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外扩张的战略轨迹
一、从中国东北到战后世界的扩张历程
从20世纪的宏观角度看，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正处于美国从海外扩张到全球称霸的过渡阶段。它随着美国实力的变化相继从东北三省、中国全境逐步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拓展，直至最终实现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门户开放”战略目标，其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交替并用，时间跨度大致囊括整个20世纪的上半期。
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东三省的推行，大致从1990年沙俄入侵东北，到1913年初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美国为争取打开东北门户，先后采取了“助日抑俄”和“金元外交”两种策略。
1900年7月，就在美国发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不久，沙俄即以保护中东铁路为辞出兵15万入侵东北。11月8日，胁迫奉天将军曾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攫取东北三省的军事、行政权。次年2月又向清政府提出十二条约稿，企图使东三省成为沙俄实际独占的殖民地，并进而确立蒙古、新疆和华北为其势力范围。消息泄露列强哗然：英国当即向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表示，未得各国同意，中国不得批准俄约；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当年9月报告，称美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东北全境开放；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则分别电示驻英美诸国公使，商议共同向中国发出拒约警告。其中日本驻美公使还特地向美国强调，日本政府认为这项约稿违反了有约国间关于维护中国完整的谅解，亦即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拟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阻止沙俄独占东北。美国一方面表示不准备单独或与它国联合以武力来实现在中国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分别照会中国和其他各国，声称凡中国以在满洲开矿、敷设铁路或其它发展实业的排它的权利和特权让给任何公司的协定，美国都将以最严重的关切看待──这样的协定明显地破坏了中国和各国间的条约。 对日本表示外交声援。但自甲午战争后即控制朝鲜、进而觊觎东北的日本并不满足，当时的外相加藤高明声称：“俄国占领满洲，其本身虽不会直接与我国利益发生重大冲突，但其结果则俄国势力将统治朝鲜半岛，有进而危及帝国自卫之虞”。 为了解决所谓“满韩问题”，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结盟。沙俄迫于压力遂于4月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允诺分三期撤军。美国则趁机向中国提出签订新商约，增开东北两个口岸，企图向俄军撤出地区经济渗透。沙俄闻讯便以拒绝撤军要挟中国，美国又与英、日联合抗议沙俄对华所提七项撤兵新条件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日本凭藉美、英的支持遂直接与沙俄交涉东北问题。谈判期间，为牵制沙俄对东北的独占，美日均于1903年10月8日(《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完全归还东北给中国的日期)迫使中国签订《通商行船续约》，增开奉天和安东两口岸。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一面向德法宣布不得重演联合反日的“干涉还辽”事件；一面对日本提供4.5亿美元低息贷款及大量物资器材，保证了日本的军事胜利。
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南部，俄国退据东北北部。美国遂改“助日抑俄”为势力均衡，竭力为战后东北的“门户开放”创造条件。为此，美国首先于1905年1月13日再次发布“门户开放”声明，重申“门户开放”的完整概念；继而于7月27日与日本交换《塔夫脱──桂太郎会谈备忘录》，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自由处置权，换取日本对菲律宾安全和远东“门户开放”的承诺；接着又于10月12日与日本交换《桂太郎──哈里曼(e.h.harriman)备忘录》，企图以收买南满铁路分享日俄战争的果实，打开东北的门户。尽管9月签订的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有关中国权益的移让“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 日本也公开声明尊重在华机会均等原则，但这已是对“门户开放”的阳奉阴违。当年12月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附约》谈判，日本即强指“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为“秘密议定书”，与条约同等生效。其中第11号“中国政府为维持东三省铁路利益起见，将来收回该铁路之前，允于该路附近不筑并行干路，及有损该路利益之枝路。” 正是日本后来多次阻止中国在东北自筑铁路的依据，显示出它“在南满洲对非日本控制的铁路事业实行关门的意图。” 次年1月，日本又正式通知美国废除《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从1905年底至1907年春，日本在《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撤军期限前的18个月内，对东北南部实行军事独占统治，事实上关闭了东北的门户。
