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王媛：公民教育的制度化：美国联邦政府在美国化运动中的作用

文 | 王媛

美国化运动是一项复杂社会运动，出现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过渡时期，并贯穿整个进步时代。尽管“美国化”这一术语在20世纪初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城市就出现了帮助、改造甚至抵制移民的社会活动。世纪之交，在日益增长的反移民情绪下，越来越多的行为体——私人慈善机构、大企业、工会、移民组织乃至各级政府纷纷参与其中，“美国化”逐渐发展成为协调一致的、以移民公民教育为中心的社会运动。1906年，新成立的联邦归化机构（the Federal Naturalization Division）开始为移民提供归化考试材料，进入20世纪初，联邦政府成为美国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联邦归化机构于1913年升格为独立机构——劳工部归化局（Bureau of Naturalization，Department of Labor）后，援引1906年归化法，正式进入移民教育领域，并于1918年获得国会明确授权。1924年限制移民的新移民法实施后，声势浩大的美国化运动结束了。1933年劳工部归化局也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存在，但其主持编写的公民教育教材，20世纪80年代再次修订后仍在使用。

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基于现实观照重视对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探讨，专家、学者和政治家们回到百年前，围绕什么是最佳方案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即为联邦政府的作用问题。有关美国化运动的研究也离不开一个问题：联邦政府在美国化运动中的作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价美国化运动，可为分析进步时代美国联邦权力扩张增添新的案例。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未给予充分关注。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化运动的整体性研究多关注美国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属性，关于联邦政府作用的研究也倾向于探讨运动的属性。近年来研究呈现出微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其中女性视角的案例研究、文本和话语分析以及效果评估等尤其引人注意。鉴于劳工部归化局开展的美国化活动拥有国会明确授权并对公民教育产生了持久影响，考察劳工部归化局参与美国化运动的途径和方式，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在美国公民教育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为思考国家政权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问题提供参考。

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美国没有负责移民教育与融合的联邦机构，也没有联邦层面的指导方针或政策。在进步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力量与州和联邦政治权力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推动下，联邦政府深刻地参与到美国化运动中。

大规模“新”移民的涌入引发土生美国人和“老”移民对美国未来人口构成、经济生活和国家认同的危机感，相互竞争的团体将各自不同的观点带入美国化运动并争夺领导地位，联邦政府的适时介入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天主教徒或犹太人涌入美国，他们大多不懂英语，坚持本民族风俗，又倾向于本民族聚居于大城市，居住条件拥挤，卫生条件差。19世纪90年代开始，公共会堂工作者、爱国社团中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以及来自新英格兰“热心公益”的商人们出于不同目标开展了帮助、改造、拒绝移民的活动。世纪之交，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动荡和阶层分裂，反移民情绪与对激进主义的担忧结合在一起，推动美国国会参议院建立了以佛蒙特州参议院威廉·迪林厄姆（William P. Dillingham）为主席的移民委员会，就移民问题开展调研。1909年发布的迪林厄姆委员会报告，一方面证实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整体而言，不易同化”，另一方面又采纳了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文化与生物学分离的文化主义观点，认为移民拥有的“种族物理特性在美国新的社会和气候环境下将无法存续”。该报告还提到“宗教和公民组织”开展的改善移民生活和帮助同化的活动，认为“联邦政府不能直接给予这类工作帮助，但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措施促进这些组织的活动”。该报告成为推动美国化运动的强大推动力，本土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从中得到了开展活动的理由。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组建进步党参加总统竞选，呼吁加强对移民的同化和教育，美国化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议题。罗斯福在1915年对哥伦布骑士团的演讲中宣称，“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连字符美国精神”。“连字符美国人不是好美国人。唯一的好美国人是那个已经是美国人的人，仅此而已。”与此同时，罗斯福式的美国民族主义又认为获取公民身份、实现由外国移民到美国公民的转变，靠的是共同的公民价值观而非固定的种族身份，这成为开展移民公民教育的思想基础。

