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吕洪艳：女性领导与进步时代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初创

女性领导与进步时代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初创

文|吕洪艳

在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建构上，进步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触点。一向对政府福利职能抱有审慎态度的美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儿童福利项目，为贫困儿童直接提供现金救济。面对这种对美国保守福利政治特性的超越，传统学界大多将其简单归结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却未能深入分析影响儿童福利项目发展的改革团体及其观念、策略、行动。在这种历史性突破中，女性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作用如何？大多数没有选举权的女性却相继取得儿童福利立法的胜利，背后的原因和动力何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可以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运作有更深刻的认识。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创建中女性的重要领导角色，剖析其围绕儿童—母亲—国家间情感纽带的话语建构和价值塑造，并试图呈现精英女性领导下社会、女性社团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结极其丰富的历史意蕴。

将成年之前的生命阶段划分为纯真无邪的童年时期和充满变动的青少年时期，并需父母和教育者予以保护和监督的观念，实际上是科学研究和文化建构下的产物。美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明确的儿童和童年概念；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才开始普遍把“儿童”视为一个应当且必须得到特殊对待的特殊社会群体。这种历史认知得以出现，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国儿童数量的不断下降。19世纪末期，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压力之下，美国女性节育意识渐强，导致美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1800年，美国平均每家有7名子女，到1900年仅为3.5名，整体出生率下降一半，而且绝大多数城市中产家庭儿童数量不超过2名。本土儿童数量的不断减少，伴随着离婚率的攀升和外来移民生育率的增加等现象，引发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焦虑，惊呼长此以往，无异于“种族自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便是此种理论的忠实拥趸，他对于中上层白人女性限制生育的行为极为忧虑，批评日益独立的所谓“新女性”，宣称母亲比成功的政治家、商人、艺术家或科学家更重要：“只有女人成为好妻子、好母亲，有能力且愿意履行女性这一最基本且最伟大的职责，有能力且愿意养育更多身心健康的儿童，这个种族才能昌盛而非凋零，物质财富才能得以累积，艺术发展才能走向辉煌。”随着对儿童的日益重视，美国兴起对儿童进行科学研究的浪潮，开始对儿童的健康、心理、教育及发展进行科学观察和调研。

美国进步时代的儿童研究运动，由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发起，很快赢得广泛关注和拥护。霍尔是美国心理学协会创始人，也是美国获得心理学博士的第一人。霍尔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确定儿童各阶段正常发育的标准，作为辨别不正常和病态儿童的依据。1904年，霍尔的经典之作《青少年》出版，在美国社会中迅速传播，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人对青少年儿童的理解和关切。他在书中首先提出青春期的重要概念，认为这一时期“宛如重生，身高、体重和力量迅速增加，之前不存在的重要功能开始产生”。这一阶段会产生“人类更高层面和更优层面的特质，需要休息、休闲、艺术、浪漫和理想”。但是霍尔同时强调青春期儿童也是面临危险和挑战的生命历程，“遗传的推动力常常不足以让儿童实现这种伟大进化并达到完全成熟；现代生活是艰难的，对于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家庭、学校、教会尚未认清其本质和需要，未能意识到其可能带来的诸多危险”。面对19世纪末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裹挟而来的移民儿童，霍尔尤为担忧，因为这些移民儿童“从未置身于我们今天这片土地上充满诱惑的、危险刺激的都市生活；在拥有传统风俗的故土上，他们并未习得相关训导，不知如何面对暴富的狂热追求和镀金年代的躁动”。

正如霍尔所言，进步时代因贫困引发的青少年犯罪和童工现象较为常见。当时关于波兰移民的经典研究中描绘出青少年发生不法行为的常见轨迹：父母全天工作（经常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七点），孩子们无人看管，被锁在肮脏残破的公寓里。一些顽劣的孩子会被送到福利院或教养所，出来后便开始小偷小摸。而要想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除非父母有很好的行为规范可以传授，而且知道如何传授。依目前我国底层阶级经济和社会境况而言，绝大多数人无法实现上述目标；而与普通本土美国人相比，移民要实现这个目标更是难上加难”。这些缺乏教养且容易冲动的贫困儿童引发美国人对社会秩序的强烈担忧。与此同时，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和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等进步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童工照片，让美国社会注意到数百万家境贫寒的儿童被迫辍学，进入木材厂、玻璃厂和服装厂等制造业工厂工作以贴补家用。1896年，纽约州议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最终公布的结果令人痛心：“大量儿童被制造业工厂非法雇佣……委员会认定这种对未到法定年纪的童工的雇佣是纽约市现存最大罪恶之一，它会对人民福祉产生持久威胁。……这些儿童发育不良，衣衫褴褛；让人悲伤的是，他们很无知，不了解普通学校教育最基本的知识，没有最简单的数字概念，很多都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无论是用母语，还是用其他任何语言。”

