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项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为《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写的墓志铭

　　在全球市场化的大潮中，中国终于成为wto的一员。当wto日益变得家喻户晓，连一个英文字都不识的上海里弄老婆婆都能流畅地读出wto时，中国似乎是越来越国际化。看看一夜冒出了的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在各种大众媒体上，不断阐述着中国加入wto的深远意义，深刻地分析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宗教原因，卖力地解构美国打击阿富汗的战略意图，真的让人感觉到国际问题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像很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在国际问题研究（或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研究、世界事务）学科内，大体分成国际现状（政策）、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历史三个子研究领域。现状研究最时髦，容易发表文章，而且，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成为媒体的新星。因社会需求巨大，从业人员众多，结果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上至退役将军、下到刚入学的大学生，都可以叫板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指点世界大势全球发展。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几年前有关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讨论，有多少跟国际研究八杆子打不到边的学者，仅仅根据《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摘译，就敢猛批狂轰亨廷顿。

　　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近几年至少在大学中流行起来，有成为显学之势。不过，它却不能像研究现状那样，可以靠《参考资料》包打天下，因为这个理论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舶来品（这也是它热的原因，国人对美国货，特别是学术上的美国货有着持久不衰的兴趣）。因此，研究者至少要懂英文，看一些原著，然后介绍给国人，再不济也要有渠道接触到港台译介的论著加以翻拍。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坦率地承认，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没有创新，尚处于做西方学者的"二传手"的阶段。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为（david shambaugh）90年代初，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美丽的帝国主义》，专门谈中国美国问题研究者对美国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国际问题研究），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经验式的，有些是教条的，缺少学术上的创新。唯一的概念创新可能是"霸权和霸权主义"。他的说法可能过于极端，但的确也足以让许多中国的专家学者汗颜。

　　国际关系史可以说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基础。过去，现实研究因其政策性强尚是学术禁区时，它曾经是中国所有政府以外的国际问题学者的避风港，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容纳了所有现状、理论和历史的学者，直到最近才把"史"字这个"红帽子"去掉。这一变化极具象征意义，既表明中国学术界的开放，也暗示国际关系史地位的势微。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时代，史的研究怎么可能受到重视和尊重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中，一直在不间断出版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长编》），在出版完第11册（1956－1958年）后，悄悄地告别了深爱它的专业读者。既没有编者的告别辞，也没有作者参加的告别仪式。它无声无息地走，就如同它悄悄地来。当第一本《长编》来到这个世界时，还是文化"被大革命"的后期，它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以当时通行的组织（编委会）的名义出版。我手头上的第一本（1945.5－1945.12）是征求意见稿，没有出版日期，由编委会署名的出版说明上的日期是1974年12月。直到1985年出版第5本时，编者的真人才显身－－他们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刘同舜教授和高文凡教授。而以前的五册（覆盖时期为1945－1949）是由文革当中组成的写作班子撰写的，集中了上海最优秀的世界历史、国际经济和国际问题的专家，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合并组成）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可能是现在富有盛名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五 七干校六连（上海市外办？）。

　　文革后期各种理论班子不少，出版的著述和连续出版物也很多，但几乎都是政治的"婢女"，随着文革结束，树倒猢狲散，班子关门，著述停出，原先出版的东西成为一堆废纸。但是，《长编》这个政治高压时代的产物何以能够继续存在，并在刘同舜和姚椿龄（长编第7册公开出版后的另一位主编）两位教授的精心操持和呵护下，甚至有所发达，在国内国际关系史和战后世界历史研究众多著述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最终在90年代中期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呢？这绝对是中国现代出版社史上的一个奇迹，值得出版界和学术界同仁的注意。

　　我不知道编写《长编》是谁的主意，但肯定与当时毛泽东下令编译外国史地著作所引起的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有关。为了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反对美苏两霸的需要，毛泽东无意中作了一件惠泽学林的善事。当时，大批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外语能力的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的干校中解放出来，翻译出版了近200种外国史地著作，它们选本之精，译文之好，与今日的很多译书不可同日而语。但这批译著版本偏旧，其所述内容大体上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为主。靠它们了解战后世界肯定是不够的，因此帮助"有关部门"了解战后世界的基本发展，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导的一项任务。因此，可以肯定，《长编》的诞生是一项上面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意在研究战后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当时的出版说明就强调"供有关部门参考"。

　　本来，包括上海译者在内的全国哪些编译外国史地著作的译者都是涉外专业的学者，翻译对他们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著述才是你们心仪之事。于是，上海的学者再次动员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但如果他们和当时很多类似的写作组那样，采取流行的三结合（大学教师、工农兵学员和基层工农）写作方式，处处以政治挂帅，从国际共产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三条线索来撰写一本战后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话，那么，这个项目的结果就会像当时众多的著述一样，成为时代的笑柄。

