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李文硕：从区域防控到全球治理：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变迁

来源：《医疗社会史研究》2020年第10辑，第32-45页

作者：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

从区域防控到全球治理：

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变迁

近年来医疗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疾病不仅是生理现象，同时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是由病人的疾病体验、医疗技术与观念、医学话语、社会制度、风土习俗和生理性病变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生物－社会复合现象。因此，疾病和医学问题不再是纯粹的医学领域的问题，而是借助历史学走向了更广阔的平台。医学与特定的时空背景结合起来，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拓展。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等史学浪潮裹挟之下的医疗史，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视角和主题都在不断变化。对于疾病，研究者越发从“外史”的角度切入，探讨疾病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疾病的回应等。尤其是流行病，因其影响范围广、冲击力强而更受关注。自19世纪中期国际公共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成立以来，面对流行病，先后出现了若干区域性的联防联控组织。本文所要探讨的远东热带医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 of Tropical Medicine）就是远东地区的联防联控机构。

远东热带医学会成立于1908年，既是该地区殖民政府与各国政府的外交与政策沟通机构和展示“文明成就”的窗口，又是以职业专家为主的医学对话平台。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早期目标是防治区域内的主要疾病，各国以此为平台发表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主张，尝试制定共同措施。随着公共卫生治理的全球化，尤其是国联卫生组织（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成立后，医学会逐步从区域性公共卫生机构转型为世界性防疫机制的组成部分，通过整合区域流行病信息、协调检验检疫等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远东热带医学会不乏关注与研究。英国历史学家戴维·阿诺德以远东热带医学会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医学会对脚气病（Beriberi）的应对方案，讨论热带医学与殖民治理。日裔学者赤见友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太地区的知识网络时也涉及远东热带医学会，认为应从帝国间关系而非殖民地间关系入手才能理解亚太地区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赤见友子此后专门以远东热带医学会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医学会从一个区域性医学组织向全球性医学组织的转变，主要分析了日本政府在这一转变中发挥的作用。台湾学者容世明则以类似的思路，考察了台湾地区在日据时代热带医学知识的生产与分配，分析了台湾地区参与远东热带医学会的过程与发展变化，并以此作为理解20世纪前期东亚、东南亚地区知识网络的切入点。除了上述专题论文，关于殖民医学的著作中也常常涉及远东热带医学会，不过大多语焉不详、点到为止。

实际上，远东热带医学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从1908年宣告成立到1938年解散，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但此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欧洲传统大国的影响力逐渐衰退，美国、日本等新兴强国崛起，在东亚、东南亚舞台竞逐。医学会的参加者，既包括英国、荷兰这样步入颓势的欧洲殖民大国，也包括日本、美国这样的新兴强国，还有中国、暹罗等，其活动极易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同时，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联系更加密切，技术进步虽然使生活更加方便，但也加快了流行病的传布，因此区域性的联防联控组织开始尝试全球合作，远东热带医学会也开始登上全球公共卫生防治的舞台。通过远东热带医学会，既可以观察国际政治对公共卫生事业和医疗知识之生产与分配的影响，也可以了解国际合作改善区域性医疗卫生条件的路径和机制。

远东热带医学会是在美国驻菲律宾殖民政府倡议下，由东亚、东南亚各殖民政府以及日本、中国、暹罗等国家于1908年在马尼拉联合成立的远东地区首个区域性公共卫生组织。

19世纪以来，殖民医学的成就成为宗主国殖民成功的标准之一。虽然殖民医学最初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殖民者，为殖民军队、商人、官员等提供医疗服务，但随着殖民进程的深入，殖民医学逐渐向本土社会渗透，成为殖民统治机制的组成部分。18世纪以来，医学成为宗主国与殖民地政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殖民帝国强化了在殖民地的拓殖开发，致力于更高效地利用殖民地的资源与人力，殖民医学的重要性愈益凸显。殖民医学不但覆盖了当地人口的相当一部分，同时也对基层民众的医疗需求做出回应，对一些本地特有的区域性流行病开展研究和诊疗。

