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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探索与创新的硕果——评《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

更新时间  2002-11-21 作者:陈晓霞
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美国史研究元老之一。他年轻时学习社会学,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美国史,最初从事黑人史研究,80年代以后涉足新政史、战后美国史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曾获多项国家级大奖,包括1990年中国图书奖、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等。在米寿之际,刘先生推出个人文集——《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1]总结自己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学术成就。该书内容丰富且精辟,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论丛》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罗斯福‘新政’研究”,汇集了刘先生在罗斯福新政研究方面的心得,探讨了“新政”的背景、具体措施及效果、新政评价三方面的问题。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头戏,篇幅占全书内容的一半;第二部分为“美国新右派与3届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选论”,研究战后美国史的若干问题;第三部分“战后至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简史”,分析了这一时期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几个问题;第四部分“品书文选”,评介了刘先生20年来翻译、写作、阅读的12本著作。这四个部分基本反映了刘绪贻教授的史学成就,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代表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新水平,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刘绪贻先生是一位“才、学、识”兼具的资深历史学家,尤以史识见长。我国美国史乃至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正是刘先生这样有学识、有胆识、有魄力的学者努力的结果。

改革开放之初,刘绪贻教授已年近古稀,转向美国史研究有10多年了,在黑人史研究领域小有成就。但他没有满足于已有成绩,而是大胆地向学术研究的“禁区”挺进,将世界现代史,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的研究工作做为自己的主要课题。从1979年起,刘绪贻教授先后承担了两项美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工作,一是和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6卷本《美国通史丛书》,二是主持《美国现代史丛书》的编写工作。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但学术研究的春天尚未到来,种种禁锢羁绊着研究者。正如刘先生在《论丛》“序”中所言,“……当时情况是:尽管没有明令禁止学术界将世界史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却明显存在一个禁区。因为难以找到‘根据’,当时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几乎没有一本敢写到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50年代初)”(“序”,第2页)。即使译著,也鲜有写到60年代以后的。只有个别文章涉及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刘先生“明目张胆”的研究,即使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属“犯忌”的行列,很难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支持。在这样严酷的学术背景下,刘先生却勇敢地承担了两项涉及战后美国历史的工作,其见识确实在一般学者之上。

刘先生之所以如此勇于开拓、知难而进,除了学术兴趣的激励以外,与他的历史观亦有密切关系。刘先生的历史观,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需要史观”,即研究世界史是为了满足人们“开眼看世界”的需要,是了解别国,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要。刘先生指出,研究美国现代史“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经济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向”。[2]其次,是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他主编《美国通史丛书》的目的,“主要在于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面目,从而较好地认识当今的美国”。[3]在刘先生看来,研究历史要客观,要尽量全面地还原历史,而不应该躲在“有色眼镜”后面进行研究。正因为此,刘先生才倡导不仅要从政治制度、工人运动等传统方面,更要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宗教、社会思潮、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了解美国;正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地研究美国历史,刘先生才不讳言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进步性,不讳言“垂死的”美国经济的发展。

刘先生当初的学术勇气结出了累累硕果。而今,6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已经全部出版。这是中国美国史学者向学术界献出的一份厚礼。相比之下,已故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虽然在1999年已经出齐,但只写到1949年;战后世界历史的研究,美国史学界同样走在了前面。刘先生的《战后美国史》早在1989年就付梓出版,而中国学者至今尚未撰写另一个大国——英国的战后通史(其20世纪通史在1999年才面世)。毫无疑问,《美国通史丛书》是众多美国史学者多年辛勤研究的结果,但作为两位主编之一的刘绪贻教授功不可没。

刘先生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突出体现在我国的新政史研究领域。

中国人对新政的关注与新政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1933年4月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人就注意到了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意义非凡,“此一行政元首之更易,实含有无穷意义,其重要性须待异日之史学家始能充分估计也”。[4]然而,建国后几十年,史学界十分强调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对新政的评价非常低。研究者往往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为罗斯福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反人民的;从材料的选择上,常常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苏联、美共的个别观点,没有仔细分析这些话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更没有认真鉴别这些话语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还是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这是和当时形势、条件密切相关的)。这些概念化、教条化的东西阉割了历史的整体性。60年代我国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对罗斯福新政持此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图书资料相对丰富,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再在学术研究中盲目自守,不借鉴、不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仅仅满足于已有观点和成绩当然不行。其实,学术研究的最大障碍在于头脑。满足于“跟风”而不是创新,毕竟成就有限。

