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张勇安：走向国际的中国世界史与新文科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整个世界放慢了步伐，人员往来、商品贸易、物流交通等跨区域、跨境的流动都一度被迫全面或部分地中断。现实物质世界的变化无疑给学术研究带来诸多困扰，不可否认，“慢生活”必然放缓历史知识生产的节奏。但在迈阿密大学历史学教授玛丽·林德曼（Mary Lindemann）看来，在经历剧变之时，“或许我们也应该抓住良机来反思如何进行历史研究（the doing of history），尤其是思考慢下来给研究、写作和教学能够带来什么益处”。毫无疑问，全球历史学家获得了一个对历史学研究、写作与教学进行“精耕细作”的契机，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面对新文科建设热潮则有了更多期许，那就是如何进一步拓展与国际学术界共情共建共融的可能，思考世界史研究如何更好地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

历史知识生产正随着其推广者的大众化和需求的普及化而变得更加多元，如呈现形式各有侧重、内容选择参差不齐、需求导向左右供应等，这些状况显然同“新文科”建设主张的学术引领背道而驰。历史知识生产的形式、内容和导向，都对位于“知识金字塔”塔尖的历史学家/研究者的知识生产的能力、层级、水准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些知识的流布与传承最终决定着国民的整体素养，甚至是国家的综合实力。

于历史学家而言，究其一生的研究，无疑都是探寻“那个高贵的梦想”——求“真”，进而通过“真”来传递世间的“善”和“美”，换言之，正是通过智识的学习而实现其德育和美育的功能。因此，不难发现，历史学作为马克思眼中“唯一的一门科学”，历经数千年，从原初的宏大叙事模式，到精细化的研究领域的分野，再到因受到哲学、文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影响而遭遇的诸如语言学转向、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文化转向、情感转向、图像转向、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等不同解释范式，不可否认，这些求变求新之举对于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均产生了强烈冲击，但是，尚无法打破学者之间的地理隔绝与国籍障碍，也难以推动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围绕共同议题展开深层次的有效对话与交流。

2006年12月，《美国历史评论》刊出“跨国史”对话专栏，有来自不同领域/学科的6位跨国史研究实践者参加，旨在探讨跨国史作为一种方法的广泛的可能性和特殊性。事实上，跨国史不再是新事物，但它似乎确实是一种连续被表征为比较史、国际史、世界史和全球史的方法的“最新化身”。诚然，这些方法之间存在重要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希望打破民族国家或单一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范畴，尤其是要避开西方曾经以种族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历史写作。不仅如此，跨国史研究还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学界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关注，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者们有望以平等身份与来自“全球北方”的研究者平等对话，甚至翻身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南非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非洲文化教授伊莎贝尔·霍夫迈尔（Isabel Hofmeyr）就指出，“跨国史”为理解全球南方复杂的联系、网络和参与者开辟了更广泛的分析的可能性。跨国方法的关键主张是对运动、流动和流通的核心关注，在其看来，历史过程不仅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而且是在不同的地点、场所和地区之间的运动中构建起来的。这些主张和认识无疑为不同国家的世界史研究在更大范围和更多元主题上的推进提供了良机，同时契合了当下新文科建设对跨越传统研究路径和解释模式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到这些新的研究趋向，更需要多多地参与这些史学的实践过程。近代以来，中国国势的衰败不仅是国家经济、军力、政治等物质和技术层面的顿挫，更为关键的则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退化。西方强盛的话语和学术霸权桎梏了中国学术，使其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对世界的正确认知，更无法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正因如此，跨国史研究可以考虑真正将中国纳入考查的范围，“以我为主”推动国际学术界打破“东方vs.西方” “殖民vs.帝国” “中心vs.外围”等认识世界、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二分法”。因为这些根深蒂固的研究路径常常内嵌于我们研究的预设之中，主导着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利用与书写。尽管我们要竭力突破这种学术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以例外论为特征的国家范式”，却可能正在接近或已经跨入西方学者发明的另一个“帝国地理学”的框架之中。因此，中国学者有理由更加积极而主动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同时，注重能动地利用跨国史等研究方法，发现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全球价值”“国际主义”“跨国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有必要也有能力来推动国际学术界跨国史研究的“亚洲转向”和“中国转向”。受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国际学术界的跨国史研究甚至全球史研究还总是把跨国或全球视为“遥远的背景”或简单的陪衬。近年来，随着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如英国惠康基金会资助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其研究主题越来越重视亚洲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在国际/全球卫生史上的角色和作用。剑桥大学白玫（Mary Brazelton）新近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尝试，她试图通过20世纪中国参与全球卫生事务的四个重大事件来揭示：与医学史流行的叙述相反，整个 20 世纪，中国和中国历史参与者在这一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警惕，这些研究能否真正地规避其惯性的殖民史学和后殖民史学的路径依赖。

从学理意义上讲，中国不仅是中国人之中国，在更多意义上是世界/全球/国际/跨国之中国。中国在区域、全球视阈中的角色和作用，必须置于“开放”语境中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尝试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一系列著作，试图从周边的反应来观察“历史中国”；沈志华教授近年努力推动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虽主要着力于冷战时期双边关系，但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不断拓展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徐国琦教授已经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亚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共有的历史》，加上正在写作中的一部，合为“共有的历史”三部曲，同样是将中国置于中美关系、中国与世界互动、中国与全球互融中来理解“中国意义”的成功实践。

