会被该书优美的历史叙事而吸引。散文式的写作风格可能对传统的严肃历史写作者而言不讨喜，但显而易见的是，侯深将她在美国多年求学所浸淫并形成的学术风格发挥到极致。这一风格代表了城市史学书写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也会成为将来国内城市环境史书写的模板和范式。把“绪论”“尾声”“后记”包括进来，该书一共七个部分，正文四部分七章。每个部分都有精彩的论述和精妙的文字。“城市书写”“增长的城市”“扩张的城市”“城市的思想景观”四个部分，乍看之下没有很严密的逻辑关系，但通读完这四个部分后，侯深精心描画的“思维导图”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中。侯深在书的开始就很明确地对现有的城市环境史书写表达了批评的态度：“除了少数城市传记外，大多著作仍然驻足于城市的边界之内。”（第69页）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便以匹兹堡、纽约、波士顿、拉斯维加斯、堪萨斯城等城市为个案，既有“深度描述”，又有比较分析，甚至还有跨国城市史的视野。主要聚焦于19世纪以来东部城市的无序增长和改革自赎，以及西部城市的没有边界的扩张和发展希望。最后一个部分又回到了反思，回应了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要求将城市放回其广阔的生态系统延展的历史当中，在物质流动、资源竞争、生态变迁的基础上重审城市本身的权力变化、经济兴衰、思想起伏，也同时考察城市与其乡村腹地之间的互动历史。唯其如此，方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关于城市的基本事实：城市从来就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是文明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结果。”（第34-35页）通过对自奥姆斯特德以来的美国“城市主义”的梳理，侯深认为“一代代城市主义检视其思想渊源中对自然与文明的反省，将美国思想中对自然的青睐、对城市的排斥融入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和改造，在城市的生态悖论中推动城市的演化。”（第281页）因此，这四个看似关联性不强的部分，实际上暗含着内在的主线：自始至终都对现有的城市史写作抱持怀疑精神，对历史上飚进“增长”或“扩张”的美国城市的评价持谨慎态度，这是现时代一名独立学者很难得的学术立场。
除此之外，总体来看，《无墙之城》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侯深深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其二，侯深对进步主义和进步史观持怀疑态度；其三，侯深延续了其英文著作《城市自然化》（The City Natural：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3）的重要观点，侯深本意是城市与其所处的自然世界是融合、互动的关系，然“城市”与“自然”的对立在书中仍有痕迹。
首先是《无墙之城》中的“例外论”思想。1630年4月，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即将驶入马萨诸塞湾的“阿贝拉号”（Arbella）上发表了著名的布道《基督博爱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温思罗普借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的比喻，将这块新土地及其将在其间定居的殖民者比作将为世界瞩目的“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在他看来，这片与故土远隔重洋的大陆是上帝的恩赐，而英格兰的清教徒是上帝的真正选民。在这里，他们将实践与上帝的盟约，建立一个新英格兰，一个较之大洋彼岸的英格兰更加富足、快乐，并且在道德上更加完美的世界。一般认为，这是美国“例外论”的渊薮。一代代的美国学者深受“例外论”的影响，或成为其拥趸，或成为其批评者。通览《无墙之城》，侯深显然也深受“例外论”影响。而且在这一点上，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T. 罗杰斯的思想也如影相随。也就是说，侯深与罗杰斯一样，虽然对“例外论”实际上都保持警觉状态，但“例外论”的观念有如宿命般地呈现在他们的文字中。例如，在第三部分关于西部城市的历史叙事中，美国“例外论”十分突出。谈到堪萨斯城时，侯深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关乎成功的故事，一个昔日只有数十人的皮毛贸易小镇成长为横跨两州、人口近300万的大都市，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不但为无数前仆后继来到此间的人们提供了机遇、希望和财富，也为美国的增长提供最不可或缺的能源——食物。”（第228-229页）尽管此处是侯深对以往历史学家关于西部城市历史故事的反思，是对西部“例外论”的警惕，但她最后的评述仍然囿于“例外论”之中。在该书的第六章中，谈到“思想景观”，使用美国学者利奥·马克斯（Leo Marx）的术语“中间景观”，也是典型的“例外论”话语。因为在马克斯看来，“中间景观”就是全新的、专属于美国的、后浪漫时期的、工业版本的田园理想。特别是侯深评论道：“虽然在边疆精神中依然回荡着长久以来各种文化共具的对自然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叩问，但是它已不再是欧洲田园主义在新大陆上的延续，而是在美国荒野的胸怀中孕育的带有鲜明美国特质的文化定位与道德取向。”（第300页）实际上，无论是“山巅之城”，还是“无墙之城”，都很难逃离“例外论”。
其次是侯深作为一名环境史学者，与美国大多数环境史学家（如克罗农）一样，很难接受“线性”历史观，在《无墙之城》中则表现为对进步主义或进步史观的怀疑态度。对于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来说，“进步”比“美德”更有可能保留美国的“共和主义”。他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中阐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再一次被阐明：获得和享有的机制正在创造它自己的对立面——挑战它的权威的力量和需要重新考虑它的法则和规范的状况。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潜在作用的因素将他们自己推向力量的爆发之中，事件中坚毅的人是不会忽视这种力量的。在店员、工人和矿工身上生动体现的客观真实最终游向那些从事于理解现代社会复杂性并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人的视域中。诞生在进化的精神和物质冲突中的观念改变了美国‘思想风气’的范围，创造了曾经包含在物质和强大能量中的陈旧的词语，并且在适当时候使他们自己去适应不同的思想模式。”（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1930，p.544）这一段话和这部巨著的很多地方都显而易见地表达出进步史观：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进步的。正是这种进步的观念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进步主义改革者。侯深在《无墙之城》中提出的“气泡”的隐喻和她将“城市促进者”（urban booster,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W.W. Norton & Company, 1991, p.31）译为“城市鼓吹者”（urban boasters），则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她对进步主义的某种反讽。“环境变化的进程创造了成百上千个腹地，它们与城市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经济体，如同一个个活跃闪亮的气泡（bubbles）。