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这本文集尽管收录的主要是从1978至1990年间邓先生的作品，与现今相隔了十余年，但仔细地阅读、揣摩，其中仍有不少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一
邓先生1944年毕业于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后就一直从事记者、编辑、编审等工作。长期在新闻界的磨砺，使得从60年代起开始转向美国史编辑与研究工作的邓先生，行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能以流畅、形象而又通俗的语言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可以说邓先生在文字的可读性与文章的专业性关系问题上把握得相当之好。
在《罗斯福“新政”述评》中，文章一开头是这样一段描述性的文字：“1929年10月的最后几天，资本主义的巍峨圣殿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变成一所炼狱。绝望的呼号，凄厉的‘抛出’喊叫声，穿过大地，越过海洋，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战栗，伦敦、巴黎、柏林……用不同的语言发出了同样绝望的呼号。”[1]这段文字如果说是出自一篇文学作品，你该不会觉得惊讶，但这的确就是邓先生的一篇史学论文中的一段。比起现在一些内容枯燥、面目可憎、让人敬而远之的所谓论文而言，邓先生的这种生动活泼的行文风格着实是吸引读者的。
在《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中，作者在写到罗斯福打败对手、赢得总统大选时，不是平淡地交待一句“193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2]，而是说“罗斯福胜利地走进白宫。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另一头的国会大厅里坐着的，是一些用怀疑眼光注视着白宫新主人的议员们。”[3]这一下子就将罗斯福与孤立派接下来长期对立、斗争的形势作了形象而简约的勾勒，令人不由自主地想知道罗斯福接着会怎样应对复杂的局势。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一般人当然远远达不到像大史家蒙森那样因史学著作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功底，但兼具可读性与思想性的作品，会让更多的人去品评、关注，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邓先生以新闻科班转入史学研究，在这一点上自然是如鱼得水了。这并非一定要刻意追求文字的优美、遣词造句的审慎，但好的内容配以更恰当的表达方式，让读者在美的享受中更深入地理解内容，岂不更好吗？
郭小凌教授不久前谈到，“史学的专业化、概念化是以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文学审美和常人之学的丧失为代价的，这就使专业化的史学始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如何像前专业化时期的史学家那样，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读者或公众保持血肉联系”[4]，他又说，“实际上，没有通畅的社会联系和公众的理解支持，任何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都不会拥有持久的活力”[5]。对于现今一些习惯于用令人生畏的术语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的学者们而言，这些见解是值得深思的。
除了行文优美、顺畅的特点外，邓先生论文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标题拟定的艺术化。无论是文章的题目还是文章中的小标题，邓先生都是尽量做到简洁、明确而生动。我们可以看到，论文集中共收了与罗斯福有关的7篇文章，这7篇虽然在内容主旨上有所重叠、交叉，但又各有侧重点。《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总统》写的是罗斯福这个人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位政绩卓越的总统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篇高度概括评述罗斯福的文章；而《罗斯福“新政”述评》则是以“新政”为文章的主线而展开；《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讲的是二战爆发后罗斯福运用其智慧与权谋和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作斗争的情况。仍以这篇文章为例，文章中有几个小标题尤其耐人寻味，“华盛顿的幽灵”实际上就是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传统的由来和发展的概述，如果我们代之以“孤立主义的由来与发展”相信也没有原则上的错误，但显然不如原标题那么引人入胜；再如“政治‘狐’步舞”主要是说罗斯福如何运用政治手腕赢得民众的支持、最终踏入白宫，当然拟为“入主白宫”也未尝不可，但与原标题一比则少了几分新意。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认为搞史学的不必把精力分在这些小事上。诚然，论文、专著的内容、质量自然是应放在第一位的，我也绝非提倡以文取胜，只是不落窠臼的标题吸引人的视线，再辅以“生动而又真实的叙述”[6]，寓理解于其中，“并且赋予历史以新的生命”[7]，这样对于这门古老学科本身的发展应该是有好处的。
二
如果说在写作风格、标题拟定上，邓先生是因十余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功底而独具优势的话，那么纯粹从史学的角度看，邓先生的文章不仅始终坚持了史学的“客观求实”精神，并且就八十年代史学界的一些重大争鸣问题公允坦率地直言其看法，为学术争鸣的良性发展尽了自己的力。
中美关系史研究历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是因为本身演变过程的复杂，更有政治的、历史的原因。而这一点对于美国史的研究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邓先生的有关文章大部分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八十年代所作，但“左”的思想却基本是看不到的。而写于1964年的《威尔逊与中国》，则由于历史的缘故“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即便如此，邓先生毫不避讳地全文收录，为的是真实反映自己的治学历程。这种求实的客观态度是十分可贵的。
这本论文集收录的与美国历史上杰出人物有关的论文多达14篇，占了论文集篇目的一半以上。这就必然涉及到如何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而事实上，邓先生不仅身体力行，在行文中依事实说话，并且也将这一重大问题单独拿出来多次提到。
比如，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再认识是八十年代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本论文集中就收录了一篇专门就这一问题发表的论文——《罗斯福“新政”述评》。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像刘绪贻先生那样从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从宏观上对新政进行评价[8]，而是摆出事实，从金融政策、恢复农业的政策、“工业复兴法”、以工代赈、社会改良立法等方面全方位介绍了新政的制订与实施过程，最后水到渠成地对新政进行了评价。他认为罗斯福只是“要求保持资本主义，改革一些弊端，而不是摧毁它”[9]，新政并非社会主义，甚至“连最广泛意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10]。新政的基本思想是“企图用某种中央集权的经济机构来对整个经济进行领导”[11]，他所感兴趣的，“不是宏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成就”[12]。纵观全文，有一个基本思想贯通其中，那就是罗斯福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实干家，他不会冠以新政这样或那样动听的名号，而是领导人民去做、去实践。最终，邓先生将新政放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历史大背景下，从挽救与保全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对新政在当时起到的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美国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明确而肯定的评价。
