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王立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学家的使命

自19世纪中期专业史学兴起以来，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重建民族国家的经历、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培育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服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历史学家仍然会坚守这一使命。但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仅仅服务于国家构建的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应该努力担负起以下三项使命。

一是寻找历史真相。寻找真相、发现真相并把历史真相呈现出来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古今中外的一代代历史学家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当代中国，这一任务显得尤为突出和急迫，因为有太多的历史真相被掩盖，有太多的历史事实被歪曲，有太多的神话充斥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中。神话所描述的过去是为了适应和满足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当权者的需要，神话的制造者往往是对历史“另有所图”的人。每个民族都离不开神话，有些神话可能是有益的，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和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但大部分神话是有害的。用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话说，这些神话导致“人们从被歪曲了的事实中了解过去，并以此筹划未来的行动。这样做虽然取悦了人们的集体情感，却使人们的行为和判断步入迷途。这类神话是过去对未来施展的魔法，是死人压制活人的咒符。” 神话歪曲了历史真相，而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真相，悲剧就会重演；没有真相，吸取历史教训也无从谈起。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应该努力冲破各种陈腐观念的束缚，突破意识形态的牢笼，去揭示和重建被神话歪曲和被权力遮盖的历史真相，成为“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二是促进跨文化理解。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并试图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外国人民、制度和文化的同情和理解。欣赏而不是蔑视、借鉴而不是排斥其他国家的文化，摒弃我族文化中心主义、实现跨文化理解是中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前的必修课。不仅如此，跨文化理解还是认识本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没有对广大外部世界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我们也难以清晰和全面地认识自己，甚至会产生文化上的盲目自大。实际上，中国人的文化傲慢和自大心理已经开始滋长。而只有通过其他文化的参照，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约翰·密尔曾言，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与自己不同的其他民族的了解，那么她在心智上只是发育了一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需要双重认识：自我认识和认识他者。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历史地存在、在历史演进中得到积累、并为该国历史所承载的。没有对一个国家历史的了解就不可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人民。因此历史学家，特别是从事外国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跨文化理解中应该扮演关键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是培育世界主义观念。历史学长期以来是民族国家的婢女，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往往炫耀本民族的贡献与成就，对本民族历史上的过失和阴暗面避而不谈；一味强调本国历史经验和制度的特殊性，忽视了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借鉴；夸大历史上的外部威胁及给本民族带来的苦难，对本国给他国带来的伤害则轻描淡写。这种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原料，无助于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培育互助合作、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全球共同体意识。就此而言，历史学家应该超越民族国家范式来书写历史，在历史教育和公民意识中培育一种世界主义观念和世界公民品质。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迫切需要的不是一味讴歌自己的伟大和荣耀，而是谦逊地承认我们从外来文化和外国经验中所汲取的力量，认识到世界潮流对我们的塑造和影响，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诉求给予合理的关注，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展现出足够的包容, 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福祉表现出真诚的关切。唯有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才不至于沦为口号。

（本文作者王立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为作者2017年12月10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成立大会暨“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的使命”座谈会上的发言，原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