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学术理想国——评《历史的真相》
一．关于美国历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
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到九十年代愈演愈烈的美国历史学危机，作者认为，“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与过去的各种联系，借此而解析现在的疑难，启发未来的潜能”（见《历史的真相》，绪论，第9-10页。以下凡引自或参见该书，只标页码）,因此，作者首先对美国史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反思，想由此引导出解决危机的办法。但作者考察的并不单单是美国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刘北成语，中译本前言，第1页。），这正是本书的新颖独特之处。作者关于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知识的绝对主义”之中，作者既探讨了现代历史学的构建，又追溯了正统美国史的形成过程。
1．现代历史学的构建
现代历史学是在19世纪构建起来的，它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明实际发生的事情”；[2] 二是它的目的是“去发现人性的普遍永恒的规则”（休谟语）[3]，以及追求人类历史发展的通则。历史学因此被看作是一门求真的知识，也被看作是一门科学。（中译本前言，第2页。）作者从两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历史学的构建：
（1）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
作者所说的“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包含三层含义：① 它假定“自然界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所知之间有紧密的和不太复杂的符合”（第15页）。因此，科学家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把握自然界的准则。② 它假定科学家是一位文化英雄，可以以中立的、客观的眼光研究自然界。（第14页）他追求真理的过程绝对不会受任何私心杂念干扰。③ 它把科学等同于理性，认为科学是绝对中立的，因此它可以保证世界不断进步。（第4页）作者认为，正是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培养了历史学的自信，使它从讨论世事的变迁转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2）现代性观念
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与新的时间概念的出现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作者主要从新的时间概念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学的现代化。新的时间概念将时间看成是实在的、有顺序的、统一不变的存在体。（第41页）这对历史学产生了以下影响：
首先，进步史观开始取代基督教史观。在新的时间概念的影响下，历史时间概念也具有了直线的、统一不变的、有方向的和现世的特征。这使欧洲人开始有了现代所谓的历史意识，即相信人类不再是背离上帝而走向堕落，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朝向现代迈进。进步史观就这样取代了基督教史观。
其次，新的时间概念出现后，历史学才可以形成一门科学学科。因为只有当历史被解释为按统一不变的时间推展的俗世故事时，人们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并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规则。（第43页）
最后，新的时间概念还促成了西方中心论史观的形成。由于时间被设想为独立的，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的，这就等于假定了人类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势必要在直线型的时间进程中经历同样的发展历程，因此，以作者所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美国现代化理论三家学说都助长了一种西方历史学形态，即把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同质化而纳入西方式的一般发展模式。（第63-64页）
作者从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和现代性观念入手，把历史学的构建放在了社会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让笔者这样的中国读者读起来耳目一新。但也有一些学者是从“大叙述”和“元叙述”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历史学的构建。所谓的“大叙述”，即指思想家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带规律性的理论，也就是历史哲学；所谓的“元叙述”，则指这些理论隐含的基本哲学前提，即对普遍理性的承认。[4]照这种说法，现代历史学本身就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们凭着普遍理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叙述，这可以说是一种知识权力。
2．正统美国史的形成
现代历史学形成时期，民族国家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凸现，因此，历史学也开始为建设民族国家贡献力量，（第226页）塑造民族国家认同成为历史研究的任务。正统美国史的形成就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着重论述了初期写史者、班克罗夫特、特纳三代史学家的工作。对初期写史者来说，为新生的美国写一部统一的历史来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是他们的目的。因为，美国是由十三块特色各异、缺乏共同性的殖民地联合而成，（第81-82页）如果没有一部统一的国家史来创造出有利于团结的民族主义激情，美国很可能会走向分裂。本着此种目的，沃伦等初期写史者将美国塑造成启蒙的欧洲的新生儿，必将成为“全世界所称羡的和平的、自由的、正义的、信实的模范”。（第87-88页）
班克罗夫特有意抬高美国的地位，将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看作是“为侍奉上帝与完成国家目标而进行的民主的民间运动”，（第97页）美国成了肩负着人类历史使命的国家。美国的扩张就这样被神圣化了。
