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郊区化的动力──《马唐草边疆》读后
本书的写作，是在作者认为美国“自1815年以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郊区化进程，将在未来20年趋缓，并将在下世纪初达成一种新的空间平衡”的背景下进行的。全书时间跨度从1815年至20世纪80年代，既包含了对这段时间之前城市生活的简略总结，又对未来20年的前景作了分析性的展望；既有大量数据支持的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同时基本上在每一章的结尾都作了小结，清晰地揭示出了历史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美国住房的不同设计和结构、郊区的空间特征、交通运输发展不同阶段的人口流动情况、城市功能布局、郊区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对郊区化的影响以及美国人民表现在家庭和住宅上的价值观念等进行了祥尽的阐述，将美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杰克逊教授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思考，在人口的不断流动与组合，中心城市和郊区在空间上、功能上及社会结构上的分化的背后，作者提示读者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郊区化的动力。对郊区化动力的探寻，是该书的一条主线。
1.交通工具与居住文化
是什么原因驱使美国居民自19世纪初开始，就逐渐加速地从城市流向郊区，以致于人口密度呈现分散化的特征，这是作者在全书中始终关注的问题。工业革命以后交通工具的极大改进，与人口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恰好交织在一起，交通改善显然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刺激因素。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交通的日渐便利就是郊区化的动因，未免有失片面。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市内交通的改善以及铁路的铺设，并非仅见于美国。但美国的这种郊区化模式(人口密度低、私人住宅、中高收入居民为主、通勤工作)却没有在其它地区出现。作者从两个方面解释了这个差异：首先，美国人民同欧洲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对乡间住宅和个人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其次，与别国不同的是，由于其它一些独特的优越条件，美国人民比别人更有能力实现郊区生活的梦想。
在欧洲、亚洲以及南美，人口集中在城市，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以后依然如故，有权有势的社会阶层仍然在城市中心区域保留着住宅，享受中心城市提供的便利，而穷人只能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简陋住房里，一俟境况改善便迁入城中。这点可从城市人口密度的比较中管窥一斑。在19世纪90年代，15个美国城市的人口密度为平均每英亩22人，而在13个德国城市中平均每英亩高达157.6人。对于这种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差异，作者认为，“分析美国大城市当中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和分离的根本原因，同分析相对于欧洲的低人口密度的根本原因一样，我们不但应看到工业革命所释放的巨大力量与交通技术的改善，还要看到新的文化价值的生长。”交通工具在各个不同技术发展时期的改善，不过是为各种不同的郊区化动力提供了便利，起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内驱力本身。对于交通工具与居住文化的关系，正如韦伯(weber)所言：“不如这样说，美国人喜欢住在乡间别墅，而不象欧洲人那样住在商业区，这是原因；有轨电车只是结果。”
对于导致郊区化的文化因素，杰克逊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法律与传统之中，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财产私有是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住房是属于个人的基本物质空间，同时也是基本的精神空间，对私人住宅的侵犯，是与对他本人的侵犯同样严重的事件。这种文化观念被移民从欧洲带到了新大陆，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
这种观念在美国迅速增长的财富刺激之下，得以强化。美国自18世纪开始，私人生活的领域不断扩展，住宅和家庭生活成为人们摆脱纷繁的社会生活，彰显独立个性的一种方式。不计其数的布道演讲和文章都以前所未有的口吻对家庭大加推崇，尤其在宗教伦理角度上看，家庭是抵挡整个社会在道德上向贪婪、罪恶堕落的有力防线。家庭生活的布道者们极力夸赞家庭生活中体现出的美德，确信个人在家庭生活中能获得在别处所无法得到的充实、安祥和满足。极而论之，家庭就是美国自由平等制度的基础。作者引述艾略特的话强调说：“自由制度的基础，在于我们作为一个人对于家庭的热爱。我们国家得以建立的力量，不在于宣称所有人都生而自由和平等，而在于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于把家庭圈子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家庭和住宅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行为举止、乃至道德观念。拥有一块土地及其建在这块土地上的带有庭院、草坪、树木、蜿蜒小径的独立住房，是美国中产阶级事业成功的标志，是争取更多财富和更高社会地位的进身之阶。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这种观念和理想，也就谈不上他的个人生活和未来。
但是作者并没有孤立而片面地强调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而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沼。杰克逊在强调美国人的居住文化上与欧洲差异的同时，将居住文化与其它条件结合起来考察，揭示出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产生的独特结果。“重要的不是美国人对住房的期望和态度与欧洲人不同，关键之处在于，在美国，普遍家庭更有能力去实现他们对私人住房的梦想。”从此处开始，作者将文化因素推向幕后，使之成为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宽泛背景。在美国，低廉的土地价格，便宜的住房造价，优惠的税收政策，便利的交通，以及公共设施和服务的迅速完善，促成了美国人将其对于住房的“意识形态”变成现实。
2.种族因素
杰克逊认为，“任何对美国人民移居模式的讨论都不能不考虑到种族因素的重要性”。同欧洲许多国家的种族同质性相比，美国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由于种族而产生的矛盾与恐惧，为许多人离开他们在城市的住宅迁往郊区提供了又一个动力。这个问题的产生最初源于两次大的移民高潮，一次是19世纪末，中心城市成为急速涌入的东南欧贫穷移民的目的地。另一次是20世纪初，由南方农村迁入北部和中西部城市的黑人移民。以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居民的眼光看来，与这些新移民伴随而来的是邪恶、放纵、城市老板、犯罪和种类繁多的偏执与激进。在这些消极因素的刺激下，白人居民明显地加速了外迁。