在远东地区影响最大的英国就十分重视殖民医学，甚至专门训练懂得医术的传教士进入亚洲、非洲等地区。从17世纪开始，实际控制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在港口和部分据点设立了常设和半常设医院，主要服务于在印度的英国商人和军队。这些医院大多坐落在公司的城堡里，靠近商行、地方城镇、港口和市场。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大国在印度的争夺愈演愈烈，军事冲突日渐频繁，医院成为帝国扩张的必备，这样就有许多医院出现在印度。医院成为英帝国殖民进程的一部分，不但是西方医疗知识在印度的生产和分配中心，宏大的建筑也成为英国殖民霸权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疗卫生部门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核心部门，医务官员成为政府其他部门的基础。19世纪下半叶，英国政府成为印度的直接统治者，随着大部分地区趋于稳定，医院逐渐从军队进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不过，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很少推行大规模的强制卫生措施，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对这类强制措施的效果有所怀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殖民当局不希望与当地居民产生冲突。在远东其他地区，英国殖民当局同样重视公共卫生。在香港，殖民医学在港英政府推动下慢慢渗透进民间社会，中医虽然得到保留，但逐渐被边缘化。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也是如此。远东新兴帝国日本，也重视殖民地的医疗卫生状况。在台湾地区，现代医学的发展受到日本的强烈影响，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将本土的公共卫生体系移植于此。不难看出，宗主国在远东积极推行公共卫生体系，并且主导了殖民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他们的态度决定了当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作为远东竞逐后来者的美国，在占领菲律宾后也积极改善菲律宾的公共卫生状况，甚至还在与菲律宾独立武装交战期间，美军就尝试建立医疗卫生体系。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初恰逢霍乱暴发，因此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成为燃眉之急。军事管制当局发布第15号令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其主要目标在于保障驻菲美军士兵的健康，重点关注的是马尼拉城及其周边地区。霍乱暴发使得美国更加重视菲律宾的公共卫生，殖民政府成立后，卫生署仍然是首批设立的机构之一。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是19世纪令人闻风丧胆的恶性传染病。霍乱首次全球性大暴发始于1817年的印度，后传播到中国和中亚地区。菲律宾的这一次霍乱流行被视作第六次大暴发。1894年霍乱首先在香港出现，1902年马尼拉发现首个病例，并很快传遍菲律宾群岛直到1905年基本被控制，直到1923年，霍乱的这一次全球性流行才彻底结束。在此之前，美国军管当局和殖民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防控霍乱，菲律宾委员会为应对霍乱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动用军队投入疫情防控，甚至强行拆除了马尼拉城中首先出现霍乱感染者的贫民窟，并将居民安置在集中营。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社会尚不稳定，美国对马尼拉的情况并不熟悉，对菲律宾社会习俗等更不了解，再加上菲律宾本土社会一时之间难以接受现代医学的防疫手段，因此恐慌越发严重。城市居民为了躲避霍乱采取种种手段逃出马尼拉，或是趁着夜色悄悄出城，或是潜伏稻田中伺机逃走。马尼拉周边停泊着成百上千的小木舟，它们载着逃跑的居民四散而去。一年之间，霍乱感染者已达30万人，死亡超过半数。当时主管霍乱防治的菲律宾内政局局长迪恩·沃塞斯特（Dean Worcester）无奈地说：“奥蒂斯将军在战场上无法做到的事情（奥蒂斯在美菲战争期间未能有效镇压游击队——引者注），靠着卫生署和警察局更做不到。”战后美军的换防、调动和剿灭小股武装等军事行动也加快了霍乱的扩散。美国在着力推动霍乱防治的同时也重视天花、疟疾等多发疾病的预防，不但在各地设立隔离区，同时强化了港口检验检疫。统治稳固后，美国依然重视菲律宾的公共卫生，美国殖民政府一方面推广疫苗接种，另一方面通过卫生教育引导菲律宾人接受现代医学理念、改善个人卫生，还建立医院和医学院。虽然殖民政府的公共卫生实践主要是为了保护殖民者、吸引外来投资和实现“文明开化”，但客观上，即便菲律宾学者也承认，“美国殖民者尽力减少流行病的感染人数并提升了菲律宾人的健康水平”。

宗主国在远东殖民地的医疗卫生活动，一方面为其殖民活动披上了“合理性”“合法性”的外衣，使伴随着铁与血的帝国扩张看起来有了几分“道义”和“温情”；另一方面，殖民医学也是宗主国展示“文明开化”的窗口，各国纷纷借助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就来显示治理水平和成就。远东地区各殖民当局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使它们在这一领域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开展合作，这是远东热带医学会能够成立的重要原因。