而在19世纪末期，美国正在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如何为工业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社会内部找到源头，这正是正统美国史要面对的问题。作者认为，特纳的边疆历史恰好为“即将主宰全国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找到了明显美国式的源头。”（第102页）这个源头就是特纳所说的美国人“善发明的禀性”和“精于驾驭有形事物的理解力”，因为这种特质是构成能把美国重塑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企业精神的要素。（第102页）作者这里涉及到了正统美国史和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 。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发展起来，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天生具有适合市场经济运作的个人野心和必要知识，而是因为美国历史将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在了国民意识中，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促使美国人采纳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行为模式。（第103-104页）
到19世纪末，经过几代史家的努力，正统美国史已具有了如下特征：（1）它的主要内容是用综合性和描述性的历史手法讲述自革命年代开始的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故事。进步主义是它的主旋律，迈向现代化是它的目的；（2）主张美国例外论。它塑造了具有独特气质的美国国家性格，使美国背负上了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使命，成了全世界的典范；（第98页）（3）具有排他性。这部历史以“男性、白色人种、新教信仰”（第108页）为主，而少数族裔、女性、劳工阶层则处于依附地位，甚至忽略不写。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统美国史是为了应对美国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面对的问题而出现的，也是在解决美国这个民族国家遇到的问题的过程中趋向形成的。
二．美国历史学的危机
对美国历史学的“零碎化”问题，中国史学界并不陌生，但《历史的真相》对美国历史学危机的认识并没有局限于这一问题，对危机本质的解释也超出了纯粹的史学史的视角。笔者想从两方面进行阐述：
1．危机是什么
作者所理解的美国历史学危机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正统美国史的瓦解引起的认同危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家站在不同群体的立场上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释，从根本上瓦解了正统美国史，具体说来是：① 颠覆了美国历史的进步必然论原则。新社会史挖掘出了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同群体的历史，而这些“很难被融入铁板一块的美国奋斗成功史之内。”（第130页）贯穿美国历史的进步必然论原则被许多不确定性取代了；② 对正统美国史的前提提出质疑。正统美国史是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共同的人性为前提的。它假设人类天生具有同样的行为动因，因此，才可以把人类争取自由的共同一致奋斗当成促成历史变迁的动力。但新社会史则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是由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塑造的，因此，不同的群体可以有不同的行为动机。（第135页）
从正统美国史的形成我们已可以看出，历史担负着塑造国民对国家认同的使命，这长期以来也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正统美国史的瓦解使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陷入了危机之中，“历史和民主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第140页）已经改变。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内容的争论，很多团体都想从自身的角度编写历史课本，控制学童记忆，作者认为这已经说明国民“对于国家已没有观念上的共识”（第276页）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史观争论的背后，是不同群体的利益之争。在美国，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与实施“肯定性行动”政策是挂钩的，这就牵涉到了不同群体在工作、就业、子女就学等资源分配方面的现实利益。[5]因此，“历史不仅反映事实，也提供了重新裁判权力与利益谁属的法庭。”（第272页）一个群体如果拥有了对历史的解释权，便可以在现实社会里得到权势，并在此基础上谋取自己的利益。由此可见，历史学更有沦为不同团体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工具的危险。
（2）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代性根基受到质疑
60年代的科学史家受社会史家的形象颇深，他们也开始寻找促使科学家思考的广泛的社会因素，结果发现科学家的个人旨趣、价值观、语言习惯，甚至骄傲与贪婪都会影响到他们研究自然界。（第155页）对于牛顿而言，他所得出的永恒的科学真理都出于他信仰上帝、恐惧无神论这一前提。（第160页）而科学在20世纪用来为纳粹服务的事实也打破了它中立、无偏见和永远为人类服务的形象。因此，支撑历史学的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倒塌了。
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的攻击尤为厉害。历史学是现代主义的主要支撑，当后现代主义者向现代性发起挑战时，历史学成了他们要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历史学危机是与现代性危机这一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
历史学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历史叙述形态是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第187页）。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攻击是和对历史的叙述形态的怀疑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指责“叙事形式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所以具有迷惑作用”（第210页），“叙事和元叙事充其量只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有用的虚构手法”。（第210页）由此可见，以叙事作为表达手法的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历史学的两大根基受到质疑，怀疑主义弥漫了学术界。在这种思潮下，“历史研究已经受到质疑，其探求真相的能力完全被否定了。”（第227页）