另外，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学校里种族隔离违宪的裁决，更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为了他们的孩子而离开城市。郊区学校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齐全的设施和资料、良好的师资外，最吸引迁入者的是这些学校保证没有种族混杂，因而消除了郊区居民对种族混杂及其后果 ── 种族骚乱和种族间性乱── 的恐惧。普通的中产阶级居民与联邦法官及人权活动家的想法不一样，他们仅仅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的担心，却在客观上加速了其后几十年白人中产阶级放弃中心城市的进程。
在因种族问题而导致白人外迁的过程中，房地产投机商和联邦政府的有关政策对最终形成居住区的隔离现象起了不良作用。南部黑人移居北方之后，大多居住在城市，而且多是与白人混居。之后随着黑人居民的增多，混居区中的白人将黑人占多数的居民区视为黑人区而相继迁出；另一方面，黑人却很难在已经定居的地区之外再找到住房，久而久之就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居界限。恰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联邦政府某些机构行事不谨慎，在全国推出了一套对城市分区的系统评估方法。最初由holc按照一些客观的标准(总的来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区不断老化，居住环境日益恶化，其中的住宅也依次向相对较低收入的家庭转移)把城区由好到坏分为a、b、c、d四级，黑人区自然总是最差的d级。尽管作者争辩说holc“无意在房地产的评估中考虑种族的差异”，但holc制定的这套评估方法却被有些政府机构如fha所引用，用于对申请抵押贷款购房者的评估；更有房地产投机商依此标准，有选择地进行住房开发，很少在黑人多的地方建造住房。这些由种族隔离而起的因素加剧了市中心区与郊区的分离。
3.政府政策与市场因素
在郊区化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比肤色所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房价太高，比如，在80年代中期，一幢独户新居的平均价格，首次超过了六位数。尽管如此，作者强调，美国住房的实际花费，相对于世界其它地方来说仍然是低的，并且可以负担得起。杰克逊教授为此提出了六点解释：第一，美国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比其它国家要充裕得多；第二，土地价格低；第三，交通费用不贵，普通人可以承担通勤工作；第四，美国住房由于大量的圆木结构而造价低廉；第五，联邦政府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对购房者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第六，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企业”制度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六项原因当中，尤以联邦政府政策的作用最为显著，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郊区化起了推动作用。
新政实行以后，联邦政府为了刺激建筑业的复苏，带动经济走出萧条，恢复就业，成立了一些政府机构，如holc、fha、va等，来拉动消费者对住房的需求。从1934年到民主党政府施政的最后一年1968年，联邦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四项：提高抵押贷款占抵押财产价值的比率，最高至93%；延长偿还贷款期限至25-30年；制定并执行住宅建设标准；降低贷款利率至5%左右。这四项措施使得买房比租房更为合算，增加了美国希望购房家庭的数目。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在长期的、利率固定的并有fha担保的抵押贷款的支持下购买了新的住房，这已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新时尚。
联邦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实际上主要是有利于中产阶级，如果仅仅从郊区本身的发展来看，它们确实发挥了显著的效用。为了解决二战退役士兵的住房问题，联邦政府资助在城市边缘地区建设了大量类似于levittown式的住宅。“这样，联邦住房管理局在其最初四十年的运作当中，总共提供了119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担保，受益的主要是郊区，郊区几乎一半的住房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联邦住房管理局、退伍军人管理署提供财政支持的。在郊区，自己拥有住房的家庭比例从1934年的44%上升到了1972年的63%，郊区已经由富人的保留地变成为中产阶级的普通期望了。”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将中心城区的中产阶级选民分离出去，从而加速了中心城区的衰落”，这些政策对于老城市所存在的贫困、种族、市政管理等问题置若罔闻，主要采取了单纯回避和放任的态度，从而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复杂，成为60年代城市危机的导因之一。对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联邦政府“默许种族歧视的存在，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上放弃了老工业城市的大片地区。更为严重的是，华盛顿的举动后来被私人利益集团所利用，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仅仅是因为财产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拒绝发放抵押贷款，并使这种做法制度化。”这样，美国的穷人并没有从战后住宅建设的高峰中、大多数高速公路的修建中、对财产和所得税的减免中以及抵押贷款担保计划中分享利益。 它最后强化了这种现象：穷人集中在中心城市，而富人则散布于郊区。“美国住房政策不仅缺乏社会目标，相反，却为社会不公确立了标准。”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一方面批判政府的政策，为社会底层人民鸣不平，另一方面，又为政府的政策不力进行辩护，认为“联邦住房政策并不是郊区兴盛的必备条件。抵押贷款担保当然使家庭拥有住房的梦想易于实现，但是，在新政以前至少一百年，美国城市居民的主要流向就已指向郊区了。因此，没有理由认定若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郊区化的趋向就会停止。”从这里的意思推断，由于郊区与城区的分离主要并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政府也就没有责任去扭转这种分离的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公。至于说政府助长了这种倾向，作者也主要是从这种倾向的积极面去论述的，而对于如何克服这一倾向的消极面，杰克逊教授对政府的作用持悲观认识，提不出有效的政策建言，只是寄希望于滋养这种倾向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的转变。这可否说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映，或者说是作者的阶级局限性使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