针对日本在东北南部的“关门”，美国一方面进行政治斡旋，继续敦促日本重申对“门户开放”原则的承诺；另一方面推行“金元外交”，以经济渗透推开东北门户。1908年11月30日，经多次会晤，美国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就“门户开放”问题达成总体谅解。双方“决定运用一切能用的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以保持所有国家在华的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继提出法新路修筑投资计划后，又策动东北地方政府借助美国资本开发东三省。在塔夫脱(william howad taft)总统“金元外交”方针指导下，1909年10月2日，他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签订《锦瑗铁路借款草合同》，拟由美国出资、英国承建修筑锦州至瑷珲铁路；为进一步跻身东北，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knox)还于11月6日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企图与英、法、德合作迫使日本和沙俄吐出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彻底打开东北门户，实现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共管；1910年5月23日，经塔夫脱政府力争，美国终于跻身湖广铁路借款，成为“四国银行团”成员，并于10月27日与中国订立5000万美元借款合同，用于“整顿国家及东三省财政，暨办理东三省实业事务”。次年又将此借款权转给“四国银行团”，借此加强与日俄竞夺东三省斗争的地位。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始终以曲折的方式推进。以后随着日俄再次勾结并且加入“四国银行团”，美国逐渐丧失在银行团的优势。同时，坚持“门户开放”传统的威尔逊认为，六国银行团对袁世凯政府的“善后借款”，其条件有可能侵犯，“中国本身行政上的独立”，并有“对于刚刚觉悟到对其权力和人民具有义务的伟大的东方国家的财政方面，甚至政治方面进行粗暴干涉”的危险 ，亦即违背了“保全中国”原则。遂于1913年3月18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又于5月2日单独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以示恪守“门户开放”原则，“金元外交”随之中止。
门户开放政策向中国全境的拓展，大致从1915初美日围绕“二十一条”的外交斗争，到1917年11月两国就中国的“门户开放”达成重新确认的《兰辛──石井协定》，美国囿于自身在远东实力，采取了“政治确认”、“将来再议”的外交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提供了天赐良机。1914年9月，日本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先后攫取太平洋德属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及其它德属各岛，对美国在夏威夷、关岛的基地及菲律宾构成威胁；次年1月18日，又向中国递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备忘录，将扩张的矛头从东北指向中国全境。当时美国正密切关注着欧洲战争，对日本在远东挑战“门户开放”的最初反应是尽力使之不致发展到公开的冲突。国务院顾问豪斯上校(edward m. house)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当天日记中即坦言：“目前我们还不能为中国的门户开放问题同日本作战。” 威尔逊总统则决定对华采取“谨慎朋友”的政策，既不予中国以任何直接劝告，也不为中国进行任何直接干涉，只是同在华有重大利益并且与日本有盟约关系的英国磋商，企图通过与英国的合作抑制日本扩张。在陆续获悉“二十一条”主要内容，尤其是第五号要求的内容之后，美国才于3月13日正式照会日本，强调重视中国的独立、完整及贸易自由，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合法权益；但不反对日本对山东、南满和东部内蒙所提要求：“美国坦然承认由于领土的邻近，使日本与这些地区建立了特殊关系。” 仅反对第五号要求中违背“机会均等”原则和有损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一、三、四、六诸款。此后，美国又采取了向日本驻美大使珍田传阅备忘录，对国内报界发布新闻稿等方式，重申日本对美国就“二十一条”不会损害中国的政治独立或领土完整，不会排斥其他缔约国妨碍门户开放所作的保证，从外交和舆论两方面向日本施压。日本迫于压力决定暂时搁置第五号要求并对中国发出最后通谍，美国即劝中国“本着忍耐友好的精神” 与日本交涉。5月11日，中国接受日本最后通谍的三天后，美国为补偿东北和内蒙东部即将受损的条约权利照会中日双方：“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认。” 15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又奉命向中日两国声明：“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 从而预先埋下维护自身在华权益、打破日本对华独占行动的外交伏笔。
美日围绕“二十一条”的交涉，又是两国关系发生转折的标志。此前美国倾向只要日本信守“门户开放”原则，并且不再反对美国关于禁止日侨租用土地法案，就可以承认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的“特殊权力”； 此后美日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形成对抗。1916年7月3日，日俄第三次协定再次确认彼此在远东的领土权利和特殊利益，约定防止对日俄怀有敌意的第三国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矛头直指美国；8月21日，美国针对日俄协定向日本建议，信守“门户开放”诺言，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26日，针对日俄在远东太平洋势力的加强，美国国会通过海军拨款法，决定在5年内建10艘主力舰、16艘重轻巡洋舰、50艘驱逐舰和100艘潜水艇，作为“抑制日本的亚洲野心的武器”。 此外，美日还就对华贷款展开较量：1916年4至11月，美国先后与中国签订贷款合同5笔、承造铁路合同2项，总金额约2650万美元； 日本则通过段祺瑞的顾问西原龟三组织对华贷款予以反击：1917至1918年间前后八次借款计1.45亿日元，攫得山东和东北地区铁路、矿产和森林等大量权益。同时，日本还向拉美和菲律宾渗透。从1913年至1917年初，不断向敌视美国的墨西哥输送军火，并逐年向菲律宾移居侨民以牵制美国的后方。1917年2月至5月，美国支持的黎元洪和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又就参战问题展开“府院之争”，结果黎元洪被迫下台，日本在华占据优势。日本还先后与英、俄、法、意达成秘密谅解，为战后攫取中国山东权益合法化作准备。
美国参战后，为消除“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或可能性”， 试图与日本达成一项确保太平洋和平与现状的协议。日本鉴于已同协约国各成员就其获得山东权益和太平洋岛屿达成秘密谅解，需要填补与美国的外交空白，遂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双方于11月2日达成《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日本属地相接壤地区享有特殊权益；两国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双方对协定的解释各取所需，美国强调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重申与承诺；日本强调美国对其在华“特殊利益”的承认。被牺牲的反而是中国。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当时即指出：“对于地理位置相邻原则的实质与范围，日本肯定有自己的解释，并且会根据自己的解释，坚持其一贯的在中国实行领土扩张的基本政策。”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坦言：“在我还没有时间考虑协定其余部分的意义时，它好似打了我一记使我昏晕的耳光”，“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协定已经在中国外交部被看作是美国的重要让步，并夸示了日本外交上的胜利。” 但就美国自身利益而言，它毕竟通过外交方式保持了未来对日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发言权，是典型的“政治确认”、“将来再议”的外交策略。