此外，20世纪初各地区域性联防联控机制的出现也促进了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成立。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国家首先开始区域性联防联控的尝试。1851年开始的国际公共卫生大会虽冠名“国际”，实则是欧洲各国保护自己免受流行病影响的机构，除1866年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和188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外，历次会议均在欧洲举办。1902年成立的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成立之初称为泛美公共卫生局，Pan American Sanitary Bureau）则是美洲各国的公共卫生组织，致力于美洲范围内的疫病防治。这些区域性组织，无疑成为远东各国的参考对象。在远东热带医学会成立时就有参会者指出，“在远离欧洲的远东地区，尚无国际性医学组织，而这里却需要专门的研究与机构来因应独特的习俗、疾病、气候与健康状况”。

1908年，美国殖民当局在菲律宾群岛医学会年会上宣布成立远东热带医学会，并由菲律宾科学局（Bureau of Science）局长保罗·弗里尔（Paul C. Freer）担任首任会长。这是远东各国对菲律宾殖民当局公共卫生成果的肯定，用沃塞斯特的话说，起初各国并不看好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但随着当地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各国愿意派员参加菲律宾群岛医学会年会，也愿意加入远东热带医学会。远东热带医学会致力于协调区域各国围绕远东主要流行病和恶性疾病开展合作研究、治疗和预防，其成立宣言即指出医学会的目标和宗旨在于“推动热带医学研究，促进本地区各个国家，就其医学与科学的责任和兴趣加深友好交往”。1910年３月，远东热带医学会首届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碧瑶两地召开，起初是每隔两年，后来改为每隔四年举行一次年会。其间除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几次中断外，医学会先后在马尼拉、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新加坡、东京、曼谷和南京等城市召开年会。医学会的参与者主要有三类。一是远东各殖民政府，如港英政府、日据台湾政府等；二是殖民帝国，如日本以及在远东拥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三是中国、暹罗等国家。三者都可以独立派出自己的正式代表，各方均可表达其诉求。年会参与国家和地区最多时曾达到38个，参会人数最多时超过1200人。

1910年，远东热带医学会首届年会在菲律宾召开，标志着医学会正式开展活动。医学会首先关注的是区域内主要恶性疾病的研究与防治。该区域内部在历史上联系密切，贸易、人员和文化交流网络已持续千年之久，但这也便利了疾病的传播，疾疫一旦暴发往往很快扩散。自19世纪以来，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航运与移民日渐频繁，人口与物资的流动速度大大加快，流行病的传布也进入高速期。而该区域因为经济开发模式类似，在流动性加强的同时，许多疾病更容易从地方性风土病变为区域流行病。在这里，19世纪末的霍乱、鼠疫，20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等，都在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暴发。除了这些传染性强的疾病，东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风俗习惯也导致了一些本地特有疾病，尤其是当时肆虐各国的脚气病。脚气病是由维生素B1缺乏而引起的神经与运动系统疾病，严重者会导致瘫痪、胸腔积液和心功能衰竭而死亡。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即因脚气病去世，其妻也因同病而亡。脚气病的高发与该地区以稻米为主食的风俗习惯有关。19世纪后期随着机器加工稻米技术的普及，东亚、东南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食用精米，富含维生素Ｂ1的米糠则被彻底去除，脚气病也就在这一时期成为该地区的高发病。研究者一度以为，关注脚气病的只是殖民宗主国，如戴维·阿诺德就将防治脚气病称为“热带治理”。但实际上，脚气病的研究与防治是远东热带医学会长期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时任菲律宾殖民政府公共卫生署长维克多·海瑟（Victor Heiser）在职期间。