大规模移民背景下出现的归化欺诈以及政党政治操纵行为侵蚀了自由放任归化程序的信任基础。《1906年基本归化法》（the Basic Naturalization Act of 1906）设立了美国联邦归化机构，并将外国移民归化相关的所有事务交其管理，这是归化局参与美国化运动的立法和组织基础。美国国会曾将其负责确立“统一归化规则”的宪法权力授予司法机构长达一个世纪。根据《1802年归化法》，美国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归化系统，联邦、州、县或市的“任何记录法庭”都可以归化新美国公民。归化程序缺少统一性导致广泛的归化欺诈，选举前大量非公民群体的归化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进入20世纪，将移民归化视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从联邦政府层面加以协调，成为进步运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应对不断激增的移民，解决各州自行制订归化法律与政策所导致的归化欺诈行为，全国归化程序的标准化问题提上议程。1906年，美国国会颁布《1906年基本归化法案》（the Basic Naturalization Act of 1906），要求采用标准的归化程序，并鼓励州法院和地方法院将归化管辖权交给联邦法院，旨在确立联邦对归化进程的控制。法案还创建了联邦归化处（the Federal Naturalization Division），国会将这个新机构与已经存在15年的移民局合并，成立新的商业与劳工部移民与归化局，下设移民处与归化处。理查德·坎贝尔（Richard Campbell）被擢升为新成立的归化处处长，1907年雷蒙德·克里斯特（Raymond Crist）成为副处长。归化处负责监督全国的归化法院。为了防止欺诈，归化处官员收集全国每个归化法院发布的每个归化记录副本，检查移民记录，以核实每个申请人是否合法进入美国。1913年3月国会通过法案，将商业与劳工部分割，移民与归化局也被分割，坎贝尔成为直接归劳工部长管辖的首任归化局局长，克里斯特成为副局长。这二人共同塑造了归化局的政策及方向，归化局的大量工作是界定和标准化公民教育，并确立其在不断增长的联邦官僚国家体制中的位置。“1906年法案对归化实施的行政控制，增加了联邦政府作为美国公民权看门人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认同危机，战时极端环境下高涨的对美国化运动的全国性支持，为联邦政府介入传统上归地方政府掌管的教育领域提供了政治氛围。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立权的坚持使其卷入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1915年5月德国潜水艇袭击“路西塔尼亚”号客轮造成美国100多名游客死亡，引发了美国国内备战、参战的呼声，美国化成为国家利益和国防的同义词。当时美国社会存在两种主要担忧，一是担忧“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很多外国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母语和传统，在经受考验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对这些人来说，“‘美国优先’是名义上赞同的一句口号，一旦要在两个国家间做实际选择，很多人更爱他们故土的旗帜”。二是对移民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带来的政权安全担忧也很明显，“那些新的男性公民对我们的政府制度和语言是如此缺乏理解，以至于不能够参与陪审团，或者因为缺乏对我们的语言的理解……而不能与其他美国公民交往……他们不太尊重我们的政府机构。他们完全孤立于美国和美国人，处于完全异国氛围的家庭中，说的是外语，这使他们获得了对美国完全错误的观念”。所以，战争准备“不只意味着一支训练有素的陆军和一支高效的海军。它越过国防的军事防线进入这个国家的工业、公民和精神生活”。对移民的教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争准备活动，在芝加哥、克利夫兰、费城、纽约市、洛杉矶和波特兰等全美各地城市轰轰烈烈地展开。每个团体的活动宗旨、方法和内容大相径庭，彼此间没有任何协调，更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但都支持发展与各级政府机构特别是联邦机构的关系，希望利用联邦政府的集中化和合法化权力以支持各自版本的公民教育。

战争迫使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面对帮助移民获得公民权的教育活动。联邦政府是否有权力、有能力进入传统上归属地方和州管辖的教育领域?劳工部归化局内部曾就此展开争论。最后，为了规避篡夺地方和州权力的嫌疑，并利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归化局发起了由市政当局、公立学校、图书馆、公民和劳工组织、工厂雇主等构成的大型公民计划网络，与全国公立学校系统建立伙伴关系开设移民夜校公民课程是整个网络的核心环节。