门户开放政策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延伸，大致从1918年1月威尔逊发表战后和平的十四点纲领，到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美国将“机会均等”原则融入全球性的威尔逊主义，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门户开放”采取了“欧亚统筹”、“区域遏制”的宏观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为美国完成从美洲到亚洲的扩张，进而从“大国体系”的边缘跻身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提供了历史机遇。以1918年1月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为标志，美国传统的大陆扩张(门罗主义)和海外扩张(“门户开放”)战略便初步汇集到全球扩张战略──威尔逊主义(包括十四点纲领、美国对亚洲、拉美的政策)之中。 仔细分析威尔逊主义跻身欧洲的十四点纲领不难发现，“门户开放”的核心“机会均等”原则已被广泛地描绘到欧洲甚至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新蓝图之中 ：政治上，十四点纲领中的公开外交原则正是为了实现外交领域的“机会均等”──不谋求特殊的独占利益，旨在为不擅搞秘密外交、以理想主义跻身欧洲的美国确立仲栽地位；同时十四点纲领提出的以“门户开放”原则调整战后殖民地，要求“和会制定一部约束一切殖民国家的殖民行动的法典”， 则显示了美国希望一切殖民地都“门户开放”的真实意图。经济上，十四点纲领中的公海航行自由和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原则，旨在排除国际自由贸易的障碍，“摧毁一切特殊的商务协定”，使“最惠国待遇条款自动地适用于国际联盟的一切盟员国”， 为美国“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国外市场” 确立“机会均等”的竞争规则。为了实现国际关系法制化，十四点纲领更主张“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以便“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国际联盟中将不允许有特殊集团或条约的存在，不得运用任何方式的经济抵制或排斥，但为了纪律和控制起见，国际联盟本身得行使经济上的惩罚，使受惩罚者不得参与世界市场。 在此不但可以看出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轮廓，而且还能明显感到“门户开放”两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保全中国、一体开放”)全球化的倾向。后来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对日本作出有违其理想主义初衷的原则让步，动机正在于通过国际联盟全球性“门户开放”，统筹保全中国，使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按照国际联盟的规则一体开放。尽管历史表明威尔逊在这个国际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多么幼稚可笑的错误，但他的十四点纲领以及他为实现其国际联盟计划的努力，却清晰地留下了“门户开放”全球化尝试的历史痕迹。
威尔逊主义的亚洲政策是保持远东“门户开放”的现状，防止日本独占、垄断中国市场不断扩张势力范围。中国在威尔逊的远东政策中仅仅被视为国际关系客体而非主体，他所关注的只是中国的门户是否开放，日本是否在远东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他认为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达成的决议使日本“同意以国际盟约的全部约章约束自己” ，从而能通过欧亚统筹既实现美国倡导下的全球“门户开放”，又抑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但威尔逊主义毕竟是超前的全球称霸纲领，美国虽然经济实力已跃居西方之首，却并未具备问鼎世界的军事力量、政治经验和全球意识。受国会的孤立主义势力制约，威尔逊后来又转而从区域遏制的角度向日本发动经济攻势。1919年10月他重新组建美、英、法、日四国对华贷款银行团“企图靠贷款一元化来促进中国的统一……进而用美元的力量摧毁日本使中国隶属化的政策” 。在贷款原则上，美英一度成功地否认了日本提出的满蒙“特殊利益”例外论，通过了四国负责所有对华贷款，一切原附优先权或选择权的贷款均移交贷款团共同承担的协议，从经济上“抓住了控制日本在华活动的缰绳” 。但由于中国政局不稳，美国资本很快流向欧洲。1921年5月，日本又通过支持张作霖，重新确立了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瓦解了美国的经济攻势。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通过召集华盛顿会议再度向日本发动外交攻势，一举实现以国际条约体系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遏制日本在远东太平洋扩张的战略目标，重新确立了远东的“门户开放”。 政治上，美、英、日、法四国《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以松散的多边国际协定取代了英日同盟，拆毁了日本自“1902年以来一直恃以进行大陆扩张的国际支柱”， 奠定了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均势的政治基础；军事上，美、英、日、法、意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迫使日本有条件地接受了对美英海军主力舰保持60%的比例，不仅避免了美日之间的直接对抗，而且遏制了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初步奠定了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均势的军事基础；经济上，中、美、英、日、法、意、荷、葡、比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重新确立、诠释了在华“门户开放”原则，强调以承诺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而非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为前提，以不采取妨碍中国政局发展的任何行动为条件，以各国在华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为内容，各国相互制约、不得利用中国政局变化谋求独占权利，妨害他国在华利益。