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气泡，它们尺寸不一，形态互异，往往短暂、脆弱，兴衰起落，应时而变。如此众多的气泡在资本的大潮中游移，并没有某种统一的法则将它们规范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反而彼此碰撞、冲突，争夺更大的气泡空间。它们也可以同其他的气泡合并，溶成更大的气泡，当它们的体积越大，便更容易破碎，它们也在破碎与重组中不断生成新气泡。”（第189页）强调“冲突”而不是“和谐”本身是进步史观的主张，但是气泡的不规则性带来许多可能性，并且最终，“增长”或“扩张”都未必造就进步主义者的乐观结果，而毋宁是气泡不断膨胀到破碎。而侯深所称的“城市鼓吹者”正是最早吹出气泡的人，他们是西部农产品的倒卖者，是东部工业新颖产品的推销员，是房地产的经纪人，总之是那种投机分子，把产品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人是进步主义的产物，造就了“柯立芝繁荣”；而也正是这些人为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吹出了不断膨胀而最终破碎的气泡。在另一处，侯深的进步史观怀疑态度昭然若揭：“胜利的故事并非总是历史的全部，苦难历程的终点并非必然导向最后的辉煌。取代胜利或者进步叙事的，也不只有衰败一途，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故事。”（第229页）
最后是在《无墙之城》中，侯深试图阐明“城市”与“自然”这两个核心概念具有千丝万缕、无法割裂的联系。但“城市自然化”在该书中的延续又似乎将城市与自然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的痕迹在书中许多地方显露无遗。在第一章中，侯深就批评了当前城市史学者未能对“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在他们看来“城市全然是文明的产物，自然位处城市之外”。她明确地指出：“城市从来都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是文明与自然力交互作用的结果。”（第35页）但问题来了，城市是在自然世界中创造的，究竟城市是文明的产物，还是说城市在自然世界中被创造就意味着文明的出现？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没有说清楚城市、自然、文明三者的关系，他很坦然地承认：“城市的发展，从其胚胎时期的社会核心到它成熟期的复杂形式，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总之，发展阶段应有尽有，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城市的起源至今还不甚了然，它的发展史，相当大一部分还埋在地下，或已消磨得难以考证了，而它的发展前景又是那样难以估量。”（《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工业建筑出版社2005年，第1页）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等人早就指出，城市代表人类最初文明的出现，“城市文明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并且将文明世界与其他的世界一分为二。而当代的英国学者约翰·里德（John Reader）对城市起源的追溯也回到苏美尔，他说：“在每个地方，城市的出现都标志着一种不同的文明的诞生”；而他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种自我矛盾性，他追问道：“好像是一旦建立了一套前提，城市和文明将无可避免地随之而起。问题来了：什么是这个前提？促使城市兴起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城市》，郝笑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正如《无墙之城》中已经充分讨论的那样，克罗农和沃斯特对于这三个概念（甚至四个概念，即再加一个“乡村”）都有精妙的论述。《自然的大都市》正是克罗农走出割裂城市与自然人为边界的尝试。侯深对此的讨论集中于第六章，她指出“文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自然与城市的分隔，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死亡。城市时代人类对自然的需要并不仅存于对洁净水源、清洁空气、安全食品的生理需求，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应停留在知识层面。事实上，当文明愈行愈远，对自然的审美认知与需求也便愈发强烈，而当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愈加深入全面，文明愈应当检验曾有的盲目自信，对自然的规则与节律心怀敬畏。”（第280页）但是，侯深将奥姆斯特德为美国城市设计公园的努力定义为“在城市之外保留荒野以使城市自然化”，并且提出19世纪后半叶的“城市自然化改革者”的概念，延续了其著作《城市自然化》的重要观点。“城市自然化”却有着将“城市”与“自然”对立的嫌疑，与她的“城市与自然无法断裂的联系”的主张多少有些相悖。因为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角度看，城市本身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其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是“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既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它本身如何去实现某种城市的自然化？况且，如侯深所言，“‘自然’，在后现代的解构之下，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建构，而非客观的物质存在”（第5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的自然化又意味着什么？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将《无墙之城》与侯深的导师沃斯特的著作《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译林出版社2018年）相比较，确实他们的写作风格极其相似，何况侯深还是《帝国之河》中译本的译者，炉火纯青的文字驾驭能力就犹如一匹驰骋在美国荒原中的野马一般。然则，《帝国之河》时常被一些学者诟病有想象的成分，有脱离历史语境臆测的危险，而且在其中似乎看不到人。但是，历史学本身也需要想象，在纷繁复杂的史料堆砌中如何构建一部“人文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演化的”城市环境史，绝非文字技巧所能实现，更需要一种匍匐大地的姿态和敬畏自然的情怀。至于说看不到人，我倒觉得在《无墙之城》中，“写作者”就代表了作为城市与自然互动历史的主体。当然，需要注意的则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掌握着“文化资本”，因此，写作者这个“人”与其在该书中所谈及的城市自然化的主导者们在处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时都是“自上而下的”。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在19世纪末的发问“另一半人如何生活？”在《无墙之城》里未予置喙。毫无疑问，企图通过一本书来解决我们能想象到的所有城市问题，也是对作者过分苛刻的要求。
编 辑：杨洁 责任编辑：任慈
编 审：张勇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推文 | 欢迎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