归化局与全国公立学校系统建立伙伴关系，从动议提出到落实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欧洲战事的推进，对外国移民的忠诚度和爱国精神的需求更为迫切，为更大程度的联邦介入提供了动力。合作开设公民课程的思路最初由归化局副局长克里斯特提出，他认为这些“对这项事业已经成熟”的伙伴，可以作为归化局的外延部门，与归化局一道为“启蒙、教育和提升这个国家的全部外国居民而共同努力”。局长坎贝尔接受其思路，于1915年1月致信劳工部长威廉·威尔逊（William B. Wilson），倡议创设归化局支持的成人公民教育课程，但未获同意。1915年5月10日，“路西塔尼亚”号被击沉三天后，归化局组织的新公民入籍庆典如期举行，15000多人参加了集会，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费城市长出席。威尔逊总统在演说中呼吁新移民应完全同化并忠诚于美国。威尔逊的演讲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活动反响远超组织者预期，坎贝尔称之为“所有美国化工作的主旨演讲”。威尔逊总统的费城讲话使国家安全危机意识成为一种全国性共识。总统的政治支持成为归化局落实公立学校伙伴关系计划强有力的政治授权。会后，坎贝尔和克里斯特着手制定了一份与全国公立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开展面向成年移民的公民课程全面计划。该计划是一个“三方系统”：归化局负责将填写归化意向书（第一份文件）的移民名单交给公立学校；归化局给请愿者写信，阐明参加公民教育课程的好处，给学校写信告知归化局的总体计划；公立学校负责为申请入籍的移民开展英语和公民学课程。1915年7月，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波斯特（Louis F. Post）批准该计划。1915学年开始时，归化局与国家公立学校的合作正式开始。

威廉·威尔逊（William B. Wilson）

在克里斯特带领下，归化局与公立学校的合作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活动，全美各地公立学校纷纷加入其中，联邦政府与公立学校在公民教育领域的伙伴关系正式形成。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就已被视为“大熔炉”的润滑剂，但学校通常只为土生美国人提供教育。直到19世纪末，东部和中西部一些城市学校开始为移民开设英语和公民学夜校课程，虽然基本上是临时性质的，但可以看出，对美国化运动感兴趣的各种组织和个人都将公立学校视为教授英语和公民学最重要的机构。公立学校系统基于已有条件和经验，为归化局移民公民课程计划提供了大力支持。在1916年归化局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公民大会上，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位公立学校系统负责人特别强调了利用公立学校训练移民的合法性。他指出：“美国的校舍一直是我们国家生活的第一道防线，不过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成为美国民主的训练营。校舍是为作为共和国未来公民的孩子们建设的，它将继续更好地为男孩和女孩们服务，也为他们的长辈分享它的好处。除日间上课时间外，让人民免费使用它不是慈善或礼物，而是基于共同和合法目的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

根据1916年联邦归化局的统计数据，当时全美44个州的公立学校开设了面向成年外国人的课堂，650个城市和城镇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联邦归化局将20多万外国人（包括公民身份申请人的妻子）的名单发给这些城市和城镇的公立学校。与此同时，全美还有大约100多个城镇在为开设更多课堂做准备。除了与公立学校合作开设面向成年移民的夜校外，归化局也倡导在移民工作场所开设课程。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工作地点开设的课程，都是当时美国最为正式的公民教育。此后两年，归化局代表深入美国城市乡村，推广课程、检查课程进展情况。1917年国会推翻威尔逊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对移民归化的识字要求，进一步限制了获得公民身份的机会，推动更多归化申请人参与正式的公民课程学习。

1918年5月9日通过的《移民法》给予归化局与公立学校协调行动、为归化申请人提供相关教育的具体授权。这一授权推动了归化局与公立学校伙伴关系的迅猛发展，全国性的合作机制迅速建立起来。这一行动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劳工部长创建了专职部门——公民培训处（The Division of Citizenship Training），直接负责促进公立学校公民教育工作。到1919年，联邦归化局已与“3200多个城市、城镇和小的社区”展开合作，这些地方有“超过2280所学校当局已经承诺，将他们的学校用于教育成年外国人”。“公立学校公民课堂里有成千的人，年纪从18岁到60岁以上，所有国籍的人都有，超过60岁的也是男女都有……他们来的时候是文盲，离开的时候能读、说和写我们的语言。甚至在法庭授予公民身份之前，他们就已经被转化为忠诚和爱国的美国人。”