华盛顿体系使列强集体承担了保持中国门户开放的条约义务。美国则乘机废除了日本藉以独占中国的《兰辛──石井协定》，并且迫使日本在会外与中国就解决山东悬案达成协议，撤消了“二十一条”中旨在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第五号内容，有效地对日本在远东太平洋的扩张实行了遏制，恢复并保持了美国主导下的远东“门户开放”近10年之久，是门户开放政策实施的巅峰。
门户开放政策最终转化为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自由贸易核心原则，大致从1932年1月史汀生(henry stimson)国务卿发布不承认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照会，到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定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贸易体系的基础。美国先后将“门户开放”作为战前对日、德绥靖以及战后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圭臬，实施了以战前斡旋、战时援助开辟战后经济空间的全球战略。
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随后的大萧条，是30年代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根源。随着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组建英镑集团贸易区，世界市场相继被分割为5个彼此对抗的贸易圈 。美国在20年代凭藉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逐步构建的欧亚“门户开放”经贸体系岌岌可危：在远东，日本于1931年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直接向华盛顿体系挑战，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已被压缩到华北以南；在欧洲，随着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德国一方面拒付赔款及魏玛共和国时所欠外债，摆脱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控制；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突破凡尔赛体系的限制，摧毁了欧洲经贸市场“门户开放”的政治基础。为了防止“由德国和日本‘极端派’所领导的大肆扩张的集权主义体制把美国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 美国起初以“不承认主义”对付日本在远东的挑战，继而又以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作为避免欧洲战争危机，重建欧洲“门户开放”的方案，结果都因美国拒不承担任何实际义务而沦为空谈。
与1915布莱恩国务卿就“二十一条”发布的不承认照会相比，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本在远东扩张绥靖极限的声明。即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只要不违反华盛顿体系的《九国公约》，不破坏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秩序现状，都可以通过中日两国谈判直接解决。实际上为日本在华军事侵略保留了行动空间。美国则乘机达到在不扩大事态的前提下由中国承受牺牲让步，保持远东太平洋“门户开放”国际秩序框架的战略目的。但“不承认主义”毕竟是一纸声明，它除了强调美国保持远东“门户开放”立场的有限外交效果外，对日本逐步扩大侵华行动、直至爆发全面侵华战争未发挥丝毫遏制作用，原因在于“与门户开放政策一样悠久，而且在实践中更加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另一项美国的长期政策是，美国不会为中国而战。”
30年代后期，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和日益封闭的中欧经贸体系，美国又酝酿以殖民地让步和放松军备限制，换取德国停止扩张和开放自给自足封闭式经济体系的绥靖方案，企图重新打开欧洲市场的门户。该方案最终由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政府的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制订成计划， 其主要内容是由美国出面征询各大国对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的意见，由英、法承担对德国放松军备限制和殖民地让步的政治义务，使德国重新平等地加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保持欧洲的和平稳定与“门户开放”。在1936年底至1938年初，美英曾就合作实施对德绥靖的“威尔斯计划”三次进行外交接触，结果终因双方缺乏对德绥靖合作的共同战略基础，美国只想享受对德绥靖的经济利益，却要求英国单方面承担对德绥靖的政治义务，双方互相猜忌，缺乏合作诚意而使计划最终落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始终将战后世界的自由贸易和有序合作(亦即实现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门户开放”)作为战略目标。在从“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到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织者历程中，致力于构建战后世界贸易、金融和投资自由化的全球体系。