面对这些因贫困而问题频发的儿童，早在进步时代之前，美国社会已有相应福利举措。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地方机构和私人慈善团体陆续开办福利院和教养所来收容安置孤儿、弃儿、有不法行为的儿童。依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1904年12月31日，孤儿院等儿童福利机构中至少有92887名儿童，此外还有大约5万名贫困儿童被送到寄养家庭。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儿童混杂于成人济贫院中。1910年年初全国济贫院里共有84198名乞丐，其中2486名为16岁以下儿童，占比3％；1910年这一年间新准入的88313名乞丐中，有6396名为16岁以下儿童，占比增加一倍以上。这些儿童福利机构生活环境较差，卫生条件堪忧，不同程度地存在幼儿死亡率偏高，传染病频发，滥用童工等现象，招致社会普遍不满。此外，已有儿童福利救济资金匮乏，是引发批评的另一因素。美国犹太人慈善团体在全国大会上指出，如果社会已经做出明智的决定要对贫困儿童进行援助，“便不应吝啬，而要充足而慷慨”。但是，“我们一直听到关于救济不足的抱怨。这些微薄的生活补贴从来都不够……我们却还期望这些儿童能长成最好的公民模样”。不仅如此，已经匮乏的儿童福利资金也不能全部用于儿童发展。纽约州慈善委员会在对州内各县市福利院的审查过程中发现，一些育幼院资金挪用和以权谋私情况颇为严重，它们利用纽约市政府每年数万元的市政补贴，中饱私囊，由育幼院院长等领导人的家族控制着资金和地产，育幼院的面包、牛奶和肉类等基本供应也均由家族内部成员私下订购。许多账目丢失，或者账目不清，用于孩子们衣食和教育上的资金匮乏，儿童的身心发展都受到忽视，委员会让医生检查过后发现这些被报告是健康的儿童大多都患有不同疾病。委员会经过系统审查后勒令其中有类似情况者关门自查。

19世纪末社会转型期儿童问题频发、已有福利体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美国当时颇有声望的儿童福利专家们，包括纽约州慈善援助协会秘书霍默·福克斯（Homer Folks）、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主任约翰·格伦（John M. Glenn）及其下属儿童福利研究所黑斯廷斯·哈特（Hastings H. Hart）、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学教授爱德华·迪瓦恩（Edward T. Devine）、知名福利期刊《刻画者》执行主编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波士顿儿童援助协会秘书长查尔斯·伯特威尔（Charles W. Birtwell）和全国儿童拯救联盟秘书詹姆斯·韦斯特（James E. West）等人联合起来向罗斯福总统发出呼吁信：“为数众多的儿童需要予以特别关注，包括孤儿院的孤儿，以及受到虐待和疏于照管的儿童。他们不是不法儿童，他们没有犯错，他们只是陷于贫困或受到忽视。”“贫困儿童的问题是紧迫的、巨大的、全国性的。因此我们迫切希望总统阁下协同努力，将此问题呈现在美国人面前。”1909年12月25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邀请216名儿童福利专家参加首届白宫儿童会议，共同商议儿童福利事宜。罗斯福总统在会上明确指出，保护国家未来的劳动力，是政府利益所在。“这些儿童的福利，甚至与宏观经济事务一样重要，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每一个都代表着美国生产力的潜在补充力量，以及有见识的美国公民，如若任凭其遭受冷漠，他们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潜在的毁灭分子”。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高度肯定了家庭对于国家和儿童个体而言的重要意义：“家庭生活是文明最高的、最好的产物。它是心灵和性格的伟大锻造力量。除非紧急和不得已的原因，儿童不应被剥夺在家庭中生活的权利。”