刘绪贻教授打破了传统思维的束缚,运用美国学术研究成果,吸纳各家学说,以史实而不是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作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罗斯福新政。收入《论丛》的《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寿命问题》、《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与黄绍湘教授商榷》、《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等几篇文章,是典型代表。尽管个别提法还值得商榷,但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破除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些成见,澄清了部分错误的认识。

刘先生之所以能在美国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兼容。在新政研究中,他很注意吸收经济学、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比一般历史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更为宽广。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自觉。刘先生不仅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罗斯福新政,而且自觉地以发展马列主义为己任。在他的研究中,理论和实证研究浑然一体、互相促进。在实证研究中,刘先生发现原有理论存在种种缺陷,难以运用到新政研究中,因而萌发了发展马列主义的念头;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个新规律”又极大地促进了实证研究的发展。1984年,他在《世界历史》上撰文,指出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存在重大缺陷,“这就是只注意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忽视了一个新的、与人类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5]呼吁史学界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并运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观点解释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国际政策的变化及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同年,在慎重思考、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震动一时的新观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个新规律,并以此为指导,解释了新政以来的美国历史。[6]他在1986年提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需要发展”,具体分析了战后美国的工人运动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及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同,否认了“资本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将愈快”的笼统提法,而代之以阶段、辨证的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7]

刘先生发展马列主义的文章甫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朱庭光、陈之骅二位先生为1985年召开的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撰写的《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充分肯定了刘绪贻教授在历史理论方面的贡献。他们指出,“关于美国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重大课题。这是时代向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个新问题。以刘绪贻为代表的一些世界史学者……”[8]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李剑鸣先生在评论《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时认为,“象[像]这样对垄断资本主义既作历史考察又作理论概括的著作,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史学界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9]

美国史学者们这样总结刘先生的学术成绩:他主编并撰写大部分文章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战后至今美国社会发展的美国史著作”[10];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fdr的最有份量的专著”。[11]国内得到这一殊荣的学者着实不多,刘先生是够得上这样的评价的。

成绩的取得绝非易事,尤其像刘绪贻教授这样一位老先生。他不仅面临着外界的压力和怀疑,也在和时间较量。收入《论丛》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80年、刘先生67岁高龄之时。在21年间,他和同事、研究生“共同发表了专著6种,译著8种,论文数十篇”(“序”,第3—4页)。而且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非常高。人们一般认为,老年人是“迂腐、僵化”的代名词,在刘先生身上,这一观点是绝对不成立的。在花甲之后做出如此多且重要的成绩,放眼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能有几人?

收入《论丛》的几篇论文,是学术界关于该问题争论的代表作和总结性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过亦有稍许不足。

如《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及《罗斯福是否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二文,集中反映了刘先生对罗斯福新政的经济理论基础的看法。关于新政的经济理论,在80年代的学术界曾掀起一场热烈的讨论,参战的多为我国学术界的名家,如经济学界声名显赫的厉以宁先生、美国史元老黄绍湘教授等等。他们认为,罗斯福以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国家干预思想为经济理论基础。[12]针对当时一些学者认为的早期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说上相对立的观点,黄绍湘教授专门撰文指出:芝加哥学派有一个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有两个特征,一是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二是坚持自由主义思想,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但在30年代大危机后,芝加哥学派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认为依靠市场调节不能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提出政府用财政手段进行国家干预”。[13]另有学者认为,凯恩斯主义是罗斯福新政的经济理论基础。

刘绪贻先生在《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一文中,列举了国内外关于该问题的几种不同看法,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经济理论基础,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是。他将两者关系概括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同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产物,两者相互影响。在该文中,他引用众多材料批判了厉、黄二位教授的观点。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早期芝加哥学派在萧条时期虽有与‘新政’思想类似的言论,但其主要思想倾向是与‘新政’思想背道而驰的”(第158页)。笔者认为,如果能将这一部分稍加扩展,有针对性地多阐述一些早期芝加哥学派30年代大危机后的思想的话,会更有的放矢,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刘、黄两位教授分歧的实质即在于此。

实际上,经济学界对此问题亦有两种看法。一派是胡代光、厉以宁先生的观点,他们认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在30年代大危机爆发后“一变而为接近凯恩斯的政府调节思想”,随着战后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种种问题,“一度信奉国家干预主义或一度接近过凯恩斯主义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上——三十年代内主张财政干预不过是一段插曲”。[14]另一派是梁小民先生的观点,他指出“……尽管30年代的大危机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曾动摇了他们对传统自由放任的信任,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参与了罗斯福新政,但他们仍然是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的”。[15]史学界的黄刘之争,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学之争在历史学领域的延续。他们从不同学者的著作中引用了不同的说法,作为自己的依据。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