再如，对罗斯福本人的评价问题。由于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先是有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孤立主义情绪弥漫于整个国家，这样一来国内事情与国际事务的交错复杂，再加上中美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对罗斯福的评价似乎就更为困难了。邓先生没有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仍是依事实立论，对罗斯福作了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他不仅肯定了罗斯福在内政方面因“新政”而创下的无可否认的功绩，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说罗斯福是“反法西斯的坚强战士”，并且是“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这应该说是从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即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较量在总体上对罗斯福进行了定位。尽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不可能消除，但对于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罗斯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我们是应该肯定的。而尽管罗斯福“将蒋介石当作中国的唯一代表”[13]，采取了扶蒋的政策，但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他采取的的确是同情和支援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也许我们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似乎已是大家所公认的，但要看到邓先生的这些文章多是在八十年代初即发表的，在学术环境远不及今天自由、宽松的情况下，能如实、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见地想来是饱含了巨大的勇气和求真的执着信念吧！
在文集中，邓先生也坦率地就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针对中美关系这一敏感问题，邓先生以美国的史迪威上将为例，说“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美中关系，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死材料，访问活见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4]，“应该老老实实地照实写。这样才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15]“写历史的人至少可以自圆其说”[16]等等。这些提法不仅对当时有用，对于现在的研究工作也是同样适用的。
在评林肯和威尔逊的文章中，邓先生也多次提到了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全面评价问题。对于林肯发布《解放宣言》，他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17]，同时也辨证地指出“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不应该无视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剥削阶级烙印和偏见”[18]。而对于林肯对待南方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否过于宽大的问题上，邓先生也具体分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得出“拒绝对南部实行报复、惩罚和摧毁政策，以利于争取南方群众，消除敌对感情，这恰恰是林肯的高明之处”[19]的结论。
三
这本论文集可挖掘的内容很多，除了与人物有关的论文颇具代表性外，还有一个就是书评了。
这里面有一篇书评尤其值得注意，即对黄绍湘所著的《美国通史简编》这部书的评论。黄绍湘先生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美国史的著名老前辈之一。邓先生在文章中不仅介绍了其著作的主要观点及特点，同时也心平气和地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于黄先生处理美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的方式，邓先生直言不讳，指出“写美国独立战争，如果不把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那就等于我们写辛亥革命而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当作龙套或配角一样难以令人理解”[20]，“不管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的作用是比较积极的或非常消极的，这些人事实上是处在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中心地位。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应该大胆地去写。”[21]这种在学术问题上能互相交流、坦诚相见的态度令人钦佩，对于学术的良性发展也是有好处。
我的体会是，尽管本书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有相当多的印刷错误等），但邓先生的这本集子确实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其学术价值和启示将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减退。
注释：
[1] 邓蜀生：《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8）》，第48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同[1]，第94页。
[4] 郭小凌:“一本亲近社会的学科史——谈剑桥插图考古史”,见《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99页。
[5] 同[4]，第99页。
[6] 参见章开沅：“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评介艾尔松的《爱达荷华人故事》”，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4页。
[7] 同[6]。
[8] 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242页，三联书店，1983年；同[2]，第445页。
[9] 同[1]，第78页。
[10] 同[1]，第78页。
[11] 同[1]，第79页。
[12] 同[1]，第388页。
[13] 同[1]，第393页。
[14] 同[1]，第431页。
[15] 同[14]。
[16] 同[14]。
[17] 同[1]，第368页。
[18] 同[17]。
[19] 同[1]，第369页。
[20] 同[1]，第428页。
[21] 同[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