尽管1909年首届白宫儿童会议标志着儿童福利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但是具体操作中要由谁来推进，怎样开展，尚无一致意见。而此时日益成熟的女性社会改革者适时做出反应，一大批女性精英开始进入公共福利领域，保护儿童身心健康的福利举措也陆续得以推进。

19世纪早期，美国女性形象的理想典范依然是贤妻良母。当时一些主要的女性杂志和女性改革者们都认为，女性道德高尚，品行纯洁，对于家庭拥有男人无法比拟的特殊责任。不过，这种对女性家庭角色的界定，逐渐拥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即“适合女性发展的领域不但包括所在的小家庭，也可以发展到社会大家庭”，故此，通过科学可行的训练，女性在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同时，也有能力成为优秀的社会改革者；事实上，她们是帮助穷人和道德感化的完美人选。在这种对女性角色的文化建构中，女性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并非对女性家内本分的僭越，反而是弘扬女性美德的典范。女性社会角色的重新界定与期待，带动了美国女性日益活跃的公共参与。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推动下，为数众多的女性积极投身于废奴运动，成为黑奴解放事业不可忽视的一支有生力量；宗教大觉醒同时也激发了女性主导的道德改革运动，她们开始集中从事取缔妓女、整顿性道德的活动。内战后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更是成为女性改造社会的重要体现。女性社团由此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和政治领域，行动能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具有政治意识与践履精神的社会群体。

到了19世纪90年代，社会福利问题成为最紧急的公共议程。1893年经济恐慌，以及工业化和东南欧移民大量涌入引发的城市贫民窟境况，都让福利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在寻求社会福利变革之道的过程中，女性一直处于核心领导位置。当时知名的新闻记者里塔·蔡尔德·多尔（Rheta Childe Dorr）准确阐释了进步时代女性的职责所在：“家庭是女人的领域，……但是家庭不限于个人居所的四面墙壁之内。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家庭。城市中的人群都是家人。这个大家庭和家人们急需他们的母亲照料。”到1900年，美国共有8万多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37％就读于一流的新英格兰女子大学，66％在各类研究所任职，86％都投身到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来。她们利用所学知识，致力于为贫困群体提供社会救助、医疗护理和教育辅导，济贫扶弱，教化民众。简·亚当斯领导下救助移民的定居运动吸引了很多渴望突破传统、过有意义生活的女性群体，她本人也很快成为当时最有声望的女性改革者；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带领下，一批女性改革者日渐成熟，成长为新一代福利运动的领军人物。儿童福利领导核心圈的奠基人物，如茱莉亚·莱思罗普（Julia Lathrop）、弗洛伦斯·凯莉（Florence Kelly）和格蕾丝·阿博特（Grace Abbott）等人，基本上是通过定居之家的社会改造阅历及高等学校出身等身份背景相互援引推荐，构成了社会关系背景较为一致的同质性改革团体。

进步时代繁盛一时的女性俱乐部，则是已婚精英女性参与社会、自我提升的主要途径。早在1868年，拥有广泛读者的新闻记者简·克劳利（Jane Croly）在纽约市创办了美国第一个女性俱乐部“聚花果”（Sorosis），带动了全国各地女性俱乐部的广泛建立。俱乐部起初以文学阅读和艺术赏析为主要活动内容，以讨论和讲演为具体交流形式。这些女性俱乐部对于已婚女性而言，是家庭之外宝贵的社交场所，可重拾因结婚生子而荒置的智识追求。1890年，简·克劳利和夏洛特·布朗（Charlotte Emerson Brown）等人共同组建“女性俱乐部总联盟”（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1911年，该联盟机构已经遍布全部46个州，富有生气，影响日盛。随着工业社会积弊日益显露，这些女性俱乐部的活动从读书会等文化活动，逐渐扩展到社会福利、公共教育、纯净食品、童工等诸多领域。许多城镇和城市新建的图书馆、儿童运动场和花园都是当地女性俱乐部努力的结果。其他一些女性团体，如“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尽管不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宗旨，但也对于修建幼儿园和家政指导等活动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参与。