总之，笔者认为，现代历史学形成时的两大要素——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和现代性观念——纷纷受到质疑，而绝对版美国史的瓦解又使民众对国家的共识不复存在，这才是作者所理解的美国历史学的危机。
2．危机的本质
面对20世纪晚期的史学危机，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为传统主义者所持有，他们认为美国当前正遭到一场来自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新社会史研究的新的意识形态危机，因此反对任何革新，主张卫护过去状态，他们实际上是在主张回到绝对主义知识统治的时期；一为相对主义者所持有，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历史是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作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过于极端，毛病出在对危机本质的认识上。作者认为：“知识现今面临的危机其主要起因，是一切知性思考与政体上的绝对主义崩坍。”（第260页）关于知性思考的绝对主义的崩坍， 结合《历史的真相》一书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大学的民主化。
《历史的真相》特别提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对正统美国史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大规模地扩招，就历史学方面来说，19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教育普及时期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几乎是以前的四倍，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族裔、妇女、劳工阶层等边缘人群。他们的出身以及经历使他们很难认同以精英观念为基础的国家历史，因此，便开始借着写博士论文的时机塑造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记忆。（第129页）于是，史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多集中在关于劳工、黑人、妇女等正统美国史所忽视的社会史方面的小题目上。他们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历史的揭示所发现的灰心故事，自然很难与以进步主义为基调的美国史相符合。可以说，大学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阶层对国家历史的统治，而使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历史得以浮出水面。
而关于政体上的绝对主义的崩坍，《历史的真相》一书虽提到了世界各地极权政府不断在民主冲击下瓦解（第260页），但并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就美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加速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美国议会在1964-1968年通过了一系列联邦法律，如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选举权法》，1968年的《民权法》等。[6]这些法律禁止了种族歧视政策，使联邦政府承担起了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同时，政府又实行了“肯定性行动计划”，以帮助在历史上受到歧视的群体改变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劣势地位。[7]这些政策提升了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地位，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民主化在逐步扩大。大学的民主化也颇受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在“肯定性行动计划”实施以来，美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白人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974年的68.6%下降到1994年的32.4%，少数族裔的学生占了主导地位。美国高校教员中的少数族裔也在1995年占到了总数的12.9%，[8]虽然比例仍然偏低，但毕竟打破了白人教员一统天下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民主化和大学民主化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共同促成了正统美国史的瓦解。
政治民主化和知识民主化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这一主题，并把历史学的危机放在了这一大背景下来解释，可谓慧眼独具。
三．学术理想国的重建
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只批判不建设”不同，探寻美国史学危机的根源，重建学术理想国一直是作者写作本书的主旨。作者的立场处在传统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之间，即肯定了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又没有否定一部国家历史的必要，在此基础上，作者重新构建了历史学的根基，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具体设想。笔者将从这两方面进行评述：
1．重建历史学的根基
