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
1996年初，本刊委托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徐国琦先生代表本杂志采访纳伊博士，在此谨表谢意。以下为本刊编辑室提出的问题（▲）和纳伊的回答（□）。
▲ 在美国政府内，就如何同中国打交道一直有争论，争论的侧重点是接触还是围堵问题，美国对华政策究竟是甚么？
□ 克林顿政府毫无疑问奉行同中国广泛接触的政策，否则，我们目前的对华政策就会完全两样。中美两国关系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差异只能通过双方的政治、军事接触与对话才能解决，并明白彼此真正在想甚么。我们认为，全面接触和对话是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并保证其健康发展的最佳政策。
▲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所以未奉行围堵中国政策，是因为她无法取得其欧亚盟国的支持，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单方面围堵中国，其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因此，美国非不为，而是不能为。对此，您有何评论？
□ 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因为围堵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不会实施这个政策。实际上，唯一能促使围堵政策出台的不是美国或其它因素，而是中国自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如果中国采取务实、理性的内外政策，致力于改革民主化进程，对外奉行负责、合作的政策，没有国家会对中国进行围堵，也围堵不了。
▲ 也许中国方面会质疑，如果美国真的不想围堵中国，那又何以解释其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以及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实？
□ 美国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要是由于六四事件，跟围堵中国无关。而且，这一事件只是两国关系中一个小插曲而已，不应影响中美关系大战略的宏旨。至于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而不是外交因素在起作用。美国不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希望她在承诺履行会员义务及条件后方可加入。
▲ 您是否认为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过苛，超过中国所能接受的限度，从而可能迫使中国在长达十年的追求中失望而退？
□ 我不这样认为，中国最终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我想中国、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一定会替中国找到解决加入该组织问题的方法。
▲ 1995年以来，有关所谓「中国威胁论」及围堵中国的论调在美国、英国等媒体中甚嚣尘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在1995年10月31日的社论中称此反华现象为西方的「中国综合症」。请问，您的看法如何？
□ 西方媒体过于夸大中国的威胁。从历史上看，一个大国的兴起总是会引起有关国家舆论的过份反应，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美国是民主国家，新闻学术自由，允许发表各种不同的声音、观点。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决策层内部尚有异见，不同的部门有时采取的对华方针亦不一样，更遑论媒体了。但视中国为敌人是错误的。中国现在不是敌人，也没有理由认为她将来是敌人。中国并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她目前的主要集中点是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会随着国力的提高而进一步壮大，但我不认为她会在短时间内成为美国的威胁。如果西方把中国看成敌人，无疑会得到敌人。这是极其危险的逻辑。因为中国将来是敌或友的机率顶多各占一半，但「中国威胁论」及围堵中国的论调无疑会加速其向敌方倾斜。如何正确对待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对西方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其最大的危险是战略判断失误。错误的估计中国会对西方构成威胁，并据此实行围堵，是愚蠢的举动。我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同中国广泛接触及交往，从而消除彼此的隔阂。
▲ 前不久您在亚洲学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台海危机可能危及美国安全利益，美国届时是否军事卷入，无人知晓。您并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台海危机的严重性。无独有偶，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最近也公开撰文指出，台海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危险比波希尼亚尤甚。现在的问题是，中美曾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难道台湾对美国如此重要，以至非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军事冲突不可？
□ 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是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准则的，亦即美国希望台海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反对中国使用武力。我之所以援举朝鲜战争为例，旨在表明各方不要误判对方。当年美国忽视中国的多次信号，未能意识到中国政府一再警告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严重性，结果误判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朝鲜战争提供给我们的另一个可借鉴之处是，美国可随时改变战略、介入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曾一度公开将台湾和朝鲜划到美国保圈之外，但当朝鲜战火燃起，美国便立即出兵朝鲜半岛，第七舰队亦迅速开赴台湾海峡，承担起保台湾的责任。目前美国不愿说明是否会军事卷入台海危机，一是未能确实预知未来的政策，二是这种「不知道」的态度也是美国的策略。这个战略的运用，可以取到威慑台海两岸不要轻举妄动、铤而走险的作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慑作用在于：美国的「不知道」策略可迫使中国拟凭借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三思而后行，因为美国有可能军事干涉；另一方面，对台湾的威慑作用在于：美国希望台湾积极同中共对话，并以务实的态度同中共谈判解决统一问题，不要一味同中共政权分道扬镳、破坏现状，结果刺激中国用非和平方式对付台湾。如果台湾以为美国在中国对台用武时会出兵保护，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美国目前的「不知道」策略可能意味着，当两岸一旦动武，美国也许只会袖手旁观。
▲ 请问甚么是中美关系中可能导致冲突的重要因素？