早在1934年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旨在通过附加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重建多边自由贸易；1936年9月，美国又与英法达成三国货币协定，拟加强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1940年1月，罗斯福总统和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都强调，自由贸易政策是奠定持久的世界和平基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1941年8月14日美英签署并相继得到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赞同的《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总统即提出“机会均等”、“贸易自由”、“航行自由”等原则；同年底，财政部长顾问怀特(henry white)奉命提出“盟国货币与银行行动计划建议书”，旨在“为战后提供一种国际货币” 1942年2月，美国又迫使英国在所缔结的租借总协定中承诺，战后“……消除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并缩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为打破英国在远东既得殖民势力范围，美国还在战争期间一再敦促英国归还香港，企图使香港和大连都成为国际自由港，重构远东的“门户开放”； 1942年3月，怀特奉命在原方案基础上，起草“联合国家稳定基金与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复兴银行计划草案”(史称怀特计划)，此计划即成为1944年7月22日44个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实现了美国主导下的战后金融、投资有序化和合作化战略目标，为1947年美国借助联合国拟定关贸总协定(gatt)草案，实现以多边互惠性最惠国待遇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意味着美国实现了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全球门户开放的扩张目标，是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经济基础和战略新起点。
二、对外扩张中的多重特性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外交政策史上，门户开放政策与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堪称三大划时代的战略性外交政策。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能驱动下，三者分别在不同时期(即18世纪的孤立主义、19世纪的门罗主义以及20世纪的门户开放政策)，根据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变化，最大限度地为美国赢得了相应的国际地位和扩张空间。其中，门户开放政策更具有继往开来的超前性，持之以恒的连贯性，见机而行的灵活性以及伪善投机的侵略性。
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继往开来的超前性特征，首先表现为它在美国的力量不足以与帝国主义列强抗衡的特定时期，始终恪守孤立主义外交传统，拒绝为中国、远东太平洋地区甚至欧洲市场的“门户开放”承担军事、政治义务，却企图最大限度地牟取“机会均等”和“利益均沾”的好处，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攫取力所不能及的利益，并进而开辟未来扩张的“合理”空间。孤立主义的真髓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牵连。” 其手段是奉行最低成本牟取最高利润原则的商务外交，在外交实践中具体表现为要求别国开放市场，实行机会均等的自由贸易，却拒绝承担与此相关的政治外交义务。这项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始终贯穿于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作为美国从海外扩张到全球称霸的衔接性战略政策，既彻底发挥了孤立主义传统的自我保护功能，又充分运用了孤立主义传统的商业扩张力量，为美国顺利地从20世纪初大国体系的边缘，跻身于20世纪中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开辟了道路。
其次表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涵既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特征，又超前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以商业资本主义立国的美国，早在重商主义时代后期即致力于自由贸易；工业革命激起的自由资本主义浪潮，以及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体系，则进而使“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原则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自由贸易的共识与准则；以此为核心的门户开放政策，更包含了美国在远东与欧洲列强展开贸易竞争继而全面跻身世界市场的商业动机。早在1898年美国国务院讨论对华出口问题时即意识到：“合众国的‘国际孤立’，就工业和商业而论，根据我们在经济需要方面进行改变的必然性，实际上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我们再不能忽视那些国际竞争了，现在我们自己已经成了在世界范围内为贸易而斗争的一个竞争者了”。 随着20世纪上半期垄断资本主义深入发展，各国社会化大生产加剧了世界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门户开放政策又因其经济内涵超前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而转化为美国谋求世界经济有序性自由化的圭臬：从威尔逊主义中的十四点纲领，到罗斯福政府构建战后世界有序合作的金融、投资、贸易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美国正是通过不断推行这项政策，而逐步实现了孜孜以求的全球经济“门户开放”的战略目标。
第三表现为门户开放政策立足于维也纳体系的国际均势格局，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制衡、协调、仲裁列强在远东太平洋的扩张，抢占了20世纪上半期国际关系格局的制高点。“机会均等”原则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消除列强冲突的危险、协调列强在华行动的均势外交因素，在20世纪上半期的实施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始终是美国助日抑俄、“金元外交”、“欧亚统筹”、“区域遏制”的出发点和归宿；当华盛顿会议最终建立遏制日本，以确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为前提的“门户开放”国际条约体系时，美国也通过召集会议和再次倡导远东的“门户开放”，获得了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仲裁地位；在30年代中后期，美国又以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掌握了对日、德绥靖的主导权；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利用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倡建国的有利地位，将门户开放原则一举融入战后世界的金融、投资和贸易体系，顺利实现了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门户开放”和有序性自由化的战略目标。