要说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必须明确一点:罗斯福是否形成了自己独成一体的经济理论。只有罗斯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他才可能和凯恩斯相互影响;否则,只能一方影响另一方。学者们一般认为,罗斯福总统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刘先生根据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的研究,反驳了这一传统观点。在《罗斯福是否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一文中,他指出,罗斯福在上学时、在纽约州长任内、在竞选总统时,阅读了大量经济学书籍,并参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可概括为,“私营企业——私人利润经济不应消灭,应当保留。可是,这种经济的营运,并不总是有利于、并不总是促进普遍福利。因此,只要是必要,这种营运就必须由各州和联邦政府做出努力加以改进和补充”(第168页)。刘先生通过广泛的阅读,将西方学术界的代表性观点引进我国,缩小了我国和西方史学界的差距,的确功劳卓著。

不过,笔者认为,该文有泛化理论的倾向。可以说,罗斯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但从该文来看,认为罗斯福有自己的经济理论证据不足。刘先生论证的前半部分着重反驳“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甚少”这个观点,但广泛阅读只是形成经济理论的前提,而不是充分条件。刘先生引用的富斯菲尔德以及威廉?洛克滕堡的话,似乎也可理解为罗斯福通过阅读、讨论形成了一种经济理论,但未必是自己的,是广泛吸收了整个社会思潮的产物。理论和思想的最大差别,在于理论的系统性。上引罗斯福自己的“经济理论”与其说是经济理论,不如说是他的经济思想或一种信念,它远非系统而严密的思想体系,称之为理论似乎有些勉为其难。在该文中,刘先生引用最多的一本书是富斯菲尔德的the economic though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al(《罗斯福的经济思想和新政的起源》),该书书名用的是“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而不是更为宏大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如果说上引罗斯福的“经济理论”成立的话,为什么不能说胡佛也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呢?但刘先生在《论丛》第三篇文章《1932年美国总统选举及其意义》中只称胡佛的“基本信念”(第37页),而不用胡佛的“经济理论”这一提法。实际上,从刘先生的表述来看,胡佛的“基本信念”和罗斯福的“经济理论”有相似之处。

罗斯福新政的寿命问题,是刘绪贻先生新政研究的第二个代表性观点。刘先生经过长期的探索,发现“罗斯福‘新政’是解释30年代以来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新发展的典型事例”(“序”,第3页)。他用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以说明新政“制定的政策以及作为这些政策基础的哲学与意识形态,一直支配着美国的社会和政府”(第140页),战后历届政府,都多多少少继承并发展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刘先生认为,罗斯福“新政”继续到今天。这一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一般认为,罗斯福在二战期间宣布用“战争大夫”取代“新政大夫”时,“新政”就结束了。黄绍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归纳出国内外关于新政结束年限有4种提法,不能强求统一。[16]在争论中,胡国成先生的观点较有说服力。他认为,“延续至今的不是新政,而是以新政为发端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首先对新政加以界定,指出新政的主要任务是“解决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危害”,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发生了变化。他以“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作为确定新政的期限,从而将1941年美国通过租界法案作为新政结束的标志。[17]其实,如果仔细阅读《论丛》第140—141页的内容会发现,刘先生所谓“‘新政’继续到今天”不是指“新政”措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是指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继续到今天。刘先生和胡国成先生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刘先生在表述时用“新政”代替“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有些不妥,也容易产生歧义。

《论丛》是刘绪贻教授近20多年来学术生涯的总结,以他的学术贡献而论,本书理应是一本精品集。但是,《论丛》在选材上有些瑕疵。

本书所收的大多数论文能够反映刘先生的学术成就。但是,也有一些论文略显肤浅,有些论文似乎和篇名不相关,《小罗斯福时代美国学校教育的危机与变革》即是一例。如前所述,第一部分“罗斯福‘新政’研究”分三个层次,本文处在“新政措施”和“新政评价”之间,但从内容上看,显然不属于“新政评价”范围之内;若认为它属于“新政措施”又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刘先生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出新政有什么教育措施。事实上,美国管理教育的权力属于各州,联邦只有“为教育而课税,并在教育财政拨款的范围内立法的权力”。[18]刘先生在本书第101页说,“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只对小学教育具有间接影响……”,实际上,自从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对所有学校教育都只具有间接影响。刘先生归纳的中学、大学教育的危机与变革,都是特定教育思想的危机及局部的调整,联邦政府并未插手,也无权插手。