这些女性福利改革者在与贫困儿童的实际接触中，结合当时兴起的儿童研究，提出更符合儿童发展需求的福利观念，重点强调家庭和母亲陪伴的重要，呼吁对已有福利举措进行根本变革。美国社会传统的福利观念，反对让贫困或顽劣儿童继续留在原生家庭；认为这些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已无法保障儿童的正常成长，或者其育儿理念和行为有悖于中产阶级规范，所以通常会把儿童从经济不稳定和缺少教养纪律的家庭中转移出来，安置到孤儿院或者救济院等福利机构。相比之下，进步时代的女性改革者不再倡导儿童与家庭分离的方式，而是呼吁保留儿童在原生家庭，拯救家庭自身。有“美国儿童教母”之称的索菲·洛布（Sophie Irene Loeb）创建的“纽约寡母救济委员会”（the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 on Relief For Widowed Mothers）是美国当时重要的贫困儿童福利组织之一，她本人便是无父单亲家庭出身，贫困的生活导致她不得不早早辍学工作，以贴补家用。在她的领导下，纽约州委员会特别强调原生家庭和母亲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呼吁为这些家庭提供福利救助，而不是将公共资金拨付给慈善机构：“母亲是其子女最好的监护人”，所以理应将儿童留在家中，得到母亲的照顾和指导。由于“除特殊情况外，没有女人能同时承担家中的家政任务和赚钱工作”，所以这些母亲需要得到经济援助以维持家用。一些福利机构在对贫困儿童的调查中发现，原生家庭和母亲的陪伴应该贯穿儿童成长的始终，“哪怕是暂时分开……再回归时母亲会因胆怯而不愿承担责任”。一位妈妈在面对已在福利院生活近两年的孩子时对福利人员说：“如果你在我丈夫刚去世的时候给我这些钱，我会找个地方带她们一起住下来，但是现在我的勇气已经没了。我害怕，不敢试。”这种因贫困而导致母子分离的悲剧，促使进步时代女性改革者提出另一突破性儿童福利观念，即呼吁由国家和政府出面，为贫困儿童提供现金救助。

在崇尚个人独立的美国，“福利依赖”被视为个人性格缺陷，充满耻辱色彩，因此公众大多反对政府出面提供福利救济。为了能让这种有悖于美国福利保守传统的政策得以推行，女性改革者们构建出所谓“母亲职业”的价值话语，对母亲这一角色的职业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即生儿育女构成一种事实上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劳动，理应得到相应的酬劳补贴。女性改革者们暂时将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搁置一旁，纷纷在主流媒体上宣传母亲角色的经济价值和政治意蕴：“善良的人都认为贫困母亲和被忽视的儿童应该得到津贴救助；幸运的是，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善良，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清楚的头脑，意识到成为母亲构成对国家的一种经济贡献”。而且她们认为这种对贫困儿童及其母亲的福利援助，应该称呼为“津贴”，这样可以彰显其社会价值，可以把她们界定为和“士兵、海员和其他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一样、值得国家资助的人”。女性杂志上也经常出现为这些福利理念摇旗呐喊的声音，著名进步女作家玛丽·豪（Marie Jenney Howe）总结了这种儿童福利津贴的诸多好处：“儿童免于沦为乞丐，拥有自己独立的家而不是寄居济贫院；母亲亦能由此获得自尊自爱意识；全体国民可以培育起对儿童重要性和母亲贡献的社会认同；这种明智的投资可以避免儿童顽劣、不法行为和青少年犯罪，政府亦可从中受益；”“儿童、母亲、国民和政府都受益，受损的似乎只有慈善机构而已。”纽约等地的女性福利社团呼吁政府直接出面，因为“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国家的基础，维护它是政府的一种固有责任”。这些女性社团的行动逻辑，首先就是要摆脱福利的施舍与耻辱的纠葛，将母亲和儿童直接放置于“国家”的范围中去界定其位置与价值，进而为其争取福利权益的斗争铺垫认知基础。