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持之以恒的连贯性，表现为它不仅是麦金莱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且是一项从麦金莱到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历届政府所奉行的战略性对外扩张政策。
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商业贸易先行、政府保护尾随其后的传统商业扩张模式已逐步完成了历史使命；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日益膨胀，越来越需要国家的力量开拓海外市场。美西战争的爆发是麦金莱政府直接为垄断资本财团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标志，通过战争美国获得了跻身亚州太平洋地区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针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又是美国秉承19世纪商业扩张传统、瞩目20世纪全球扩张目标的战略性扩张政策。著名扩张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lodge)即曾一语道破这项政策的“天机”：“整个欧洲都在中国扩张，如果我们不在东方建立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么，未来可以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巨大贸易，以及有希望找到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新市场的广大地区，都会实际上对我们永远关闭。” 正是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战略性，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早在1906年1月即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远东之外的摩洛哥，指示出席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的美国代表亨利•怀特(henry white)，在摩洛哥问题上“要求毫无限制的贸易──门户开放”，阻止列强对“美国贸易的限制”； 塔夫脱(william taft)总统推行“金元外交”的远东目标，旨在与日本争夺投资市场，以此为后盾的“诺克斯计划”更旨在打破日俄对中国东北三省铁路、矿产资源的垄断；威尔逊政府则从政治角度强调以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为前提，依托国际联盟实施欧亚统筹性“门户开放”；哈定(warren g. harding)政府通过召集华盛顿会议，第一次实现了国际条约体系保障下的远东“门户开放”均势；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政府则通过签订《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为防止日本挣脱《九国公约》，破坏远东的“门户开放”加装了国际法的笼头； 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的孤立主义回潮，仅仅是美国对外扩张历史长河中的漩涡，即使如此远东的“门户开放”依然是其关注的焦点：针对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东北的史汀生主义，所“不承认”的正是日本对东北“门户开放”的破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则立足于国际主义， 将以“门户开放”为精髓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作为战前对德、日绥靖、战后构建世界和平体系的条件和框架，最终通过筹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gatt)，实现了美国主导的全球“门户开放”战略。在20世纪的前半期，门户开放原则始终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决策中保持着连贯性，成为美国向远东、直至全球扩张的战略传统。
在实践中，门户开放政策尽管曾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历经曲折和挫败，却屡屡东山再起。显示了顽强的韧性。起初，美国利用列强对第一次照会的承诺，一方面随着远东太平洋地区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补充、拓展门户开放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则灵活运用均势外交，适时以门户开放原则牵制、平衡列强在远东的扩张势力。当列强挑战、甚至破坏门户开放原则时，美国宁可在具体问题上相应妥协，却从不放弃总体原则。日俄战争后美国面对日本屡屡破坏远东门户开放、企图独占中国东北进而控制中国全境的态势，曾先后与之签订经济上的《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政治上的《罗脱──高平协定》和《兰辛──石井协定》。在被迫最终承认日本因地理位置相邻而在中国存在“特殊利益”的同时，始终强调双方在政治上对门户开放原则的共识；“九•一九”事变后面对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态势，美国亦以“史汀生主义”不承认日本破坏门户开放原则的既成事实，直至珍珠港事件前的美日谈判中，美国依然将日军撤出中国，恢复远东的“门户开放”作为解除对日石油禁运的基本条件。尽管有些美国史学家将门户开放政策称之为“过时”的政策 ，但它在外交实践中显示的韧性、以及二战后美国最终实现门户开放全球化战略目标的史实，都表明这项政策并不“过时”。