1919年10月16日，为获取国会对归化局公民教育的立法支持，克里斯特在众议院移民与归化委员会就“教育与美国化”问题作证，试图从两个方面证明归化局与公立学校伙伴关系的价值。一方面，他强调这种伙伴关系有助于由移民公民教育转向普通公民教育：“公立学校已经开始彻底重组地方系统的计划，并将成人教育扩展至其中，”“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所有成年人，无论外国或本土出生的，包括妇女，都为了克服在这个国家面临的早期环境中或者在其他国家的环境中面临的障碍，以及为克服缺乏英语知识的障碍而走到一起。”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这种伙伴关系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参与移民教育活动：“联邦政府与公立学校在公民课堂的联合活动”是政府“第一次表达了对外国人福祉的兴趣”，会“推动他们投入更大的努力，也加速了他们感知能力，增强了公民身份的可取性，并让他们参与到这个国家的事业中”。

早在1906年，刚刚设立的联邦层面的归化机构，就开始向移民分发公民教育材料。1915学年归化局与公立学校合作开设公民课程后，对标准化的教材需求十分迫切。归化局挑战了学校和教师决定课程内容的传统，着手编写发行联邦政府授权的标准化教材，成为第一个创建课程材料的联邦机构。

作为负责所有与归化相关事务的唯一联邦机构，归化局因熟悉联邦归化法与归化考试，是公民教材方面的当然和唯一的权威机构。当时市面流通中的公民教材存在差异和谬误，也为归化局组织编写标准化教材提供了机会。根据1906年归化法的规定，外来移民归化为美国人，需在归化听证会上用英语回答关于美国历史和公民学的问题。因此，美国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编辑出版公民手册和书籍。但是名目繁多的参考教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比如，波特兰归化审查员曾应当地图书馆馆员请求，审查该图书馆在架的公民学教材。他发现移民经常使用的一些教材，“有许多误导性的问题，以及许多不符合归化法要求的绝对错误陈述”，其中一份出版物甚至是“误导性和毫无价值的”。1913年，归化局成为独立机构后，就开始收到全国各种团体的要求，呼吁编写明确的、归化局授权的公民教育教材。在1915—1916年，克里斯特到美国中西部地区考察移民公民教育情况，发现教育者、行政管理者、商人、法官、兄弟会组织、神职人员、报纸和杂志编辑、国会议员等都支持编写归化局授权的教材。

从1916年到1918年，克里斯特先后主持编写了公民教育纲要、教材和教师用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公民教育知识体系，推动了公民教育的标准化与正式化。在这个过程中，为联邦机构史无前例地编写教材辩护，也是归化局一项重要工作。1916年1月，归化局出版了28页的《公民课程大纲》（An Outline Course in Citizenship），奠定了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框架，包括阅读、写作、算术、政府和卫生等内容，编者明确指出，公民教材的目的是“将‘移民’从无知、或多或少无助的外来居民，转变为一个有思想、可从事生产、忠诚、爱国的美国公民”。与此同时，克里斯特在纲要中声称归化局拥有“与外国人归化有关的所有事项”的明示权力，而且只有归化局拥有为寻求归化的非公民准备材料的“权威”和“义务”，归化局是唯一一个“由法律明确授权处理本国公民身份问题”的联邦机构。他“强烈敦促”学校不仅将这些材料用于成年移民夜校，还要用于“高中和公立学校”。1916年1月，在归化局主办的第一次全国公民大会上，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波斯特明确指出，在帮助申请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做好准备方面，劳工部及归化局是拥有“法定权力”的唯一“政府机构”。

与开设公民课程一样，将《公民课程大纲》扩充为标准化教材并出版发行，也并非轻而易举的工作。在筹备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归化局仍然关注公民教育联邦化的合法性。为达此目的，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归化局广泛征求专业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期先发制人地防止对其行为侵犯了教育这一典型的地方或州权领域的批评言论。1916年4月，在归化局征求了所有归化审查员的意见，得到了对编写标准化教材的明确肯定答复，也了解了社会上认同归化局编写公民教材的呼声后，坎贝尔向全国教育者和教育主管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帮助修订和完善标准化教材。1916年7月10—15日，在归化局组织的第一次公民大会上，专门组织了有关教材的讨论，入会人员都认为有必要编写公民教学标准化教材。会后，归化局整理了各种建议，准备在1916学年开始前出版标准化教材。但计划因国会拒绝批准和支持该项目而搁置。直到1918年5月9日，国会才通过一项陆海军服役或退伍的外国人可以立即入籍的法案，法案给予归化局印刷教科书的授权。该法案第九节授权财政部将多余的归化费发还归化局，用以支付教材的印刷和装订费用，教材由归化局免费发放给18岁以上参加公立学校课程的归化申请人。这是国会第一次明确批准归化局可以开展公民教育工作，并使出版美国第一本公民教育联邦教科书成为可能。