这种儿童福利观念，代表了美国贫困儿童保护实践的重大转变。在美国国家早期，社会福利主要由家庭、朋友、私人慈善机构和教堂来提供。所以进步时代女性改革者上述福利诉求挑战了美国以地方和私人慈善为主的旧有观念，遭到诸多反对。前文所述1909年白宫会议虽然强调保护儿童福利和家庭完整的重要意义，但实际上主张由私人慈善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而非国家和政府出资。纽约银行家、慈善家奥托·班纳德（Otto T. Bannard）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他的担忧，认为这样会“成为倒向国家社会主义最好的切入点。接下来的步骤就会是养老金、为失业者提供免费食物、衣服和煤以及工作岗位……这会压制自助、自尊和独立精神”。以塞奇基金会（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为代表的许多慈善机构也提出质疑，认为如果由政府出面提供救助，会打破家庭与社区及亲友之间的联结纽带。纽约慈善家罗伯特·福里斯特（Robert W. de Forest）批评这种政府的福利津贴“将会剥夺邻居和亲戚目前的责任感，使后者不再提供援助。这种福利思想默认物质帮助就是一切，或者即便不是一切，也是最重要的事情”。私人慈善机构的代表也对这种福利形式缺乏专业社工指导表示担忧，纽约布法罗慈善组织会社（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负责人弗里德里克·阿尔米（Frederic Almy）对此做出如下比喻：“福利救济没有专业指导，就如同医生没有药一样可怕”；或者说，这种救济，“就如同未经医生处方开出的药，对穷人而言是有毒的”。也有福利专家对于贫困儿童的类型如何划分、资助额度如何统一等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提出质疑和忧虑。

在这样的争执中，以“全国母亲协会”（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为首的女性精英社团，力排众议，领导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儿童福利运动，最终促成政府出资对贫困儿童进行常规现金补贴；并在成功实现突破的同时，利用对儿童—母亲—国家间情感纽带的话语构建与价值塑造，巧妙回避了美国福利救济固有的耻辱色彩。

“全国母亲协会”由著名女性教育改革家爱丽丝·伯尼（Alice McLellan Birney）和女性慈善家、女权主义者菲比·赫斯特（Phoebe Apperson Hearst）于1897年创办于首都华盛顿，其组织宗旨包括：面向父母开展育儿培训教育；促进家庭和学校的合作；推动幼儿园建设运动；为受虐儿童和贫困儿童争取立法保护等。很多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母亲加入母亲俱乐部，想要利用自身经验和科学育儿知识，帮助贫困母亲指导儿童健康发展，并积极参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改良活动和立法活动。1915年，“全国母亲协会”已有付费会员6万名。1920年，分支机构遍及37个州，成员达到19万，1930年成员更是多达150万。该组织创办的《儿童福利杂志》（Child-Welfare Magazine）成为福利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广泛宣传科学育儿理念和知识，刊登儿童福利相关活动，以便动员民众，推行革新。同时也注意与全世界类似的女性团体建立广泛联系，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大会，三年举办一次国际大会，社会影响颇为广泛。实际上，这个以往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的精英女性社团，是20世纪规模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组织之一，特别对于进步时代美国儿童福利项目而言，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全国母亲协会”是自上而下的精英组织，人员构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特征，基本上都是已婚女性，且多出身中上层白人社会。她们共享对女性传统角色的认同，形成了独特的母亲责任伦理。该组织的重要经济支持来自菲比·赫斯特（Phoebe Hearst），她的丈夫是加州议员，儿子是著名出版商，资金雄厚。首任主席爱丽丝·伯尼的丈夫是华盛顿著名律师西奥多·伯尼（Theodore Weld Birney）。协会其他领导人有副总统、邮政部长和内阁成员的妻子，农业部长的妹妹和海军部长的女儿。克利夫兰总统的夫人弗朗西斯·克利夫兰（Frances Cleveland）对该组织非常感兴趣，其他领域的改革者也参与其中。由此可见，“全国母亲协会”中的很多人都是名流显贵之妻、女或亲属，通过出身或婚姻，分享了身边男性所享有的特权，成为社会精英集团的一分子。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这些女性领导人不但熟悉社会立法的政治运作，也在推进立法通过时获得有力支持。这些上层女性定期聚会，在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络中寻找友谊联结与展现才智。她们并不认为家庭角色（妻子母亲）与家外身份（社会改造者）存在冲突，反而利用这种家庭角色得到了改造社会的权力和资源。这些熟悉男性精英及其政治世界的女性领导人，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抱负中，在现有体制内灵活运用既有资源，开始为贫困儿童及其母亲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进步时代儿童价值得到不断推崇和提升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对母亲角色的重新界定。如前文所述，儿童研究权威人物霍尔的理论此时风行一时，他关于儿童发展的观念，以及对母亲的推崇，使得他很受“全国母亲协会”领导人的欢迎，协会成立之际便邀请霍尔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主题演讲。霍尔在向与会的2000余名代表介绍儿童身心健康的标准和国外的相关经验后，强调女性在儿童福祉事业中的重要性，认为男人和女人因生理差异而社会分工不同，女人天性就比男人更具正义感，因此更适合成为道德教师。“这是女性的专属工作领域；她可以发挥自己的特殊天性，与每一个孩子建立情感纽带”。霍尔特别提出对所谓独立自主新女性的质疑，认为女性的教育重点不在于智识发展，而是母性训练。“我不知道伟大的母亲是否均具阅读能力，但是整个世界都尊重她，因为她诠释了母性的全部荣耀”。这样，作为美国儿童研究开拓者和权威存在的霍尔，及时为女性社团在争夺舆论位置的过程中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种对儿童福利中母亲作用的强调和推崇，得到“全国母亲协会”主席的积极回应，并成为该组织的核心行动理念。首任主席伯尼夫人认定儿童福利是女性专属事业：“男人有一千种追求利益的动机，而女人则是儿童的天生的守护者；由此，女性自然应该在唤醒人类对本种族责任感中担当领导，为每一个新生的灵魂提供最好的发展环境。”她首先对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改善表示肯定，同时对如何成为好母亲受到忽视表示担忧：“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显著的‘女性时代’。关于女性的高等教育和机会拓展，已经说了很多，写了很多，但是大多数女性没有获得能让她们探索家庭生活无限潜能的知识和培训。”伯尼夫人因健康不佳于1902年辞职后，汉娜·肖夫（Hannah Kent Shoff）接任主席。她的丈夫是费城有名的商人，她本人是费城青少年法院协会的主席，在儿童教育和福利方面成就斐然。她继承了伯尼夫人的立场，认为所谓新女性更关注自我实现，而不关心子女发展。她坚决反对女人将参与就业、追求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置于养育子女之上；强调家庭和母亲对于帮助儿童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行至关重要。