　　但上海人的聪明、上海学者的智慧这时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决定采取资料长编这种中国史学的古老形式，按重大专题，依据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版的一些文献和史料汇编，爬梳整理，来勾画出战后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轮廓。这样作，即可以避免任何政治风险，因为他们在出版说明中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不少资料渗透着错误甚至是发动的观点"，也可以为"今后研究和编写战后世界历史作一些初步工作"1 。显然，编者的良知和直觉告诉他们，以史料为主体的资料书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这一选择使我联想起李慎之先生在纪念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时的一段话。谈到在政治专制年代罗荣渠教授的写作时：李慎之先生称，罗荣渠的作品"与当时那些高腔大调、一味以气取胜、以势压人的文章，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历来相信，不管哪一种理论，只要你真正'坚信'它，坚持不懈地与事实对照，与其本身的逻辑对照，与自己的良知对照，有求是之心而无自欺之意，最后必然能够凭借'人'固有的内在理性的强大逻辑而接近真理"2 。这一赞誉同样适用于《长编》。

　　作为产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长编》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并壮大起来，秀木于林，为学界接受，完全是因为其内在的高质量。很多上海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知名学者，如已故的世界史名家林举岱教授、西欧共同体研究权威伍贻康教授都参加过他们的工作。进入80年代后，这种用政治动员方式产生的班子不灵了，学者们各奔前程，回到原来的教学研究岗位。但刘同舜教授和姚椿龄教授却远见卓识，依然承担了这一主要是为学界"他人作嫁衣"的工作，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不久，两位来自南京大学的杰出年轻学者时殷弘博士和蔡佳禾博士加盟其中，为《长编》的编写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血液。

　　正因为有如此出色的作者队伍，《长编》在选题上绝对前沿，概为国内一知半解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问题。他们的选题可以说在中国国际关系史学术界创下了出无数个第一：雅尔塔体制、联合国建立、战后国际金融体制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冷战起源、德国分裂、希腊内战、苏南冲突、印巴分治、北约建立、欧洲共同体形成，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朝鲜战争，美日同盟，亚非会议、台海危机……等等。这些构成今天当代国际关系基本背景的大问题都是从《长编》起步，开始等到关注和研究，然后才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当然，选题的前沿并不能保证研究的出色，要编出国际关系的信史，最根本的是发掘和利用外交档案。显然，如果《长编》的编写者根据的是《参考资料》等新闻报刊资料的话，那么他们的东西也不会比当时的新闻分析背景报道高出多少。恰恰在资料利用方面，《长编》可谓独占鳌头，不仅在当时无出其右，就是现在，除了一些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外，它也依然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在国内，《长编》是最早全面系统地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开一时风气之先。该外交文件集是美国外交史学者根据美国档案法25年解密期的规定，从无数政府绝密档案中择其重要的决策外交汇编而成，在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影响很大。以《长编》第一分册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为例，就是在充分研读了数卷该文件集，并与苏联公布的档案相对照，才编就的"史料长编"。长编的形式体现了编者的谦虚，实际上该文不是简单地汇集了第一手的史料，而且也参阅了当时大量的研究著作，比如著名外交史学者菲斯(herbert feis)的几部二战外交史名著可以说被一网打尽。如果去掉几页引言中代有些时代色彩的毛泽东语录黑体字，你根本无法想象它是那个年代的作品，因为它超越了时代。就笔者所见，似乎直至今日，还没有出现比它对三次首脑会议更为详细的研究著述。这再次证明了历史学恒古不变的实质：它首先是关于史料的学问。

　　从第7分册公开出版后，《长编》名字依旧，但风格有所变化，总体编写质量进一步提高。开始出现了从强调资料为主的长编，转向以资料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趋势。这一特点在由时殷弘和蔡佳禾两位南大学者主编的第11册（1956－1958）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该书的编写距第一分册的写作大概在25年左右，不仅政治环境天翻地覆，学术条件也日新月异。编写者们在选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在资料上也有了更丰富多样化的选择，减轻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献的依赖，从而对涉及双边关系的选题，可以结合两方面的材料，给以较为平衡和全面的叙述。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这一专题为例，这个题目在20年前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它太敏感了，而且也根本无法找到中国方面的资料。而现在，作者在一如既往地利用美国档案的同时，也充分发掘了国内公开出版的各种文件如《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当事人如叶飞、肖劲光等将军，王炳南、吴冷西等政治家，师哲、李越然等翻译秘书的回忆录，从而对这次危机的前因后果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大大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远远超过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是目前为止海内外有关这一题目最为丰富和全面的研究。

　　《长编》虽然诞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但它却严格地遵守了今天才开始引起学者广泛注意的学术规范。从第一分册到最后第十一分册，它虽然尚不能做到"无一字无出处"，但基本上做到了言必有据，而且它给出的版本信息非常全面，为国际问题和世界历史研究树立良好的典范。记得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评选经济学家历以宁教授的一篇有关西方经济学和历史学融合趋势的论文为优秀论文，姚椿龄和杨宇光两位教授就从他们编《长编》的经验中，敏感地意识到，抛开文字的内容不论，该文在形式上存在着巨大缺陷，因为作为评论西方学术动态的学术论文，该文没有给出任何注释和参考书目！为此，他们投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严谨的学术态度也使《长编》的编者作出了一项惊人之举，他们主动退还了"八五期间"一项关于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原因是，当他们的项目申请获得资助后，研究组成员发生了变动，他们自认为尚没有力量作出较好的研究，还是继续《长编》本身的事业为好。就这样，他们主动放弃了令多少人羡慕、而且花费不少周折获得资助。坦率地讲，虽然研究组人员不足，但仅凭着他们《长编》工作的积累，再利用手下的研究生，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决不亚于国内任何其他机构的类似研究，但他们却因为达不到自己原来设定的目标而放弃。在国内社科基金资助史上，这一做法虽然不是空前绝后，但肯定是寥若晨星。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永远追求卓越的精神，一种献身学术的精神。而这可能正是我们今天学术界最为缺乏的精神。