维克多·海瑟于1873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顿，他既是医生也是作家，时人多称其维克多·海瑟博士。1903年海瑟就任菲律宾检疫官，两年后升任公共卫生署长直到1915年离任，管理菲律宾公共卫生超过十年。他相信，“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将承担起改善东方热带地区卫生状况的巨大责任……整个民族（指菲律宾人——引者注）需要重新改造”，他将这一重任视作自己的责任，因此强调通过卫生教育引导菲律宾人接受现代医学理念、改善个人卫生，希望他们“从那个遇到我们时虚弱易病的民族，变成强壮健康的民族”。1912年，海瑟在医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了防治脚气病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三项。首先是控制精米中五氧化二硫的比例（即保证维生素Ｂ1的摄入量），主要是控制生产过程；其次，对精米的生产商与销售商加税；最后，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宣传脚气病的病理和危害。实际上从1910年开始，海瑟就已在菲律宾实施了上述措施。但日本的看法与海瑟的提议截然相反。与美国类似，日本同样将远东热带医学会视作增强自己在区域内话语权的平台，积极施加对医学会的影响，每次年会均派出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不但有职业医生和检疫官员，而且有陆海军部的军医随同参加。精米加工是日本的重要产业，海瑟的意见若通过，对日本精米加工行业无疑将产生巨大影响。在日本带头反对下，海瑟的提议被否决，远东热带医学会决定各国继续在脚气病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寻找操作性更强的解决办法。此后，脚气病仍然是医学会关注的话题，每次年会都设置专门小组来讨论，195年中日两国医生还发起了联合调查。然而脚气病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因为各方利益纠缠而迟迟没有结果。海瑟的方案代表了美国殖民当局的态度，即通过强力干涉居民的日常生活来预防流行病；日本虽然承认精米是导致脚气病的重要因素，但主张在饮食中加入其他物质来补充维生素B1。除此之外，该地区的常见流行病如天花、伤寒等也是医学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在1911年医学会也曾援助中国东北的鼠疫防治。

第二项工作是建立流行病信息共享平台。由于区域内各地距离较近且历史上形成了人员、物资交流网，流行病一旦暴发往往很快扩散，例如1902年菲律宾霍乱的传染源即来自香港，1894年鼠疫也曾传遍整个亚洲。尤其是在1912年远东热带医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建立疫情交流机制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在与会各国看来，1912年国际公共卫生大会关于疫情信息通报的规定“不适合远东地区”，最终决定“关注此一问题的国家的政府应当召开会议，确定能够为各国共同接受的方法”。在1910年的首届年会上成立了检疫委员会（Committee on Quarantine），参与者包括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香港、菲律宾等地的殖民当局以及暹罗、日本等独立国家。医学会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首先是界定何为“流行病”，即确定哪些疾病应当信息共享。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医学会决定将天花、霍乱、鼠疫、斑疹伤寒和黄热病列为最高等级的流行病，区域内任何地区一经发现，必须至少每周向其他国家和地区通报一次情况直至疫情解除。其次是规定区域内的联合检验检疫措施。医学会在1910年通过决议，区域内所有跨国船舶必须携带由起航港口使领馆或政府签发的卫生证明书（Bill of Health），如果船舶在航行途中发现病例，则须立刻向到港国和起航国报告。192年进一步建议各国和殖民政府商讨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由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牵头，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

实际上，远东热带医学会始终在尝试建立区域性联防联控机制，上述两项工作体现的正是这一努力。海瑟提出的防治脚气病的举措，其前提也是各国共同遵守、形成联合举措。方案被否决后，医学会决定成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专门研究脚气病防治办法。这一方面促使各国更加重视脚气病的防治，另一方面使各国在其他问题上也开始考虑采用联防联控的方法。与欧洲不同的是，医学会的联防联控机制并非只有殖民者参加，也包括中国、暹罗等本地区独立国家，当地的医学专家和卫生官员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该机制旨在解决区域内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解除来自其他地区的输入型的疾病威胁。

如前文所言，直到20世纪上半叶，鼠疫、霍乱、黄热病、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仍然不时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为防控疫情，相关国家建立了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但各区域机制标准不一和内部存有嫌隙，影响了联防联控的效果。为解决区域性或全球性疫病流行时单个国家以及区域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的问题，再加上传染病的快速传播和防控压力，全球防疫的尝试逐步兴起。欧洲国家1851年主导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公共卫生大会拉开了国际公共卫生防疫合作的序幕，而1907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OIHP）的建立更是成为全球卫生防疫制度化的重要一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结果，也使欧美各国意识到成立全球性协调机构的必要性。为稳定全球局势、避免大战再次发生，国际联盟在一战后应运而生，并在1921年成立了国联卫生组织以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远东热带医学会也参与其中，在区域之外发挥作用。