在东南欧移民潮的冲击下，这些女性改革者震惊于不同文化中的育儿差异，呼吁文明开化的母亲们成为儿童福利运动的领路人，教育贫困移民女性掌握家务和育儿的科学方法。她们痛心于部分母亲的无知酿成诸多儿童悲剧，用一些以D开头的词来形容其所处的“下沉世界”，即“黑暗、肮脏、负债、沮丧、酗酒、灾难、死亡”（darkness，dirt，debt，distressed，drink，disaster，death）；强调“无知是导致悲惨的首要原因。儿童营养不良，是由于母亲在工厂做工后很年轻就结婚，并不懂得基本养育常识。这些妈妈需要学会如何做饭，如何购物，如何处理剩面包，如何让每天的开支更好地满足家庭所需”。“最重要的就是教会这些母亲如何赢得并维持孩子对她的尊重。我们城市中的很多大麻烦，都源于儿童不再听从或尊重母亲”。“她们需要学会更好的办法让孩子顺从，而不是打他们的头或者朝他们大喊大叫”。著名女权主义者海伦·加德纳（Helen H. Gardener）是遗传学专家，同样认为母亲角色对于儿童早期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女人学习法律、医学和艺术并在世界上竞争，那么如果她们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表现得不称职的话，除了自己之外伤害不了几个人；但是一个不称职的、精神不佳的、缺乏训练的、轻浮的母亲，会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这样的母亲是对“种族可怕的诅咒”。由此，母亲的言行品性及其处境，成为关乎这个种族未来的关键所在。

在将母亲角色神圣化与儿童的福利境遇紧密联结后，该组织开始采取各种活动促进儿童与母亲的福利，其组建初期视儿童研究为首要任务，利用密集的组织网络将霍尔的著作进行广泛传播，对美国的儿童研究大众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工作重心还包括对贫困母亲进行教育培训，帮助其了解儿童发展的科学知识，掌握正确的家务方法。与此同时，建立儿童福利图书馆和纯净牛奶站，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午餐，并为筹建更多的幼儿园和儿童游乐场募集资金，协助建立青少年法庭和婴儿诊所。