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历史学客观性标准的重新解释上。19世纪建构起的历史学受英雄主义科学范型和哲学实在论影响太深，因此对客体过度颂扬，而对主体中心和人为这两个特质则过分贬低。而20世纪中叶以后，英雄主义科学范型的倒塌引起了人们对历史学客观性的质疑，后现代主义者则从叙事角度全盘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但作者并没有与这一思潮妥协，而是提出用务实的实在论重构历史学的客观性。作者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直觉智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承认历史叙述和事实可能不符，在此基础上，她们将历史学的客观性重新解释为：发问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第242页）具体说来是，历史学家选择某件事情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他的好奇心引起的，而在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主客体间的关系已经展开了。而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这个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话过程，历史学家的个人旨趣、思想甚至个人的脾性都会渗入其中，因此，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回击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叙述体的质疑，认为他们因为历史学家的活动有创造性，就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其实是仍停留在19世纪理解知识形成方式的思维方式上。（第246页）
作者还重新确立了历史学和科学的关联。她们并没有因英雄主义科学范型的倒塌而低估科学的作用，而是认为科学仍然是“西方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第265页）。她们认为，科学和人类科学本来是能够共存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改革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只是20世纪的知识冷战将科学包裹在了国立机构中，破坏了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联（第262页）。因此，作者主张，历史学应跨过这道鸿沟，与科学重续前缘。
2. 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
作者提出以务实的实在论与实用主义为史学民主实践的哲学根基，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作者对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具体设想为：①承认多样性和差异。作者既反对从单个群体的角度重写过去，也反对超越族裔政治和性别认同，而是主张将“美国人所有的认同主题和变奏收录进去”；（第282页）② 肯定国家的作用。作者认为国家仍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强势的统一力量，族裔认同需要靠国家认同来进行协调和保护。（第282-283页）但笔者认为，作者的重建或许会在以下两个方面遇到困难：
（1）多元文化美国史的元叙述问题。
要想写出一部能为美国各方所接受，且又能加强国民对国家的忠诚的美国史，是需要一种元叙事作为根基的。作者提出以“社会结构”作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主线，单从学术研究视角来说，不失为一种可以常识的写作手法，但它仍然无法为美国史提供一种元叙述。在启蒙运动时代，普遍理性为历史学提供了元叙述，而如今，在后现代主义者“拆结构，去中心”的氛围下，再也没有一种可为人普遍接受的原则能为历史学提供一种元叙述了。
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开创了一种省掉元叙事的“质疑性叙事体”，即“它没有一个事先决定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也并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事物的发展总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只是遵循一条永恒向前的直线。”这种叙述体旨在证明，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许多的事物和思想也是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中。[9]但笔者认为，用“质疑性叙述体”写成的美国史似乎无助于塑造国民对国家的共识。
（2）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民主实践
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重建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还需要在实践中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需要包容不同派别的观点，因此，最大的难题还在于重建这一具体的实践。作者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依托，提出了历史学民主实践的具体设想。
作者为史学的民主实践确立了哲学根基，即务实的实在论与实用主义两者的融合, 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① 相信人所感知的世界与外在世界有相符合之处，因此，人可以知道外在世界的真相；（第266页）② 在确定真理的过程中并没有基本的原则，各种观点都可以平等竞争，而真理的产生则在于平等竞争中形成的共识。而产生共识这一过程则要诉诸美国的民主制度。当民主制度健全有效时，实用主义才能发挥作用，而民主制度如受制于多数派专政，那么，实用主义很可能会蜕化为相对主义。（第268-269页）
在史学的民主实践中，作者特别强调大众的作用，她们甚至把大众的参与看作是撰写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第282页）作者是这样定位大众的作用的：①知识系统的构建并不是由学者独立完成的，就历史学来说，写史与读史是一件分工合作的事，读史的人可以成为制衡历史学家的一种力量；（第244，266页）② 民主社会的大众“有能力在社会与个人、知识与激情、澄明与混乱、希望和疑虑之间进行明智的协调”。（总结，第293页）
笔者认为，作者设想的史学民主实践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作者将史学民主实践与美国民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作者是深知民主制度无法杜绝多数专制这一最大弊病的，因此，史学的民主实践也就带上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或许只能靠作者所说的“对于真实性信念有共识，对于达到共同目标存有希望”（第273-274页）这样的信念来维持了，这也正是作为民主社会一员的作者应对美国史学危机，重建学术理想国的信念支撑。但是，美国的史学危机恰恰出在了民众对这两个信念本身的怀疑上。