　　坦率地讲，几乎没有一位严肃的国际关系史和战后世界史学者没有参考过《长编》，也不知有多少研究生依靠长编的资料完成了他们的学位论文。可是，从这些学者的教材、论著和学生的学位论文的注释中，要找出《长编》及其作者的名字，几乎比登天还难。因为《长编》所有的分册的出版说明都有一条："引用本书资料，务请核对原文，并请注明原著版本"。虽然从《长编》最初的性质和当时出版的环境而言，这一规定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体现了编者不求名利、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以及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线索，鼓励他们多多利用第一手资料的良好用心。但问题是， 80年代末期《长编》公开出版后，依然如此规定，就有些不近人情，特别是它不具体注明每个专题作者的惯例，可以说严重损害了作者的正当权益。正像前面提到的，《长编》越来越成为一项研究的成果，而不是资料的汇编。此外，出版说明中的这个规定，为很多投机取巧者提供了借口。因为很多利用《长编》的人根本没有条件（外文不通，找不到原著）核对原文，或者干脆赖得核对，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大量引用《长编》的资料时，闭口不谈转引自《长编》，形成最令学界痛恨和头痛的所谓"伪引"现象。《长编》作者鼓励他人利用一手材料的良苦用心，结果却成为某些人不劳而获的借口，这实在是莫大的悲哀，完全出乎编者的想象。在谦虚的《长编》面前，一些根据《长编》写出来的"史""论"则似乎显得过于傲慢和自大。

　　面对静静地排放在书架上的11本《长编》，我有一种和老朋友再见的感觉。20年前，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当时老师布置要写一篇学期论文，我选择了雅尔塔会议。初稿写出后，颇为自得的。但不久，我发现了《长编》的第一分册，读完其中的内容，其丰富的内容把我完全给镇住了，我只好放弃初稿，选择了其他。我想，我这辈子都不能选择《长编》作过的题目，除非我在资料上能够超过他，而这绝非易事。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我在灯市东口的旧书店买到了从农业部图书馆剔出来的《长编》内部发行的几册，后来我又想办法配齐其它已出版的几册。我从北京来到天津，最后落户南京，这过程中，丢掉了好几箱在北京旧书店购买的外国史地书。但是，庆幸的是，《长编》却完好无损。1990年，姚椿龄教授在美国史年会上，看完我的《美国与英苏两国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3 一文后，邀请我参加《长编》的编写，为心仪已久的《长编》撰稿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但后来，阴错阳差，我几次出国进修，未能履约，常常深感内疚。

　　翻阅装帧、印刷和纸张质量都大为改善的第11分册，令人感慨万千。我不愿相信这一全新风格的《长编》只是它生命结束前的回光返照。随着《长编》的主事者刘同舜教授和姚椿龄教授的相继退休，更重要的可能是，据说中国的学术已经发达到超越"长编"的资料阶段，而进入以专著和论文为主的创新时期，《长编》开始没落了。编写《长编》需要学者专心致志的时间投入，需要机构不求实物回报的物质投入，这实在是与一切讲究效率、讲究回报、讲究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讲究论著转载引用率的学术大环境格格不入。《长编》太贵族气了，它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只讲奉献，不求回报，追求着自鸣得意的学术意境和孤芳自赏的研究风格，这就注定了走向没落。姚椿龄教授在退休前，曾经想把这个响当当的品牌无偿转让给他信任的某个研究机构，延续这个他为之努力了半辈子的事业，但是，这个既不缺钱，也不少人的机构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宝贵的遗产，而是包袱，而想接的学者则既无钱，更无权！

　　《长编》在它25岁的壮年悄然辞世，显得那样的仓促，甚至来不及通知深爱它的读者，也听不到那些使用过它、受惠于的人们的一声叹惜。但是，套用一句老生常谈，我想说"一些书消失了，但它们活在学者的论著里；一些书还在出版，但它们却留在了学者的字纸篓中"。《长编》存在时，曾经帮助过无数的学人，可是他们吝啬到不愿写一字的赞扬。现在，它和它所研究的对象一样成为了历史，让这些文字全当是它迟到的墓志铭吧！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1949）》，第1－5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980；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6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2－1955）》，第7－10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7；时殷弘、蔡佳禾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6－1958）》，第1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注释：

1. 《出版说明》，《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1946· 第一编·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2.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罗荣渠著：《美洲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页。

3.此文后发表在《美国研究》，1997年第一期。