该文在行文中亦有一些问题。该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讲述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罗斯福时代的状况。但在学前教育部分,我们只看到实用主义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却看不到有什么危机,有什么变革。如果可以把学前教育“往往忽略了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看作危机的话,那么变革何在?再者,作者指出,“……大萧条和战争都曾给教育造成危机……”(第99页),但学前教育的所谓“危机”并非大萧条造成的,而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局限所致。从教育思想的流变来看,认为罗斯福时代美国学校教育发生了变革似乎也有些不妥。“从19世纪90年代起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步教育’思想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和变革性的影响”,[19]也就是说,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天下,教育改革的范围很小,取得的成就亦很有限。另外,该文用“小罗斯福时代”也不如用“罗斯福时代”明确而简洁。否则的话,罗斯福新政就要改成“小罗斯福新政”,《论丛》其他部分的术语也要做相应调整了。

《小罗斯福时代美国学校教育的危机与变革》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论丛》收入的少数文章质量不是很高也是事实。相反,某些反映刘先生学术成就的真正的精品却没有收录进来,实在令人遗憾。前引《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个新规律》(以下简称《重大问题》和《新规律》)集中反映了刘先生的理论水平,可是在《论丛》中却不见踪影。刘先生在“编后记”中表示,《论丛》收录文章中有4篇曾收入《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因而是“必要的重复”。但既然可以收入此4篇,为何不收录更有价值的这两篇呢?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刘先生自己也是肯定的。1984年6月,他到意大利贝拉焦参加各国著名美国史学家云集的“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学术讨论会时,宣读的论文《从马列主义观点看美国现代史》,[20]从其内容看,正是论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个新规律的。

按笔者的理解,《论丛》之所以未收《重大问题》,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是关于美国史的文集,因而不便收录;不收《新规律》是由于它是总括性的,不适于《论丛》4个部分中任一部分,只适于做导论,但导论已有一篇(《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新探》),所以未收。但笔者认为,最能体现刘先生发展马列主义的文章,是《新规律》,现有的“导论”只是《新规律》的必然结果,不收《新规律》实属遗憾。

再者,如果能在各篇文章后附上该文发表于何时、何刊物,会更方便后学追踪刘先生的研究踪迹。

关于《论丛》的书名,也值得商榷。现有书名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既不够简洁,又限制了吸收更能反映刘先生学术成就的文章。依拙见,大概还不如用《美国现当代史论》为好。

在邓蜀生编审的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出版后,杨玉圣先生曾慨叹“治中国史者,出上几本个人文集,似乎平而无奇、无足挂齿,偏偏治世界史者难得有此机会”。邓先生的文集出版,“在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开了一个可贵的先例”,“……是一个好兆头”。[21]如今虽然史学书籍出版难仍没有彻底解决,但世界史学者的文集却多了起来。刘绪贻先生的这本《论丛》即是一例。愿这样高质量的世界史学者的个人文集能够多多出版,以飨后学。

注释:

[1] 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以下凡引该书,皆以夹注方式标注所在页码,简称《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刘绪贻:《<美国现代史丛书>序》,《历史教学》1983年第12期,第41页。

[3] 刘绪贻主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编写者说明”,第1页。

[4] 转引自杨玉圣:《大洋彼岸改革潮的东方效应——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载《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5] 刘绪贻:《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第20—21页。

[6] 刘绪贻:《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兰州学刊》1984年第3期,第45—57页。

[7] 刘绪贻:《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新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需要发展》,最早发表于《社会科学(上海)》1986年第8期,第5—10页;后载入《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301页;《论丛》“导论”。

[8] 刘绪贻:《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封底。

[9] 李剑鸣:《可贵者胆 所求者新——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第149页。

[10] 李剑鸣:《可贵者胆 所求者新》,第151页。

[11] 刘绪贻主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封底。

[12] 厉以宁:《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经济理论依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页;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3页。

[13] 黄绍湘:《关于罗斯福实施‘新政’的经济指导思想》,《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11—12页。

[14] 胡代光、厉以宁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108页。

[15] 梁小民:《西方当代经济思想》,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16] 黄绍湘:《评“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答刘绪贻同志》,《世界历史》1985年第8期,第42—43页。

[17] 胡国成:《关于新政的分期问题——兼与刘绪贻先生商榷》,《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第8—14页。

[18] 劳凯声:《教育法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

[19] 单中惠主编:《西方教育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2页。

[20] 刘绪贻:《在贝拉焦学术会议上》,《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第60—61页。

[21] 杨玉圣:《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载《美国历史散论》,第260页。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