归化局在争取国会支持联邦公民教育计划，拨款支持公民课程和标准化教材的过程中，始终强调针对移民的公民教育无须花费纳税人的钱，仅靠收取的归化费即可以支付。可见当时国会延迟授权的主要阻力来自对资金来源的担忧而非权力归属的考量。1919年10月，克里斯特代表归化局参加国会听证会时一再强调，归化局的美国化工作是可以自我维持并带来收入的。“在移民归化转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后的13年间，归化局共收取并上缴财政部移民归化费4745436.79美元，归化局总开支只有3923447.67美元，有821989.02美元剩余。”“所有这种改造工作，这种改造人类灵魂、思想和身体的工作一直是由成百万寻求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自己支付的”，是在没有花费“纳税人支付的1美分费用的情况下完成的”。克里斯特的主要目的是争取联邦政府每年拨付50万美元，支持归化局的标准化教材计划，以“美国政府每年拨付的很小的花费”，给予合作公立学校以“更大的激励”。

1924年移民法的实施使入境美国的移民数量大幅度降低，作为一项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美国化运动结束了。如果将对移民进行“美国化”界定为“通过教育及其他公共活动带来预期的态度和行为变化”，那么“以严格的工具性标准衡量，20世纪前二十年有组织的努力必然被视为失败的”。因为只有少数移民在夜校注册，定期上课或完成课程的更少，归化率也未受明显影响。但是，从公民教育制度化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到联邦政府对美国公民教育起到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归化局与公立学校系统建立伙伴关系开设公民课程，将人人都应接受公民教育的进步主义共识制度化，确立了公民教育为国家事权，推动了面向外国移民的公民教育向普通公民教育转变。作为一种运行机制，与以公立学校为主的“非政府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既可以绕过传统的地方和州权管辖，使联邦机构进入公民教育领域，又可以有效利用公立学校已有的公共资源，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此举更深远的用意在于，公立学校在开设移民公民课程中累积的师资力量和课程资源，成为一份可以持续使用的国家教育资产，助推针对外国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发展成为面向全体国民的公民教育。

在1916年归化局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公民大会期间，归化局官员及其他参会嘉宾纷纷强调了公民教育的全民属性。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波斯特明确指出，劳工部及归化局拥有“法定权力”，“正在寻求全美公民身份的构建”。“既要向外国出生的人，也要向本土出生的人教授‘美国精神’（Americanism）。坎贝尔表示相信“教这些外国人和教我们美国孩子的东西都是献身于美国的原则，教外国人只是教美国孩子的前奏”。匹兹堡公立学校系统负责人伯基（J. M. Berkey）认为：“美国化意味着塑造本土和外国出生居民成为忠诚和有价值的公民。不受欢迎或非美的美国公民可能从未为外国权贵服务过，也从未在美国国旗之外的地方生活过，但他可能比那个用外国名字和外国语言来到我们这里、但心中充满了美国民主精神的人更需要美国化。……因此，美国化……同样适用于未经教育的当地人或叛乱的人以及新美国人。”1919年已出任归化局局长的克里斯特在国会作证，呼吁国会尽早通过美国化法案（H. R. 9949），“因为它对这个国家具有严肃性——无论是外国出生的公民、土生土长的公民，还是永久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他们的无知，都是使美国人民最感忧虑的根源，是雇主和雇员之间误解的根源，是所有无法无天的提议和宣传的根源，包括那些主张推翻我们目前的政府形式的建议和宣传”。可见，联邦政府进入美国化进程，其任务“不仅仅是移民的正式归化，而是将他们塑造成选民的一部分，将他们从公共关怀状态转移到国家资产状态。……这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将公民教育视为解决美国政治问题的手段，而不仅仅是移民归化的手段，联邦政府进入美国化领域的持久影响根源于此。实际上，20世纪前20年，面向所有学生的公民教育在不断增加。1921年，以增强公民意识为目标的社会课（Social Studies）成为公立中学的一门课程，到20年代中期，公民学已成为全美几乎所有公立中学的必修课。