□ 主要有四大冲突因素：台湾问题、贸易纠纷、人权及核武器扩散问题。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根据台湾关系法与美国安全战略，台海之不稳定可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问题也很多，例如保护知识产权、关税问题等就是其中容易引起冲突的方面。对人权的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体现，中国的人权记录是一个很容易引起美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核武科技繁衍扩散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问题。如果中国对此不能妥善处理，很容易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对上述四个方面，中美立场有严重分歧，双方处理稍有不当，极可能引起冲突。
▲ 有一种观点认为，决定中美未来冲突的因素不是政治、军事及经济因素，而是文明的差异。您的同事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轰动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即为此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源将是儒教（以中国为代表）及伊斯兰文明连手同西方文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对抗。对此一观点，您有何评论？
□ 文明冲突论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理论。纵观历史和当今的各种国际冲突，大都发生在同一个文明内而不是相异的文明之间，我认为未来也将如此。
▲ 您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可以驾驭还是容易失控，抑或会产生新的冷战？
□ 我认为是可以驾驭的。只要双方经常积极的交往对话，中美关系就很难偏入斜道而不可自拔。我认为这种建设性交往是会一直进行下去的，因为维持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是两国长程的共同目标。因此，双方有广泛的合作对话的空间及动机。从长远看，我对中美关系的前途充满乐观。
▲ 您在《注定领导》（bound to lead ）一书中，曾以「硬力」（hard power）和「软力」（soft power）两概念来分析美国的国家实力。能不能请您用同样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国力中的「硬力」及「软力」？
□ 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及优良传统，无疑是其「软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有些人强调在中国贯彻西方的人权观念，便会削弱这种「软力」，因为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此看法是错误的。人权是适用于全世界的，它对中国国力的「软力」有互补作用。所以，改善中国人权会提高而不是削弱中国的「软力」。至于「硬力」方面，中国今天的地位显然跟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中国的经济以目前的幅度继续增长下去，其「硬力」很快便会攀升至世界前列，并在不久的将来同美国并驾齐驱。西方应作好接受一个强大中国的心理准备。
▲ 您对未来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如何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方面有何忠告？
□ 永远着眼于长远目标（always think in long term），认准两国只有在合作及友好的关系下才能维持双方基本利益，不要为出于外交和政治方面的需要或失算的短期冲突、磨擦而影响中美关系的长远目标。双方应不断保持战略对话。
▲ 您是国际关系专家，您觉得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大致如何？
□ 预测未来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是危险的行为，因为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变量太多，加上本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国际关系的巨变也是对未来学家的警钟。无人料到：苏联竟会在顷刻间瓦解，德国迅速统一，西方如此快地取得冷战的胜利，中东和平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巨大变化，等等。也许，未来可能有更多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尽管有这些前提，我觉得可以有把握预测的是，美国在下一世纪应该还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国家，仍执国际关系的牛耳；中国的地位应该进一步上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国；而欧洲及日本则仍旧会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纳 伊（joseph s. nye, jr.） 1937年1月19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6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旋即留任哈佛任教，并成为讲座教授。他是美国诸多著名机构如「三边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机构的活跃成员，并获选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历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之职。
纳伊是美国杰出的国际关系专家。主要著作有：pan africanism and east african integration (1965);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1971); nuclear ethics (1986);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1990);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1993)。
纳伊也是在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轮流任职的两栖学人。1977-1979年他曾任职卡特政府，负责安全援助事务的副次国务卿。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纳伊又先后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及国防部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5年12月18日在复杂情感中辞去他很喜欢的政府职务，就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自述其作出这一人生重大决定的原因是，他在华盛顿期间，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美国政府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关系已经脱节，双方的信任纽带不复存在，这一局面将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前途与国家命运。重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是他作为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重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