从1911年起，“全国母亲协会”全力推进儿童现金福利津贴项目，并由此逐渐引领美国早期的福利国家建构。1911年4月，第二届儿童福利国际会议准时召开，协会公开宣布要以“母亲津贴”为名发动为贫困儿童争取现金补贴的社会立法运动，提出母亲是延续国家血脉、孕育未来公民的重要角色：“她为国民做出贡献，国家须认可其价值，令其受到赞许，而非纳入乞丐和依附者之列……国家和政府应该为贫困母亲提供补贴，以确保贫困儿童能够健康发展。”在这样的理念中，国家的社会秩序和家庭生活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女性的养育行为是关乎政治事务的要务。最后大会决议一致通过，将母亲津贴立法工作作为今后活动重点，会后各州母亲团体纷纷开展动员和组织工作。全国各地的成员先是在组织内部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也广泛散发儿童福利小册子。这些女性改革者积极出席立法听证会作证，给政府立法机构和议员写信，大量撰写相关文章积极宣传，官方杂志《儿童福利》定期刊登相关故事和法案。克拉克·帕克（Clara Park）是马萨诸塞州母亲协会的副主席，在给当时社会福利改革先锋杂志《调查》（The Survey）的信中，代表了大多数支持者的态度，即母亲是儿童福利的权威，对贫困儿童问题有特殊的敏感体察；给予母亲现金津贴是不损失自尊的情况下获得经济援助的理想范式：“母亲，只有母亲，理解呵护和为孩子需要而付出的时间和金钱的重要性。她们，也许只有她们，能够感受到各州提供母亲津贴的新态度对于挽救她们的自尊有多重要”，这是一种重大进步，也是对于贫困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而言最好的选择。

在“全国母亲协会”的全力推动下，不但“全国女性俱乐部总联盟”（GFWC）等进步女性团体同声相应、积极支持，当时许多美国男性政治家也予以热烈拥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其顾问委员会成员，担任总统前后都公开赞赏其儿童福利事业；其他联邦和各州官员定期在其大会上发言声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全国母亲协会”成员多来自中上层社会，政治人脉广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十分赞赏这些女性对于盎格鲁传统母性的肯定和宣扬，因为这恰恰符合精英男性对理想母亲典范的塑造和想象。罗斯福总统曾大力称赞这些母亲为儿童福利的付出，要远胜于所谓新女性对独立的追求，认为那些逃避妻子和母亲职责的女性应该受到谴责。东南欧移民潮背景下，“种族自杀”的文化焦虑氛围中，“全国母亲协会”坚守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的传统家庭观念，甚至专门开设“美国化部”（Americanization Department），教会移民女性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的婴儿看护、营养、食品卫生等白人中产习俗标准，试图以美国标准重塑移民母亲的价值观念，进而将儿童打造成美国人欢迎的未来公民。

由此，“全国母亲协会”领导下的女性社团通过强调贫困儿童的无辜与危境，肯定母亲身份的经济价值和政治意涵，建构起女性在儿童福利中的领导角色，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积极动员，在女性社团、报刊舆论和地方政治之间巧妙运作，终于取得了儿童福利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突破，这种为贫困母亲提供现金资助以确保儿童健康成长的福利观念，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比近些年来任何人道主义观念传播的速度都要更快”。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因父亲去世、父亲无就业能力、父母离异或遭遗弃而陷入贫困的儿童。虽然名义上是母亲津贴，但实际上是为家中贫困儿童提供现金福利，具体金额标准由各州依据本地生活水平自主调节。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儿童福利项目已经遍及全国，成为现代美国第一个公共福利项目，并于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被纳入全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堪称“现今美国所有福利项目的模板”。

进步时代儿童福利项目的迅速推进，得益于儿童发展的科学研究，也与中上层白人对工业化、城市化、移民潮冲击下社会失序的忧虑息息相关；日益成熟的女性改革者及其行动方略，则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所谓新女性和女权时代，女性社团在儿童福利建设中却凭借对传统母亲身份的推崇而获得历史性突破，成为依赖女性领导完成福利政治改革的典范；在大多数女性尚未取得选举权的情况下，中上层精英女性却凭借显赫的家庭背景及对美国政治运作的熟谙，聚起强大的舆论和行动能量，最后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历史走向。这些中上层女性领导的行动及成就，一定意义上彰显了美国社会激进中的保守力量、民主中的精英影响，从而成为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个生动注脚。

本期编辑：东北师范大学团队

编辑：兰燕华    责任编辑：刘依纯

编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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