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必须思考如何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中国。若能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升华为学术表达，构建出“四个自信”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碰撞、交流与对话，推进国际学界共商共建共享的“学术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增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理解与战略互信，共同贡献于全人类的福祉。对此，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大有可为。

现在，中国世界史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集刊正越来越多地从译介西方史学的著述转向首发国际学者的最新著述，尤其是新近创办的重要学术集刊，非常注重跨学科的交流对话，强调多国学者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讨论，设置专刊推进国内外学者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更是大力支持中国学术著作的译介工作，通过遴选重要的学术著作（尽管目前仍多局限于中国问题相关的选题），译介为外国语言，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创办了多份外文学术期刊，直接向国际学术界推介中国史学成果，如《中国近代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世界历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等。中国学术界的主动而为，正在推动中外学术的深度、有质量的交流与对话。

与此同时，虽然因为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教席岗位有一定减少，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关注和热情并没有减弱，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机构和学者越来越强调同中国学术界开展交流与合作，更加注重吸收中国学者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平台建设。如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越来越注重刊发中国学者或者是涉及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甚至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以中国学者为主的专刊或专栏。这既离不开华裔学者的推动，又同中国学者学术素养的国际化密切相关。比如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Diplomatic Histor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杂志刊发中国学者的论文，美国长岛大学夏亚峰教授、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就贡献良多。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甚至冷门绝学如国际埃及学大会也越来越多地愿意邀请中国学者参会，中国学者的声音可以被更多的国外同行听到。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应邀担任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或机构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国际著名史学期刊的编委、同行评审人，尤其是在新兴交叉学科的期刊中，中国学者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学者正在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国际学术，这些现象正体现了新文科所倡导的发展趋向，即国内外学术界更为有效地展开对话。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机制性合作正日趋多元。如2012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达成双向交流合作机制，深化了双边学术交流互动；英国惠康基金会资助的“共享未来：中英医学人文项目”，自2016年以来每年从中国高校选派3~6名研究生赴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科学、技术和医学史“双硕士项目”，英国高校则每年从全球遴选3名青年研究员到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或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这些制度性的建设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对于推动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加强国际学术对话进而建设学术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当然，这些工作目前仍有深化的空间，对话的效果还有待评估，重大课题的联合研究、长期跟踪研究尚显不足，应邀担任国际重要学术组织职务、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主编的中国学者人数还相对有限。特别是对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必须强调的是，强化国际学术对话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世界史学科乃至学术中国建设的重要方向。

新文科建设为世界史学术研究、写作和教学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长且艰，时不我待。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实践者需要更加务实地练好“内功”。作为天然具有“国际范”的世界史学科，需要在同国际学术界的不断对话和碰撞中，生发出具有生命力的学术火花，进而形成燎原之势，真正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下三方面工作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重视制度建设，加快打造高水准、多层次、国际化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平台。积极对接国际学术前沿，瞄准国际社会发展大势和国家战略需求，积极谋划和设置更加适应学术发展、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的学科方向和研究领域，而不应受限于现行的学科体系或框架。在学位设置上，更加关注“学术市场”的发展需求和岗位，按需定制。尽管近来国家层面已经在不同渠道推出“交叉学科”，但这种过渡性措施尚不足以衔接新文科发展的需求。必须通过学科的解压甚至重组，才能盘活更多学术和市场资源，培养更多适应未来学科要求的领军人物，才有望形成引领国际学术发展新方向的中国学派。而作为系科设置调整和新兴学科领域扩张的配套工程，需要更加积极支持创办高水准国际化的多语种的学术期刊，创设学术议题，引领学术讨论，培育学术话语的影响力；还应适时创设国际学术研究协会等，搭建国际性学术网络。通过这些机制性制度性的建设，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才可能由设想变成现实。

第二，强化对全职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尽管越来越多的海外高校选择在中国创办校区/分校或推进联合办学，但其培养多局限于“通识”教育层次，而缺少成规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体系，若转型为中国高校又缺少政策支持，故这一渠道的国际师资队伍建设虽然成效显著，但缺少归化的长效机制。国内高校近年来几乎都把国际化战略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引擎，积极推进师资、科研、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但速度和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师资国际化多体现为“海归”师资数量的增加和长期出国人员比例的提升，而真正的“洋教授”却存在着数量不多和质量不高的问题，成熟的国际与国内师资“一体化融合式联建团队”更不多见。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整永居或归化政策、提供同等国民待遇、加强校园多元文化建设等方式和渠道，支持国际化师资引进和建设，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此而论，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等高度国际化的学科或可先行尝试。

第三，坚持立德树人，拓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渠道。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高校教育作为育人的主渠道之一，只有赢得青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里的青年一代不仅包括中国青年学生，中国高校还应放眼世界，将全球优秀青年作为育人对象。高校需要推进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的融合式培养，这是国际通行的教育模式，而在我们这里尚未普遍推行。目前我们对国际学生多是单独管理和单独培养，实际上难以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共赢，只有打通招生关、培养关、管理关等，实现融合培养，才能真正提升国际学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与此同时，还需要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推进国际视野、中国特色、当地元素三结合的课程体系、研究领域、学科方向建设；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了解中国特色，又能够适应其本国/本土需求的创新性卓越人才，让这些国际“学术青年”成为中国学派、中国学术网络的重要传承者、宣传者、传播者、拓展者。

总之，只有练好“内功”，才能真正对世界发挥正向效能，更好地展现中国学术的实力。

（作者张勇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感谢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