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见机而行的灵活性特征，集中表现为在实施过程中既坚持政策的连贯性，又善于根据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门户开放原则的内涵与外延，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实施前提是承认列强在华既定的“势力范围”，第二次照会则强调保持中国的行政和主权完整，第三次照会实际上旨在重申“保全中国”和“机会均等”是门户开放原则缺一不可的内涵 。六年中颁布的三次照会，只有第一次得到列强赞同，后两次则是美国根据自身在远东扩张的需要、以及形势变化，擅自对门户开放原则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的扩充。它故意淡化列强在华既得“势力范围”的前提，突出美国维护中国完整及东方“门户开放”的政策立场，利用列强的承认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华盛顿体系中《九国公约》重新确定的门户开放原则，是美国从世界格局边缘跃居国际政治舞台中央后倡导的国际关系新规则。其内涵已完全否认了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代之以各国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等四项原则； 其外延亦已突破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扩展至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地区；其实施方式更因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签订，而被赋予国际法原则的色彩，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甚至成了国际条约体系以及国际法保障的对象。
30年代“史汀生主义”和“韦尔斯计划”所维护、倡导的门户开放原则，其内涵又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而调整、转变为欧亚市场“门户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其外延又从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地区，扩展至全球范围的国际金融、投资和贸易市场。作为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始终追求的战后目标，门户开放原则最终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gatt)，实现了美国从海外扩张到帝国主义扩张，直至夺取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战略目标，奠定了战后美国称霸世界的经济政治基础。
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伪善投机的侵略性特征，首先表现为它貌似“公正”，实质无视中国主权，迷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以伪善投机的方式侵犯中国的权益。门户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即无视中国的主权，三次“门户开放”照会均不征求中国的意见，擅自宣布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肯定了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权益，打开中国门户的既成事实。这项政策将中国作为目标客体(即实施场所)，其动机则旨在要求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列强，保证美国有均等的机会向中国扩张。同时，由于这项政策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貌似公正，美国未付任何代价便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早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布前夕，柔克义即预料这项政策“有确保使合众国受到中国政府尊重的好处，……它将大大提高我们在北京的威信和影响。” 中国政府受这项政策迷惑，先后在1915年、1919年、1931年以及1937年，分别就日本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问题、恢复山东主权问题、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寄希望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甚至在1945年还企图依托美国战后在远东的门户开放战略目标，从英国手中收复香港。结果上述希望不仅相继落空，美国还在关键时刻借助“利益均沾”的原则蓄意保持分享日本侵华杯羹的权利。这项狡猾的机会主义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权益，最终暴露了它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
门户开放政策的侵略性还表现为它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投机钻营和侵略扩张。1906年美国即在解决德法之间关于摩洛哥危机的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上，积极谋求按门户开放政策解决摩洛哥问题，最终使会议通过了国际共管摩洛哥的决议。实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设计的摩洛哥经济上门户开放，政治上以法国为主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美国则乘机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前提下，把握了向非洲进一步经济扩张的机会。在1936年底至1938年初美国酝酿实行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过程中，美国同样要求英法承担对德绥靖的政治义务，借贪保持欧洲和平之功，以为己开放欧洲市场门户之力，不惜通过投机钻营侵犯别国利益，推行向欧洲经济扩张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更凭藉提供租借物资的“施主”地位，迫使英国开放帝国特惠贸易圈的门户，赤裸裸地乘人之危侵蚀盟国权益，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实现了战后世界经济门户开放的战略目标。
显然，20世纪上半期美国正是通过有效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中脱颖而出，在列强争权夺霸、勾心斗角、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折冲尊俎，顺利地完成了从美洲大陆到远东太平洋，从亚洲到欧洲的扩张历程，在半个世纪内一举从区域性资本主义国家，跃升为全球性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它表明门户开放政策不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更是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外扩张的战略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