其次，史学的民主实践很需要广大史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但如作者所说，对于历史哲学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专业史学者已被彻底社会化，只顾符合发表论著的要求，无暇也无意去参与关于历史工作意义何在的辩论。”（绪论，第8-9页）很显然，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唤起历史研究者的责任感，使大家共同投入到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事业中来，但笔者认为，这一状况并不是靠几个明智之士的呼吁就能解决的，因为它是美国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给史学研究者带来的职业压力造成的。
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工业社会高度发达，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量逐步增大，为适应这一需要，高等教育大规模地扩招，从1947年的233.8万人增至1988年的1304.3万人。（绪论，第1-2页）教师的科研和学生的培养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学以前是以教授自治为主，但规模扩大后，教授自治不再可能，独立与教学和科研的由教务长、注册员、会计和研究管理员等组成的管僚机构出现了。而管理者天生具有规范划一的天性，因此，他们为规训教师科研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10]在每一位教师面前，都有一个职称序列，他们可根据发表作品的速度和数量在上面依次爬动。因此，对从事历史研究的教师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容易在短期内出成果的小课题，而无暇顾及需要长期积累的大课题，更不会思考超越专业范围的历史哲学问题。史学家变成了“制作历史产品的技术工人，著述的目的仅是为了学位、职位和生存。”[11]而对学生培养来说，高等教育的目标由培养精英为主转为培养适合工业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为主，“知识的传递似乎不再是为了培养能够在解决之路上引导民族的精英，而是为了向系统提供能够在体制所需的语用学岗位上恰如其分地担任角色的游戏者。”[12]对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来说，美国大学大多偏重专业领域的技术训练，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的博士生在毕业后顺利地走进就业市场，以后自由地在博物馆、文物保护、政府部门、传媒界和商界从事史学工作。[13]
大学教师和博士生是史学研究的主力，在职业压力下，他们大多把重点放在了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小专题上，所以，对超出本领域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漠不关心也就由此产生了。因此，可以说，需要大多数史学研究者共同出力的一部统一的美国史的重塑，要面对的是身处浓厚的职业文化氛围中的大多数史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式，而这显然是靠人的主观愿望难以解决的。
《历史的真相》一书的作者超越了她们的专业范围，以民主社会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针对20世纪晚期的美国史学危机提出了重建学术理想国的设想。这是对当代美国史学的全面改造。作者深知它的艰难，故以“理想国”称之。但是，怀着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念，怀着对民主国家极为活跃的有参与能力的大众的信任，作者还是在克己的冷静中怀抱着希望。但是，美国大多数史学研究者能否走出职业文化的桎梏，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民主实践能否顺利进行，并不是完全凭借信念就能解决的。美国历史学能否度过这一危机？学术理想国能否得以重建？我们只有拭目以待美国历史学的发展了。注释：
[1] ]对19世纪末形成，一直盛行到20世纪中叶的得到美国主流学界和公众认同的美国国史，作者在《历史的真相》中有“单一的国史故事”（绪论，第1页）、“典型的美国国史故事”（第277页）、“传统美国史”（第134页）等称法，笔者将其统称为“正统美国史”。
[2]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
[3]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1页。
[4]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第73页。笔者所说的“元叙事”与本书中的“后设叙事”为同一个意思，都是由”metanarrative”翻译而来的。
[5] 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第38页。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王希教授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58页，第59页，注释①）一文中做了详细说明：“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一词来源于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为执行和实施1964年的《民权法》而颁布的第1124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政府商业合同的公司或机构必须“采取肯定性行动来保证所有的申请人以及就职者在应聘期间不因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民族血统而受到歧视”。“肯定性行动计划”是自1866年的《民权法》实施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为帮助少数族裔或妇女等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改变劣势地位而制定的经济民权政策。
[6]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第58页，注释①。
[7] 王希：同上文，第58页。
[8] 王希：同上文，第66页。
[9] 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65页。
[10]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郑也夫、冯克利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7页。
[11] 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28页。
[12]让- 弗郎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4页。
[13] 参见格尔达·勒纳：《历史学的必要性与职业历史学家》，廉洁译，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