归化局主持编写的公民教材及随附的教师手册，将各种公民教材和美国化读本标准化，实现了公民教育知识体系制度化，为美国公民文化的象征性重组提供了合法性授权。在归化局编写公民学教材之前，对于美国公民文化的共同核心并未形成共识。1915年，哈佛哲学家贺拉斯·卡伦在《民主与大熔炉》中写道：“目前，还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思想。我们的精神是说不清的，不是一个声音，而是许多声音的合唱，每个人都唱着相当不同的曲调。”归化局组织编写教材的目的正是要提供“一个声音”。正如克里斯特在国会作证时所说，“这本教材的目的以及我们与公立学校工作的目的，不仅仅为申请公民身份的男女们提供在法庭单纯回答问题的能力，也是给予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美国公民的通用装备”，特别重要的是，美国化文本传达的公民知识及知识所建构的理想化模式，与普通学生使用的公民文本是一致的。

1918年版归化局教材不但明确了公民课程的核心是英语学习、“公民学”（即关于美国政府和宪法的知识）以及对“美国自由和正义之理想的意识形态责任”，与同一时期更为爱国导向的教材相比，归化局教材还通过教授与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可以帮助其成为参与式公民的知识，界定了“美国生活方式”。在为语言学习和知识传授所设的情境中，巧妙地进行象征性秩序的重组，使各民族群体认同去合法化，并确认了“自主的个体”的文化霸权地位。在一个族群构成日益多元、阶级冲突渐趋上升的社会里，抑制强烈的族群忠诚和对抗性意识形态，公民学教材承担着重组象征性秩序（公民文化）的历史使命。美国学者迈克尔·奥尔尼克（Michael R. Olneck）认为，“象征性秩序”属于“集体认同被描绘、地位被认可、规范性正统得以表达和被批准的修辞和仪式范畴”。他通过对美国化运动时期公民教材的文本分析，描述了“象征性秩序”的建构情况。奥尔尼克指出，公民教材“谴责群体认同”，塑造了剥离农业意向的“抽象的自治个体”，并将“抽象的个体”置于一种特殊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社区”中，通过与“公共机构”“参与和合作”，“贡献”和“服务”于公益任务，如此构成了良好公民身份的核心。同样，美国国家社会作为一个有目的的项目，也是通过普遍的参与、合作和服务来完成。这种象征性秩序重组如此成功，以至于在二战期间及战后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中，塑造“参与式公民”成为公民教育的基本目标。

1919年，联邦归化局组织12名教育者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根据使用该教材的全国各地教师的反馈意见，对学生教材进行修订。根据建议，修订教材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册，1921年修订完成。20世纪80年代再次修订后一直沿用至今。

以劳工部归化局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机构参与美国化运动，将分散且具有竞争性的、自下而上的美国化活动发展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协调一致的全国性运动”。通过与公立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开设公民课程，联邦政府确认了公民身份是可以习得的、公民教育属于国家事权，实现了公民教育政治共识的制度化；通过编辑发行标准化公民教材，实现公民文化知识体系的制度化，在国家认同重构中发挥了合法性授权的关键作用。

联邦政府对美国化运动中的参与表明，美国化运动是一项受众广泛的国家建设项目。一方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因阶级、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而处于分歧、对抗甚至分裂的边缘，单靠慈善组织、企业等私人行为体无法修补和治愈裂痕，需要作为集中化力量的联邦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全面出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选择聚焦一个政治反弹可能性更小、更易受控制的议题十分必要。如此，针对移民的公民教育成为面向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的起点和伪装。

2008年，由美国总统布什下令组建、国土安全部部长领衔、包括12名来自内阁级部门代表的“新美国人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开展21世纪的美国化运动》。该报告建议美国“社会所有部门在联邦呼吁下采取行动”，“开展一场类似于过去美国化运动的协调一致的全国性运动，以促进移民融入美国公民文化”。该报告可谓百年后对美国化运动的盖棺定论。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政治体制和国家认同均面临重组的挑战，当美国的专家、学者从自身历史中寻找答案之时，或许我们亦可从美国的历史中增进对其未来的想象。

本期编辑：东北师范大学团队

编    辑：钱佳慧    责任编辑：刘依纯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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