首先，医学会主动参与国联卫生组织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一定程度上成为后者在远东的咨询与合作机构。国联卫生组织的成立，是由于全球各地联系日益紧密，医学界和政界意识到全球性公共卫生治理的必要性。其成立宣言明确指出，该组织旨在联合各国政府、区域性卫生组织和慈善机构，共同应对卫生挑战。而现有的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往往立足于区域，无论是国际公共卫生大会、泛美卫生组织还是远东热带医学会莫不如此。医学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成立时便指出“医学是全球的”，第五次年会倡议本地信息共享的同时报送国际公共卫生大会，第六次年会则决定与国联卫生组织开展公共卫生官员的交流互访项目。日本政府更是积极推动国际公共卫生大会的合作。此前，国际公共卫生大会关于疫情的消息往往以邮件的形式通报日本政府，但邮件速度慢，病毒甚至在邮件之前已到达。为此，日本呼吁国际公共卫生大会与远东国家开展合作，并希望日本成为大会的正式成员。1925年，国联卫生组织成立了东方局（Eastern Bureau），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东亚、东南亚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关注这一地区的公共卫生，另一方面将当地的流行病情况通报其他国家和地区。东方局的工作范围极其广泛，从爪哇、菲律宾、日本以西直至非洲东海岸，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岛国等广大地域都在其监测之内，全面收集有关鼠疫、霍乱、天花等本地区主要流行病的暴发地、感染率、死亡率以及相关当局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等信息，也包括气象信息、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等数据整理汇总，并发送给多个相关国家和地区。到1927年底，远东地区已有27个港口参与到东方局的信息整理和交流之中。东方局的活动离不开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支持，其管理层中不少是医学会的会议代表或支持者，他们不仅将本地信息提供给东方局，而且积极推动与东方局的合作。东方局与医学会合作整合本地疫情信息，同时在疫病防治等方面开展合作，仅1925年东方局就向国联发送47份报告，1938年则多达180余份。

其次，医学会的许多措施被国联卫生组织接受，尤其是对于远洋贸易至关重要的港口检验检疫。1922年，医学会提议更加重视亚洲流行病和防疫，而国联卫生组织也意识到需要整合全球各区域性联防联控机制，由此派出了以诺曼·怀特（Norman White）为首的考察团，重点考察了医学会的信息共享平台和联合检验检疫机制，行程超过35万英里。国联由欧洲主导，国联卫生组织亦然，而在此之前欧洲国家只对到港船舶进行检验检疫，而无视离港船舶的情况。相比之下，远东热带医学会对跨国船舶的联合检验检疫显然更为全面。欧洲国家检验检疫的重点，在于到港船舶上，即如果船舶上出现疫情则须接受检验检疫；而远东热带医学会所倡导各国和地区采取的措施，乃是关注港口情况，凡是从疫区港口出发的船舶，一律接受检验检疫。考察团建议国联卫生组织采取这一措施，并根据卫生管理标准和疫病历史等对远东各港口实施分级分类管理。这一建议不但得到了亚洲各国的普遍支持，还促使各国改善卫生设施和管理规范，最终也被国联所认可。

最后，远东热带医学会也通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委员会（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卫生委员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机构，在全球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公共卫生治理。东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国、拉丁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是其工作重点。基金会是医学会背后的重要“金主”，双方人员互动频繁，维克多·海瑟再次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14年，海瑟开始参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的活动，并在1915不再担任菲律宾公共卫生署长后正式加入国际卫生委员会并担任东方部主任，直到1934年离职。在此期间，他游走于亚太各国和地区之间，协调联防联控，引导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这些并不富裕的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研究、教育和公共卫生投入资金。国际卫生委员会第一届理事威克里夫·罗斯（Wickliffe Rose）在出访亚太各国后发现，“在所有我所经过的国家，维克多·海瑟博士都被视作领导者……各国卫生官员对他在菲律宾的活动赞许有加”。海瑟不但加强了基金会与医学会的合作，而且将医学会的经验带到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

远东热带医学会是远东地区第一个区域性联防联控机制和公共卫生信息交流平台，《科学》（Science）在其成立之初即评论道，“医学会将该地区讲英语的科技工作者团结起来，以实现相互间的社会与科技进步”。进入20世纪后，作为世界体系核心的欧美国家意识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必要性，并成立了国联卫生组织，而医学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不但主动倡议与前者共享疾疫信息，许多公共卫生措施也被其接受。远东热带医学会不仅构建起区域性联防联控机制，也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六大区域分支之一的西太平洋区域办公室设在菲律宾马尼拉，也许正是为了纪念远东热带医学会曾经的工作和贡献。

编    辑：杨洁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推文 |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